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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遲，前身名磔[zhé]或者臠[luán]割，也稱陵遲，是指處死人時，將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是最殘忍的一種死刑，即民間所說的“千刀萬剮”、“零刀碎剮”。

凌遲之刑大約出現于五代十國時期，因政權更迭頻繁，統治者時時擔心叛亂，因此多用極刑，凌遲之刑出現，當時稱為剮刑。凌遲之刑正式以“凌遲”之名出現在法典中是在遼，此后的金、元、明、清都將之定為正式的刑法。主要用于處罰那些十惡中的一些犯罪，如謀反、大逆、殺死祖父母、父母及期親尊長（伯叔姑、兄、姐）、外祖父母、丈夫、丈夫的祖父母父母，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采生折割人，奴婢、雇工人殺主及主之期親等。朱元璋時為了鎮壓農民反抗，對于不按時交納賦稅的也要處以凌遲刑。到了清代乾隆時期，如果打罵父母或公婆、兒子殺父親、妻子殺丈夫，也是觸犯倫理道德的重罪，要處凌遲刑。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4月24日），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請刪除凌遲等重刑獲準，朝廷模仿西方法律改革法制，凌遲等酷刑被廢除，這是朝向施行西方法典的第一個措施，同時以監禁、罰款取代原來的肉刑，并對絞刑加以節制。1904、1905年法國士兵拍攝的凌遲照片在歐洲廣泛傳播，這些照片被編輯成明信片形式，開始大肆風行，引發了對中國刑罰制度的強烈批評。“凌遲”在法國被視為“中國酷刑”的極致代表，相關照片引發了無數作家和藝術家的靈感，相關影響延續至1960年喬治·巴岱耶的照片集出版，這些照片后來還被陳界仁重新繪制。20世紀初，亨利·諾曼、德國犯罪學家羅伯特·亨德爾（1926年）都目擊并描述過中國凌遲行刑的場面。凌遲儼然化為中國刑罰系統中最典型的懲罰。

凌遲作為一種最為極端的酷刑，從最初的法外刑到明文規定為法定刑在中國經歷一千多年，在當時的封建王朝，雖然取到了懲罰和警示的作用，但也給民眾帶來了災難與不幸。凌遲刑的廢除，也被認為是法制現代化的一聲“春雷”。

詞源定義

詞源

關于凌遲名稱的由來，史學界眾口不一。有說法稱凌遲本意為是山丘緩延的斜坡。沈家本《歷代刑法分考》中考證，“凌遲”一詞見于《荀子宥坐篇》：“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因此后世將凌遲用作刑罰的名稱，僅取其緩慢之義，用很慢的速度將人處死。

另一種牽強的說法來自于“凌遲”二字各自的字面解釋，能夠得出的結論是死亡像冰塊融化般緩慢。在“上坡說”和“化冰說”面前，還有一種解釋可能更接近于歷史的真實，所謂凌遲，不過是契丹語中類似“肢解”的發音，這一詞匯若是根本來自于域外，就無須在漢語世界里作尋根般徒勞的解釋。

此外，“凌遲”亦被稱為陵遲，有一些歷史朝代史篇載明的引申內涵：“陵”代表斜坡或運河沿岸土堤，后引申為制度、法律等所有國體的劃定界限；“遲”代表界限的下沉與崩塌，后人延伸其意為“衰落”“頹廢”，所謂“禮儀陵遲”指的就是世風日下，禮儀紊亂，此時應革故鼎新、挽救危亡。為世人熟知的著名晚清法學大家沈家本做其解讀為“陵遲之意，本言山之由漸而高，殺人者欲其死亡徐而不速也，故亦取漸次之義”。寫法上存在差異，人們發現有寫作“持”而非“遲”的情況，冰字旁的“凌”逐漸比阜字旁的“陵”更常用，《宋史》中同時采用兩種寫法。對于研究刑罰系統改革的中國學者而言，其名詞雖晦澀難懂，但非常明確的具有漢人的字詞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將人縛在木樁上刮殺、切割的凌遲手段，最初多見于蠻族地區或異國朝代的處決方式，隨著歷史發展，其使用愈來愈頻繁、系統化，自宋朝傳至元朝，明朝承續后又傳至清朝。

定義

凌遲，俗稱“剮”，又稱“臠割”、“寸磔”等。剮字原作“咼”，即“骨”字去了“月”（肉），其形狀也像人的頭顱骨；《說文解字》：“冎，剔人肉、置其骨。象形，別作剮，非”。宋人楊簡曾談道：“友不用簡言，取七賊剮之。”《說文·肉部》：“臠，切肉臠也。”《正字通·肉部》：“臠，塊割也。”即把肉切成塊狀。所以，臠割有分割、瓜分之意。把活人的肉一塊一塊地割下而致其死亡，與凌遲之刑類似。

“剮”“臠割”等刑罰在中國古代分活人臠割和死后剮肉、臠割其肉。如趙恒大中祥符七年（1014）記載：“十月，御史臺鞫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臠割之”，趙構紹興二十三年正月：“庚午，臠南康郡軍賊黃明等八人于都市”等。這是活人受刑。

武周時的酷吏來俊臣被棄市后，由于其作惡多端，“國人無少長皆怨之，竟剮其肉，斯須盡矣。”唐代的張易之、張昌宗被殺后，“并梟首于天津橋南，土庶見者莫不歡叫相賀，或臠割其肉，一夕都盡。”這是在人死后剮，是眾人的自發行為，與慢慢地把人活活剮死有較大的區別，則非凌遲。

歷史沿革

凌遲起源

歐洲

在十八世紀的歐洲，有跟凌遲相似的酷刑——分尸。到了十九世紀，酷刑漸漸淡出歐洲。

中國

中國歷史上有“五刑”，唐朝以前每個朝代的“五刑”皆不相同。到宋朝演變為“笞、仗、徒、流、死”。其中“死”有兩種，一是“絞”，一是“斬”。凌遲原本是契丹人的刑法，但因流傳后世的資料不全，具體史跡不明，怎么用、對什么人用并無記載。從歷史文獻看，宋朝皇帝使用過凌遲，但《宋刑統》中并無明文，只有不少思想家反對使用凌遲，認為有違儒家思想。到了明朝，情況有所改變，經由大明律，凌遲第一次被寫入中國的法典。

最先探討凌遲起源的是南宋人陸游，他說：“伏睹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蓋以身首異處，自是極刑，懲惡之方，何以加此。五季多故，以常法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遲一條。”明代丘濬認為：“自隋唐以來，除去前代慘刻之刑，死罪惟有絞、斬二者，至元人又加之以凌遲處死之法焉。所謂凌遲處死，即前代所謂冎[guǎ]也，前代雖于法外有用之者，然不著于刑書，著于刑書始于元焉。”清朝末年著名法學家沈家本考證說：“《遼史·刑法志》：死刑有絞、斬、陵遲之屬。按：陵遲之刑，始見于此，古無有也。陸游謂起于五季，然不詳為何時？”后世在專著或教科書中，均贊同陸游的五季說。

發展歷程

遼、宋時期

凌遲在遼代被定為法定刑，用于處置謀反、叛亂和惡逆等重罪。《遼史·刑法志》載：“死刑有絞、斬、凌遲之屬。”而與遼幾乎同時代的宋政權則認為蠻夷人的法律極為殘酷，只有非漢人王朝才能設計出如此非人道的處決辦法，宋朝并未將凌遲列入法定刑，凌遲在漢人王朝中的作用被用于遏制活人祭祀。

宋承唐五代十國而來，在趙匡胤時期并未見使用臠割或凌遲的記錄。宋代有臠割（沿用五代的舊稱）始于太宗后期。到了趙恒時期，見于記載的臠割或凌遲的記錄開始多起來，但對于適用范圍有限制。如內侍楊守珍在京東捕賊，打造了刑具準備將賊人凌遲，但是真宗下詔，禁止臣下擅自凌遲罪犯。在《經幄管見》卷二載記載了宋真宗的言論，他認為犯人如無殺人之意，應當使用常法，但是在行軍途中可以使用凌遲之刑。在真宗時期，凌遲刑罰也適用于犯罪情節嚴重的罪犯，如榮王元儼宮有一名姓韓的侍女，因盜賣宮中金器，由于擔心事情敗露，遂縱火滅跡。案情大白后，趙恒下詔：“韓哀侯斷手足，令眾三日，凌遲處死。

仁宗時，開始以詔令的形式規定凌遲的適用范圍，對盜竊嚴重的行為，凌遲需要“奏聽裁”，有殺害人命和屢犯劫道者，可凌遲處死。趙頊時期，重法治世，凌遲適用范圍進一步擴大，使用更加頻繁。在熙（寧）、（元）豐之間，“詔獄”盛行，常常以凌遲之刑用于“口語狂悖者”，來震懾官員。宋哲宗元祐年間，廢除新法，復行祖宗之法，但凌遲之刑仍在使用。靖康之變后，天下大亂。到南宋初年，使用凌遲之刑增多。此后歷經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等，一直沿用到宋末。

元朝

蒙古族征服東亞后，將東亞及東北亞劃定為“托雷汗國”，建立了“元”政權。在這一時期（元朝初年），凌遲不再成為暴動鎮壓、危險宗派的一種極端手段，而成為懲治嚴重危及統治秩序犯罪的常刑。元代法律規定的死刑只分為斬與凌遲。按照《元史·刑法志》的說法，凌遲用于對付惡逆之極的人。在司法實踐中，元的酷刑超過了十種，但法律規定無絞刑，慣用凌遲則是歷史的實情。元代的凌遲，是將受刑者零割120刀。

明朝

明朝有著重典治國的立法思想，朱元璋親自編纂了《御制大誥》，《大誥》設置了不少明律中未作規定的殘酷刑罰，從君主的個人好惡出發，判斷罪與非罪，不分罪情輕重，不問首從。它將謀反罪中依律當斬的犯罪一概化為凌遲處置。直到洪熙朝，朱高熾朱高熾才宣布司法應全面回歸《大明律》，嚴格依律判案，而凌遲也只能執行明律中的規定。

清朝

清朝不但沿用了明律中關于凌遲的規定，而且有了增補，在適用凌遲的罪名上又進行了擴充。凌遲因此得以貫穿清帝國二百余年的歷史，直到晚清時，這一極刑的廢止才被沈家本等學者正式搬上日程。清朝初由于“圈地”“投充”“逃人”“剃發易服”等一系列野蠻的統治政策，激起了漢民的強烈反抗，此時加大凌遲的行刑殘酷程度，目的便是要起到震懾作用。此外，凌遲還往往與其他刑并用，施行極為頻繁，以至于文字獄嚴重的康乾時期，文人僅因一句詩詞而被定“大逆”之罪，并處以凌遲，其子孫則發配為奴，甚至還未出世的子子孫孫也要世襲奴籍。

正式廢除

到了清末時，中國被列強侵略分割，中國的先進學者開始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和制度。當時西方列強在中國具有領事裁判權，這導致其對中國法律的批評。凌遲作為酷刑之首成為了外國輿論的眾矢之的。這種酷刑在外國人的眼中是典型的不人道刑罰，歸于反人類之列。

清政府內部對于凌遲刑罰的廢止也了激烈的討論和辯論，這種爭吵前后共歷時40多年，最終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才正式批準沈家本擬定的《刪除律例內重法折》，永遠廢除凌遲、梟首、戮尸等酷刑。自此，存在中國1300多年，刑種入律也有一千多年的凌遲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刑罰內容

凌遲這一刑罰是將受刑者的身體分割，使其得不到完整。它作為一種刑罰在法律中有明確的規定，能夠被度量、計算，有等級的劃分。根據罪行情節輕重，判罰刀數不同。凌遲有八刀之說，先頭面，后手足，再胸腹，最后首。《宋史·刑法志》和王明德《讀律佩觴》有詳盡記載。《國史舊聞》記載：“例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先十刀一歇一喝。頭一日先剮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開刀”“凌遲三日”。明代的凌遲刑中記錄極高，對鞭打母親的鄭鄤割了三千六百刀，對謀反的宦官劉瑾割剮了四千二百刀，割了三日才死去。清代的凌遲又分作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一百二十刀等。

唐朝

最早記載被凌遲的是徐州總督蘭欽子京，高洋把他“輕刀臠割”，并把他的頭顱雕刻成一套精美的酒具。李純時，劍南四川節度使劉辟反叛朝廷，最終沒有勝利，被統治者殘殺，所施行的刑罰也就是臠割，即后世所稱的凌遲之刑。史書記載簡單，但從韓愈的《元和圣德詩》中可以看出當時的情形，“辟窮見窘，無地自處”“周示城市，咸使觀睹，禪定攣鎖，夾以砧斧，婉婉弱子，亦立傴僂。牽頭拽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柱，未及取辟，駭汗如瀉。揮刀紛紜，爭刌[cǔn]膾脯”。在唐朝，被處于臠割的案件不止劉辟。《舊唐書》記載道：“令百官臠割，然后斬之。”從中可以看出當時是在大唐百官面前活著進行行刑的，行刑的方式就是臠割。

宋朝

趙禎天圣二年(公元1028年)，對死刑的處決方法除絞、斬之外，增加凌遲刑。《宋史·刑法志一》記載：“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執行時先斷犯人的肢體，再出其臟腑，支分節解，體無完膚，最后畢其命。《宋史·刑法志》記載，若凌遲，“熙寧以前未嘗用于元兇巨蠹，而自是以口語狂悖致罪者，麗于極法矣”。北宋中期凌遲盛行，從目前已知的文獻中，可知最遲到南宋《慶元條法事類》明確地把它與斬、絞一起列人死刑之中。

元朝

在元朝，凌遲在法律上成為一種常用的刑罰，不僅謀反罪的首犯與同謀者一律適用凌遲，而且對子孫殺死祖父母、父母，奸婦同奸夫殺死本夫，奴殺其主等犯罪，也都適用凌遲。元代《竇娥冤》中有把犯人零割120刀的記載。

明朝

明朝時期，凌遲又稱“割”“寸碟”。它是以利刃零割肌膚，一刀一刀的割，先殘害肢體，再割喉管，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完，才剖腹斷首使受刑人在極端痛苦中慢慢死去。明代的刀割數相較于前朝更甚，刀割數能高達數千。明世有兩次著名的凌遲處死案例，刀數有明確的記載，一是正德年間的宦官劉瑾，被剮三千三百五十七刀；一是崇禎時進士鄭鄤，被剮三千六百刀。

清朝

清朝初年，凌遲之刑曾廣泛推行，行刑的刀數、延續時間等均作了改變。清朝有一種八刀刑的凌遲處決方法，劊子手利用一簍編上號碼的鋒利刀具施刑，第一刀切胸口（—律從左側開始），第二刀切二頭肌，第三刀切大腿，第四刀和第五刀切手臂至肘部，第六刀和第七刀切小腿至膝蓋，第八刀梟首。肢解后的尸體殘骸放入簍子里，頭顱則公開示眾，期限不定。這是清朝末年的做法，一般俗稱為“十六刀”、“三十二刀”、“三百六十刀”……不過今人不清楚是否真有這些數目，或只是虛構的數目。

適用范圍

功能目的

懲罰功能

封建社會的帝王們所確立的皇權是至高無上、不容侵犯的，受刑者的犯罪行為往往是針對皇權以及其所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是皇權擁有者所痛恨和禁止的，一旦這種挑戰失敗了，就會收到統治者無情嚴厲的懲罰。在這當中，統治者的報復心態同時也會凸顯出來，于是在懲罰的過程中報復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示范功能

中國傳統的觀念中，“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損，孝之始也。”即孝義是中國最基礎的道德，而一個人履行孝義的前提就是保護自己身體肌膚的完整性，如果受到損害就是最大的不孝。凌遲這一刑罰是將受刑者的身體分割得不到完整，從道德精神層面來威脅人民群眾遵紀守法，以達到維護統治秩序的目的。封建皇權為了能不斷地重復自己權威的至高性，凌遲的執行經常會在公開的場所進行，公開處決并不是重建正義，而是重振權力，是展現武裝的法律的一種儀式。

娛樂功能

公開執行的酷刑，既是一種慶祝法律勝利的莊嚴儀式，又是一場盛大的演出。在這場演出中，最為重要的就是觀眾。凌遲作為一種能讓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方式，所具有的刺激性和極端性對觀眾來說極具吸引力。在觀看受刑者在受刑中痛苦的狀態，會給他們對自己的生存狀態進行對照，從而產生優越感，將受刑者區別于同類之外。

凌遲的影響

“凌遲”作為中國古代酷刑的頂峰，它對人體造成的折磨和痛苦程度相較于其他死刑更甚，在受刑者承受痛苦之外，也給觀眾帶來了警示。貫穿在中國歷史上的一種較輕的死刑形式是“絞”，根據法律規定，絞死允許犯人留得全尸，這是一種關于死后保持身體完整重要性的暗示。而那些“身首異處”的處死方式則加重了對不能保持身體完整的焦躁感。中國古人從很早起便達成過這樣的認識，即身體的完整要比身體對疼痛的感覺更重要。從封建迷信上看，人們相信被分裂的尸體會一直被困在陰間而不能得到轉世的機會。對于尸體殘損的后果，佛家認為重生的機會被徹底剝奪，而更悲觀的儒家則認為尸體甚至失去了享受祭祀的權利。人民也相信如果肢體分崩離析，就會陷入一種永遠的死亡狀態，所以相比于賦予犯人疼痛，讓犯人身處被肢解的危險中則是一種更老到的做派。

凌遲作為一種最為極端的酷刑，從最初的法外刑到明文規定為法定刑在中國經歷一千多年，其產生、發展、消滅有著深刻、流動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與此同時，它給民眾也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不幸，也給現代的統治者敲響了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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