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崎事件舊稱“長崎兵捕互斗案”，簡稱“崎案”，又稱“鎮(zhèn)遠騷動”，日本方稱為“長崎清國水兵事件”。是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北洋水師造訪日本長崎期間，日本警察與中國水兵之間發(fā)生的暴力沖突事件。
明治維新后，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擴張，想要主導亞洲。英國與俄羅斯也加劇了在東亞的利益爭奪。清廷為應對局勢變幻，在德國訂購“定遠”“鎮(zhèn)遠”等鐵甲艦以加強海防。光緒十二年（1886年）7月，在中俄就邊界問題舉行勘界會議期間，清北洋大臣李鴻章為了防止沙俄對朝鮮半島的進一步侵略活動，同時也是為了阻止朝鮮聯(lián)俄抗英策略的實現(xiàn)，特派水師提督丁汝昌率艦隊巡航游歷以壯聲勢，并特意將艦船檢修點選在日本。8月9日，這些強于日本艦船的鐵甲艦在長崎市?？亢笠l(fā)日本民眾的羨慕和不滿。同年8月13日，幾名北洋水兵上岸觀光購物時，與日本警察發(fā)生糾紛，致使一名北洋水兵輕傷，一名日本警察重傷。兩日后，約60名北洋水兵在上岸歇息期間，突然遭到日本警察同數(shù)百日本民眾有組織的襲擊。猝不及防間，北洋水兵傷亡54人，日方僅死亡警察1人，另有29人受傷。事件發(fā)生后，雙方互相指責，不肯妥協(xié)，交涉半年無果。而案件審理陷入僵持后，日本考慮到和清廷交惡后在東亞的利益會受損，而自身實力還不足以與北洋水師抗衡，在德國介入后，其只好同意與清政府恢復談判。光緒十三年（1887年）2月3日，中日兩國在德國調停下達成最后協(xié)議，將長崎事件定性為“因言語不同，彼此誤會”，規(guī)定對死傷人員“各給撫”，而日方自始至終沒有表示這是己方的錯誤。
長崎事件使中日關系走向低潮，加深了日方對北洋艦隊的認識，并成為日本擴軍備戰(zhàn)的借口。事后，日本軍國主義勢力通過不斷渲染中國鐵甲艦威脅論，鼓吹增加軍費、加強海軍。日本政府也出臺各種政策，擬購買、制造新式巡洋艦以迅速趕超北洋水師。清政府沉醉于長崎事件處理過程中的微弱優(yōu)勢，放緩、停止了發(fā)展海軍，歷史學者張兆敏認為，這為甲午海戰(zhàn)中北洋水師的慘敗埋下伏因。
事件背景
日清關系
清同治七年（1868年），日本發(fā)動國內戰(zhàn)爭，推翻了長達260多年的江戶幕府的統(tǒng)治，成立了由明治天皇親政的新政府，開始以“脫亞入歐”為指導思想、以“富國強兵”“文明開化”為方針，實施資產階級性質的維新變革，著力鏟除地方割據、加強中央集權制，國力迅速強盛起來。同治十年（1871年），明治政府主動謀求與清代建立邦交，特遣使來華談判，與清政府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guī)》。清外交大臣李鴻章主張順勢與日本明治政府建立邦交的同時，憂慮于其在器物層面的進步以及清朝的相對衰弱，生出防日之心。次年，日本提出要對條約進行部分修改，想將日本寫入最惠國條款以謀求與歐美國家相同的對華關系，被李鴻章拒絕。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以此前有琉球人登陸臺灣被害為名出兵臺灣，向清政府發(fā)難，迫使清政府與其簽訂《北京專條》、答應向日支付50萬兩白銀之后，日本方才撤兵。光緒五年（1879年），日本又武力吞并了清朝的朝貢國琉球王國，將其更名為沖繩縣。光緒十年（1884年）年底，日本為與清朝爭奪對其屬國朝鮮的控制權，策動朝鮮開化黨人發(fā)動“甲申政變”，試圖推翻當時親清的朝鮮政府，組成親日政府，在清政府干涉下，新政府不久就宣告失敗。為此，日本朝野間出現(xiàn)了對清朝強烈的敵視情緒。次年，日本向朝鮮索取賠款、懲兇、謝罪、增兵等權利后，又通過外交手段同清政府交涉，迫使其簽訂《天津條約專條》，使朝鮮實際上變成了中、日兩國的共同保護國，改變了清朝為朝鮮唯一共主的地位，并確認了日本具有向朝鮮派兵的權利。此后，清日關系日益緊張。
東亞局勢
光緒十一年（1885年）4月，沙俄趁中朝宗藩關系發(fā)生變化、朝鮮局勢不穩(wěn)，侵入朝鮮，迫其草簽《俄朝密約》，并占領了朝鮮東北地區(qū)海岸的元山，從而直接插手朝鮮內政。此后不久，正與俄爭霸的英國為防止沙俄勢力在朝鮮擴展，出兵占領了朝鮮的巨文島。面對俄、英插手朝鮮事務，日本起初選擇主動出擊，時刻關注朝鮮局勢的動向并積極在朝鮮展開活動，但基于戰(zhàn)備不足的現(xiàn)實，轉而決定向朝鮮的原共主清朝妥協(xié)。同年7月，日本駐華公使榎本武揚到天津市面見李鴻章，遞交了日本外相井上馨所提《朝鮮辦法八條》，默認了清政府對朝鮮的宗主權，讓其積極干涉朝鮮，以抵制沙俄入侵。而清政府自巨文島被占領后，也意識到這可能會迅速招致俄國對屬國朝鮮和自己東北地區(qū)的侵略，于是一方面支持朝鮮抗議英國，一方面不斷開展外交照會，與英國、俄國交涉，欲使英退出巨文島、俄不占朝鮮土地。
光緒十二年（1886年）2月，中俄雙方就邊界問題舉行勘界會議。此次會議的召開是為了解決沙俄蠶食中國東北邊地的問題，也是勘界大臣吳大澂等多年努力爭取來的結果，雙方進行四次會議后仍存有很大爭議，且清朝處于劣勢。4月，俄、英、法等國兵船先后到達日本長崎市，而多國軍艦在長崎的云集，使得東亞局勢愈發(fā)緊張。
光緒十二年（1886年）7月中旬起，為配合與英、俄的外交交涉，李鴻章派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和英人總教習瑯威理率“定遠”號和“鎮(zhèn)遠”號等六艘軍艦赴朝鮮，巡視朝鮮東西海岸。期間，駐朝大臣袁世凱發(fā)回電報，稱朝鮮正謀劃聯(lián)俄抗英。作為朝鮮的共主，清朝想要阻止俄羅斯和英國進一步侵略朝鮮半島，也不愿朝鮮聯(lián)俄抗英的策略實現(xiàn)。7月，李鴻章為壯聲勢，令艦隊繼續(xù)巡視，并令其于7月31日繼續(xù)駛向符拉迪沃斯托克（今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迎接勘界大臣吳大澂回國。
日清海軍實力對比
日本海軍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于同治七年（1868年）1月創(chuàng)建了日本海軍，此時日本海軍沒有艦船。同治十一年（1872年），日本已有軍艦14艘，運輸艦3艘，共為13832噸。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臺后，于次年向英國訂購了3艘軍艦，同時又在國內建造了3艘軍艦。同治十七年（1878年），日本訂購的3艘英國軍艦完工抵達，其中的“扶桑”號鐵甲艦是日本唯一的鐵甲艦，其排水量為3777噸，但體量和性能遠低于清代的“定遠”號和“鎮(zhèn)遠”號鐵甲艦。光緒九年（1883年），日本加大了海軍軍費投入，在廣島市和長崎市分別修建了吳港和佐世保市兩個軍港，其中長崎港修有大型船塢；并計劃以八年為期開始造艦，預計造成大型軍艦5艘、中小型12艘、魚雷炮艦12艘合計32艘軍艦。光緒十一年（1885年），日本海軍大臣西鄉(xiāng)從道意識到日本海軍與中國海軍差距太大，提議發(fā)行海軍公債，再造54艘艦船。但截止光緒十二年（1886年）8月前，日本只有30余艘軍艦，不過造船水平已經迅速提高，趕上了當時的清政府。
清朝海軍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犯臺且迫使清廷賠款，使得清朝大受刺激。次年，清政府開始大規(guī)?；I建南洋、北洋、福建省、廣東省四支海軍，并準備重點建設北洋水師。建成后的福建、南洋、廣東三海軍的艦隊從總體上看，艦船較小，火力不濟，設備陳舊，且與北洋艦隊互不隸屬，各自為戰(zhàn)。其中，福建海軍在中法戰(zhàn)爭中幾乎全軍覆沒。廣東艦隊可稱之為軍艦者不過12艘，而且其中還有4只小型兵輪。而南洋艦隊截止光緒十年（1884年）上半年前，實有艦船14艘，共15731噸。
北洋海軍艦隊的船炮則以外購為主，其配置的炮艦及鐵甲艦大多購自英、德兩國，只有少數(shù)產于福建省和上海市兩地的船廠。光緒十二年（1886年）7月前，北洋海軍已擁有巨型鐵甲艦2艘，高速巡洋艦7艘，炮艦6艘，練習艦3艘，魚雷快艇6艘，運輸艦1艘，總艦量25艘，總排水量36776噸，官兵近4000人。其中，“定遠”號和“鎮(zhèn)遠”號為主力戰(zhàn)艦，單個鐵甲艦重達7335噸、長約91米，它們于光緒十一年（1885年）下水后，兼有“交戰(zhàn)大洋”及“守護?？凇钡碾p重作用。因為此兩艦的加入，清朝海軍對日本有壓倒性優(yōu)勢。且從艦船的總體數(shù)量和噸位上看，清朝海軍共有50余艘軍艦，噸位達6萬余，明顯高于日本海軍。但由于“定遠”“鎮(zhèn)遠”兩艦吃水在20尺以上，而清政府在大沽口、上海市、福州市等地的船塢，只能修理吃水在15尺以下的艦只，且正在籌備修理的旅順大塢尚未修成，于是，清海軍的鐵甲艦檢修，只能前往香港和日本長崎的大塢。
事件經過
偶發(fā)沖突
光緒十二年（1886年）8月7日，因鐵甲艦需要定期入塢養(yǎng)護，丁汝昌奉北洋大臣李鴻章之令率“定遠”“鎮(zhèn)遠”“濟遠艦”“威遠”四艦駛往日本長崎檢修。發(fā)表于《清史參考》的《北洋水師與“長崎事件”》一文認為，李鴻章將這次檢修地點選在日本長崎而非香港，有向日本炫耀艦隊實力以示震懾的意思。而8月9日艦隊在長崎市亮相后，“定遠”“鎮(zhèn)遠”艦船體量明顯大于日本最大的軍艦扶桑號戰(zhàn)列艦，也的確引起了日本朝野的震動，諸多日本民眾在羨慕的同時對清水師心存不滿。北洋水兵則自抵達長崎后一直都沒有上岸。
8月12日，“定遠”艦駛入三菱長崎造船所的立神船渠維修船底等處。當時，長崎港還有俄國、意大利的軍艦各1艘停泊，但沒有日本本國的軍艦。8月13日，幾名北洋水兵被允上岸，在觀光購物過程中，與日本警察相遇發(fā)生斗毆，致使一名北洋水兵輕傷、一名日本警察重傷。關于雙方發(fā)生爭執(zhí)的原因，各方說法不一，中方《申報》認為是日本警察故意找麻煩，其在遇到北洋水兵購物時“毫無理由的命令他們停止，中國水兵以為被污蔑，因之斗毆遂起”。日方的英文報紙《長崎快報》則稱是北洋水兵嫖妓時與妓館老板發(fā)生沖突，在警察調解時與其起了沖突。另有英國記者的報道稱，是北洋水兵購買西瓜或日本刀時因語言不通引起糾紛，警察前往干涉時雙方互毆。但各方報道均認為這起沖突純系偶發(fā)，屬一般性糾紛。
沖突再起
光緒十二年（1886年）8月15日晚，200余名北洋海軍官兵獲準放假登岸。為防止再生事端，北洋軍官不允許水兵攜帶武器登岸，并派12名頭目沿途巡視。當晚8點，約60名北洋水兵在廣馬場外租界以及華僑居住區(qū)附近，突遭日本警察以及民眾襲擊。先是有日本警察上前尋釁，接著有數(shù)百日本民眾加入，共計千余日本人堵著街巷“持兵刃亂殺”，并沿街從樓上向下潑灑開水、拋擲石塊，北洋水師“彈壓救護不及”，而許多北洋水兵在猝不及防中受傷甚至死亡。
據丁汝昌報告，15日晚發(fā)生的暴力沖突中，北洋水兵死亡5人、重傷6人、輕傷38人、失蹤5人，總計傷亡54人。日本方面僅死亡警察1人，另有29人受傷。而8月13日北洋水兵和日本警察沖突發(fā)生后，日方即派漁船在北洋軍艦附近監(jiān)視，又從其他警局新調81人，使長崎港附近警員人數(shù)增至310人。除此之外，日本警方還積極動員市民參加械斗，15日當天又命商店提早打烊，還關閉了夜市。當時的《申報》據此報道稱，此事是日方對13日所發(fā)生沖突的一次有預謀的報復行動。
初步交涉
光緒十二年（1886年）8月16日，日方將中日兵警兩次沖突的相關情況通報給清代駐日公使徐承祖，允其派員查辦此案，但沒有按照國際通例對清兵的重大傷亡表示慰問。而后，徐承祖通過清朝駐長崎市理事蔡軒的電報，獲知了北洋政府官兵死傷慘重，即向日方提出照會、表示抗議。他提出長崎事件顯系日方“預存殺害之心”，要求日方會同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秉公辦理此案，追究肇事人員責任；電飭長崎日警不得再尋釁與北洋水兵爭斗；并令蔡軒囑咐丁汝昌約束水兵，使其“無再鬧矣”。當日，日本派員赴長崎會審，徐承祖也派參贊楊樞前往長崎。
8月17日，徐承祖致電李鴻章匯報了長崎事件，他認為此次沖突事關重大，請求李鴻章及總理衙門籌劃一個完整可行的辦法。基于豐富的國際法知識和自己的使日閱歷，他還提議依據法律程序、延請西洋律師解決此事，并意識到證人是處理該案的關鍵，讓李鴻章電令丁汝昌尋覓證人。李鴻章認為他的提議可行，當即讓丁汝昌照辦。18日，徐承祖同日本外務次官青木周藏舉行正式照會，雙方就長崎事件的責任認定產生爭議，互相指責，之后又于19日、21日在長崎舉行了兩次代表會談，仍沒有得到任何結果。23日，李鴻章決定請英籍律師擔文(Mr·Dummand)為中方辯護。日方見此，也于8月27日通知徐承祖稱將派法部顧問克爾沃(Mr·Montague·Kirkwood)前往辦案。
與此同時，因朝鮮局勢吃緊，北洋政府軍艦于8月23日起分批調回執(zhí)行任務，涉事水兵隨艦隊調往朝鮮，而長崎事件因日方一再拖延沒有解決。雖雙方交涉過程中的大量證據已表明日方存在過錯責任，但日本拒不認錯，反以“將來恐致失和”來恫嚇中方，還開始進行軍事準備。8月30日，徐承祖怒而向李鴻章提出以武力為后盾進行外交斗爭的策略。但李鴻章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都認為，中法戰(zhàn)爭剛結束不久，國家無力再戰(zhàn)，而長崎事件不過是小事，沒必要動員軍隊，更不愿再由此引發(fā)中日戰(zhàn)爭。9月4日，中日雙方在長崎市成立中日聯(lián)合委員會，負責調查此事。9月18日，丁汝昌前往長崎。與此同時，李鳴章又命高級幕僚、近代法學家伍廷芳擬籌交涉之法，尋找解決問題的法律途徑。
交涉停頓
光緒十二年（1886年）10月下旬，伍廷芳就李鴻章所托，草擬了解決長崎事件的辦法。他先是從法學的角度，將長崎事件認定為普通刑事案件，并認為此案之所以遲遲未結，全由日本政府處置失當所致；提出清政府處理此案“當以供詞為準”，以理服人；依照法律途徑擬定了四條交涉辦法。這四條辦法為：首先，由中日聯(lián)合委員會共同審理，如意見一致，即可照共同意見施行；其次，若雙方意見不一，則由委員會會商辦理，再有不合，則由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或李鴻章與日本駐華大使會商辦理；再次，如兩國意見仍然大相徑庭，應公請諳悉各國刑名法律的“友邦公正大員”參與調停，并提議約請英國駐上海市的亞洲高等法院院長連呢(Sir Michael Rennie)擔任此職；最后，倘使日本仍不服公正大員的評斷，清政府將撤回駐日公使，與其斷交，在日本的中國商人則應委托別國駐日領事暫行照料保護。該方案受到了李鴻章以及宗室大臣奕訴等人的首肯，認為其“頗有條理”，并交付徐承祖酌辦。
11月下旬，長崎事件發(fā)生后三個月仍沒有得到解決，雙方交涉過程中，日方不斷要求增添新證，且對添證不限定人數(shù)、時間。而此時，作為證人的大量北洋官兵無法回國，還要向英籍律師支付高昂的律師費，情況對中方很是不利。為此，中方提出“延請友邦公正大員調處”，但日本不肯照準。雙方談判陷入僵持，以致出現(xiàn)停審多日的情況。
光緒十二年（1886年）11月20日，徐承祖鑒于以往與日本的交涉歷程和本次談判的現(xiàn)狀，2向李鴻章提出了“彼此撫恤、傷多恤重”的策略。他認為因清兵傷亡多，自然能得到較多的賠償，能安慰傷亡者的同時，也使清政府能體面下臺。兩日后，李鴻章復電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對此提議表示同意。但對于這項沒有明確要求日方認錯、道歉的建議，日本仍拒絕接受，只答應以彼此拿兇結案。11月24日，徐承祖致電李鴻章，認為除對日本絕交外別無他法，但李鴻章及總署怕因此與日本“開釁"，不敢與其斷交，只肯停審以期造成懸案。與此同時，李鴻章又認為停審長崎事件會迫使日本反思，從而使事情有所轉圜，于是電令徐承祖“停審”。至此，負責解決長崎事件的中日聯(lián)合委員會自成立后在長崎已開會35次，但談判毫無進展，雙方交涉也完全陷入了停頓狀態(tài)。
恢復談判
長崎事件停審后，清政府因該事件久懸不決，拖延與日本正在進行的關于朝鮮問題的修約活動。而日本也意識到，一味與清政府對立，將不利于自己在朝鮮半島的擴張，反有利于俄羅斯在日本周邊的擴張，而己方的現(xiàn)有實力還不足以使清政府完全讓步。
與此同時，英德等國也不愿看到中日兩國在此問題上僵持下去。英國認為，中日對立有利于其對手俄國在東亞的擴張，而新崛起的德國也想在國際舞臺上更多地展現(xiàn)自己，在長崎事件停審后的一個多月里，積極參與調停的意愿比英國更甚。
1887年1月28日，日本突然宣布接受德國駐日公使何理本的“傷多恤重”的方案，以了結長崎事件。次日上午，何理本將日本政府的新決定通報給徐承祖。清廷得知情況后，即于1月30日電令徐承祖趕緊趁機了解此案，囑咐他“別無翻覆及另添枝節(jié)”。而日方在接到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的轉告后，即與中方恢復談判，決定先由井上馨出面與徐承祖接觸，次由外務次官青木周藏同徐承祖、德使何理本三人作最后商定。
事件結果
光緒十三年（1887年）2月3日，中日雙方又經過5個小時的談判后，達成最后協(xié)議，將長崎事件定性為“因言語不同，彼此誤會”，規(guī)定對死傷人員“各給撫”。最終，日方支付中方傷亡捕頭每人6000元，水兵每人4500元，因傷成廢的6名士兵每人2500元，總計恤金52500元；中方則付日本15500元；北洋水兵在長崎醫(yī)院的治療費2700元由日方支付；事后是否拿兇懲辦由各自政府決定，互不干涉。次日，李鴻章將徐承祖的電報轉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2月7日，清廷經過磋商后同意徐承祖就近畫押。2月8日，徐承祖與日方的井上馨正式簽字。長崎事件交涉就此結束。
事件影響
中日關系走向低潮
長崎事件再次挑起了中日爭端，喚起了中國人民對日本此前入侵臺灣、琉球王國以及朝鮮的記憶，中國社會普遍認為該事件是日本對中國的侮辱。而事件發(fā)生后，日本自始至終未承認錯誤，加深了中國人民的憤怒，輿論界傾向呼吁政府加緊創(chuàng)建中國海軍，并持續(xù)關注日本海軍的動向。而受日本輿論所鼓吹的北洋鐵甲艦威脅論的影響，日本朝野對中國敵意加深，日本海軍操練以“定遠”“鎮(zhèn)遠”兩艦為首選攻擊目標；日本平民常常談論如何擊沉這兩艦；連日本小學生的游戲當中也包含“打沉定遠、鎮(zhèn)遠”的內容。
加深了日本對北洋艦隊的了解
長崎事件發(fā)生前，日方對“鎮(zhèn)遠”“定遠”的內部構造及炮艦設置、裝甲防御的厚度等并不了解，事件發(fā)生后卻已經充分掌握，并對船體不同地方不同裝甲厚度有具體了解?！稏|京朝日新聞》甚至對北洋水師的軍容軍紀有了初步認識，報道稱北洋水兵“軍容不整”，軍艦上供奉著關羽的像，食物散亂于甲板之上。而對北洋艦隊的了解加深，促使日本有針對性地開發(fā)研制針對北洋軍艦的武器，為侵略中國作準備。
成為日本加強海備的借口
長崎事件發(fā)生后，日本政界、軍方和輿論界將此視作宣揚擴軍備戰(zhàn)的時機，不斷借此渲染中國鐵甲艦的威脅，進而鼓吹加強海軍、增加軍費、修筑炮臺。日本政府也決定發(fā)行公債，加速建造“嚴島”“松島”“橋立”三艘海防艦，專門對付“定遠”“鎮(zhèn)遠”。日本參謀本部第2局局長小川又次還制定了《征討清國策》，要求在光緒十八年（1892年）前完成對華作戰(zhàn)準備。日本海軍大臣也先后提出兩次海軍擴張案，擬購買、制造新式巡洋艦以迅速趕超北洋水師。
清政府放緩發(fā)展海軍
長崎事件陷入僵局時，清政府借助自身優(yōu)勢施壓日本，而日本礙于本國海軍無法與北洋水師完全抗衡，不得不有所讓步，從而使清政府獲得了一定“體面”。事后，清政府有所陶醉，開始放緩了發(fā)展海軍的步伐，雖在此后兩年添夠了10艘巡洋艦、魚雷快艇，但海軍費用被大規(guī)模挪用。長崎事件發(fā)生后第三年，清政府干脆停止了發(fā)展海軍。為甲午海戰(zhàn)中北洋水師的慘敗埋下伏筆。
相關評價
北洋大臣李鴻章自處理此事件時就認為，長崎事件錯在日方，且“曲直顯然”。
長崎事件發(fā)生后，《申報》報道稱，8月15日發(fā)生的暴力沖突是日方有預謀的一次報復行動。
楊東梁編寫的《近代的歷程》一書認為，長崎事件雖因瑣事引起，卻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是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多年來推進以中國為“假想敵”的侵華政策的產物。
學者李忠興認為，長崎事件的交涉結果，實際上是中日雙方妥協(xié)的產物。
北華大學東亞中心、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劉景瑜認為，長崎事件后，日方對己方涉事人員有所懲戒，而清廷卻選擇不了了之，體現(xiàn)了軍事理念的不同，也顯示出北洋水師的治軍弊端。
《北洋海軍與晚清海防建設》一書認為，長崎事件發(fā)生后，日本與清政府對軍事力量發(fā)展問題認識的不同，造就了甲午中日海戰(zhàn)的最終結果。
相關逸事
據《近代日本對華軍事諜報體系研究》一書記載，在甲午戰(zhàn)爭前后任日本外相陸奧宗光秘書官的中田敬義于1938年回憶，長崎事件中，一個名叫吳大五郎的日本人竊取了一本清軍的電碼本。日本電信專家從譯電本中數(shù)字的組合方法中，明白了清政府制造密碼的方法。而電碼被破譯，使得日本在甲午戰(zhàn)爭前夕的外交戰(zhàn)以及戰(zhàn)后談判中占得了先機。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