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澤(1889年—1947年),字祖同,號瓶齋,室名天隨閣(后改名“瓶廬”),湖南茶陵人,他是民國時期著名政治家、書法家譚延闿的弟弟。譚澤闿是近代書法家,擅長書法,工行楷,兼工漢隸。他還擅于作詩,繪畫。譚澤闿與其父譚鐘麟,其兄譚延闿合稱“茶陵三譚”。
譚澤闿早年就讀于長沙明德學堂,其父譚鐘麟將與翁同龢往來的書信交給譚澤闿和哥哥譚延闿臨摹學習。此后譚家兄弟同習翁同穌書法,同拜王闿運為師。清朝末年,譚澤闿被授予巡守道的官職,分發到湖北剛剛上任,即逢武昌起義爆發,于是便折返回長沙市。他從此絕意仕途,以書法為樂。1924年,譚澤闿與孫星翁、于右任、馬企周等人合作組織藝苑畫集,推廣和普及書法和國畫。1927年4月譚澤闿離開湖南省到上海市掛牌賣字。1928年2月,譚澤闿為當時的國民政府新建的大門樓題了“國民政府”4個大字的匾額。上海市、香港特別行政區兩家《文匯報》的報頭也是他所書。1947年,他為招商局題“國營招商局”。除了醉心書法,他還收集了清代書法家的許多真跡,其它金石墨本之屬亦收藏豐富。著有詩、文、題、跋若干卷,編次藏于家。1947年(民國36年)譚澤闿病逝。
譚澤闿師法翁同龢、何紹基、錢灃,上溯顏真卿。氣格雄偉壯健,力度剛強,善榜書,取法顏真卿,兼工漢隸。他又善詩,能畫。在中國國民黨的元老中,譚延闿的行草、于右任的今草、胡漢民的漢隸、吳稚暉的古篆,有“四珍”的美稱。
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譚澤闿早年就讀于長沙明德學堂,曾書明德中學“樂誠堂”。1899年,年僅10歲的譚澤闿就很仰慕書法名家,經過黎鐵安的介紹,請當時湘潭市著名的書畫雕刻家齊白石為他雕刻書畫收藏印章。齊白石總共為譚澤闿和譚延闿兄弟兩人刻印十多方。
書法之路
啟蒙
譚澤闿的父親譚鐘麟一心想讓兩個兒子學習翁同龢的書法,遂利用其與翁同龢的友好關系及書信往來、互贈禮品的便利,珍藏翁同龢給他的每一信箋與回函,并在每一信箋與回函的眉頭頁末加注,對翁的書法進行評點,然后交給兩個兒子臨摹學習。此后譚澤闿與哥哥譚延闿同習翁同穌書法,同拜王闿運為師。
譚澤闿求學明德學堂時,結識湘潭黎氏兄弟和齊白石。黎氏兄弟是清末碩儒黎培敬的后人,曾歷任貴州省學政、貴州布政使、四川省巡撫、漕運總督等職。黎氏兄弟的正直與學問讓譚澤闿由敬而引為楷模。此外黎姓后人,對金石書畫有深厚的功底。這些人導致了他對書法的喜愛。
醉心書法
清朝末年,譚澤闿被授予巡守道的官職,分發到湖北剛剛上任,即逢武昌起義爆發,于是他折返回長沙市。從此絕意仕進。以書法為樂,漸自成一家,風格近翁同獻,雄渾腴美,尤工“擘書。他因閑居家中,得以有更多時間與失意文人和書法名家交往,他也虛心向哥哥延闿學習,尤其是譚延闿政壇失意,回歸家庭之時,兄弟倆經常切磋書藝,臨摹古代書法名家的作品,并經常一起出席親朋好友、文人雅士的宴席和筆會,這些人大多是飽學、儒雅,詩文和書畫俱佳之士,如汪詒書、俞恪士、俞壽丞兄弟、曾熙、黎微孫、瞿鴻禨和瞿兌之父子、齊白石、李瑞清等人。
1912年民國建立后,譚澤闿的哥哥譚延闿沉浮于政壇宦海,但他依然專攻書法,多年以后,果然他的書藝超過了其兄。1924年,譚澤闿與孫星翁、于右任、馬駘等人合作組織藝苑畫集,推廣和普及書法和國畫。1927年4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譚澤闿竟離開湖南省老家,到十里洋場的上海市掛牌賣字。有朋友勸他到南京乃兄處謀個一官半職,省得落魄江湖。其兄譚延闿也數次召他到南京。但譚澤闿卻笑笑,對朋友說:“做官是要侍候上司的,賣字是侍候大老板,實質是兩個樣的。”始終未去南京做官。
賣字為生
1928年2月,譚澤闿的哥哥中國國民黨元老譚延闿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就在這時,國民政府辦公所在地新建的大門樓建成了,很是壯觀,但須在門樓正門上方懸一塊“國民政府”4個大字的匾額。譚不僅身任國民政府主席,同時他又是當時全國著名的大書法家,寫得一手極好的正楷大字,端莊肅穆,雍容華貴,因此由譚來寫這國府的大字匾額,是再合適不過了。但是,當秘書處人員對譚延闿言明此意后,譚卻說:“我寫的字比不上我家五爺。他現正在上海市賣字,你們到上海去找他寫吧!”譚延闿在這里說的他家“五爺”,就是他的親弟弟譚澤闿。
南京國民政府秘書處人員聽到譚延闿主席的推薦和介紹后,豈敢怠慢,急忙派專人前往上海,找到譚澤闿,請他寫了“國民政府”4個大字,回到南京制成匾額,高懸于國民政府門樓正門上方。據說,當時秘書處給譚澤闿酬金4000銀圓,平均每個字值1000銀圓,時人稱之為“一字千金”。據《民國日報》介紹,譚澤闿無論其兄譚延闿在位還是歿后,都安心于讀書寫字,賣字為生,從不倚仗權勢。當時朝野上下,對他的口碑很好,因為譚澤闿作書,只收取較為低廉的費用,因此來求他字的人很多,但他依然不提升自己的潤筆費。有人來求他寫門市招牌,他也不自高身價,而是很痛快就答應了,這些行為也讓藝林所推重。20世紀30年代,長沙八角亭一資本家以每字100銀圓的高價托人請譚澤闿書寫“大盛綢緞莊”5個大字招牌,譚應邀揮毫,字體挺拔蒼勁,大有力可扛鼎之勢,時人贊仰,又添加100銀圓,求其署名落款。1937年為《文匯報》創刊書寫的“文匯報”3個顏體楷書,沿用至今。
1947年,譚澤闿曾為“招商局”書寫了“國營招商局”五個字,后由于歷史變遷和名稱變化,此后招商局只取了這五個字中的三個字“招商局”作為企業名號標準字。“招商局”標準字也是1947年開始使用,很有可能“國營招商局”五字也算得上是譚澤闿的絕筆,尤顯其珍貴。譚澤闿也許想不到,其生命最后歲月題寫的“招商局”三個大字至今仍熠發光,廣為使用,他的名字亦因招商局事業的發展而為更多人所知。
去世
民國36年,即1947年,譚澤闿因病去世。
后世捐贈
20世紀50年代初,譚澤闿的后人將他的藏書樓“天隋閣”中所遺文物,全部捐獻給了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后來又轉交給湖南博物院珍藏。他死后,有人撰挽聯,贊其:“直輕東閣貴,不受北山移”。
個人作品
題匾
著作
參考資料
藝術風格
譚澤闿書法以楷書與行書最為時人稱道,其楷書由顏、歐體入手,繼之以宋代書法家趙孟頫法,受晚清書法家翁同龢和晚清書畫家錢灃的影響很大,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的風貌,略帶行書筆意,渾厚樸茂,剛健豐腴,從容大方。其行書有黃庭堅(即北宋書法家黃庭堅)、米芾(北宋書畫家)、劉墉(清代書法家)筆意,風格上與其兄譚延闿有相似之處,又有翁同龢的溫潤樸厚、錢南園的雄勁剛健,格調不凡。雖字字獨立而氣息綿延,格高而氣沉。他的書法初習《金天王神祠題記》、《臧懷恪碑》,又學翁同龢、何紹基(晚晴書畫家)、錢等。中年后風格接近翁同龢,并上溯顏真卿(唐朝書法家),雄渾腴美,氣格雄偉壯健。善行楷、榜書,兼工漢隸,又善詩,能畫。書法可與其兄齊名,但較其兄譚延闿更加偉勁開張。
《二十世紀中國書法史》中,曾這樣評價譚氏兄弟書法:“譚氏兄弟同出顏書,但又有所不同。譚延闿取法錢南園,端莊謹嚴,筆筆勁健;譚澤闿氣格近翁同龢,宏偉舒和,磊落不羈,不求形似,以氣勢取勝。若論功力,譚延闿勝其弟一籌,若論氣息的自然,譚延闿則略遜之。”又說:“二人的書法,一掃清人的姿媚俗膩,各有各的特色,應當說都是寫顏體的高手。”比較譚氏兄弟的書法,譚澤闿以氣象與格局勝,雍容大度,醇厚豐偉,于顏體之林中別開生面。
人物成就
書法
譚澤闿安心于讀書寫字,賣字為生,從不倚仗權勢。他作書,因取潤低廉,求他寫字的人很多。盡管如此,他并不自抬身價,凡是有人找他寫字的,他都樂意為之。時朝野上下,口碑甚好,潭澤闿墨跡廣為海內外收藏。平日所見比較多的,一是“招商局”三個字;二是上海、香港兩家“文匯報”的報頭。譚澤闿的書法較其兄譚延闿更加偉勁開張、力度剛強。其書法工行楷,師法翁同龢、何紹基、錢灃,上溯顏真卿。氣格雄偉壯健,為藝林所推重。譚澤闿善榜書,有《止義齋集》行世。在目前出版的許多藝術家大辭典中,都將譚延闿、譚澤闿兄弟二入列入近現代著名書家之列,與吳大征、 康有為、 鄭孝胥、羅振王、郭沬若、趙樸初等并列。
收藏與鑒定
譚澤闿愛書法,也喜歡收藏名家書法,尤其是購藏清朝錢灃、劉墉、何紹基、翁松禪4家書法,數十年間,收集各家書法1000余軸,為海內外收藏4家墨跡最富的人。在長期的收藏生涯中,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一套精準的鑒別方法。對翁同龢、何子貞、錢南園、劉石庵等人的作品,他達到入手即可辨真偽的境界。當時上海市出現許多制造贗品的“高手”,聽聞譚澤闿喜愛收購清末四個顏體大家的作品,便到天隨閣售假。但譚澤闿一眼就能看出了真偽。使偽者再也不敢上門。
譚澤闿對碑帖字畫鑒別極精,曾經告訴人識別三希堂帖拓本先后制作時間的先后的方法:“凡四周無龍邊者,為乾隆時初拓本,因其尚未裝入墻上碑。其次為愛新覺羅·颙琰拓本,四周有龍邊,但有裁去龍邊冒充初拓者,故不可不辨。又如中有斷裂痕者,則必為洪憲后所拓。蓋袁世凱死后,家屬遷出新華宮時,世凱三子克良擬將三希堂刻碑運走,為邏者所遏。克良掠碑不得,怒擲其兩,一斷為二,一裂為四,后雖重裝于碑龕,斷痕猶宛然可見也。”
人物影響
譚鐘麟與其子譚延闿、譚澤闿皆為飽學之士,為人為官各有選擇,也各有特色,文法書道卻很近似。譚鐘麟的書法曾得清帝光緒喜愛,贊曰書林一杰。其三子延闿乃顏書大家,民國四大書家之首,位極人臣。五子澤闿為擘窠圣手,一字千金,蜚聲中外。學界多有褒贊,謂之“茶陵三譚”。“一門二進士,兩代三書家。”不要說在湖南省,對全國來說也是不可多見的現象。茶陵三譚都是飽學之士,詩文俱佳,書法尤為突出,完全可以與歷史上的建安三曹、眉山三蘇相提并論。“三譚文化”是指以“茶陵三譚”為代表所形成的以書法為主要成就的文化現象。其精神也被總結為勤奮、忠孝、正直、自強。“茶陵縣三譚”和“三譚文化”,不僅是茶陵的驕傲,也是湖南的“名片”。“三譚文化”,內涵豐富,源遠流長。譚澤闿堅持自強自立,遠離仕途,精研詩詞書畫,有“擘窠圣手”之譽。譚氏三父子的書法成就在清代、民國時期就名噪一時,實屬歷史罕見之現象。
茶陵基層政府和民眾也在研究與宣傳三譚文化、打造三譚文化旅游品牌。不僅有“三譚故里”,而且高隴鎮祖安村利用民間資金將譚鐘麟當年苦讀的“山寺”——蟠藤仙恢復重建,且在旁邊新建了“三譚文化紀念館”。
個人生活
家庭生活
感情生活
譚澤闿娶了益陽呂氏女為妻。由于他的哥哥譚恩闿早逝,因此譚恩闿的兒子譚光就是譚澤闿撫養長大的。
個人趣事
社會活動
譚澤闿不只專注書法,也極度關注國家民生,注重文物保護。
1928年7月26日《申報》報道,陜西省災情奇重,餓載道,慘不忍觀,旅滬陜人蒙壽藝等爰有陜災書畫助賑會之發起,贊助書畫家有曾熙、譚澤闿等百余人。1931年8月蘇浙豫皖魯等19省大災,民情危急,著名民間書畫家、慈善家王一亭作《流民圖》發起捐獻。海派書畫家紛紛響應,譚澤闿、曾熙等人俱有參與。1852年,余姚市客星山出土一方東漢建武年間的石碑,此碑記錄了一位名通的漢代地方官“三老”祖孫三代的名諱和祖、父輩的忌日。其碑堪稱價值連城的國寶,被譽為“浙江省第一石”。此碑出土后為余姚富紳周世熊所得。后周氏家室毀于戰亂大火,又為丹徒區陳渭亭所得,并輾轉運到上海市。1921年秋,外國人以重金購取并欲出運國外、丹徒陳氏意已應允。眼看國寶外流,吳昌碩、丁輔之等聯合浙江同鄉、西泠印社緊急動員,繼而社內外同仁積極捐助。最后集60余人之力,以八千元重金將“漢三老碑”贖回。
以上三事,譚澤闿雖然不是發起人和主導者,但都有參與,表現了譚澤闿在民族大義面前所表現的憂國憂民意識。
人物評價
譚澤闿練字精益求精,其書法在顏真卿、錢豐的骨架上,獨具神韻。落筆沉雄古樸,其鐵畫銀鉤,大有力可扛鼎之勢。(《株洲市志·人物》評)
譚澤闿作書,取潤低廉,求者甚眾,但仍不訂高潤例;有求書市招,亦不自高身價,樂意應之,為藝林所推重。(《湖南日報》評)
臺灣大學教授、書法家臺靜農在為譚澤闿這批書札所寫的序文中,認為其書法氣息沉厚。這批家書不同于對聯、匾額這樣的正式作品,卻呈現了譚澤闿顯而易見的功力,信札內容多為家常話語,身體康病,天氣陰晴,甚至米價漲跌,讓我們看到一個活生生的譚澤闿。(澎湃新聞評)
譚澤闿性格孤僻,內斂謙卑,謹言慎行,但自振拔,沉浸在書畫世界里,相信“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有黃金屋”,與書法、畫畫、詩詞融為一體。他師法翁同龢、何紹基、錢灃,上溯顏真卿,氣格雄偉壯健,力度剛強,善榜書。以書法為樂,并自成一家,風格近翁同龢,雄渾腴美,尤工“擘窠書”,較其兄譚延闿更加偉勁開張。被稱為“擘窼圣手”的譚澤闿是謙卑與自勵的典范。(《齊魯晚報》評)
參考資料 >
“三譚文化”系列之譚澤闿.微信公眾平臺.2024-04-20
“三譚文化”系列之譚延闿.微信公眾平臺.2024-04-28
蟠藤勝景埒天臺.株洲日報數字報.2024-04-20
茶陵“三譚文化” 亮麗的歷史文化名片.株洲日報數字報.2023-11-14
招商檔案局.招商局歷史博物館.2024-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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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澤闿翔實資料.明德華興中學.2024-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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