《蒙古秘史》，原文名《Monggolvn Ni'ucaTobca'an》（《忙豁侖·紐察·脫卜赤顏》），也稱《元朝秘史》，原文為畏吾兒體蒙古文，是蒙古汗國窩闊臺時期（13世紀）官修的編年體史書，是蒙古族第一部書面著作，著者不詳。
13世紀初，孛兒只斤·鐵木真統一蒙古族各部，建立大蒙古國，自號成吉思汗，同期出現以蒙文編寫以記述統治者活動為主要內容的史書，稱為“脫卜赤顏”。明洪武年間，明政府將其音譯為漢文，初定書名《元秘史》，后改為《元朝秘史》，現今也稱《蒙古秘史》。全書共二百八十二節，記述內容以蒙古族部落為主，從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孛兒帖·赤那、豁埃馬蘭勒寫起（約公元700年），到太宗窩闊臺罕十二年（公元1240年）為止，共記載了蒙古族約五百年的盛衰成敗的歷史，包括成吉思汗的生平跡及其祖先世代的宗文譜系、傳說、事跡。
《蒙古秘史》漢譯本有明洪武十二卷刻本和明永樂十五卷抄本，均為二百八十二節，內容一致。現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代漢字音譯蒙文本，被稱為巖畫般難以解讀的“天書”。
《蒙古秘史》是現存的元朝時代唯一的長篇蒙古語作品，是研究古代蒙古社會結構和政治、軍事機構的重要資料，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文學和蒙語研究價值。粗略統計，世界各國發表過的關于《蒙古秘史》的各種論著，包括音寫和譯注，已達三百項以上，作者有百余人。《蒙古秘史》的研究，已發展為一門單獨的國際性學術領域—“蒙古秘史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委員會于1989年6月13日作出決議，評價該書以其藝術性，美學和韻文的絢爛多彩，語言的豐富優美等獨特性，成為蒙古族文學史上呈現出的無與倫比的著作，并已進入世界文學的寶庫。2019年7月19日，成書于13世紀的蒙古族歷史巨著《蒙古秘史》全文檢索系統開發成功，即將上線測試，讀者即可在電腦和手機上檢索查詢這部蒙古族現存最早歷史文獻。
成書背景
歷史環境
12世紀末到13世紀初，蒙古族在北方草原興起。1206年，孛兒只斤·鐵木真統一各部，建立大蒙古國，自號成吉思汗。此后不久，大蒙古國便積極對外發動戰爭，一面南下進攻金、夏，一面西出掠取中亞西南亞等地。1227年，滅西夏。1234年，滅金，統一北方。緊接著又與南宋發生沖突，雙方之間的戰爭持續約半個世紀。1260年，蒙古第五代大汗孛兒只斤·忽必烈即位，積極推行漢法，改國號為元朝（1271年）。1279年，南宋滅亡，元朝統一全國。在這期間，中國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聯系得到了加強，為元代以蒙文大規模修史創造了較好的環境。同期，蒙古貴族發動西征，所到之處遍及亞、歐地區，客觀上促進了東西方的接觸和中外的經濟、文化交流等等。
政治環境
元朝實施民族歧視政策，國家重要事務通常都由蒙古、色目貴族決定，一般漢族文人對國家政治生活中發生的事件不甚了解，無法得到有關的資料編撰修史，以致元代私家修史之風不盛。元朝初期，記述統治者活動為主要內容的史書通常由元朝歷代皇帝指定少數蒙古、色目大臣執筆修撰；實錄和后妃功臣列傳，則由翰林國史院負責，主要由漢族文臣主持編撰，編成后藏于內廷。
書名源流
大蒙古國時期，宮廷內即有以蒙古文編撰的記錄歷代孛兒只斤·蒙哥事跡的史書，蒙古名為“脫卜赤顏”，“脫卜赤顏”即蒙古語“歷史”之意。明洪武年間，明朝政府將記錄成吉思汗先祖系譜、傳說、事跡，成吉思汗、孛兒只斤·窩闊臺汗（元太宗）事跡的“脫卜赤顏”即《忙豁侖·紐察·脫卜赤顏》音譯成文言文刻行，初定書名為“元秘史”，《明太祖實錄》提到的書名亦稱“元秘史”。明永樂年間所撰的《永樂大典》將其收錄后，改題為“元朝秘史”。清代校勘學家顧廣圻以藏書家張祥云所藏“影元舊鈔本”為底本校正成本，誤將其卷首題名“元朝秘史”下以小字書寫的“忙中豁侖紐察脫卜赤顏”幾字認定為編撰者的名銜。因顧廣圻校本流傳較廣，“元朝秘史”遂成為該書的一般用名。日本史學家那珂通世在1907年出版的《成吉思汗實錄》的序論中，正確地將“忙豁侖·紐察·脫卜赤顏”解釋為蒙古語“蒙古秘史”的音譯，后人據此譯為“蒙古秘史”，《蒙古秘史》由此而來。
主要內容
《蒙古秘史》原文為畏吾兒體蒙古文，從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孛兒帖·赤那、豁埃馬蘭勒時期（約公元700年）寫起，到太宗孛兒只斤·窩闊臺罕十二年（公元1240年）為止，記載了蒙古族約五百年的盛衰成敗的歷史，比較詳實地記錄了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跡及其祖先世代有關的史事，以及二十多代人的宗文譜系、傳說、事跡。《蒙古秘史》漢譯本的完整形式由正文、傍譯、總譯三部分組成，其中正文是用漢字音寫的蒙古語，正文右側逐詞注有漢譯即傍譯，每隔一段長短不一的內容后附有漢文縮譯即總譯。該書有明洪武十二卷本和明永樂十五卷本，均為二百八十二節。
《蒙古秘史》內容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序文（第1至58節）記載了成吉思汗的先世，用神話傳說、口傳故事以及歷史記等手法，依次記載了從二十二代始祖的傳說到成吉思汗的父親孛兒只斤·也速該把阿禿兒為止的歷史；第二部分，正文（第59至268節）記敘了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跡。從孛兒只斤·鐵木真降生，少年時代的艱苦磨煉，統一蒙古各部以及南下、西征，直至1227年平西夏逝世，涉及軍事、政治、社會生活、畜牧經濟、官職等諸多內容；第三部分，續文（第269至281節）記述成吉思汗之子孛兒只斤·窩闊臺當政時期的記事，同時涉及有孛兒只斤·蒙哥、孛兒只斤·忽必烈時代的一些史實。第四部分，尾跋（第282節）成書聚會慶賀的時間、地點。書中突出描述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艱難經歷和他在戰亂中壯大自己勢力，建立蒙古汗國的過程，同時載錄有蒙古國南征金、夏，收服畏兀兒，進兵中亞，遠征歐洲的情況。
編撰特點
在蒙古族歷史編的早期階段尚無本民族文字，主要借助便于記憶的韻文形成口頭作品，而《蒙古秘史》書中大部分素材來自世代口耳相傳的口頭作品和當事人的口述，遂形成文史不分的編撰特點，既是歷史著作，又是文學作品。在寫作風格方面，依據口述素材編寫，具有濃厚粗獷的游牧民族語言特色；《蒙古秘史》的原文為畏兀體蒙古文，在敘事結構方面，與歷朝漢文史籍較有不同，多通過形象性記述表達該書思想傾向，常常設有專門抒情的篇章，以作者的口吻或者作品中人物的角度抒發思想情感。如書中比較典型的有成吉思汗分封嘉賞眾功臣時對宿衛們的贊頌就采用了民俗音樂的復沓手法，回環疊唱，表達情感；在描寫手法方面，《蒙古秘史》運用蒙古民間廣泛流傳的族源傳說、歷史傳說、民歌、贊歌、諺語等藝術化描述形式，記述了古代蒙古族的社會歷史。
研究價值
史料價值
《蒙古秘史》載錄了成吉思汗的先祖譜系和成吉思汗一生的事跡，以及窩闊臺在位時期的相關事跡，保留了古代蒙古社會狀況的豐富資料，涉及當時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組織、政治軍事制度、部落戰爭、社會意識等各個方面。書中較為詳實的古代蒙古社會人們生產、生活的生動記錄，包括游牧生產中人與人的社會經濟關系方面的資料及其社會組織發展和變化的情形。書中所反映出的古代蒙古國時期的社會心理、倫理道德觀念、宗教信仰等，也成為相關方面歷史研究的重要依據。
文學價值
《蒙古秘史》是蒙古族第一部文學作品，與《蒙古黃金史》《蒙古源流》并稱為蒙古民族三大歷史著作，已被譯為多國文字。書中有大量的韻文、俗語，人物記述多經過文學性藝術加工，整體風格呈現出較多的文學色彩，反映出當時的蒙古草原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文學成就，。
書中收錄的傳說故事，語言形象生動，如以《孛兒貼赤那與豁埃馬闌勒》的傳說開端，在第21節中借助蒙古族民間流傳的感孕傳說形象地描寫蒙古族女始祖阿蘭豁阿感孕，神奇地生下孛兒只斤氏姓氏的先祖孛兒只斤·孛端察兒，解釋了孛兒只斤姓氏的起源。《蒙古秘史》擅長使用形象的比喻，如第22節中，用五支箭干比喻阿闌豁阿的五個兒子，假如各執一支，任何人都可輕易折斷，若兄弟同心，如五支箭干束在一起，就不容易折斷，形象地揭示出團結就是力量的深刻道理。第33節中，用“人的身子有頭呵好，衣裳有領呵好”來形容普通百姓需要首領的道理。第62節中，描述九歲的成吉思汗“眼明面光有”，這是一句描述蒙古史詩主人公英雄朝氣蓬勃精神狀態的慣用詩句。第78節中，用蒙古族諺語“除影子外無伴，當尾子外無鞭子”來形容孤獨無友的人。
《蒙古秘史》其文學價值著重體現在該書獨特的語言風格，對后世蒙古族文學語言產生了較大影響，其構思和編排體現出大蒙古國時期蒙古族文學較高的發展水平。如對訥忽昆戰役的描寫，為《蒙古秘史》藝術成就的代表。同時，《蒙古秘史》塑造了眾多不同的歷史人物形象，展現出其文學藝術價值。
蒙語研究價值
《蒙古秘史》所據原文是以蒙古語思維，采用畏吾體蒙古文寫成。因其記寫的語言是古蒙古語，以及篇幅具有的純蒙古族因素，成為古蒙古語重要的典范文獻，也是元朝時代唯一的長篇蒙古語作品。書中保存了大量的古蒙古語詞語和古蒙古語語法現象，而其中有些詞語現在已經消失，有些詞語已經轉義。同時，書中保留了不少古蒙古語特有的語法現象，有些現在也已經消失或發生變化。這些詞語和語法現象被“脫卜赤顏”使用和記錄下來，并通過《蒙古秘史》的注音和漢譯得以基本準確保全原音原義，為后人了解、研究古蒙古語提供了重要資料和權威參考。
后世評價
國際
蘇聯學者符拉基米爾佐夫在其所撰《蒙古社會制度史》中評價：“如果可以說在中世紀沒有一個民族像蒙古族那樣吸引史學家們的注意，那么也就應該指出，沒有一個游牧民族保留像《蒙古秘史》那樣形象地、詳盡地刻畫出現實生活的紀念作品。”美籍華裔學者洪業在其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中說：“盡管這部書的寫作費時不久，其背景則為古代游牧民無數世代的生涯。”日本學者村上正二在其《蒙古秘史》譯注本《解說》中說：《蒙古秘史》具有“作為歷史文學先驅的第一流作品的地位”。法國學者保羅·伯希和在所撰《論<元朝秘史>中的蒙文原文》中說：《蒙古秘史》是“第一流文獻”。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委員會于1989年6月13日作出第131次會議決議：該作品以其藝術性，美學和韻文的絢爛多彩，語言的豐富優美等獨特性，成為蒙古族文學史上呈現出的無與倫比的著作，并已進入世界文學的寶庫。
中國
清代學者錢大昕對《蒙古秘史》十分重視，他認為“孛兒只斤·忽必烈創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跡最疏，唯《秘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鮮，良可惜也”，充分肯定了該書。蒙古族學者舍·納楚克道爾吉的序言和策·達木丁蘇榮的緒論中提到：“《秘史》不僅僅是歷史文獻，也是蒙古族文學典籍。因為，《秘史》以民間文學為基礎的，而且較完美地展示了蒙古語韻律、修辭、散韻體例等特點。”學者扎奇斯欽認為《秘史》“是一部敘述元朝開國并震動世界的東亞英雄成吉思汗的一種實錄，也是一部很難得的元朝開國初期的直接史料，而且大部分是 ‘當事人自述甘苦’，所以親切生動獨具一格”。學者王黎明評價“《蒙古秘史》是編年體蒙古族歷史著作，緣由為汗挺大會，決定編纂一部記錄蒙古族族源和歷史的圣書，而且孛兒只斤·窩闊臺大汗積存心中已久的一樁夙愿，也是窩闊臺大汗臨終前做的最后一件偉大事業。”民族學者亦鄰真先生認為“它首先是一部史書”，而且“《秘史》是公認的蒙古族文學經典作品”。
相關爭議
作者考辨
史學界對《蒙古秘史》的作者考辨，各持其說，迄無定論。若金井保三、帕維爾·普哈等學者稱作者為塔塔統阿；海涅士稱應為失吉忽都忽；植村清二推測為鎮海；巴雅爾則認為：“《蒙古秘史》的作者，不會是別人，而只能是右丞相鎮海、必阇赤長怯烈哥、必阇赤薛徹兀兒等人。”蒙古國學者舍·嘎丹巴提出《秘史》為阿爾嘎聰所作。20世紀90年代以后，學者們仍在猜測該書的作者問題，如日本國學者小澤重男在1998年出版的《〈蒙古秘史〉的世界》一書中猜測《秘史》的正集10卷或許是孛兒只斤·窩闊臺時期的內廷近侍亦魯格所撰，而蒙古國學者卻瑪推測認為是善于以口頭敘說史事的蒙力克或許參與了《秘史》的撰寫事宜。帕拉基·卡法羅夫稱、那珂通世、陳彬和等學者認為《蒙古秘史》并非一人所作。亦鄰真提出“《秘史》不是一個人撰寫的，企圖發現《秘史》作者是徒勞之舉。”他對這一論點也作了具體闡釋，稱：“《秘史》不是一次修成的，所以不可能只有一個作者。當時畏兀人當必阇赤的很多，執筆人未必非是蒙古人不可。《秘史》是由一批耆老們會議和口述，必阇赤們記錄、整理加工的產物。”學者余大鈞認為：《秘史》“是蒙古大汗命宮廷內的畏兀兒族（包括加入蒙古諸部的畏兀兒裔人）必阇赤（書記官）們記錄蒙古人的口傳的傳說、故事、事跡、詩歌，加以文學加工、文字潤色而撰成的。”
成書年代
《元朝秘史》成書年代的探討，包含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涉及現存漢籍《蒙古秘史》的完成時間，另一個涉及這一漢籍所據畏吾體蒙古文原文的完成時間。現存《蒙古秘史》卷尾第282節是跋文，全文寫道：“大聚會正在聚會，鼠兒年七月，各宮帳在客魯漣河·闊迭額——阿剌勒（地方），朵羅安——孛勒答黑（與）失勒斤扯克兩（山）之間留駐之時，寫畢。”民族學者白·特木爾巴根認為這里給出的“鼠兒年七月”，應該視為《蒙古秘史》所據畏吾體蒙古文原文寫作完成的時間。但是對于“鼠兒年”的確切年份，現有戊子（1228年）、庚子（1240年）、壬子（1252年）、甲子（1264年）、丙子（1276年）等幾種不同的看法，目前尚無定論。
清代藏書家鮑廷博首先在《蒙古秘史》十五卷抄本最后一節的眉批上寫明了該書撰于1240年的看法。之后，清代學者徐松、李文田以及后來涉足《秘史》研究的學者屠寄、陳彬和等相繼贊同這一觀點。國外的一些學者，若那珂通世、符拉基米爾佐夫、柯津、保羅·伯希和、海涅士、小林高四郎、普哈等也都持有這一觀點，庚子說隨之產生了一定影響。1989年6月19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號召世界各國在《秘史》成書七百五十周年之際，即1990年舉行紀念活動。同年8月，國際蒙古學家協會和蒙古國科學院在烏蘭巴托聯合召開了《蒙古秘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在事實上認同了庚子說。
戊子說（1228年），為清末地理學家丁謙提出。他在《元秘史作者人名考》中寫道：“按《秘史》末條，明言大聚會著，鼠兒年寫畢。鼠兒年，戊子也。元太祖歿于丁亥，次年大會諸王公，設立新君，書即成于是年。可知作《秘史》者，逮事太祖，凡所記載，大半出于親見親聞，故確實可信。”至于《秘史》所記太宗孛兒只斤·窩闊臺的事跡，丁謙認為是書成之后附益進去的。戊子說亦曾得到國際上一些學者的認同，如植村清二、村上正二、李蓋提、羅依果等人。
壬子說（1252年）為法國學者勒內·格魯塞提出。他在《蒙古帝國》一書中就《秘史》第255和第281節進行了分析，認為前者暗示了皇權將由窩闊臺后裔轉移至孛兒只斤·拖雷后裔，而后者所敘窩闊臺之反省詞又有身后評定的語氣，據此，他認為《秘史》之成書應在庚子之下一個鼠年，即1252年。學者余大鈞贊同這一觀點，于1982年發表專題論文《〈蒙古秘史〉成書年代考》，列舉史實加以論證，他根據中外史料，研究認為《蒙古秘史》是在1251年辛亥豬年夏六月至1252年壬子鼠年春舉行的推戴孛兒只斤·蒙哥為大汗的部落聚會結束不久，即壬子鼠年七月完成。
甲子說（1264年）由學者洪業提出，他依據《元史·世祖本紀》記載“中統四年八月辛亥（1263年9月7日）條，升宣德州為宣德府”，研究認為《秘史》中提到的“宣德府”一詞不應出現在1240年以前，應該是1263年以后的首個鼠年，即1264年。
丙子說（1276年）肇始于姚從吾、札奇斯欽。他們依據前人對《秘史》所見諸多地名的質疑，提出其中“東昌”一名是1276年開始使用的，故推測《秘史》之成書當在庚子之后的第三個鼠年，即1276年。
版本流變
脫卜赤顏流傳
元朝和元朝時期“脫卜赤顏”為宮廷秘藏，不對外傳。元代“脫卜赤顏”今已不存，但是蒙古地區流傳有其抄本。1926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經籍館館長札姆揚發現了一部藏式貝葉裝手抄本，書名有“黃金史”之語，跋文中提到“羅桑丹津”之名，故將此抄本稱為羅桑丹津《黃金史》。此本保留了《蒙古秘史》大約三分之二的內容。札姆揚親自抄寫一份，于1927年寄給了法國學者保羅·伯希和。1932年至1935年間，俄羅斯學者符拉基米爾佐夫借用原抄本，為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制成照片本。1937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經籍館根據原抄本出版了鉛印本，分上、下兩冊。1952年，哈佛燕京學社據其出了影印本。1990年，蒙古國出版了原抄本的影印本，仍用藏式貝葉裝。
漢譯本流傳
明洪武年間，朝廷為培養譯員將其音譯成文言文，并把其中每個蒙古詞逐一用漢字音寫下來，再加上旁譯（每個蒙古詞旁所注漢文意思)和總譯（每節蒙文大致內容的漢譯），作為培養通蒙古語的譯員們的蒙語教材，厘分正集十卷和續集兩卷，共十二卷，初定名為《元秘史》刻行，即明洪武刻本。至明永樂初年，朝廷將其作為史籍抄入《永樂大典》第5179—5193卷，改為《元朝秘史》，遂產生了與洪武刻本分卷不同的十五卷抄本。無論是刻本，抑或是抄本，內容完全一致，均為二百八十二節。蒙古文原文的《蒙古秘史》早己散失，明洪武刻本也已基本無存，僅于1933年在故宮內閣大庫發現40多個殘葉，為漢字音寫、旁譯、總譯本，即《元朝秘史》，被稱為巖畫般難以解讀的“天書”。另外，故宮內閣大庫還曾發現一種屬于十二卷本的抄本。
十二卷本流傳
十二卷本有清代古籍校勘家顧廣圻和葉德輝本兩種。顧廣圻本是顧氏于清嘉慶十年（1805年），以藏書家張祥云所藏舊抄本《秘史》為底本，參照當時流傳的其他抄本校勘而成，后歸清宗室盛昱所有，收藏于上海涵芬樓；商務印書館于1936年將顧校本影印收入四部叢刊三編，當時以故宮內閣大庫所發現的明刻本的41枚殘葉替換了抄本中的相應部分。由于洪武刻本、張祥云藏本均已失傳，而十五卷本諸本都出自《永樂大典》從洪武刻本轉抄的本子，四部叢刊三編本（即顧廣圻本）因此成為學界最受歡迎和普遍使用的本子。葉德輝本（亦稱觀古堂本）是文廷式（翰林院侍讀學士），在光緒十一年（1885年），從盛昱所藏顧校本抄出，后歸葉德輝所有，并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刻印成書。20世紀初，文廷式于再請人復抄一部送給了日本友人內藤湖南。日本學者那珂通世從內藤湖南處得到文廷式所抄之本的影抄本，不久即開始著手翻譯、注釋，于1907年出版了影響學界的《成吉思汗實錄》。目前已知諸抄本中，屬于十二卷本的，除了顧校本（包括其轉抄本等）、永樂二年抄本外，還有喀喇沁王府藏本。喀喇沁王府藏本為殘本，僅保留大約兩卷的內容（卷7、卷8）。明、清兩代見于著錄的十二卷本還有幾種，但是現在已無法看到。
十五卷本流傳
《永樂大典》十五卷本，原載十二先元字韻中，為第5179-5193卷。今已不存。目前可以看到的十五卷本有近十種。1872年俄國傳教士巴拉第在北京購得一部《元朝秘史》的十五卷抄本，后于1878年贈送給了波茲得涅耶夫。保羅·伯希和有此抄本的照片，曾于1933年贈送一份給北平圖書館。1962年，蘇聯學者潘克福（В. Панкратов）將該抄本在莫斯科影印出版。1975年其影印本又被收入《元朝秘史三種》。學界一般稱為“潘克福本”“東方文獻出版社本”或“蘇聯本”等。此本抄寫質量較差，訛誤較多。該本現藏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學圖書館。
清末陸心源舊藏本，原為勞格（字季言）舊藏。1907年被陸氏后人出售給了日本人巖崎彌之助，入藏靜嘉堂文庫。學界有稱“陸氏本”或“陸心源藏本”的。此本分兩冊，缺損卷首之葉（相當于第1、2節和第3節的音譯正文部分），其他部分保存良好。該本現藏日本靜嘉堂文庫。另有丁丙舊藏本（現藏南京圖書館古籍部）、孫星衍舊藏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瞿鏞舊藏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翁同書舊藏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馬玉堂舊藏本（現藏內蒙古自治區師范大學蒙古學學院信息資料室）等。
相關研究
轉寫和還原
自《蒙古秘史》漢字轉寫本首次被發現以來，世界上多個國家的蒙古學研究專家、學者從語言文字、歷史文化、立法律令、文學藝術、民俗民風等多個視角進行翔實的研究，出版發表了多個研究成果。1917年，學者呼倫貝爾市成德公據清末湖南省藏書家葉德輝的觀古堂刻本予以轉寫，全書12冊，現藏圣彼得堡東方研究所圖書館，是最早對其進行現代蒙古文轉寫的學者。其后，在日本留學的呼倫貝爾巴爾虎青年學者花賽·都嘎爾扎布與日本國學者服部四郎合作，于1939年完成了《蒙古秘史》第一卷的現代蒙古語轉寫，即《蒙文元朝秘史》，由東京文求堂印行。此外，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間，有內蒙古學者布和賀西格于1940年在開魯縣刊布的蒙古文譯本《蒙古秘史》十二卷、喀喇沁旗人阿拉坦敖其爾于1941年在張家口刊布的《阿拉坦敖其爾譯〈蒙古秘史〉》全一冊、鄂爾多斯市人克什克巴圖于1941年在張家口刊布的《元朝秘史》蒙譯本等，均屬于試驗性的蒙古語復原。
新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現代蒙古文轉寫著作有花賽·都嘎爾扎布對額爾登泰等人的《蒙古秘史校勘本》（1984年內蒙古文化出版社）、泰亦·滿昌的《新譯注釋〈蒙古秘史〉》（1985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額爾登泰、阿爾達扎布的《〈蒙古秘史〉還原注釋本》（1986年內蒙古教育出版社）等。在蒙古國，有策·達木丁蘇倫于1947年刊布《蒙古秘史》現代蒙古語編譯本，后又有舍·嘎丹巴的蒙古文轉寫本（1990年）、德·策仁蘇達納姆的基里爾文、蒙古文轉寫注釋本先后在烏蘭巴托、北京出版。
20世紀80年代開始，對《蒙古秘史》進一步的蒙古文還原本在中國陸續出版問世，有若巴雅爾還原本（1980年）、亦鄰真畏吾體蒙古文復原本（1987年）、雙福畏吾體蒙古文復原本（2001年）等，并對《蒙古秘史》的書名和作者、成書年代、漢譯年代、史實考訂以及版本等諸多問題進行了研究。日本蒙古學家小澤重男于1984年至1986年間陸續出版《元朝秘史全釋》《元朝秘史全釋續考》。對《蒙古秘史》的若干卷作了畏吾體蒙古文還原；蒙古國學者巴·蘇米亞巴特爾據葉德輝刻本對《蒙古秘史》正文作了畏吾體蒙古文還原，并附拉丁文轉寫，于1990年在烏蘭巴托出版。
漢譯與外譯
現行《秘史》最早的漢文譯本是謝再善于1951年刊布的《蒙古秘史》，由開明書店列入《開明文史叢刊》出版，全文210頁，用現代漢語翻譯而成。之后，謝再善又漢譯了蒙古國學者策·達木丁蘇倫的《蒙古秘史》編譯本，由中華書局于1956年出版；20世紀60年代初，臺灣省學者姚從吾、札奇斯欽教授在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上連載的《漢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譯并注釋》，后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于1979年出版；同年，道潤梯步出版了《新譯簡注〈蒙古秘史〉》；余大鈞于2001年出版了《蒙古秘史》譯注本；2005年，阿爾達扎布的新譯集注《蒙古秘史》由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2007年，特·官布扎布、阿斯鋼漢譯的《蒙古秘史》普及本由新華出版社出版。
在《蒙古秘史》的其它譯本中，帕拉基·卡法羅夫的俄文譯本較早。他據《連筠叢書》所收《秘史》十五卷總譯本俄譯，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將譯文刊布于《俄國北京傳教會教士著作集》第四卷。之和又有阿·馬·波茲德涅耶夫的不完整俄譯本，譯者據鮑廷博十五卷抄本，用俄文字母轉寫了正文的1—96節，并用俄文施以旁譯，同時對《蒙古秘史》原文作了蒙古文轉寫，刊布于1881年前后。1941年，S.A.柯津在莫斯科刊布了音寫本和俄文譯本，音寫包括《蒙古秘史》原文的拉丁文音寫和蒙古語音寫，附有文獻研究引論和譯文。此書于1990年在烏蘭烏德再版。《蒙古秘史》的俄文譯本還有B.A.潘克福的譯本（1993年）以及G·其木德托夫的布里亞特語譯本（1989年）等。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日本歷史學家那珂通世據譯為日文，名為《成吉思汗實錄》，1907年由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出版。之后又出版《成吉思汗實錄續編》，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蒙古秘史》的日文譯本還有小林高四郎的《蒙古の秘史》（1941年）、巖村忍的簡譯本《元朝秘史》（1963年）、村上正二的《元朝秘史》譯注本（1970—1976）等。日本國學者青柳綱太郎還將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譯為日文，1917年由朝鮮研究會刊布。《蒙古秘史》的德語譯本有海涅士的《1240年怯祿連河闊迭額島蒙文原稿〈蒙古秘史〉》，分別于1948年、1981年、1985年再版。在法文譯本中，保羅·伯希和的不完整譯本刊布于1949年。他對《蒙古秘史》原文作了拉丁文轉寫，并用法文譯出1—6卷，卷末附有譯者的序文《元朝秘史的蒙古語原文》。普哈于1956年在布拉格刊布捷克語譯本；匈牙利學者李蓋提于1962年在布達佩斯出版了匈牙利文譯本，繼而又于1971年刊布了拉丁文音譯本。1994年，M.多米尼克、R.普爾刊布了法文譯本。
《蒙古秘史》的英文譯本有美國學者柯立夫的譯本，1957年由哈佛大學制版，1982年正式出版，采用舊版《圣經》的古體英文譯出《秘史》的原文。匈牙利學者卡拉于1984年出版了英譯本。澳大利亞學者羅依果先于1972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刊布了《秘史》的拉丁文音譯本，2006年又出版了英文譯注本，名為《蒙古秘史·十三世紀史詩編年史》。
注釋與校勘
清嘉慶、愛新覺羅·旻寧年間開始，對《秘史》的注釋、箋證引起學人的普遍重視。及至光緒年間，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沈曾植的《海日樓元秘史補注》、施世杰的《元秘史山川地名考》、高寶的《元秘史李注補正》及續補等相繼問世。1929年，陳彬和的《元朝秘史》選注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以上注釋之作基本依據《秘史》的總譯而進行的，其中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沈曾植的《海日樓元秘史補注》援引正史、別史、政書、文人別集、碑板文字等豐富的資料就《秘史》所見人名、地名、氏族部落以及史事等作了詳細的注釋。陳彬和的選注本對《秘史》總譯添加了標點符號，參核前后文就人名、地名、官號等的異寫以及史事進行梳理和注釋。另外，他還特別就總譯所使用的白話文詞語作了較為詳細的解釋，如“廢了”（謂“殺”）、“歹想”（謂“不好”）等，為讀者提供了方便。
伴隨著較為完善的漢文譯本的產生，對于《蒙古秘史》的注釋也由僅限于總譯而升華為正文的注釋，札奇斯欽的《蒙古秘史新譯并注釋》、道潤梯步的《新譯簡注〈蒙古秘史〉》便是較早出現的正文注釋本。前者譯文流暢，注釋簡明，而后者譯文古樸。額爾登泰、阿爾達扎布的《蒙古秘史還原注釋》（蒙古文版）專注于語詞的注解，對見于《秘史》的突厥語、達斡爾語、布里亞特語詞匯解釋尤詳，兼及部分人名、地名的注釋。余大鈞的《蒙古秘史》譯注本在注釋方面相對規范，對人名、氏族部落名、地名、官號等所作的注解兼顧到旁譯的譯文，并標示出在前后文中的異寫，復選取具代表性的史籍予以印證。其于詞語、傳說、史事方面的注釋則援用與之密切相關的文獻記載。阿爾達扎布的新譯集注《蒙古秘史》，注釋部分匯群書而互證，篇幅浩繁。
在國際上則有那珂通世、村上正二等人的外文譯注刊行。那珂通世的譯注對人名、氏族名、地名以及其他名物詳加注釋，或引錄《元史》《親征錄》《蒙古源流》等史料的記載，加以印證，或參核前后文、總譯互為比勘、征引詮解。日本學者村上正二的《元朝秘史》譯注本，注釋部分吸收了前人的成果，資料豐富、考證縝密。日本學者小澤重男的《元朝秘史全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陸續出版。該著語言注釋豐富，又兼及作者、成書年代的探究。蒙古國學者德·策仁蘇達諾姆的《蒙古秘史》譯注本，在詞匯注釋方面注重書面語與口語、方言的異同及民俗事象的注釋。
額爾登泰、烏云達賚二人的《蒙古秘史校勘本》于1980年問世。校勘者持目前行世的《四部叢刊》三編本《秘史》（即顧廣圻校本）、光緒間葉德輝的觀古堂刻本《秘史》以及蘇聯影印之鮑廷博原藏本進行校勘。2005年，鮑思陶以李文田著《元朝秘史注》十五卷為底本，參核其他版本點校了《秘史》的總譯，題為《元朝秘史》（點校本），由齊魯書社出版。據粗略統計，國際上發表過的關于《蒙古秘史》的各種論著，包括音寫和譯注，已達三百項以上，作者有百余人。《蒙古秘史》的研究，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學術領域。
秘史學
學術活動
1988年，內蒙古師范大學主持召開了的“《蒙古秘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包括中原地區、蘇聯、蒙古國等多國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學者們從語言、文學、歷史三個方面進行了學術交流，并收到相關論文多篇。1990年，“紀念《蒙古秘史》成書7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于8月14日至16日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召開。此次會議規模進一步擴大，有中國、蒙古國、日本、澳大利亞、美國等24個國家、地區的一百余名代表參加，并涉及該書中民族、民俗、宗教、法律、美學、軍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2001年，由內蒙古師范大學主持召開的《蒙古秘史》與蒙古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于8月2日至6日在呼和浩特市召開。研討會共收到學術論文160余篇，參加本次學術會議的有中原地區、蒙古國、俄羅斯、日本、德國、意大利、美國7個國家的142名蒙古學專家學者。這次學術研討會共分語言、文學、歷史、綜合4個組進行了分會討論。
2018年9月15日至17日內蒙古大學主辦、巴林左旗人民政府協辦的內蒙古大學首屆《蒙古秘史》國際研討會在赤峰市巴林左旗舉行。同時，內蒙古大學《蒙古秘史》研究中心于研討會召開期間舉行揭牌儀式。參加此次學術研討會的有賓夕法尼亞大學、俄羅斯科學院、蒙古國科學院、日本早稻田大學、韓國成吉思汗研究中心、臺灣海洋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內蒙古大學等高校的專家學者及出版社、新聞媒體等社會各界人士近200人，發表了100余學術論文。與會專家學者用蒙古語、漢語和英語圍繞《蒙古秘史》語言與文學研究、《蒙古秘史》歷史與文化研究、《蒙古秘史》文獻與版本研究、《蒙古秘史》同時期其他文獻研究4個主題研討交流了各自最新研究成果和思想認識。
后世紀念
中國蒙古秘史博物館
中國蒙古秘史博物館位于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鄂托克旗，于2015年開建，占地面積為6220平方米、展廳面積為3420平方米，由序廳、中央可汗廳、曲雕廳、書海廳、納忽廳、斡難廳6個展廳和伊金廣場等組成，2017年7月開館試運行。蒙古秘史博物館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以展示發揚民族文化為主，兼具收藏、展示、研究、閱覽、教育、宣傳《蒙古秘史》為主的綜合性公益文化場所，系統的展示了《蒙古秘史》的原始資料和相關文獻資料，珍藏有成吉思汗金幣，元代花押、巴斯巴文銅錢等重要文物。蒙古秘史博物館共展示各類文物、藝術品、書籍等2676件。
參考資料 >
《蒙古秘史》.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化研究所.2023-04-22
蒙古族現存最早文獻《蒙古秘史》全文檢索系統開發成功.百家號.2023-12-18
通訊：探訪世界唯一一家蒙古秘史博物館.百家號.2023-05-03
今天開館！內蒙古這個旗建成世界唯一蒙古秘史博物館！.百家號.2023-06-13
世界唯一蒙古秘史博物館正式開館.中國日報中文網.2023-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