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派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革命傳統的延續，以其創始人列夫·托洛茨基命名。托洛茨基主義主張建立無產階級先鋒隊香港工會聯合會，反對官僚主義，實現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擁護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不斷革命，以及基于工人階級自我解放和工人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托洛茨基主義批判了約瑟夫·斯大林時期蘇聯的官僚主義和反民主思潮。盡管托洛茨基從未自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而是使用“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來描述他的政治主張，但托洛茨基主義的倡導者通常被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或托洛茨基派。
托洛茨基派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極“左”的機會主義派別，它有兩個歷史發展時期。其一是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和布爾什維克黨內活動的前期托洛茨基派，通常稱之為歷史上的托洛茨基派。1927年和1928年，列夫·托洛茨基集團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和共產國際內部被擊敗，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驅逐出蘇聯。此后，托洛茨基派從俄國共產黨(布)內的反對派變為一個國際派別，并在1938年9月成立了所謂的第四國際，至今仍在活動。這后一段時期的托洛茨基派通常被稱為現代托洛茨基派。
定義
列夫·托洛茨基
列夫·托洛茨基（LeónDavidovichTrotski，1879年11月7日—1940年8月20日），全名列夫·托洛茨基，原名列昂·達維多維奇·布隆斯坦，蘇聯紅軍的主要締造者，俄羅斯歷史上重要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在十月革命時，托洛茨基率先支持列寧的“四月提綱”，并擔任布爾什維克黨的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指揮了攻打冬宮的起義行動，為十月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蘇俄內戰時，托洛茨基締造了工農紅軍，并率領它打敗了英法帝國主義干涉者和白軍，捍衛了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在俄國國內建設時期，托洛茨基最早提出和實踐了新經濟政策以及計劃經濟，并提出了《糧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問題》和《工會及其今后任務》，指出糧食征收等政策的隱患，引發了公會問題的討論，托洛茨基也是第四國際的主要的締造者。列夫·托洛茨基不但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締造者之一，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支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創建者和統帥，托洛茨基不僅是一個杰出的外交家、軍事家，同時也是一個理論家，是20世紀的領袖。
托洛斯基派定義
托洛茨基派，亦稱托派，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極端左翼派別。該派有兩個發展時期。一是歷史上的托派，主要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和布爾什維克黨內活動，該時期托洛茨基被擊敗并被驅逐出蘇聯。另一個是現代托派，從1938年9月成立了第四國際，至今仍活躍在國際舞臺。
托派社會主義是以列夫·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為旗幟，推行所謂“世界革命”戰略的一種極左的、帶有濃厚宗派色彩的社會主義思潮的運動?！暗谒膰H”是它的國際性組織。雖然托派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思潮缺乏嚴整、周密的理論，作為一種運動人數不多、派別林立，但由于它的主張往往能贏得部分激進小資產者和工人的共鳴，至今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是世界上一支有一定影響的政治力量。
歷史沿革
理論奠基期(自20世紀初至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
這一時期的特點主要有兩個：一是托洛茨基提出“不斷革命論”，二是托派分子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內的“國際左翼反對派”進行活動。
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提出
托洛茨基是托派社會主義奠基者，1879年由民粹派轉向馬克思主義，1905年參加俄國民主革命并當選為圣彼得堡蘇維埃主席，1906年在獄中完成《我們的革命》，主張立即建立社會主義工人政府。1919年發表《總結與展望》，認為十月革命經驗為“不斷革命論”找到了補充。1929年因派別活動被驅逐出蘇聯，1930年出版《不斷革命》，論證了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和國際革命的不斷性。1938年撰寫了《資本主義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國際的任務》(《過渡綱領》)，認為當時“不斷革命”的重心是革蘇聯官僚階級的命。該文與不斷革命論共同構成托派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國際左翼反對派
列夫·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立場搖擺。1903年，他支持尤里·馬爾托夫反對列寧。1905年后，他宣揚中派主義，反對布爾什維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參與十月革命起義。1923年，他提出反對派政綱，認為黨已被官僚機構取代。1926年，他組織“托季聯盟”反對蘇維埃政權。1927年，他被開除出布爾什維克黨，被驅逐出蘇聯。1929年，他在土耳其組建國際左翼反對派。他不主張馬上撇開共產主義國際，而是從內部奪取對中間派的領導權，實現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改良和革新”。他認為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雖然在蛻化，但還未完全變質。直到1933年2月，他還堅持這一立場，認為糾正共產國際及所屬支部的綱領和政策是斗爭的“基本方向”。
組織準備期(自30年代中后期至50年代中期)
這一時期的突出事件是第四國際的醞釀、建立和重整；特點是無論第四國際成立前還是成立后，托派基本沉湎于內部爭斗和組織建設，雖然其間結合形勢發展也提出了一些政策，但始終沒有真正開展獨立的群眾斗爭。
第四國際的史前醞釀
1933年7月，托洛茨基反對共產國際，在《反對派公報》上發表《必須重建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文章，宣布同共產國際決裂。他指責約瑟夫·斯大林的歐洲政策導致納粹崛起，稱共產國際已完全官僚主義化。同年8月，他在巴黎國際會議上把“國際左翼反對派”改名為“國際共產主義聯盟”，10月，在《蘇聯和第四國際》一書中，首次提出建立第四國際，但這一想法當時并未得到廣泛響應。托洛茨基建議立即成立國際，但直到1938年才勉強提上日程。
第四國際的建立和重整
1938年9月3日，10個國家的托派代表在巴黎成立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即“第四國際”，托洛茨基為大會主席。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性質、如何對待反法西斯主義國家、蘇聯等，第四國際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存在分歧。一些人認為這場戰爭具有反法西斯性質，應該參加抵抗運動，而另一些人則簡單地把二戰和一戰相類比，認為應采取“革命失敗主義”政策。在對待蘇聯的態度上，列夫·托洛茨基多數派認為應保衛蘇聯，而少數派則認為無需保衛。這些分歧和戰爭干擾使第四國際陷入困境，戰爭期間其組織幾乎不存在。直到戰后1948年，第四國際才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并重新肯定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基本立場，確認了新的領導機構，提出了將第四國際各地組織從宣傳團體變為群眾性政黨的任務，要求成員聯系群眾、擴大影響、打入其他政黨和組織等。這些措施雖然有所落實，但第四國際提出的一些政治任務則未落實，因此這一時期被稱為“實驗室時期”。
戰略實施期(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跨度大、時間長、事件多，是托派社會主義最活躍和影響最大的時期，也是它全面實施它的“世界革命戰略”并對主攻方向(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殖民地革命、蛻化變質的“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一再作出重大調整的時期。
以亞非拉人民革命斗爭為主戰場
這段時間從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托派社會主義認為“世界戰爭”引起“世界革命”，但是重視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推動這一進程的作用不太重視。之后，由于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持續增長，政治穩定，特別是“馬歇爾計劃”帶來的繁榮景象和亞非拉人民革命的蓬勃發展，托派社會主義轉變了看法，提出了“落后國家革命論”，將戰略目光第一次移向亞非拉。1957年的第四國際五大公開承認，世界革命的中心將從歐洲轉到亞非拉，并指出世界上的主要原動力是殖民地革命的發展。1961年的六大認為，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已居于先鋒地位，將繼續成為第四國際的主要活動中心，也將是可能取得最迅速成就和發展的地方。1963年的七大通過了“當前世界革命動力”的文件，斷定世界革命已從蘇聯向殖民地國家發展，殖民地革命已先于資本主義制度心臟地帶之前爆發。
關注“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
在這一階段中，考慮到約瑟夫·斯大林逝世后，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在蘇聯東歐引起的動蕩變革傾向，托派社會主義把所謂“工人國家”由蘇聯一家擴展為包括東歐多家，并把在這些國家中推行政治革命當作自己第二項戰略任務。第四國際五大通過了曼德拉提出的《斯大林主義興起、衰落和垮臺》和《反對官僚機構的政治革命的動力和前景》兩項決議，六大通過了《蘇共二十大以來的斯大林主義危機》的文件，擬定了實行“政治革命”的詳細綱領。托派社會主義認為，在蘇東進行政治革命的主客觀條件已經成熟，斯大林主義危機勢必引起無產階級和官僚主義的正面沖突并將首先在東歐爆發，然后這種沖突會向蘇聯和其他地區擴展。1961年，托派社會主義重要人物英國學者艾·多伊切出版了《斯大林政治傳記》，認為斯大林有“革命的”一面，“因為他把一個社會組織的嶄新原則付諸實踐”，“能豐富人類的經驗，使它轉入一個新方向”；又有作為革命專制暴君以極權主義的國家機器壓迫人民、扼殺無產階級民主，使社會主義蘇聯變為“工人國家”的一面。托派的任務就是抑其惡揚其善，對約瑟夫·斯大林事業進行“凈化和整理”，即在蘇聯進行恢復無產階級民主的政治革命。對于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他認為具有“矛盾百出和機會主義的性質"，不過是官僚主義集團保護自己的一種手法，而不是清算自己的措施。在行動上，托派社會主義者多次組織運動，不是寫《公開信》直接向蘇東執政黨施壓，就是將蘇東所謂“左派”持不同政見者的主張公之于世，為其辯護和鳴不平。對于中蘇矛盾和沖突，托派社會主義聲稱“我們給予中國共產黨有批判的支持”，聲稱在反戰斗爭、殖民地革命性質與不發達國家革命運動的方針、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等問題上贊賞和支持中共的觀點，但對中共對核大戰的后果估計不足、對“非約瑟夫·斯大林化”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問題所持的立場則持批評和反對態度。托派中的極左派則認為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國“文化大革命”尤其值得稱道。
重新轉向歐美革命
這一轉變始于1968年，持續到80年代初，是托派社會主義空前活躍期，其中又可進一步分為主張“學生先鋒主義”和主張“面向無產階級”。由于托派抓住時機轉換戰略主攻方向和工作重點，迎合部分工人和學生的激進情緒和行為，加上其強大宣傳攻勢和對學運、工運的積極參與，全世界托派隊伍迅速擴大。據有關資料統計，托派組織活動的范圍由60年代末的30多個國家擴大到80年代初的60多個國家，人數也激增到空前的6萬人，形成托派組織發展的鼎盛期。
重新蓄勢期(自80年代中期至現在)
70年代初學生運動風暴過后，托派社會主義已開始走下坡路。但它一直不肯承認這一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它還一再斷定革命的最后危機正在迅速來臨，特別是包括法、意、西、葡在內的西南歐革命將很快取得勝利。然而隨著其預言一次次的落空，不少托派成員深感迷茫，退出組織者與日俱增。比如1986年法國托派就有400人退黨并轉入社會黨門下。面對這種情況，特別是科技革命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出現和東歐劇變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走入低谷的新情況，現代托派社會主義不得不對世界革命形勢進行了重新評估，放棄了革命危機就在眼前的傳統說法，認為新革命高潮的到來將經歷一個也許相當漫長的蓄勢過程，要“學會忍耐”和做大量的工作。
思想主張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托派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這一理論按照托洛茨基本人的說法，“意味著一種同階級統治的任何形式都不妥協的革命，它只有在階級社會完全消滅的時候才能結束”。具體而言，它追求三個不斷性，包含三個相互關聯的思想。第一，由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托洛茨基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對于落后資產階級國家來說，不存在一個單獨的民主革命階段，不應提出建立介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政府只能是工人政府。第二，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這有兩方面含義:其一，無產階級一旦取得政權，就要通過經常不斷的內部斗爭打破社會的平衡狀態，改造一切社會關系，用強制手段迫使群眾參與社會主義建設，比如由工會掌握生產，實現工會“國家化”；推行集中式計劃經濟，加強對外貿易壟斷制，搞強制儲蓄，實行“工業專政”；提高工業品價格，增收農業稅，實行剝奪富裕農民的“超工業化”等等。其二，政權在握的無產階級反對世界資產階級的戰爭，從而構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第三，國際革命的不斷性。列夫·托洛茨基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一國基礎上開始，但是不可能在一國基礎上完成。
托洛茨基早在1905年就提出“不斷革命"的戰略構想；托洛茨基在兩個方面有所表現，一是在新政府的外交方面，圍繞布列斯特和約談判，提出了不戰不和的策略，一方面等待德國革命力量爆發的可能，同時表明了革命政府的立場。另一方面是圍繞工會問題，提出工會國家化，強調以集中制的優勢快速使國民經濟恢復過來。約瑟夫·斯大林掌握政權之后，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強調世界革命對于無產階級政權的意義，強調資本主義開創的世界市場使社會主義只有是國際的才是現實的。應該在“過渡階段’’一方面寄希望于歐洲革命，另一方面參與到世界經濟和國際分工中建設社會主義，加強無產階級的力量。他早在新經濟政策實施前就突破性地提出了“新經濟”的建議，成為“新經濟”的最早提出者。
十月革命前的“不斷革命論"不斷革命論的內容體現為在俄國這樣落后的國家，如何解決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并實際地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總體革命策略。它提出了包括無產階級革命的不間斷性、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以及國際革命的不斷性——不斷革命的社會主義革命總規劃，并與列寧一道，實際地運用了這一戰略和策略，建立了工人階級的政權。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論”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按照官方歷史的定義，指的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內戰后至工人政權穩固下來的時期。列夫·托洛茨基則認為，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并不意味著蘇聯自動進入社會主義，因此托洛茨基把這一時期稱之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蘇聯的社會性質是“過渡社會"。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論”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按照官方歷史的定義，指的是蘇維埃俄國內戰后至工人政權穩固下來的時期。托洛茨基則認為，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并不意味著蘇聯自動進入社會主義，因此托洛茨基把這一時期稱之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蘇聯的社會性質是“過渡社會"。
抨擊約瑟夫·斯大林的官僚政治的“政治革命論”早在二十年代，列夫·托洛茨基就提出國家機關中存在著官僚主義傾向。他認為黨內產生官僚主義的深刻原因在于“居民不同集團的根本利益之間存在著差別”。
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論”托洛茨基把在一國范圍內取得政權看作是革命行動的開始，認為世界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必要前提。托洛茨基認為，理論的斗爭實際涉及到的是革命世界觀的問題。
以上幾個理論形成了相互關聯的一體，從思想內涵上來說，托洛茨基的“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論”“經濟革命論”“政治革命論”和“世界革命論”，都是托洛茨基早期不斷革命論的豐富和發展。也可以說，列夫·托洛茨基的理論可以用廣義上的“不斷革命論”來涵蓋。
托派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戰略”
隨著戰后國際局勢的變化和發展，托派社會主義在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基礎上逐步形成了相當系統的“世界革命戰略”?！笆澜绺锩鼞鹇浴钡娜齻€組成部分。
發達國家
托派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經濟條件已經成熟，主張通過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革命，反對議會道路，批判通過民主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社會黨和共產黨。他們設想在資本主義國家向工人國家的過渡中，會出現“雙重政權”階段，要加強工人權力，瓦解資本權力，打破平衡狀態，使社會主義革命在歐洲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
工人國家
托派認為蘇聯是一個過渡社會，公有制存在但無產階級民主被扼殺，特權階層形成。特權階層形成的原因是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擴大了工資差別和特權，以及布爾什維克的領導體制和組織原則問題。無產階級需要進行政治革命，主要措施是取消黨對政的絕對領導，還政于蘇維埃，取消一黨制，實行多黨制和黨內派別自由，保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罷工自由，廢除審查制度，實行分權、權力獨立和相互制約的原則。
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
托派認為中國和殖民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動力，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性質和社會主義革命性質，強調無產階級必須反對本國的資產階級，農民是殖民革命的主力軍。他們在農民中發展黨員，建立工農黨，建立工農政府、工農政權。
代表人物
陳獨秀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慶同，字仲甫，號實庵，青年時代官名乾生，懷寧縣（今安徽安慶市）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
革命遭受挫折后，陳獨秀被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列夫·托洛茨基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所打動，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托洛茨基的主要理論是““不斷革命”論”，其核心是否定農民的革命作用。在此基礎上，陳獨秀認為，以中國國民黨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奪取了政權，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階段的完結。民主專政是反動的口號，中共“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定的革命綱領是“破產的路線”。否定以農村為中心的武裝起義。1932年，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獄中的陳獨秀仍堅持托洛斯基派的基本立場，同時，他也表現了反蔣抗日和愛國主義精神。
1929年5月，陳獨秀被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列夫·托洛茨基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所打動，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身邊很快形成了具有同樣觀點的小團體，并在黨內加緊進行反對中央的分裂活動。1929年8月5日，陳獨秀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1.5萬字的長信，抨擊“八七會議”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的路線，并要求在全黨公開討論。中共中央多次對陳獨秀等人的派別活動提出了警告。8月28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代表約陳獨秀談話，指出他不應該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此時的陳獨秀已經聽不進任何勸告。11月1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決定開除陳獨秀黨籍。
彭述之
彭述之（1895—1983），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國著名托洛茨基主義者。曾化名張次南，1894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陽市隆回縣羊古坳鄉轉角丘村。
彭述之和陳獨秀曾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后來由于政治觀點分歧而分道揚。1921年，彭述之認識陳獨秀。4年后，彭回國參加黨的“四大”，提出共產黨獨立領導工農的方針。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他堅決執行陳獨秀的右傾投降路線，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1929 年，彭述之閱讀了托洛茨基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章，完全接受了 托洛茨基對于中國革命的分析，并且在黨內成立左派反對派，公然與中央對抗， 完全背離革命的信仰。最終，彭述之在 1929 年底被中央開除黨籍，徹底退出了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
曼德爾
埃內斯特·曼德爾(1923一)，是比利時托派組織“勞動者革命同盟(第四國際支部)”的領導人，現任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書記。他是當代托派最重要的理論家，主要著作有《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晚期資本主義》、《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關于過渡社會的理論》等。他在這些著作和大量的文章、講話中進一步闡明和發展了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曼德爾認為無產階級革命要保留國家的社會管理職能，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建立和發展體現直接民主的新的權力機關，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包括資產階級議會。他堅決反對通過議會道路實現社會主義，并把這種主張斥之為新修正主義。
曼德爾是托洛茨基以后最重要的托派理論家和思想家。他繼承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又重視研究戰后世界的發展變化，在堅持托洛茨基基本理論的前提下，提出了與傳統的托洛茨基主義不同的許多觀點。如關于晚期資本主義的理論，關于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理論，關于戰爭與和平問題的理論等。在有些問題上他豐富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如關于過渡社會的理論、關于官僚主義的理論、關于雙重政權的理論等。曼德爾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對于建立托派的經濟理論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他在這方面的成就，應當說已經超過了列夫·托洛茨基。曼德爾的觀點，同整個托洛茨基主義一樣，有明顯的極端左翼傾向。
胡·波薩達斯
胡·波薩達斯，真名奧梅羅·克里斯塔利，胡·波薩達斯是他的化名。波薩達斯是阿根廷托派組織工人黨(托)的領袖。這個黨產生于四十年代末期，當時曾以“同情組織”的身份參加了第四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后來又作為正式成員參加了1951年的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1953年，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發生分裂，波薩達斯領導的阿根廷工人黨(托)成了巴黎國際書記處這一派在拉丁美洲的一個支部，波薩達斯成了拉丁美洲局的領導人。1963年，當巴黎國際書記處和國際委員會的一部分組織重新統一時，波薩達斯領導的拉丁美洲局并沒有參加，而且單獨召開了自己的代表大會，成立了新的第四國際，波薩達斯是這個第四國際的總書記。
波薩達斯的政治觀點，有一部分是積極的，例如他強調殖民地革命的意義;強調殖民地革命和游擊戰爭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強調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主張與小資產階級和民族主義運動結盟，等等。但從總體來看，他的政治觀點是極端左翼的。如鼓吹工人國家發動先發制人的原子戰爭，然后在熱核戰爭廢墟上更快地建設共產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主張工人國家進行革命輸出;把世界革命與世界戰爭聯系起來，宣揚各國革命會在即將爆發的世界戰爭中同時勝利;把社會主義社會說成是實行按需分配的沒有國家的社會，等等，都是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冒險主張，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和無政府主義的某些傾向。他的這些主張是十分偏激、片面的，即使在托派運動中，也被視為極左派。
影響
中國
中國托派的最初來源，是直接受到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義影響的少數中國留蘇學生。他們中的一些人于1927年底和1929年先后回到國內，從事托派活動，大力宣傳托洛茨基關于中國革命的觀點。
“中國托派”的形成來自遙遠的莫斯科，實際上也是約瑟夫·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權力斗爭的產物。這是一個把過去的意見分歧和新的爭論攪在一起的花招，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才發明了‘托洛茨基主義’。斯大林和列夫·托洛茨基的分歧表現在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上。如斯大林主張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并在遭受國民黨右派進攻時，要求中共妥協退讓；而托洛茨基則“堅決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中山艦事件后，托洛茨基則主張中共退出國共統一戰線，獨立發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斯大林無法解釋他促成的國共統一戰線的優越性，又不敢承擔指導方針失誤的責任，從而導致蘇中國共產黨內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部分中國學生的強烈不滿。這種不滿情緒終于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紅場舉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活動中爆發。反對約瑟夫·斯大林的群眾和學生突然打出寫有“執行列寧遺囑，罷免斯大林、擁護列夫·托洛茨基”旗幟。這場事件最后以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驅逐出蘇聯而告終，那些擁護和追隨托洛茨基的中國留學生也都被開除黨籍和團籍，并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國。
當年被遣送回國的人出國前都是中共黨內的干部，有的還擔任比較重要的職務，比如梁干喬出國前是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區芳曾任共青團香港市委書記，史唐在大革命時期任中共中央機要秘書，宋逢春曾任中共北方區委機關報《政治生活》的發行人。他們被遣送回國的時候正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不久，中共黨內組織呈混亂狀態之際，因此，他們大都被繼續留在黨內，并安排了工作。但是，他們之間由于政見與遭遇相同，私底下便開始醞釀成立托派組織。1928年12月，這些人終于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組織，名稱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選舉產生了中央機構——“全國總干事會”，由史唐任總干事長，陸一淵任宣傳部長，張特任組織部長，其他人各負責華南、華北、江浙等區，并在武漢、香港、廣州、北京、哈爾濱市等地建立了支部。1929年4月，為了宣傳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張，“全國總干事會”創辦了一個機關刊物《我們的話》，因此這一組織也被稱為“我們的話派”。這樣一來，中共黨內就有了第一個托派組織，標志著托派在中國的形成。此后，從“我們的話派”分裂出來的一部分人和其他托派成員分別成立了托派的另外組織——1930年1月1日由劉仁靜牽頭組織的“十月社”和1930年夏由趙濟等人組織的“戰斗社”，加上1929年9月陳獨秀組織的“無產者社”，在中國一共有了4個托派組織。到1931年5月“中國托派”統一前后，黨員約有500名。
1932年，陳獨秀因托派活動被捕，在獄中主要靠劉靜貞與外面托派保持聯絡，后因抗戰問題與托派出現裂痕，1937年8月23日提前出獄。全面抗戰爆發后，陳獨秀看到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積極呼吁大家團結一致抗日救國，表示擁護中共與中國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認為完成中國民族解放是無產階級任務。陳獨秀對托派中極端左翼思想進行了批判，認為他們錯誤地認為任何時期任何條件下與其他階級黨派協議共同行動都是機會主義，并且認為工人參加戰爭是替資產階級當炮灰。他尖銳地指出，托派的這種行為可能給中國革命事業帶來嚴重不良后果，并認為他們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障礙。陳獨秀的這些批判有助于支持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托派”幾乎成了“過街老鼠”，受到國共兩黨的嚴厲打擊與制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其一，受約瑟夫·斯大林“肅托”的影響，這是主要原因。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從莫斯科一回到國內，首先就在烏魯木齊市（今烏魯木齊）以“托派分子”罪名將俞秀松、李特、黃超殺害，從而造成凡是托派即格殺勿論的恐怖氣氛。這無疑是秉承了斯大林對托派從肉體上消滅的旨意。其二，在國共兩黨建立統一戰線、一致抗日的時候，托派出于其一貫的極“左”思維，堅守著“教派精神”的立場，左右開弓，批評國共兩黨，否定統一戰線。
1948年9月，以彭述之為首的多數派宣布成立“中國革命共產黨”，產生了以彭述之為書記的中央機構。不久彭述之等逃至香港。以王凡西、鄭超麟為首的少數派于1949年4月宣布成立“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選舉王文元為書記，鄭超麟等為中央委員，黨員100余人，不久該派也將機關遷往香港。逃亡香港的中國托派分子創辦了《新方向》、《叛逆者》等刊物，繼續從事托洛茨基主義的宣傳活動?！?/p>
國際
托派第四國際在當今世界上有一定的力量和影響。托派遭到了打擊，但在國際范圍內發展，尤其在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當中。托派在全球60個國家建立了組織，各國的支部和小組130多個，成員幾萬人，影響集中在西歐、北美和拉丁美洲。他們對1968年的歐洲學生運動有影響，參加了法國、意大利、美國等國家的選舉，并在1974年和1977年的總統選舉中獲得選票，選票增加了兩倍，在巴黎和里昂的某些地區超過5%。托派第四國際在西方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有一定影響。
托派第四國際是極端左翼派別的代表，他們在政治、理論和組織上表現出極端主義。托派自稱是唯一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組織，唯一進行世界革命的組織，唯一的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組織。他們的政黨和集團都要冠以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國際主義共產黨、革命共產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傾向這類名稱，以表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徹底革命的和最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組織。在理論上，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極端主義的觀點。在組織上，他們大搞宗派主義。托派的各種思想、觀點和情緒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特別是在一部分激進而又缺乏實際經驗的青年中具有一定的影響。
批判
“托洛茨基主義"這個詞廣泛傳播于1924年前后。當時正處在派別斗爭尖銳的時期，托洛茨基為他的文集{1917年》寫了前言《十月的教訓》，發表后遭到格列高利·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約瑟夫·斯大林以及尼古拉·布哈林的猛烈批評。認為列夫·托洛茨基打著隱蔽的“托洛茨基主義”旗號貶低和修正列寧主義，并企圖用托洛茨基主義來取代列寧主義。簡單歸納，被批判的托洛茨基主義的“錯誤“包括以下幾點
1、“調和主義"。托洛茨基曾經是孟什維克，在革命前才加入布爾什維克，這成為托洛茨基在布爾什維克中的污點。
2、貶低列寧主義。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訓》中描繪了列寧在十月革命前的“錯誤”和他對這些錯誤的糾正，被認為是對列寧主義的貶低和試圖用托洛茨基主義取代列寧主義。
3、貶低農民、對農民估計不足。布列斯特和約簽訂時托氏提出“不戰不和"的策略，這和黨的大多數的“主戰派”和列寧的“立即簽訂和約"的主張相區別。
4、工會問題。托洛茨基在“新經濟”建議未被采納的情況下，主張在戰時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框架下用行政強制來改善經濟，被認為是“勞動軍事化"和“工會國家化"，而與黨的決議相違背。
5、托洛茨基持“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論調，與斯大林集團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相對立，被指責為派別集團，成為反蘇反社會主義的罪證。
6、揭露官僚集權政治，反對斯大林主義。托氏在法西斯勢力蔓延時期，對斯大林主義的批評暗中符合了資本主義勢力對蘇維埃的仇視，被認為是反對蘇維埃社會和反對共產主義的力量，甚至被認為是服務于法西斯的反動分子，這成為把托洛茨基主義當做社會主義陣營中“形左實右"的右翼派別的根據之一。
7、建立第四國際，以取代墮落的第三國際，實際領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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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 - 中國軍網.中國軍網.2023-11-22
托洛茨基：用紙筆創造歷史-中華讀書報-光明網.光明網.2023-11-22
托洛茨基：先知的悲歌_書評周刊·歷史_新京報電子報.新京報電子報.2023-11-22
【1940年8月21日】俄國政治家托洛茨基遇刺身亡.法律圖書館.2023-11-07
托洛茨基生平和思想簡論.中國社會科學網.2023-11-23
【記憶】陳獨秀在江津的最后歲月 .四川省情網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202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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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1929年被開除出黨：不肯聽從共產國際指令.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23-11-06
紀念陳獨秀誕辰一百四十周年.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23-11-07
揭秘:什么是歷史上的“中國托派”?.央視網.2024-03-21
關于陳獨秀與托派——從毛選一條注釋的修改談起.中國新聞網.2024-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