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甲先生（1933－1985），江蘇興化人。1949年7月參加工作，1959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留系任教。后來跟隨朱東潤先生攻讀在職研究生。先后參加《中國文學批評史》（劉大杰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朱東潤主編）的編撰工作，并整理校點了《楚辭集注》，《瀛奎律髓匯評》、《詞綜》等。李慶甲先生的英年早逝，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損失。
李慶甲先生并不算長的學術生涯，留給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學術遺產，為后來研究者所屢屢提及的，是他關于劉及其《文心雕龍》的考證和校點整理向達《瀛奎律髓》等文獻的工作。
成就榮譽
一、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研究
李慶甲先生獨立的學術研究是從《文心雕龍》開始的。早在20世紀60年代前期，他就曾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關于《文心雕龍》的論文。當然，早期的研究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文革”結束后不久，他首先以論文《劉勰卒年考》贏得了學術聲譽。關于劉勰的卒年，古代文獻中沒有確切的記載。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曾根據有關資料，推斷劉勰卒于梁普通元、二年（公元520、521年）。李慶甲先生從《清敕修大藏經》、《卍續藏經》中發現了撰于南宋初年的《隆興通論》，其中將蕭統去世與劉勰出家為僧兩事編在一起，李慶甲據此考證劉勰出家的時間為中大通三年，即公元531年，而劉勰出家以后“未期而卒”，則卒年應在大通四年，即公元532年。此文發表后，在學術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新修訂本《辭海》就采納此說，張少康《文心雕龍新探》、郭晉稀《文心雕龍注譯》、祖保泉《文心雕龍解說》均接受此“大通四年”說。當然，“大通四年”說并非定論，也引起一些不同的看法。1985年，李慶甲又發表了《再談劉勰的卒年問題》，考證出《梁書·文學傳》對傳主的排列基本上是以傳主的卒年先后為序的。而卒于532年的劉勰，正符合這個排序原則，這是對劉勰卒于532年的一種重要補正。當然，兩篇文章雖然提供了有力的新材料，但尚屬于間接論證，尚不能說徹底解決了劉勰卒年的問題。對劉勰卒年問題，“龍學”界還有不同的認識。“大通四年”說，為劉勰卒年研究中的重要觀點之一。
劉勰還有一篇關于佛學的論文《滅惑論》，載于《弘明集》。60年代曾有研究者撰文把《滅惑論》與《文心雕龍》聯系起來，指出劉勰撰寫《文心雕龍》，既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也有佛學思想的因素。要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須考察劉勰撰寫《滅惑論》和撰寫《文心雕龍》的時間先后問題。若《滅惑論》在先，則《文心雕龍》可能受到佛學的深刻影響；若《文心雕龍》成書在先，則劉勰撰寫此書時，可能還沒有深厚的佛學思想根基。所以考證《滅惑論》的寫作時間，對于研究劉勰的世界觀，研究《文心雕龍》的哲學基礎，具有重要意義。《文心雕龍》撰于蕭寶融中興元、二年（501、502），是較為普遍的看法，那么《滅惑論》撰于什么時間呢？湯用彤、陳垣、范文瀾、楊明照等先生均認為《滅惑論》作于齊代，即在寫作《文心雕龍》之前。范文瀾、楊明照又指出劉勰雖然精通佛學，但是撰寫《文心雕龍》并沒有受到佛學的影響，而是堅持儒家的思想立場。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則認為《滅惑論》作于南梁天監三年（504）至天監七年（508）。李慶甲先生的《劉勰<滅惑論>撰年考辨》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提出不同的看法。因為《滅惑論》是針對《三破論》而發的，考證《三破論》的撰寫時間，可以確證《滅惑論》寫作時間的上限。李慶甲先生分析齊梁時期佛教發展情況和上層政權對待道佛的態度，以及釋僧順《釋<三破論>》的證據，證明《三破論》作于梁代，劉勰的《滅惑論》作于梁代天監十六年左右。此文發表后，引起了“龍學界”的興趣。其中，李發表《關于<滅惑論>撰年與諸家商兌》否定齊代說和天監十六年的說法，而認同王元化的說法。李慶甲先生又發表《<關于《滅惑論》撰年與諸家商兌>之商兌》，進一步考辨撰于南梁天監十六年的結論，同時批評李淼文章“史料處理不夠嚴謹”等幾個問題。關于這個問題，后來的研究者還有進一步的考證。
關于劉勰《文心雕龍》論“道”的哲學基礎問題，六十年代曾出現過劉勰《文心雕龍》之道為佛家之道的說法，并沒有深入展開討論。80年代初，這個問題被重新提出來。李慶甲在考證《滅惑論》后作的基礎上，撰寫《<文心雕龍>與佛學思想》，強調“《文心雕龍》的思想體系屬于儒家，書中不僅未見有什么佛學唯心主義的思想因素，而且其基本傾向是與之相對立的。”并分析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的“道”，不是佛學之“道”，劉勰撰寫《文心雕龍》，堅持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世界觀。
李慶甲先生關于劉勰和《文心雕龍》的論文，多是考證性的研究，即使關于《文心雕龍》思想基礎的探討，也是建立在文獻考辨的基礎上，所以，雖然不能成為定論，但是都持之有故，成為“龍學”中不容忽視的主張。汪涌豪先生曾概括李慶甲先生研究“龍學”的特點是“立足史實考訂，不作無根游談”；“慎于史料運用，不取屈文就己”；“立論力求公允，不尚矯激偏銳”。值得提出的是，李慶甲先生的“龍學”論文，有的是對陳說的挑戰，有的又是與商者的切磋，帶有論辨性質，但是這些文章的態度都是溫文爾雅。他在《<關于《滅惑論》撰年與諸家商兌>之商兌》的最后，又這樣一段話：
寫考證性論文，怎樣正確理解和妥善處理史料，怎樣科學地進行邏輯推論，筆者也是處于學習、探索之中，所以上面的意見不一定都很妥當。而且自顧習作，包括本文在內，在處理史料、邏輯推論方面乃至于一些基本論斷也難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弊病。希望李淼同志和有關專家、讀者不吝批評教正。
論辨學問，一絲不茍，堅持立場；而學術態度則謙虛謹慎，和藹忠厚。的確，在學術研究中，新材料的不斷發現會推翻舊說，對材料的理解也會互有出入，所以學者在充分論證、提出己說時，既應該理直氣壯，更應該謙虛寬容，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學者應該意識到自己的見解，只能是一己之觀察，并非是真理在握。
二、《瀛奎律髓匯評》和其它文獻整理
注重文獻基礎，是復旦大學批評史研究的一貫傳統。李慶甲先生在古代文學文獻整理方面花過大力氣，先后完成了《楚辭集注》、《詞綜》、《瀛奎律髓匯評》等點校集評工作。朱熹之孫朱鑒刊于趙昀端平乙未的《楚辭集注》，是迄今所見最古和最完整的一個刻本，且朱熹的集注，批駁舊注的訛誤，解釋《楚辭》多有創獲。人民文學出版社曾于1953年將宋刻本影印出來。李慶甲先生標點本就是依據這個影印本。他還以《古逸叢書》本、崇文書局本、掃葉山房本等作文字校勘，用功細致。朱彝尊編集的《詞綜》是一部規模較大的詞選著作，二十六卷，后汪森又增補四卷，并改正了原本的一些文字錯誤。于康熙三十年由裘抒樓刊行。李慶甲先生點校《詞綜》以這部刊本為底本，“先從有關詞選、別集、總集、類書、野史中找出每一篇作品的出處，再選擇這些資料的比較好的版本作對校本，對《詞綜》中明顯的錯誤和遺漏的字作了修改、補正”（《前言》），對于《詞綜》所錄作者小傳和輯錄的宋元人評語的訛誤，也據有關版本予以校正。這兩部著作，此前只有影印本發行，李慶甲先生首次給予認真細致的點校，便于這兩部著作的普及流行，為學界提供了可靠的基礎文獻。李慶甲先生集評、點校的《瀛奎律髓匯評》，也是一部嘉惠學界的巨著。元初方回的《瀛奎律髓》是一部重要的唐宋律詩選集，在清代宗宋詩風中曾出現過不少評點本散見于各地圖書館。李慶甲先生的這次整理，一方面在原書的點校上花工夫，選擇明成化三年紫陽書院刻本為底本，以清代多種版本作校勘；另一方面奔波于全國三十多個圖書館，查閱有關《瀛奎律髓》的評點文字，輯錄了馮舒、馮班、錢湘靈、陸貽典、查慎行、何焯、紀昀、許印芳、趙熙及一些無名氏的批點，幾乎將清代評點此書的文字網羅無遺。《瀛奎律髓匯評》，既為讀者提供了較為可靠的版本，又匯集了大量的評論文字，是古代文學與文學批評研究的重要文獻資料，經常為學者所稱引，最近又得到重新出版。
本來，憑著文獻研究的扎實功底和文論研究的王正功明辨，李慶甲先生可以在文學批評史學科上取得更大的成績。可惜1985年，病魔奪去了他年僅53歲的生命，“一駕剛起飛的飛機突然迫降了”。這是復旦大學中文系、語文所的損失，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整個學科的損失。
個人作品
著作類：
1、參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64年
2、校點《詞綜》（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校點《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年
4、點校集評《瀛奎律髓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5、《文心識隅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論文：
1、《研究<文心雕龍>批評論中的一些問題》，《光明日報》1964年6月28日
2、《劉勰卒年考》，《文學評論叢刊》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8年
3、《揚雄文學思想述評》，《古典文學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4、《劉勰<滅惑論>撰年考辨》，《中國古代美學藝術論文集》，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81年
5、《<文心雕龍>與佛學思想》，《文學評論叢刊》第十三輯，1982年
6、《古代文論研究議》，《光明日報》1983年11月22日
7、《揚雄評傳》，《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第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年
8、《<關于《滅惑論》撰年與諸家商兌>之商兌》，《中華文史論叢》第四輯，1984年
9、《略論方回的<瀛奎律髓>》，《中國文藝思想史論叢》第二輯
10、《近代文體改革理論淺探》，《中國文藝思想史論叢》第三輯
11、《再談劉勰的卒年問題》，《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12、《<文心雕龍>書名發微》，《文心雕龍學刊》第三輯，1986年
其他信息
李慶甲《文心識隅集》（王元化序)
慶甲去世已經一年多了。他生前曾將自己的文章編在一起，還擬了一個書名，叫做《文心識隅集》，準備將來再集若干篇，整理出版。今年上半年，運熙同志將慶甲遺稿編好，囑我寫序，我沒有推謝，一口答應下來。為了紀念亡友，我覺得這是義不容辭的。可是時光很快過去了，我卻遲遲沒有動手，每一念及，真是如芒在背。一年多來，我被各種瑣事干擾，幾無暇時，讀寫俱廢，深以為苦。這主要得怪自己不會安排生活應付世事，以致陷于無事忙的窘境。現在已屆歲末，又要出門，不能再拖，只得把序言趕寫出來。這樣草草從事，不能按照原來愿望，很覺愧然。只得默默地向慶甲亡靈致歉。
記得慶甲在病中就時時以整理自己的文稿為念。他曾向我說過，正打算寫一系列文章，在擬寫的文章中，有的材料已搜集好了，有的構思也已成熟，只待動筆了。那時他不知道自己患了癌癥，醫生和我們都瞞著他。入院初期，他還以為自己不日可愈。待到他由上海長海醫院轉入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改由中醫治療時，他才感到病情嚴重。僅僅一個月左右，我再去探病，不禁為他的突然消瘦吃驚。他的神情沮喪，不像從前那樣時時發出爽朗的笑聲了。但他仍不能忘懷他的研究工作，向我敘說了自己的愿望。他于五十年代末在復旦大學畢業后，就在系里擔任了總支工作，連教學也不得不放棄了。直到近幾年才能專心讀寫，可是不料患此絕癥。我一邊聽他說著，一邊感到我的心漸漸沉重起來，可是又無話安慰他，只有默默相對。
我認識慶甲是近幾年事。我在復旦兼課時，慶甲尚未入校。慶甲到復旦時，我被卷入所謂；胡風案件;，和外界斷絕了來往。這樣中國一拖就是二十多年。我們相交時間雖然不長，但可以說是談得來的朋友，不僅研究方向相同，而且許多看法也相近。一九七八年發表的舊作《滅惑論與劉勰前后期思想變化》，提出《滅惑論》成于梁，是劉勰入仕以后之作。此說得到慶甲的呼應。他先后寫了《劉勰滅惑論撰年考辨》與《關于滅惑論撰年與諸家商兌之商兌》。這兩篇論文在國內《文心雕龍》研究方面很有影響，堪稱力作。我讀后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說。再如考定《滅惑論》撰于梁時并由此劃分劉勰的前后期思想，這一論證雖至今尚存分歧，但也得到較多人的肯定，如李慶甲、李淼同志等均基本贊同拙說，并對我的一些論據加以補充，做出了比我更精確地論證。”這種例子還有一些，不再贅舉。慶甲治學謹嚴，每撰一文，用力甚勤，從不敷衍成篇。我不能在這里對慶甲的論文集作出詳細的論述，只有俟諸他日，待我細讀全書之后，再談出我的讀后感。不過，我相信讀者是會對慶甲的勞績作出公允的評價的。
慶甲逝世后，他的夫人劉琦同志曾來看望過我，也以出版慶甲遺作相囑。我希望出版社早日將此書付梓問世。
最后我想借此機會說明一件事，即一九八四年在上海龍柏飯店舉行的中日學者《文心雕龍》研討會的前夕，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文心雕龍》元至正刻本一定要我寫篇序，當時實在抽不出時間，只有請慶甲代勞。這是迄今唯一由別人代筆的文字。一方面由此可見我們的友情，另方面我也想趁此機會說明此文亦應算作慶甲的成果。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市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