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出版，作者：朱文華。本書圖文并茂，精選了陳獨秀各個時代的相關照片30多幅，以流暢的筆法，再現了他昔日的風貌，不但包括其政治主張、學術建樹，而且還使其生活情趣、思維方式及交友等生活細節躍然紙上，是研究陳獨秀的第一手材料，是一部優秀的文學傳記。
內容簡介
該書以翔實的史料和扎實的文字功底，生動地記述了陳獨秀這一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叱咤風云、大名鼎鼎、大起大落、是非紛紜、功過參半、大悲大喜，風流倜儻式的重量級人物的一生。
本書內容含叛逆性格的萌芽，青年康黨分子，“亂黨”的組織者和宣傳家，反袁的皖督秘書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首任領袖、共產黨的反對派、不隸屬任何黨派。
編輯推薦
五四風云人物書系?《陳獨秀傳》，終身的反對派：反清、反袁、反軍閥 批孔、批黨、批“國際”
◎創建“共產黨"卻被開除黨籍
◎創刊“新青年"卻被誣為“漢奸”
◎發起新文化卻不得最終之“覺悟”
◎提倡新道德卻因私生活被詬病
◎擔當五四“總司令"卻在凄苦中客死異鄉
媒體評論
朱文華：浙江縣人，1949年生于上海市。“文革”期間高中畢業后赴安徽農村插隊，1973年9月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1976年7月畢業后留校，現為該校中文系（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長期以來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文學）方面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已在海內外發表論文近百篇，出版史著（教材、論文集）十余種，主要有《胡適評傳》、《陳獨秀評傳》、《魯迅、胡適、郭沫若連環比較評傳》、《傳記通論》、《風騷余韻論》、《“再造文明”的奠基石》和《中國近代文學潮流》等。
圖書目錄
第一章 叛逆性格的萌芽（1879-1896）
◎一、家庭身世和姓名字號
◎二、祖父板子催發的叛逆心理
◎三、“選學妖孽’’的另一面
第二章 青年“康黨”分子（1897-1903）
◎一、“掄才大典”的刺激
◎二、維新思想的個體特點及潛在影響
◎三、由維新趨向革命
第三章“亂黨"的組織者和宣傳家（1903-1911）
◎一、“亂黨”活動的基本軌跡
◎二、有特色的革命宣傳家
◎三、感情世界的底蘊
第四章 反袁的皖督秘書長（1911-1915）
◎一、治皖與反袁
◎二、通緝和流亡
◎三、“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
第五章“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1915-1920）
◎一、倡導新文化運動
◎二、被捕前后的思想變化及相應活動
◎三、怎樣轉向馬克思主義
第六章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首任領袖（1920-1927）
◎一、創建中國共產黨
◎二、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后的思想和活動
◎三、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運動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四、被撤銷總書記的職務
第七章 共產黨的反對派首領（1927-1937）
◎一、怎樣被開除黨籍
◎二、領導“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的活動
◎三、南京監獄生活
第八章“不隸屬任何黨派”以來（1937-1942）
◎一、為何宣布“不隸屬任何黨派”
◎二、抗戰前期的言行
◎三、所謂“托匪漢奸”案
◎四、最后的政治意見”
◎五、寂寞謝世
附錄：
[附一]陳獨秀年譜簡編
[附二]主要參考書目
后記
改版后記
作者簡介
朱文華：浙江鄞縣人，1949年生于上海市。“文革”期間高中畢業后赴安徽農村插隊，1973年9月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1976年7月畢業后留校，現為該校中文系（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長期以來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文學）方面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已在海內外發表論文近百篇，出版史著（教材、論文集）十余種，主要有《胡適評傳》、《陳獨秀評傳》、《魯迅、胡適、郭沫若連環比較評傳》、《傳記通論》、《風騷余韻論》、《“再造文明”的奠基石》和《中國近代文學潮流》等。
內容摘錄
第一章 叛逆性格的萌芽（1879-1896）
一、家庭身世和姓名字號 公元1879年10月9日（清光緒五年己卯八月四日），陳獨秀出生在原籍安徽省安慶府懷寧縣水鄉廣圩陳家剖屋，不久則遷居到安慶城北門后營地方，在此度過少年時代。鑒于當時安慶府治與懷寧縣治同在一城，而目前懷寧縣亦隸屬安慶市，所以史家稱陳獨秀或為懷寧人，或為安慶人。不過相較而言，其籍貫似以懷寧更準確一些。關于陳獨秀的家庭世系，他本人在自傳性文字中未有提及。據其家譜資料《江州義門陳氏宗譜》說：陳氏受姓，始于陳胡公，至南北朝時，子孫衍于全國，但隋朝建立后，似僅在荊門市之谷（今四川宜昌附近）保留了宗支，延至初唐，荊門一支中的陳兼后代又避遷于泉州（今福建泉州）仙游鄉，稍后，作為胡公的71世孫陳闊訪友于江州（今江西九江），因愛廬山名勝而定居于此，時在盛唐，“江州義門陳氏”之稱由此而定，陳闊即為“江州義門陳氏”之始祖。至83世，義門陳氏聚族而居者凡3700余人，致使地方當局令其分莊，時在北宋慶歷年間。至南宋淳熙年間，由陳汝心率一支自江州遷往懷寧縣，所以懷寧陳氏即奉陳汝心為始祖。陳汝心生四子，依次名為崇本、崇志、崇德、崇義，其中崇志一支的懷寧第16世（大綸公支）陳天植，便是陳獨秀的曾祖父。在陳獨秀出生時，其曾祖父已經作古。能夠表明當時家庭的社會政治經濟學地位的，是陳獨秀的祖輩和父輩。祖父陳章旭，生于1819年（清嘉慶二十四年），生出身，早年以私塾教師為業，生四子，分別為衍藩、衍藻、衍中、衍庶。《陳氏宗譜》稱其“精明強干，迥不猶人。上恢先緒，下啟后昆。學問極其深醇，周濟極其慷慨。居城郭而惡奢華，老成足羨；入公門而操筆墨，官長咸稱。邇時，名登天府，位列浚明，輝生宗族，榮及親朋此所以為一時倚賴者也”。由此可以推斷，陳章旭當是家族中堅人物，亦是安慶市城里的士紳。這里所說的“入公門而操筆墨”，系指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軍隊占領安慶時，陳章旭與長子衍藩（陳獨秀的大伯）投筆從戎，佐助官府，因而在清軍收復安慶后，陳章旭獲“以鹽提舉銜候補知縣”的空缺。與此相適應，陳衍藩此時也被“疏保（陜西省候補）直隸州，以知府用”，只是稍后歸里途中被太平軍刺傷，不久身亡。至于陳獨秀生父陳衍中，生于1848年（愛新覺羅·旻寧二十八年），在考取秀才后，“屢困場屋，不得已納粟以府經歷，分發江蘇省”，雖曾做過幾年小官，最后仍是以塾師為職業，至1881年客死于蘇州市，時陳獨秀年僅3歲。由此看來，陳獨秀出生前后，其家境并不富裕，但也不至于太貧苦。真正使陳獨秀的家庭提高社會政治經濟學地位的是他的叔父陳衍庶。陳衍庶，字昔凡，生于1851年（清咸豐元年），1875年（清光緒元年）中舉，考取謄錄館后，又議敘班候補知縣，不久在治黃工地為山東巡撫張曜保舉以直隸州用，欽加四品銜，調盛京（今沈陽）辦理文案；又蒙將軍喜塔臘·裕祿奏留沈陽市（今遼寧省）候補知州，署奉天府軍糧同知，之后曾調署懷德、柳河知縣，又升任遼陽州、鳳凰廳、直隸廳過班升道，分省補用。陳衍庶入仕途后，家道漸趨殷實，曾在安徽貴池縣置田800余畝，在安慶市城里又有鋪面房產多處，陳衍庶同時也經商，在東北、北京和安慶等地開設多家商店，還于1909年在杭州市創辦“益大公司”，從事對外貿易。有關研究者或稱陳獨秀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或謂陳獨秀的家庭系“封建官僚地主兼工商業”，想來便是以此為根據的。鑒于陳獨秀因3歲喪父，后來過繼給叔父陳衍庶，這樣的說法似也可成立。不過陳獨秀自稱“沒有父親的孩子”，事實上后來也沒有繼承嗣父的遺產：所以這樣的家庭經濟情況對于陳獨秀的思想發展和生活道路，似沒有更多的聯系。陳獨秀一生多名號。他的原名（譜名）為慶同，學名（或稱官名）為乾生，字仲甫。后留學日本時，陳獨秀改名由己，在辦《安徽俗話報》時，又自署三愛。獨秀之名最早見于東京《甲寅雜志》，該刊第1卷第4期（1914.1 0.1 1）發表《雙秤記敘》一文，即署“獨秀山民”。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陳獨秀主辦《每周評論》，開始署用“只眼”。此后，他的主要名號有頑石、撒翁、雪衣、實庵和D.S等。除此之外，陳獨秀在各種場合還署用過下列名號：重甫、眾甫、仲、仲由、仲山、程仲甫、程仲華、熙洲仲子、熙洲仲子居士、陳仲居士、秀、山民、程志孟、志孟、實、三戶、黃侃、鳥乙兒、孔甲、明夷、明宜、季丹、CC生、致中、陳鐸生、方恒甫和T.S.CHEN等，其中大部分系“陳仲甫”的諧音或衍變。在上述各個名號中，“D.s”似最值得重視。此名乍看系獨秀兩字的英澤的縮寫，然而這兩個字母同時恰恰又是英語民主（Democracy）和科學（Science）的縮寫。在陳獨秀那兒，這或許純粹屬于巧合，但在后來的歷史學家看來，這無疑是富有象征意義的，因為不管怎么說，陳獨秀本人所理解的“民主與科學”，伴隨了他一生的思想演變的軌跡。關于行世的“獨秀”之名的由來，據有的研究者說，此乃以其里居有獨秀山之故。此雖系推測，但有一定的可信性，因為如陳獨秀之子陳松年后來說，安慶市三四十里外的月山西北確有一個叫“獨秀山”的小山頭，盡管陳獨秀不是出生在那里。又據人回憶，由于陳獨秀幼年時天資聰穎、讀書用功，祖父期待他成龍，就“以當地獨秀峰為他命名”。但據筆者看來，“獨秀山民”之名系由陳獨秀自署，時在1914年，其名之由來，似與陳獨秀當時的思想狀況有聯系，因當時陳獨秀從事革命斗爭已有十余年，由于思想個性始終醉心于獨立行事，以致沒有從組織上加入“同盟會”或“中華革命黨”等，所以署用“獨秀”，很可能是為了表露自己的這一心態，至于署用此名時，想起家鄉附近有獨秀山峰，那是可能的。他作為終身的反對派，“獨”字十分妥帖，而“秀”字則有他自己的標準。二、祖父板子催發的叛逆心理鑒于家庭的社會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也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影響，陳獨秀和他的幾個兄弟一樣，自然從小即被安排接受封建主義的舊式教育。由于陳獨秀父親早逝，教育子孫的任務便由祖父陳章旭承擔。祖父在親戚本家中被稱之為“白胡爹爹”，素以嚴厲出名，據陳獨秀回憶：“孩子們哭時，一說白胡爹爹來了，便停聲不敢哭，這位白胡爹爹的嚴厲可怕便可想見了。”約從6歲開始，陳獨秀就跟著祖父讀書，同時讀書的還有他的大哥陳慶元。陳獨秀天資聰明，祖父對他的要求也特別嚴，期望也特別高，恨不得他在短時間里熟讀四書五經。偶爾陳獨秀未能把書背出（他最怕讀《左傳》），祖父便會生氣，便會用板子打他。在祖父最生氣的時候，怒目切齒，幾乎發狂，一般的體罰也時常變為毒打。陳獨秀對此本能地表示反感和不滿，面對毒打，總是倔得一聲不哭，致使祖父“不只一次憤怒而傷感的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如此場面在幾年中多次重演，可能祖父后來也意識到陳獨秀的倔強個件難以改變，所以就常對鄉人說：這孩子將來不成龍就要成蛇。陳獨秀的母親查氏（1852～1899）是“能干而慈愛”的，雖常常“疏財仗義，好打抱不平，親戚本家都稱她為女丈夫，其實她本質還是一個老好人，往往優容奸惡，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惟其如此，她見兒子遭到公公的毒打，盡管口頭也罵兒子是“小犟牛”，但行動上又不能去勸阻，只是在兒子遭打后，她流著淚規勸陳獨秀：“小兒，你務必好好用心讀書，將來書讀好了，中個舉人替父親爭口氣，你的父親讀書一生，未曾考中舉人，是他生前一樁恨事。”見到母親流淚，陳獨秀也忍不住地哭了，這時母親又為他揩干眼淚，以慈愛的口吻責備道：“你這孩子真淘氣，爺爺那樣打你，你不哭，現在倒無端的哭了！”顯然，祖父信奉的是“棒頭底下出孝（才）子”的哲學，而母親則是用感化教育的方法。這兩種不同形態的教育，對有著“吃軟不吃硬”個性特點的少年陳獨秀來說，產生的效果迥然相異。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