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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馬家軍，簡稱“青馬”，指19世紀末至20世紀40年代統治青海（包括青海和部分甘肅）的回族軍閥武裝，是近代中國一個奇特的封建家族式統制的政治軍事集團。在一種獨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背景下，浸透著殘暴和血腥。在1949年蘭州戰役中，青馬最終被解放軍掃蕩。

清同治年間，青馬的先人馬海晏隨馬占鰲起義反清、降清，最后官至簡練軍中旗旗官。馬海晏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期間病逝，其子馬麒繼承其旗官遺職。馬麒通過奉承馬安良晉升花翎[líng]副將銜循化營參將，勢力大漲。他通過多方運作，受任西寧鎮總兵，開始形成以家族為中心的地方性的封建軍事集團，并組建“寧海軍”。1912年，馬麒被袁世凱任命兼任青海省蒙番宣慰使，勢力擴張到青海地區，后將青海軍政大權集于一身。1919年，在中英關于中印邊界問題上，馬麒通電全國迫使北洋政府拒簽英國提出的《西姆拉條約》。1925年，馮玉祥進駐西北，馬麒被奪實權。1928年河湟事變，孫連仲借此事迫使馬麒交出軍政權，其子馬步芳在他的授意下交好孫連仲部下高樹勛。1929年10月，高樹勛調離西寧，轉請馬麒代青海省政府主席。1930年，蔣介石命國民政府明令承認馬麒充任青海省政府主席。1931年8月5日，馬麒病故，其弟馬麟繼任，后被馬步芳設計下臺。1933年，孫殿英奉蔣介石之命屯墾青海省，西北四馬（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和馬步青）以武裝相抗，后在蔣介石干預下，孫殿英落敗退歸太原晉祠，此戰后馬步芳通過擴兵勢力大漲。1936年11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九軍、三十軍組成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冒險挺進西北，遭青海馬家軍圍剿，最終僅剩千余人返回陜北地區。1937年8月抗日戰爭爆發，馬步芳抽調兵力八千余人組成暫編騎兵第一師出省抗日。1947年解放戰爭時期，國共和談再次決裂，青馬九個旅奉命防駐慶陽市地區，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數次激戰，獲得蔣介石信任，馬步芳得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西安，并殲滅了青馬軍隊，馬步芳逃亡海外。至此，馬家統治青海省四十余年宣告結束。

在政治上，青海馬家軍以家長身份進行統治，青海的一切軍政大權均操于馬氏手中。在軍事上，馬步芳在對部下施行奴化訓練的同時，還極力防止其部下形成小集團，其在青海地區實行保甲制，抓丁擴兵，組織了保安團、國民軍事訓練處。在經濟上，馬步芳統治青海期間，設立了名目繁多、花樣翻新的稅捐，在資源開采、商業經營上實行壟斷。青海民族大學民族研究所歷史研究室主任、教授羋一之認為，青海馬家軍閥政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舊中國的一個具有若干特性的地方封建割據政權。

歷史沿革

清末、民初時期

清同治二年（1862年），受陜西省、寧夏回民事變的影響，甘肅河州莫尼溝馬占鰲起兵反清，青海馬家軍的先人馬海晏也投身軍中，被馬占封為前鋒。同治十一年（1872年），馬占鰲派馬海晏領敢死隊在新路坡大敗清軍后，乘勝而降，回軍被改編三旗馬隊，馬占整任督帶兼中旗管帶，馬海晏任督標中營步隊管帶，馬占鰲之子馬安良副之。之后馬占鰲部成為董福祥軍主力部隊之一。

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董福祥將回軍馬福祿部編為簡練軍，馬海晏為中旗旗官。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馬海晏率部領命前去護衛慈禧和光緒帝。馬海晏路經宣化時因病逝世，其子馬麒承襲其旗官的遺職。

馬麒本為馬安良所屬，于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防駐扎巴（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縣扎巴鎮），通過奉承馬安良被保薦為花翎副將銜循化營參將。馬麒的勢力得以由扎巴擴展到循化撒拉族自治縣地區，從而取得了對循化和巴燕戎格回族、撒拉族族的領導權。自此，馬麒與馬安良、馬福祥號稱河州回族三大戶。

馬麒經過多方運作，如愿受任西寧鎮總兵，進駐西寧后在要津安置親屬，開始組成以同家族、同宗教、同地域為主的官僚結合體，亦即以家族為中心的地方性的封建軍事集團。也是從這時起，馬麒所部脫離了原屬的西軍系統。1912年冬馬麒組建“寧海（當時甘肅西寧道和青海地區的總稱）軍”，全銜是“寧海巡防馬步全軍”，最初有續備馬隊一營120人，常備部隊一營500人，護衛步兵一旗40人，共有馬步兵660余人，1923年馬步兵增至3000余人。

北洋軍閥時期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袁世凱于1912年成功竊居大總統地位。馬麒因勢利導，通過電報袁世凱表忠心以及賄賂護理甘肅省都督張炳華，于1914年被袁世凱任命兼任青海蒙番宣慰使。馬麒的權利進而由西寧市擴張到青海省地區。之后馬麒陷害時任青海辦事長官廉興，成功令北洋政府任命其兼辦青海事務，并改西寧鎮總兵為甘邊寧海鎮守使，明令公布“以青海屬甘，以長官事屬鎮守使”。此時馬麒把軍政大權集于一身。

1915年10月，清宗室近支正白旗宗社黨人呂光進行復辟活動，馬安良態度模棱兩可，馬麒則呈準派兵鎮壓，在此事中兩馬生隙。1918年11月，馬安良病故，其部將馬璘和其子馬廷勷分別擔任甘州鎮守使和武威郡鎮守使。馬麒與甘、涼精銳西軍訂立了與寧海軍的聯盟，鞏固了自己的防區。

1919年，馬麒針對中英關于中印邊界問題的多年談判，發出爭奪昆侖通電，直指英方此舉純系分裂祖國領土。通電獲得國內多方關注，在全國輿論和馬麒來電呼吁下，北洋政府拒簽《西姆拉條約》，粉碎了英方陰謀。

在甘肅省督軍張廣建離職后，回、漢兩個軍事集團爭奪繼任甘督的人選，馬麒與慶陽市（平涼市）鎮守使陸洪濤交惡。為擴大勢力，馬麒向拉卜楞寺活佛嘉木樣呼圖克圖施加壓力，嘉木樣為維護其宗教特權以武裝對抗，被馬麒派遣馬麟打敗，雙方結怨。直系曹錕賄選總統時，馬麒為取得曹的奧援，送曹錕5萬銀幣助其賄選。事后，曹錕借口馬麒鎮壓果洛有功，封為“銳威將軍”，授其子馬步青陸軍少將銜。

國民軍時期

1925年，馮玉祥任西北邊防督辦，抽調馬麒所部騎兵編為西北獨立第七旅，令該旅向大同市、高陽、天鎮一帶協同馮軍作戰。第七旅遂與閻錫山聯系，得其允許投效。兩邊都不想得罪的第七旅最終潛逃回西寧市。

1926年9月，馮玉祥誓師五原，任國民軍西北軍聯軍總司令，任馬麒為該軍暫編第二十六師師長，編制為第七十六、七一七、七十八三個旅，以馬麟為副師長，馬步青、馬步元、馬元青為旅長，馬步芳等為副旅長。不久，馮玉祥改任馬麒為寧海護軍使（有時稱為青海護軍使），剝奪了馬麒的實權。1927年6月，甘肅省成立省政府，馬麒以生病為由婉拒到蘭州市就任甘肅省政府委員。

馮玉祥任命的臨夏回族自治州鎮守使趙席聘引發河州回民動亂，1928年4月，馬麒族侄馬仲英率寧海軍部分戰友投入河州戰斗。馬仲英聚集大批人馬抗擊國民軍，三圍河州，因河州倡亂后難以久據，遂整隊西上流竄，一路上漢族民眾傷亡慘重。孫連仲以河州之事為借口進兵西寧市，迫使馬麒交出軍政權。駐守化隆的馬步芳在馬麒授意下，交好孫連仲部下高樹勛，得以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獨立第九旅旅長。

1928年9月5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作出將青海省作為行省的決議。馬麒稱病辭職，保留委員名義，所兼建設廳廳長一職由委員馬麟充任。1929年9月，孫連仲奉調進駐蘭州市，青海軍政權暫由高樹勛代辦。10月蔣閻馮大戰緊急，高樹勛調離西寧，馬麒以重金賄賂他。高樹勛轉報馮玉祥批準馬麒暫代青海省政府主席一職，馬麒得以繼續統治青海。

在閻錫山、馮玉祥投入討蔣大戰時，馬麒、馬步芳先是在正面揭起擁馮倒蔣旗幟，暗地里又派人秘密向聯系蔣介石。1930年，馬麒乘甘肅軍閥混戰，接手甘肅省政，大權在握。之后馬麒揭起反馮擁蔣旗幟，特電蔣介石表示擁戴。蔣介石遂命國民政府明令承認馬麒充任青海省政府主席。

國民政府時期

四馬拒孫

1931年8月5日，馬麒病故，1931年9月，國民政府正式公布其弟馬麟代理青海省府主席職務。此時馬步芳和馬步青已占據甘肅河西走廊，并控制臨夏一帶。蔣介石為防止彼時駐防察哈爾省沙城的孫殿英被馮玉祥利用，也厭惡西北四馬（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和馬步青）各自為政，于1933年10月調孫殿英屯墾青海，任命其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并暗示四馬注意。馬鴻逵、馬步芳等人為保護自己的勢力范圍，組織軍隊進行了堅決抵抗。后在蔣介石的明令干擾后，孫部一敗涂地，退歸太原晉祠。通過這第一次世界大戰，馬步芳的部隊得以擴編，鞏固和壯大了自己的勢力。

圍剿紅軍

1936年11月1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九軍、三十軍共二萬五千人正式組成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提出“建立甘北根據地”的口號，冒險西進甘北。青海馬家軍在馬步芳、馬步青的帶領下數次與西路軍進行激戰。在高臺之戰中青馬幾乎全滅紅五軍；龍首堡之戰中，青馬三次將西路軍打散；紅西路軍突圍倪家營鎮陸續退往沙河堡、南流溝、梨園口，青馬緊追不舍，多次血戰，中國工農紅軍第九軍幾乎全軍覆沒。之后千余紅西路軍在中共紅軍的營救下得以離開河西，馬步芳也于1937年3月電令各部返回青海省。

馬麟下臺

馬麒病故后，馬步芳想子承父業，馬麒部下黎丹等更推戴馬麟繼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心有不忿。1936年8月，馬麟電請蔣介石給假，馬步芳乘機以省政府委員名義兼代青海省政府主席。之后，馬步芳向副參謀長白崇禧進行賄賂，滿載而歸的白崇禧在國民政府為馬步芳請命，馬麟被免職，馬步芳如愿擔任青海省政府主席。

參加抗日

1937年8月，蔣介石電調河西馬步青、青海馬步芳組成暫編騎兵第一師出省抗日。于是，馬步芳以海南警備司令部第一師師長馬彪為該師師長、以趙仁為參謀長，分別由八二軍、騎五軍和部分民團抽調兵力，總計八千余人，編為三個旅分別出發，開抵陜西省，交第八戰區指揮。后因中國國民黨各部皆保存實力，馬家軍隊也只是應付性作戰防駐。

青馬覆滅

1947年國共和談再次決裂，青馬九個旅奉命防駐慶陽市地區，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進行對峙。雙方多次發生激烈交戰，馬步芳父子對中國工農紅軍的態度得到蔣介石的日益信任，馬步芳得以升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兼青海省主席，統攬西北軍事大權。

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西安，馬步芳組織青海、寧夏二馬兵團二次進攻咸陽市，企圖收復西安，均告失敗。6月，解放軍向甘肅省挺進，馬步芳令馬繼援在固關、關山嶺、莊浪縣一帶集結抗拒，此戰馬步芳騎兵第十四旅全軍覆沒，騎兵第八旅也大部潰散，青馬再次慘敗。馬步芳命馬繼援撤守蘭州市。8月21日，彭德懷親率解放軍一野對蘭州發起猛攻，激戰數日雙方均傷亡很大。8月25日，一野再次發動總攻，此戰青海兵團全線崩潰。馬步芳四處電請求援未果，自己逃回青海省，蘭州城內馬家軍隊于26日全部肅清。蘭州失守后，馬步芳攜部分族人逃離西寧市，陸續輾轉沙特阿拉伯、臺灣、香港特別行政區等地。

至此，馬家統治青海四十余年宣告結束。

主要人物

政策制度

政治

在政治上，青海馬家軍以家長身份進行統治，這促使他們更愿意使用本族人員。馬麒時代的軍政權力主要由其堂兄弟馬、馬彪、馬海、侄子馬步祥、馬步洲、其弟馬麟、其子馬步青、馬步芳等人分掌。馬步芳上臺后，起用家族中年青的一代替代了老一輩人的地位。他的堂弟馬步鑾、馬步康、馬步勛、表弟馬全義為其率領軍隊。馬步芳對其子侄的培養十分重視，馬繼援、馬振武、馬星祥等人在中學讀書時就授以營、團軍職。馬繼援在昆侖中學上學年僅19歲，已兼著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令部上校參謀長的職務，并且是由南京軍政部正式任命的。家族世襲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個人獨裁的突出表現，又是個人獨裁賴以延續的基本條件。家族世襲保證了馬家集團最高權力一系相傳，同時又使家長式個人獨裁歷久不衰。

除血緣關系外，青海馬家軍選拔軍官和干部的渠道主要是地域、民族、宗教及追隨馬家的歷史淵源。青海省在馬麒、馬麟時代，追隨他們多年的甘肅河州人受到重用。馬步芳上臺后，特別提拔青海循化、化隆兩地出身的軍人和干部。馬步芳家族更重視用宗教關系統治回族。他們對宗教門宦上層極力拉攏，如甘肅洮州的敏海峰、康樂縣的馬福壽、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的韓升廷、冶生榮等都曾被延為上賓，委以職務。但是，宗教權力與馬家權力存在著一定的排斥性，馬家在拉攏宗教上層的同時，又處處限制他們的發展，難以形成長期鞏固的合作關系。

青海的一切軍政大權均操于馬氏手中。馬步芳的個人意志就是青海省的最高法令，雖然其會從中國國民黨的政令中尋找“合法”根據，但大多數情況下，國民黨的法律政令不過是裝點一下門面。凡重要的政務，馬步芳均以口頭或電話直接部署，而不采用公文。馬部行政人員都明白馬主席的片語遠比莊嚴的文件有權威，他們把這一現象稱作：“電話信件即辦，油印公文不管。”

軍事

全軍由馬步芳調遷

馬步芳在對部下施行奴化訓練的同時，還極力防止其部下形成小集團。他的高級軍官沒有長期固定的軍職，不斷進行調換。馬步芳有時讓一些人帶領騎兵，有時又令其率領步兵；一個時期擔任軍職，另一時期又派往政界或民團。軍隊的隸屬關系也隨時變更，不使其維持長期的固定垂直關系。士兵被不斷地調整，任何軍官都不能擁有基本部隊。同時，還利用升降的手段，使其地位高低不定，無所憑借。即使如馬元海、馬馴這樣的馬家至親平時也不予實權，一旦發生戰爭才授以部隊指揮權。軍官之間使彼此相制，軍隊亦相互監督。軍隊和軍官的調遷均由馬步芳掌握，調動營長，其團長不能預謀，使每個人都直接受馬步芳任命，而并不依賴他的官長，這就造成全軍仰承馬氏一人鼻息，緊緊圍繞在馬氏周圍的局面。

保甲制

1938年馬步芳任青海省主席后，組織了青海保甲編查委員會，自為主任委員。全省分為7個保甲編查區，除了第五、六、七區的游牧地區，其他各區均于1938年4月開始實行保甲。青海以10戶為甲，10甲為保，10保為鄉。編組保甲的同時，馬步芳即著手訓練壯丁，因而于各區設壯丁總隊，以區長兼總隊長；鄉（鎮）則為中隊；保設區隊，保長兼為區隊長；甲設壯丁組，甲長為組長。清查戶口，逐戶搜尋壯丁，收集民間槍枝，成為保甲長的首要任務。

馬步芳制定的《保甲法規》要求每甲內戶長至少5人共同填具聯保連坐切結，訂立《保甲公約》。其中規定：“各戶互相監督，聽從指揮，服從命令，不得違抗。來客稟報甲長，按時送交差徭……決不暗通匪特，隱藏奸細，若有違犯者要立即密報，若有隱匿者，各戶均受連坐之法”“保、甲長負有催糧收款、搜查罪犯、督促修筑堡、督訓壯丁、督修公路之責”。因此，保甲制不僅有消弭人民反抗的作用，能夠控制人口流動和逃亡，并在有限的人口中最大限度地開辟兵源，而且，馬家強加于青海省人民頭上的各種負擔也由保甲制貫徹實施。

保安團

為了對抗中國工農紅軍，青海馬家軍于1935年制定了一系列防御措施，包括《保安處服務規程》和《保安團隊服務規劃》，將青海省全省劃分為10個保安區（后來增至15個區）。在這些正規軍之外，每個保安區都組建了一定數量的步騎兵團隊，其編制與陸軍基本一致。根據規定，所有18至40歲的男性都必須加入團丁，由當地“精明能干、有聲望的士紳以及各旗、族的頭目”擔任團隊軍官。保安團隊的經費由當地居民承擔，士兵需要自備服裝、武器、鞍馬和帳篷。最終，共組建了105個保安團，擁有約15萬團丁。

國民軍事訓練處

1938年，馬步芳正式就任青海省主席后，成立了國民軍事訓練處，取消了保安團名稱，打著為抗日而訓練國民的旗號，開始在更大范圍內組訓壯丁。在建立保甲的基礎上，制訂了《暫行壯丁組織條件》，規定17歲至50歲的男子均需參加軍事訓練。全省的7個保甲編查區，亦即訓練壯丁的7個保安區，區設指揮部，縣設壯丁司令部，縣以下區公所設總隊，鄉設中隊，保為區隊，甲為組。每組壯丁16人，保甲長兼任組、隊長，由現任軍官指導軍事訓練。這次壯丁訓練分3期，共用半年時間完成。除軍訓外，壯丁還要修路、植樹、挖渠。

其他階層軍事訓練

除了保安團外，馬步芳還組織各階層軍事訓練，如“公務員訓練”“學生軍訓練”“童子軍訓練”“醫療救護訓練及“喇嘛、尼姑、道士、阿訇、滿拉訓練”等等，分別成立專門機構，按期集中訓練，并發給“軍訓證”“壯丁證”“僧道證”等，使行政、學生、宗教各色人員均入馬家軍事系列，從而鞏固馬家的統治地位。

經濟

收取田賦

1932年，青海省開始在西寧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門源回族自治縣等12縣進行土地清丈。清丈后的土地，發給田主新照。凡地畝一段，四界相連者，發照一張。所有丈出多余之地及無契照者，領照后即升科納糧，同時補交地價。熟地限1月內交清，荒地限3月交清，逾期未交者收回地畝并處以罰金。因當時罰款及補交地價數額很高，不少貧苦農民只好將地契掛于田頭樹梢，逃亡流落他鄉。1943年馬步芳又在西寧等11縣丈量士地，收取丈地費，每畝水田1元，早地6角，加上發照費，各縣收取銀幣幾十萬元至百余萬元不等，致使農民賣兒鬻女，逃亡相繼。經過反復清丈，農民寸土升科，而馬步芳及其親信占有的相當于全省耕地1/10的土地卻分文不取。

1942年，青海省政府對丈量登記的土地重新征稅。田賦包括正額糧、附征糧及臨時附征糧。正額糧一般占田地畝產值的20%至30%以上，附征糧往往超過正額糧1倍至數倍，臨時附征糧更無定制，多為任意濫征。此外，本是在清末為出于軍需按市價付值買糧的營買糧，在1928年后變為無償征收，不付糧價。隨著馬步芳部隊的擴大，營買之數日益增加，往往高于正額之上數倍。

同時，青海的田賦還從貨幣向實物征收進行轉變。1941年青海推行田賦征收實物，次年起按田賦三成附征縣級公糧及糧食征購。1944年又將糧食征購改為糧食征借，購糧變成無償征取。又規定田賦、附征糧、征借糧一律征收實物，“糧食以小麥、稞麥、豌豆三種為限”，由省縣田糧處及鄉鎮、保甲負責在當年一次征清。逾期未交清的，按逾期一月、二月及二月以上分別加征應交糧額的5%、10%及20%，并令“司法機關強制”追交。

開設商號

早在辛亥革命前，馬麒憑即在河州開設了德義恒、步云祥等商號，經營皮毛交易。1912年馬麒任西寧鎮總兵后，其德義恒商號更加大量搶購青海省羊毛，運往天津外國洋行，換取槍支軍火、布匹百貨等，以擴大其家族軍事經濟實力。隨著實力的壯大，1915年馬麒在西寧開設了規模更大的德順昌商號，由其軍需處長經理，販賣羊毛皮張。此商號還兼管馬家寧海軍的財務與糧餉，變為一個亦軍亦商的官辦機構。德順昌在1930年改為德興店，馬麒死后歸馬麟和馬三子馬步瀛共同經營。其經營范圍除皮毛、布匹、百貨、茶葉等重要商品外，其它入省貨物統由其經理批發，基本控制了青海省商業貿易。

1929年馬步芳移駐西寧后，義源祥商號成為其獨資商號。隨著馬步芳軍政勢力的不斷擴大，義源祥最終吞并了德興店，壟斷了青海省商業市場。它在天津市設立代理處，擴大收購羊毛、皮張、金砂、甘草、大黃、香、鹿茸、蟲草等青海產品及河西煙土，運往天津販賣，又從天津采買英、日等國毛、棉織品，百貨及武器返銷青海。義源祥商號不納任何捐稅，收集皮毛土產可資地方機關及軍隊協助，運輸能隨時強拉民夫，出省后經寧夏回族自治區、包頭市一路還有武裝護送，其貿易事無不成，絕無風險。據統計，1935年青海入省物資約值銀元260萬元，出省物資約1400萬元，其中大部分均為義源祥所經營。

苛捐雜稅

主要針對工商業的雜稅名目，到馬步芳時期已發展到30多種。這些稅收被分為國稅和地方稅兩大類，國稅由青海省管理但上繳給南京財政部，包括印花稅和公賣稅等6種，地方稅由省和縣兩級征收，涵蓋商品買賣稅和各種捐款等共27種。此外，還有強制攤派的“獻金”和“獻禮”。1941年，“草頭稅"被改稱為"建設費”，并且根據不同地區設定了不同的稅率，特別針對包括玉樹、都蘭縣在內的八個區域。稅收征收以實物和折色形式進行，主要征收羊毛和牛皮。從1921年到1941年，稅率逐年上升，導致牧區的稅收負擔增加了1倍甚至3倍。除了正規稅收，還存在許多額外的收費和非法勒索。為了減輕稅負，牧民不得不賄賂官員，提供珍貴物品。馬步芳在牧區大量收購羊毛皮張，以低價與牧民簽訂合同，并要求限期交納稅物，但他不直接向牧民支付現金，而是用高價收購農業區的糧食和茶葉作為補償。

宗教

在青馬的統治地區青海省，居住著回、撒拉族、蒙、藏、哈薩克族各少數民族，宗教和民族關系十分復雜。當時西北穆斯林社會中，新教和老教之間源于歷史的矛盾尚未消除，各門宦、教派之間為爭奪教眾和資源經常發生械斗。馬麒遂在自己的統治區域內極力推行一種名為“伊赫瓦尼”的新興教派，排擠其他教派，并暗中支持伊赫瓦尼與老教相抗衡，使伊赫瓦尼成為青海最具影響的伊斯蘭教教派。馬麒也借由伊赫瓦尼提高自己的宗教威望和社會地位，初步實現了教權與政權的結合與互動，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回族社會的團結。

教育

馬麒為培養殖邊人才，在黎丹、朱繡等人的協助下，掀起了一陣開辦新式教育的熱潮。1917年創辦寧海蒙番學校，次年改名為寧海蒙番師范學校，以“培養寧海區小學教育師資，開化蒙番民族，增進寧海文化，啟僕新知，養成優秀人才為宗旨”。到民國十二年（1923年），以寧海蒙藏學校為核心，寧海各地共設立蒙藏小學二十余處，學生八百余人。1922年5月又成立“寧海回教促進會”，馬麒自兼會長標榜以“促進回教青年學子教育并闡發回教真諦為宗旨”，提出首先要做的就是成立寧海清真學校，規定所辦學校“加授回教經文”及“加授簡單回文”。規定各校校長須“呈請甘邊寧海鎮守使加委”，‘促進會成立以后，首先在西寧市、湟源縣、大通、貴德、碾伯（今青海省樂都縣）、巴燕戎格、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等七地設立清真小學七所。

馬步芳時期，回教促進會在各地設立中小學校，這些學校自成系統，因為有馬步芳的支持，相對于公立學校，他們有充足的經費來源，當時除青海省政府撥款補助和回教人士捐贈外，還有羊腸稅、皮筏稅、擔頭稅等撥充回教促進會經費。此外，馬步芳還把自己的一些私產捐出，用以充實教育經費。這些中小學校，改變了原來回族子弟只念經，不讀書的舊習俗，許多子弟開始入學。

歷史影響

正面影響

馬麒在青海省，竭力反對英帝策劃的將青海、四川省大部分土地劃歸西藏自治區，堅持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抗日戰爭期間，作為大后方的寧夏回族自治區、青海和甘肅省、新疆保持了較為穩定的局面，是對抗戰全局的支持。青海派出一個騎兵師轉戰于中原，使青、隴健兒得以保國立功。在新疆的騎五軍馬希珍連在北塔山與入侵者英勇戰斗，捍衛了國土。在經濟建設上，馬步芳在青海提倡的“六大中心工作”中的植樹造林、修筑公路等，在客觀上都有積極作用。

負面影響

青海馬家軍有精銳的騎兵部隊，經常與其他軍閥之間爭斗，以及與國民政府軍隊的沖突，導致了該地區戰事不斷，給當地民眾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時，馬步芳多次對紅軍造成危害。在解放戰爭時期，包括青海馬家軍在內的馬家軍是中國解放軍西北戰場上的主要對手。在馬步芳統治青海省期間，設立了名目繁多、花樣翻新的稅捐，以橫征暴斂，竭澤而漁，遂使廣大百姓力所不勝，日漸貧困，苦不堪言；青海當時不足100萬人口，擴兵至15萬之多。斂財與抓丁，形成猛于虎之苛政。

在農業各縣，耕作方式仍然是數千年遺留下來的粗放耕作；在牧業區，生產仍然是一種自生自滅的原始方式。社會組織仍保留著傳統的基本形式，直至解放前，玉樹市、果洛一帶仍停滯在氏族部落時代，社會與家庭組織仍殘存著母系氏族的殘余。社會長時期地處于停滯狀態。

歷史評價

曾任西寧市城中區第九屆人民代表、青海省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的陳秉淵在《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中評價：“從馬步芳祖父馬海晏起，歷經馬步芳的父親馬麒、叔父馬麟、兄馬步青，一直到他本身和其兒子馬繼援止，其家族憑借擁有的武力，在青海地區造成了一個封建割據的局面。這在當時舊中國范圍內，雖不是一種獨異現象，但它保持了父傳子、子傳孫的封建世襲形式，成為一個特殊類型的軍閥，則是罕見的。縱觀馬步芳家族四十多年的歷史，可以說這個家族是在人民的血泊中用勞動者的骷髏建筑起來的。”

青海民族大學民族研究所歷史研究室主任、教授羋一之在《簡論馬步芳家族地方政權的性質》中評價：“馬家軍閥政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舊中國的一個具有若干特性的地方封建割據政權，馬家軍閥政權能在青海盤踞近40年，是西北近代歷史和中國地理政治的奇妙產物。”

甘肅省文史研究館館長王仲保在《西北馬家軍閥史》中評價：“民國以來的大小軍閥，有其共性，即爭奪地盤，擴充軍隊。以軍隊保地盤、爭更大之地盤；以地盤征糧餉、抽壯丁，以擴充更多之軍隊。地盤與軍隊交互增長，以擴大其勢力。西北馬家軍閥也不例外。這在馬鴻逵時代之寧夏回族自治區、馬步芳時代之青海省最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