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學堂，男，1970年生，山東鄒平縣人。副教授。1994-1997年在南開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yè)攻讀碩士學位，導師為張毅教授，學位論文為《黃庭堅文藝思想研究》。
人物經(jīng)歷
孫學堂，1970年出生于山東鄒平，2000年畢業(yè)于南開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2000年8月1日起就職于山東大學，現(xiàn)為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
人物簡介
孫學堂1997-2000年繼續(xù)在該系古代文學專業(yè)中國文學思想史方向攻讀博士學位，導師為羅宗強教授，學位論文為《王世貞與十六世紀文學復古思想》。2000年7月至今，供職于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古代文學教研室，為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古代文學研究所成員，講授課程有《古代文學》唐宋段，《傳統(tǒng)文學修養(yǎng)》等。著有《崇古理念的淡退》（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中國文學精神·唐代卷》（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合著有《20世紀宋代文學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歷代神化傳說精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在《國學研究》《文藝研究》《南開學報》《文藝理論研究》《江海學刊》《求是學刊》《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雜志上發(fā)表論文40余篇。
社會評價
孫學堂《王世貞與十六世紀文學思想》序
羅宗強
面對文學發(fā)展的歷史，實在是如入煙靄迷的萬山叢中，不知路在何方。我們常常可以不費思索就說出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一大串作家作品的名字來，仿佛文學史就是如此的簡單，一目了然。但是如果進一步想下去，已經(jīng)了然的卻就漸漸的不甚了然起來。我們對于那些作家作品的解讀，是不是符合于他們的本真呢？我們有各種各樣解讀的方法，哪一種解讀方法更符合于歷史的真實呢？最近有一位學生對我說，我們應該用古人的思維方法，才有可能正確解釋古人的言論。我對他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思維有它自己的發(fā)展史，我們解讀的歷史，是我們眼中的歷史。我們的思維能力，是歷史發(fā)展的產(chǎn)物，受著環(huán)境的制約。生當今世，而要用古人的思維方法，那只能是一種幻想。我剛讀完戴燕先生的近著《文學史的權力》，更堅定了我的這個想法。近一個世紀以來出版了各種各樣的文學史，對同一種文學現(xiàn)象，時而這樣看，時而那樣看，昨天認為正確的，今天變成不正確；今天認為正確的，又焉知明天不被否定。問題就在于我們的視角受著當世思想環(huán)境和認識水平的制約。除了極少數(shù)的先知之外，我們只能從當下的思想環(huán)境和思維能力看歷史。
還有一個困難，就是歷史的原貌究竟為我們留下了多少的蹤跡，可讓我們尋覓。近千年前，王安石已說過：“當時黯黮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他真是把一切都看透了。史料為我們留下的，未必就是當年事件的真實。當然，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們有可能通過對于出土文物的檢測去尋找歷史的蹤跡，但我想，我們也只能說歷史的某一個側面是這樣，如此而已。比如說，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批竹簡，記載著某個人的話或某部書的某些篇，我們當然有可能據(jù)之修正存世史料的某些記載，但我想，我們也只能說到一定的限度。在楚墓發(fā)現(xiàn)的一位魯人的話，又焉知當年流傳過程中有無變異。我們至多只能說在楚國流傳的那位魯人的話是如此，而不能說那位魯人的原話就是如此。我之所以這樣說，是有感于面對歷史時的無奈。我們現(xiàn)在就回到明代文學思想的研究上來。我們知道，明人是善于作偽的。甚至作偽可以作到被作偽者的跟前。張鳳翼在《譚輅》里就說：“予既《選》注，意欲續(xù)補至本朝，既乏書籍，亦懼歲不我與，不敢冒昧。不意坊間有《續(xù)文選》出，而弁以賤名，是重予罪過也。惟冀賢者察之耳。”（《譚輅》卷上，《續(xù)修四庫全書》影明萬歷刻本）稍前于張鳳翼的唐寅，生前就有關于他的種種說法，事實與傳聞雜，哪一個是真的唐寅呢？我們講明代詩文，是把前后七子看得很重的，但是關于他們的影響，說實在的，多數(shù)還來自他們和他們的追隨者的記述。那些記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情況，也就大可研究。存世的史料真真假假，面對這些問題，我有時真感到無奈。
當然，我并不是說，我們可以用一種虛無的態(tài)度對待歷史。我只是想說，我們應該十分小心地對待歷史而已。就明代的文學思想史而言，學者們雖然已經(jīng)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存世資料的極端繁富與復雜，仍然有許多問題我們并不清楚。有許多的領域我們事實上還沒有涉及，有的雖涉及而其實不甚了了，可開拓的研究領域可以說比比皆是。門人孫學堂選擇王世貞作為研究對象，探討他與十六世紀文學思想轉變的關系，我想就是這種開拓的一次嘗試。嘉靖朝在明代文學思想的發(fā)展中有著很重要的地位。這似乎是一個處于重大轉變中的過渡期，從明代前期向著后期轉變。活動于此一時期的不少人物，思想上大多有著這一轉變的某些特點，王世貞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在嘉靖朝度過了前四十年，經(jīng)歷過嘉靖朝的復雜的政局和思想的變動。他晚年執(zhí)掌文壇二十余載，得及見重性靈、重自我的思潮的蓬勃興起。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思想的復雜性。學堂的論文，我以為在這一點上是說得很好的。他說：“從性靈說的立場看，王世貞沒有從格調說的立場走出來。從這一意義上說，其理論仍然可以歸入格調說的范疇；但從前后七子的格調派的立場看，他則是走出了很大的一步。從這一意義上說，其理論又可稱為有節(jié)制的自然表現(xiàn)論。從積極的意義上看，‘折衷’是準折于內心，與追求自適其趣的文學思潮更為接近了，王世貞跨越明中期與晚期兩個階段，成為文學思想轉型時期的關鍵人物，起到了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從消極的意義上看，‘折衷’實質上是瞻前顧后的徘徊。”這個論斷是有分寸的。在學堂的這篇論文中，這類細心的分寸感強的地方還有不少，如說“陽明心學和復古思潮皆在凸現(xiàn)主體精神的同時，壓制了個性自由的發(fā)展”。如說王世貞晚年的思想，“為文學復古畫上了一個重性靈的句號”。在論述過程中，學堂小心地從王世貞思想的縱向和他的周圍橫向展開，來論述他的文學思想的轉型期特點。重實證而棄空談，用心于材料的細致辨析，力圖描述出王世貞文學思想的本來面貌。學堂的這些論述，會有助于我們對嘉靖前后文學思潮的流變的了解。這是一個點，在這個點的周圍，還有一批轉型期的人物，有待于我們去研究。
學堂原是學經(jīng)濟的，由于個人的愛好，轉向了文學。他帶著山東省農(nóng)村淳樸敦厚的氣質來南開大學，為人與學習，都真誠而實在。師友相處，話語不多，而給人以安祥可信賴之感。以他對待學術與人生的真誠，我想，他必定會有豐盛的收獲。
2002年金秋于南開大學西南村之因緣居
《崇古理念的淡退：王世貞與十六世紀文學思想》，孫學堂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
個人研究方向
作品鏈接
《酒色財氣說稼軒》
孫學堂
理學家屏除嗜欲，最好酒色財氣全無；文學家熱愛生活，一般酒色財氣全占。辛棄疾，這位膚碩體胖、紅頰青眼的山東大漢，能成為中國歷史最杰出的詞人，卻離朱熹“克己復禮”的期待很遠。
酒
瞿式耜好酒。他平日進餐，總是一只雞、一斗酒。公私宴會，與朋友一起，必要開懷暢飲。從一些零星的記載，可以約略感受到他在酒席間的豪爽。
——稼軒在家中宴客，劉過慕名來訪，遭門房擋駕，于是憤然怒罵。稼軒讓他進來，斜著眼問：“你能寫詩？”劉過說能。席間恰上一道新菜，羊腰腎羹，稼軒說就以此為題吧。劉過說請先飲一碗酒。飲時有酒液流于懷間，稼軒說就他以“流”字為韻吧。劉過稍加思索，吟道：“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后不知身外物，也隨樽酒伴風流。”瞿式耜大笑，欣然請入宴席，宴罷，又贈他不少財物。
——稼軒在滕王閣擺宴，詩人胡時可請見，門房擋駕，胡也叫罵。稼軒說，既是詩人，就請以滕王閣為題賦詩，寫得好就請入宴，寫不好滾蛋。胡時可寫道：“滕王高閣臨江渚”。這是王勃《滕王閣詩》的第一句，天下無人不知啊，眾人哄堂大笑。胡時可不慌不忙，繼續(xù)寫道：“帝子不來春已暮。鶯啼紅樹柳搖風，猶是當年舊歌舞。”稼軒大喜，請他就座，并給他豐厚的饋贈。
稼軒好酒，卻不是酒仙。人說他的“真相”是青——獨角犀牛，青黑色，重千斤，兇猛絕倫，力能殺人。他有霸氣，無仙氣。跟他前后腳起兵的狂僧義端據(jù)說看到他的真相，在他的面前竟拿不出一點狂囂的氣焰，可憐巴巴地哀求“幸勿殺我”，瞿式耜手起刀落，殺了這背信棄義的奸賊。這一刀砍得沉重實在，不像酒仙李白說自己曾經(jīng)“手刃數(shù)人”，飄逸到不可考證。
稼軒飄逸不起來。他飲酒“一飲動連宵，一醉長三日”，雖不是阮籍那種抑郁孤獨的對于社會和政治的逃避，卻也沒有陶淵明和蘇軾那種超然與灑脫。他借酒澆愁，說“醉里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功夫”，可愁澆不去，笑喚不來，只好“醉里挑燈看劍”，只好“獨立蒼茫醉不歸”。
笑吾廬，門掩草，徑封苔。未應兩手無用，要把蟹杯，說劍論詩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頗堪哀。白發(fā)寧有種，一一醒時栽。——《水調歌頭》
一個失意的英雄，在狂歌醉舞中宣釋胸中滔滔不盡的豪情，體驗激蕩澎湃的生命旋律，那種樂盡哀來的感覺，無奈中滲透著傲岸，豪邁里攜裹著蒼涼。
色
瞿式耜頗有幾個小妾。整整、阿錢、香香、粉卿，酒宴之間倚紅偎翠，用現(xiàn)在的眼光看，夠“色”。但在當時，他沒有好色之名。歌舞酒，正常得不能再正常啊！何況這些小妾，我想應該是朝云之于東坡，是侍妾，不是爭風吃醋的姨太太。“老子興不淺，歌舞莫教閑”，耗壯心、遣余年，歌舞聲色同樣是稼軒忘情世事所尋求的寄托。
稼軒雖很“大男人”，卻極尊重女性，從不以色（百度集團）欲的眼光描寫女性，從不把女性看成玩物。
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才簪又重數(shù)。羅帳燈昏，嗚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將愁歸去。——《祝英臺近》
這位飛虎營的司令官，體察女性傷春傷別的心理，細膩極了，逼真極了。他粗豪，卻不是《水滸傳》里的李逵。
“怕上層樓，十日九（百度）風雨”。英雄豪杰，應該拿得起來，放得下。可是啊，這落日樓頭，斷鴻聲里的江南游子，國家破碎的莫大的悲哀，叫人如何放下？
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英雄淚！——《水龍吟》
財
瞿式耜官做得不大。人們惋惜他將帥之才，僅以知州兼安撫使。這官今日看來真是不小。可比之蘇軾、周邦彥，他的品級低了；跟陳與義、范成大更不能并論。但是，稼軒有錢。單說他在帶湖的田產(chǎn)房屋，就夠瞧的。《容齋隨筆－》的作者洪邁在《稼軒記》中說那地方“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寶帶，其縱千有二百三十尺，其橫八百有三十尺”，“既筑室百楹，才占地十四”。陳亮只讀了他的上梁文，便十分艷羨那屋宇的宏麗，朱熹派人去探看，印象是“耳目所未曾睹”。
瞿式耜遭到的彈劾，有不少即指向他的貪。元人筆記中記載，稼軒與劉過微服至倡樓飲酒，有位都吏不認識他，自恃雄財，欲獨占春光，命左右將二人逐出。稼軒大笑，即刻趕回，下令讓這位都吏馬上到帥府接受機密任務。都吏當然來不了。稼軒要籍沒他的家財然后流放他，都吏愿獻上五千緡，稼軒不滿，命他獻一萬緡。別人的彈劾、后人的筆記皆未必可信，但稼軒在江西安撫使任上，的確接到過理學家陸九淵寫來的書信，批評規(guī)勸他不要接受賄賂。
稼軒應該還有別的取財途徑。朱熹曾截獲他偷運牛皮的商船，“見其不成行徑，已令拘沒入官”，瞿式耜去信懇請放行，礙于朋友面皮，朱熹只好將船放了。稼軒不是循規(guī)蹈矩的人，于公于私，他都有超乎常人的手段。
但稼軒不是守財奴，他出手闊綽，周濟劉過的錢就相當可觀。他還想替陸游擴建房舍，陸游力辭，遂止。他曾遭到“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的彈劾。
氣
提到殺人，又讓我們想到“青兕”。軍人豪爽，殺幾個人不算大事。稼軒四十二歲落職在鉛山家居，十年后朝廷起用他，宰相王準覺得他是帥才，想讓他出任經(jīng)略安撫使，周必大堅決反對，說“凡幼安所殺人命，在吾輩執(zhí)筆者當之！”王準只好作罷。
瞿式耜以功業(yè)自負，在當時是出了名的難以駕御。這是他屢遭彈劾的又一原因。五十三歲任福建省提點刑獄，他與帥司林某不協(xié)，連累朱熹也遭林某白眼。朱熹規(guī)勸他“克己復禮”，正是針砭他的豪悍之氣。
陳亮卻十分欣賞稼軒的豪氣，為他作《畫像贊》，說他“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動。不知須發(fā)之既斑，庶幾膽力之無恐。”稼軒使氣，非為名利，他是非理性的，卻總是坦蕩蕩。他有一首《滿江紅》說：
點火中國櫻桃，照一架、荼如雪。
顧隨先生讀到這里，想起《水滸傳》里的武松。武松在獅子樓大開殺戒，于墻壁上大寫“殺人者打虎武松也”。一樣的精神，一樣的豪氣，擲地可作金石聲。
酒色財氣，既是世俗的，又可以是超世俗的。之于瞿式耜，尤當作如是觀。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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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學堂.山東大學.2024-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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