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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曜（1832年—1891年8月22日），字朗齋，號亮臣，祖籍紹興市府上虞區（今紹興市上虞區），出生于浙江錢塘（今杭州市）。晚清名臣、將領。

早年在河南固始興辦團練，參與鎮壓捻軍和太平天國，創建“嵩武軍”，又隨左宗棠赴西北鎮壓回民起義軍，歷任知縣、知府、道員、布政使、提督等職。陜甘平定后，率部于哈密市屯田墾荒，歲獲軍糧數萬石，為清軍收復新疆之戰做準備。1860年（咸豐十年)，升任知府，又晉升為道員。1877年（光緒三年），配合劉錦棠等收復新疆南路七克騰木、辟展、吐魯番盆地等城。1884年（光緒十年），率部入關，警備直隸北部。1885年（光緒十一年），授廣西巡撫，未行，留治京師河道。1886年（光緒十二年），調山東巡撫，督辦河工。1887年（光緒十三年），襄辦海軍。1889年（光緒十五年），加封太子少保。1891年（光緒十七年），病死濟南市，贈太子太保，謚勤果。

張曜軍政才略突出，為清軍收復新疆之戰、阻遏英俄侵略作出了貢獻，故有“愛國將領”之稱。其在山東巡撫任上也多有建樹。有《河聲岳色樓集》存世，《山東軍興紀略》亦由其訂。

人物生平

團練起家

張曜，1832年（道光十二年）生。祖籍浙江上虞，原籍浙江杭州市，嗣后其祖輩因肄業國子監，遂改籍直隸順天大興，后復隸錢塘。幼時張曜曾隨姑父蒯賀蓀在黎里鎮（今吳江區黎里鎮）讀書，故又稱黎里人。《清史稿》稱他生來就頗有力氣，年幼時曾持竿結陣，部勒群兒，伙伴們沒有敢喧嘩的。

張曜早年由監生捐為縣丞。咸豐初年，太平軍、捻軍運動興起，他依附于姑父固始縣知縣賀，興辦團練，不久因智退捻軍有功，深得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的賞識，受賞藍。1854年回籍。1855年，升知縣。1856年，署固始知縣。1857年，升知州，換花翎。1858年，李秀成等攻固始，張曜堅守七十余日，保住了固始城，被咸豐帝賜號霍欽巴圖魯。1859年，署理光州市知州。

1860年（咸豐十年），張曜被升為知府，又屢屢擊敗捻軍，晉升為道員，加按察使銜。

1861年（咸豐十一年），張曜設計在汝寧擊敗陳大喜、張鳳林所部捻軍，又擢升為河南省布政使。

升降浮沉

1862年（同治元年），張曜被御史劉楠彈劾“目不識丁”，由布政使轉任總兵，仍歸僧格林沁節制。自此，他發憤讀書，并鐫刻“目不識丁”四字印，時時佩戴在身以自勵。

1863年（同治二年），張曜在河南省嵩山和南陽市等地擊退了張宗禹所部捻軍的進攻。

1864年（同治三年），張曜在橋川一帶再次大敗捻軍，張曜率部渡丹江長途追擊，與陜西省、湖南省的清軍匯合后撤軍。

1865年（同治四年），僧格林沁戰死，張曜出征捻軍以挽救危局，多次戰勝。僧格林沁既死，又有人彈劾張曜“養寇遺患”，幸有巡撫吳壽昌為張曜辯白。盡管如此，張曜還是以安葬親人之名請假回籍。

1866年（同治五年），張曜受命復出，鎮壓捻軍。他整合新舊部眾，編為嵩武軍。

1867年（同治六年），張曜協助李鴻章圍殲東捻軍。年末，又擊敗從陜西渡黃河進入山西省、逼近河南省的西捻軍。

1868年（同治七年），張曜與宋慶在東昌之戰中大敗西捻軍。不久，西捻軍徹底失敗，張曜受賞黃馬褂，獲騎都尉世職。

鎮壓回民

1869年（同治八年），張曜隨左宗棠鎮壓回民起義，主要是配合金順用兵寧夏回族自治區。1870年（同治九年），升任廣東省提督。

1871年2月1日（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張曜、金順部攻占寧夏金積堡附近的要塞王家甿，因怒于此前久攻不下，對回民進行了屠殺。隨后，張曜奉詔屯守于黃河以西，兼顧阿拉善厄魯特旗。同年，加云騎尉世職。

1873年（同治十二年），張曜奉左宗棠令，頓兵金積堡，作為后路部隊協助徐占彪等攻陷酒泉市，陜甘回民起義至此被平定，清軍清軍收復新疆之戰、消滅阿古柏的道路也由此打通。張曜受賞雙眼花翎。

經略新疆

清軍收復新疆之戰

1874年（同治十三年），張曜率部出關，駐哈密市屯田。

據左宗棠在1875年（光緒元年）的奏報，張曜在哈密辦屯墾水利，事必躬親，不惜勞，墾荒地一萬九千余畝，可獲糧數千石；而《清史稿》則稱，張曜屯田每年可收獲糧食數萬石。1877年（光緒三年），奉欽差大臣、陜甘總督左宗棠命，配合前鋒劉錦棠督軍西進收復南疆，他與徐占彪在鹽池會師，4月21日攻克吐魯番市門戶七克騰木。阿古柏逃往焉耆，留其幼子駐守庫爾勒為其墊后。不久，劉、張、徐三軍合擊，于4月26日收復吐魯番盆地。1880年（光緒六年），中俄伊犁哈薩克自治州談判期間，張曜受左宗棠命率所部駐阿克蘇市，作為中路軍，準備一旦俄羅斯挑起戰爭，就沿特克斯河進軍收復伊犁。同年，在左宗棠的推薦下，張曜被詔署理幫辦新疆軍務，駐阿克蘇。1881年（光緒七年），實授幫辦軍務之職，移駐喀什噶爾，兼轄西四城，籌辦善后事宜。任內積極興辦教育。調任內地1884年（光緒十年），中法戰爭期間，張曜受命入關移防，警備直隸北部，特賞巡撫銜。1885年（光緒十一年），授廣西巡撫，未行，率所部留治京師河道，賞加尚書銜。巡撫山東省1886年（光緒十二年）調升為山東巡撫，當時山東河患日深，他上任后首重河工，一年中呆在河上幾乎300天。在山東任內，還在青州市設立海岱書院，修曲阜洙泗書院。1888年（光緒十四年），慈禧下懿旨命張曜襄辦海軍。1889年（光緒十五年），慈禧歸政，張曜又加太子少保銜。1890年（光緒十六年），張曜奏請將山東鹽斤每引加收津貼課銀二百兩，以救濟河北省、京等地饑荒。同時準許每包在例重三百二十斤基礎上加耗鹽一百二十斤，以體恤鹽商，兩相兼顧。同年，張曜設通志局，纂修《山東通志》，聘請著名學者孫葆田為總纂。壯志未酬1891年（光緒十七年），張曜聞知劉臺灣巡撫劉銘傳有去職之語，預備上《請海疆自效疏》。農歷四月，張曜奉命會同校閱北洋水師，期間聞知劉銘傳已開缺，改上《奏為自薦去臺灣任巡撫請旨事》，毛遂自薦，但清廷人選已定，張曜未能如愿。校閱水師結束后，張曜陪同李鴻章繼續巡視海防。6月6日，張曜陪同李鴻章抵膠州灣進行實地調查，使原本反對在膠州灣設防的李鴻章認識到該地的重要性。二人籌商，張曜許諾將山東省每年的海防捐全部用于膠州灣設防，設防所需的兵力也從本地抽調。6月11日，李鴻章與張曜聯銜奏請在膠州灣和煙臺建筑炮臺，駐軍設防，6月14日獲準。此后，位于膠州灣的青島村一帶由漁耕之村發展成為軍事要地，城市發展也由此拉開序幕。不久，伏汛將至，張曜赴利津勘堤，又搶護史家塢、王陽家等處險工。工程未竣，背上發，仍不離工地，等被人護送回濟南市時病情已經十分嚴重。1891年8月22日（光緒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張曜病危，口授遺疏，請送交李鴻章代遞。遺折中陳述山東省為北洋政府門戶，應速添建炮臺以防不測，并涉及新疆局勢。同日，張曜去世。（一作十九日去世，但據福潤奏疏當為十八日）清廷追贈太子太保，謚“勤果”，入祀賢良祠，并準在立功省份建立專祠。

主要成就

軍事成就

張曜戎馬半生，富于謀略，他參與鎮壓捻軍起義、太平天國運動、陜甘回民起義。而參與清軍收復新疆之戰，協助劉錦棠擊敗阿古柏主力、打開南疆門戶，進而消滅阿古柏政權、在一定程度上遏止英俄對新疆的侵略，是其一大貢獻。晚年的張曜幫辦海軍，促成青島市膠州灣設防，成為青島建置之始。

張曜也善于帶兵，其所組建的“嵩武軍”，是清軍繼湘軍、淮軍、楚軍之后又一支勁旅。張曜去世后，清廷認為嵩武軍“訓練有年，紀律尚整”，將之改隸李鴻章。

黃河治理

張曜任職山東省巡撫期間，正逢山東各地遭受嚴重的河患。在治理黃河過程中，有言河務者，即使平民百姓，張曜也要請來咨詢。盡管張曜曾聽信幕僚中有些人的錯誤主張，釀成過水患，但總的來說，還是功大于過。

當時，每逢黃河決口張曜都親臨現場，指揮搶修堤防，曾筑王家圈、姚家口、張村、高家套等處決口。此外，面對包括黃河泛濫在內的水旱災害，張曜一面積極組織救災，一面拿出自己的俸金，并動員其他官員捐俸助賑，救活了不少災民，因而深受百姓的愛戴。

張曜對山東黃河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他針對黃河山東段兩岸河道窄、堤壩不夠堅固、水漲易于漫決為患的特點，除帶領百姓疏浚河道、挑淤培埝、增筑堤壩、加強兩岸堤防外，還提出了“分”與“疏”的治河主張，在齊河趙莊、劉家廟和東阿陶城鋪各建了減水閘壩一座，以防異漲。當時張村、殷河、大寨、西紙坊、高家套先后漫決，張曜令人規度地勢，隨時分泄。

張曜認為治河如治病，用人力疏浚海口市、挑挖引河已非萬全之策，應采用西法，用機器船只節節疏浚；黃河漫口而專事堵筑只能解燃眉之急，必須變通辦理。他說：“治河如治病，泛濫沖決，此河之病也，淤灘沙嘴，橫亙河流，此又致病之由也。”認為切挖淤灘沙嘴，為治河要務。建議用平頭圓船50只，每船16人，各帶開挖工具，凡有河中淤灘沙嘴，水落登灘挑挖，水深則乘船淘爬。再于對岸筑壩挑水，藉流沖刷。并提倡培堤取土遠時，采用鋪小鐵軌帶鐵車運土，當時造鐵軌1080丈。

張曜鑒于當時黃河從牡蠣口入海不順，乃因勢利導，用機船進行疏挖，改由韓家墩入海，使河口通暢無阻。??1887年（光緒十三年）鄭州十堡決口，山東段黃河斷流，他乘機對山東河道進行挑淤疏導。1889年（光緒十五年）黃河回歸故道，時值凌汛，由于河道疏通，使冰水順利入海。

用黃河水沙資源的想法，古已有之，在黃河下游卻不是容易的事。把它付諸行動的首推清末的山東巡撫張曜，他于1891年（光緒十七年）在齊河油房趙建引黃閘三孔，不過由于群眾擔心洪患、攔道請愿，未能開閘放水。

文教興辦

張曜在新疆期間，曾積極興辦義塾，使當地非漢族人群也“頗聞弦誦聲”。在擔任山東巡撫，他還在青州市設立海岱書院，修復曲阜洙泗書院，這使他得到當地士民的擁戴。他還曾面見興辦義塾的武訓，并向朝廷奏請為武訓建造牌坊。

在山東巡撫任上，張曜曾發起重編《山東通志》，后經楊士驤等經營、孫葆田等撰寫，幾經波折，形成宣統版《山東通志》，1915年（民國四年，一說1919年，即民國七年）由山東通志刊印局鉛印出版。該書被《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之為清代山東省地方之巨佳乘，保存齊魯文獻完備，學術價值高。??（參見宣統山東通志）

張曜還曾參與編撰《山東軍興紀略》。該書先由江蘇武進人、山東候補知縣管晏編輯，湖南善化人、卸署沂兵備道張曜定稿，最后由“北京大興人”張曜（即本詞條主人公）在任山東巡撫時纂訂，或因避其諱，遂不再署名，故有些版本未注明編者。書中記述太平軍、捻軍在山東的活動，當地幅軍、教軍等起義，以及咸豐、同治年間清政府用兵山東始末。該書申報館聚珍版印本共22卷，《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捻軍》據以著錄。

人物評價

左宗棠：①治事之才，人不易及，必有可成。②自同治十二年十月經臣奏派出關，克復各城，勛勤丕著。厥后辦理南疆東四城善后事宜，田地施治，措置裕如。該提督文武兼資，實一時之選。

翁同龢：本非武人，極明白，極閱歷也。

愛新覺羅·載：秉性忠勇，歷著勛勤。咸豐同治年間，南知縣從戎，創立嵩武軍，轉戰皖、鄂、直等省，迭克名城，戰功甚偉······調任山東巡撫，于山東黃河尤能悉心擘畫，親歷河干，督率工員，力籌修守，實屬勤勞罔懈。

劉鶚：莊勤果公（指張曜）慈祥愷悌，齊人至今思之。惟治河一端，不免乖謬。而廢濟陽區以下民埝，退守大堤之舉尤屬荒謬之至。慘不忍聞，況目見乎！

趙爾巽等《清史稿》：①曜魁梧倜儻，自少從戎，不廢書史，字法顏真卿，書疏雅馴猶馀事。······居官垂四十年，不言治產事，性尚義，所得廉俸輒散盡。尤禮賢下士，士爭往歸之。其修道路，開廠局，精制造，凡有利於民者，靡不畢舉。死之日，百姓巷哭失聲，喪歸，且傾城以送。②從左宗棠立功西陲最名者，湘軍中稱二劉，豫軍中稱曜。之數人者，投袂攘難，不數月，廓清萬里，雖張騫、班超，奚多讓焉！

郭廷以：幫辦海軍事務山東巡撫張曜亦是同光年間軍政上有數的人物，他的事功與為人頗似劉銘傳。西北遠征的軍事表現，治理魯省的政治成績，均為值得稱道的事。他對于海防亦極為重視······他自愿去魯之臺，舍大就小，舍易就難，足見其負責之勇，謀國之誠。

蔡丙圻：錢塘張朗齋中丞，詩才高曠，天籟自流。書法顏真卿，遒勁飛舞。不知言者何以謂其目不識丁也。

軼事典故

負米殺人

據《同光風云錄》等記載，張曜早年力氣過人，好勇斗狠。因貧窮，為人米。一次他背負數石米經過街市，見到一群人在圍觀一位啼哭求死的少婦。張曜經詢問，得知是少婦在丈夫去世后不肯改嫁，但被自己的婆婆逼迫改嫁，張曜發火說：“天下豈有此事理！”就把自己背負的米丟到那位婆婆的身上，將她壓死。事后，張曜畏罪離開錢塘亡命河南省。

此事亦見西方人士記述，但情節略有差異。

目不識丁

張曜在河南布政使任上，曾被劉毓楠彈劾“目不識丁”，大受刺激。日后，他鐫刻“目不識丁”的印章，時時佩戴以勉勵自己，并以妻為師，結果文化水平大有長進，在寧夏回族自治區期間還曾筑“河聲岳色樓”，登樓吟詠，被認為有羊祜登峴山的風韻。

此事尚有下文。一說劉毓楠省墓出汴道，張曜還留宴竟旬，尊為師傅，敬禮有加。另說劉毓楠外放知府，又被罷官，生活拮據之時竟然想到向張曜投函求助。張曜贈予銀兩，附信問候，信末除姓名印章之外，還加蓋了那方目不識丁的印章。長沙市學者胡有曾就此賦詩一首：“笳鼓歸來操錦瑟，鈴韜收拾事丹青。河聲山色供吟詠，誰謂將軍不識丁？”

以妻為師

張曜的妻子是蒯氏。《同光風云錄》稱，張曜在因殺人而逃到河南固始之后，憑借其悍勇被當地人推為領袖，稱作“張大哥”。一次捻軍攻固始縣城，固始縣令見城池將陷，發榜說愿意把女兒嫁給能夠守住城池的人。眾人對張曜說：“非張大哥不能享此艷福！”張曜笑著答應了這件事，拜縣令，奮勇退敵，因功被任命署任固始縣令，而原任固始縣令也如約將女兒嫁給了他。

蒯夫人美麗嫻靜，擅長文辭。張曜以“目不識丁”為恥，于是拜蒯夫人為師，對她執弟子禮。蒯夫人動輒責罵張曜，有時還用教鞭（夏楚）打他，但張曜神色更加恭敬、禮節也更加謹備。后來，左宗棠欲調張曜赴西北平回，張曜不愿再當武將，故不應命。蒯夫人責備他說：“你抗命，難道以為朝廷不能殺了你嗎？”張曜聞言立即改變主意。后來，在左宗棠的奏請下，張曜如愿在1881年（光緒七年）改為文職。（一說蒯夫人于當年去世，但1891年尚有嘉獎蒯夫人“閨閣振捐”的上諭。??）

晚年，張曜任山東巡撫，還經常對屬下夸贊蒯夫人的才能，一夸起來就喋喋不休。他還問屬下說：“你們怕妻子嗎？”有人回答說不怕，張曜就一本正經地對他說：“你膽子好大，妻子難道可以不怕嗎？”又曾對自己親近的人說：“把夫人當做自己的老師，白天對她執弟子禮，這其中的樂趣，有不可思議的地方！”

張曜以妻為師及懼內之事，流傳甚廣。1952年毛澤東游大明湖，見張曜祠，還曾對陪同者講起了“張曜怕婆子”的故事。

燕然何在

1879年（光緒五年）夏間，張曜出師新疆，遣士卒探尋天山南北捷徑，其間一兵士迷路亂山中，夜宿于巖洞，次日仰視崖壁，微露斧鑿痕，似有縱橫文字，疑為漢刻。此事傳說至張曜幕客施補華處，他請示節帥張曜，要求傳拓研究，張曜遂命令總戎王得魁、大令張廷楫備足干糧、捶拓工具和馬匹，前往椎拓，共得點畫完具者九十余字，始知為東漢摩崖刻石。后來，施補華還曾自帶拓工監拓數十紙。這處刻石，就是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摩崖（即永壽四年劉國平碑）。與張曜有關的西域碑銘不止“劉國平碑”一處。1909年（宣統元年），有一種所謂的“張曜拓本《燕然山銘》”，以剪裱本的形式，由“浙江官紙局”石印行世。書商石印時附有名殷松年者所撰題識，聲稱是光緒初年張曜駐軍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時，命部下借云梯登高拓印數十紙而始傳于世。中國國家圖書館也藏有其改拓本。然而，西極邊地的伊犁，絕非當年竇憲北征所能經行的地方。??2017年，蒙古和中國內蒙古大學的學者在蒙古國境內發現并確認了《燕然山銘》（即“封燕然山銘”）刻石。此次發現，確定“張曜拓本”的原型不是班固原刻。不過，有觀點認為“張曜拓本《燕然山銘》”的題識所記“張曜拓本”的傳布過程仍非全不可信，拓本原型也未必是清末贗品，而可能是東漢及后世所重刻或仿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