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風相送》是明代的一部海道針經，現存鈔本被收藏在英國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著者姓名不詳，封面有“順風相送”四字，因此得名。該抄本是記載中國人航海線路及沿途山川地形的史地類書籍。1935年中國國家圖書館研究員向達至牛津大學圖書館整理、抄錄中國古籍，1961年出版《兩種海道針經》，將《順風相送》收錄其中。《順風相送》成書于明朝中后期的16世紀晚期，迄今僅牛津大學收藏的孤本存世。該抄本，長20.4、寬12.6公分，每頁9行，行24字，封面稍有殘缺，封底有收藏者1637年所寫題記。
《順風相送》在“釣魚島”一節記載道：“澚口好取柴水開，打水十五托”，意指港灣可供船舶停靠和補給，并標明水深。
內容簡介
《順風相送》是一部航海指南，約成書于明代，共127則，主要記錄了關于氣象方面的觀察方法、州府山形水勢、前往各地的航程等。其中“福建省往琉球王國”一則記載了福建到琉球的海路，第一次出現了“釣魚嶼”（即釣魚島）、“赤尾嶼”（即赤尾嶼）的名稱。內容豐富，包括氣象觀察、天氣預報、危險警告、指南針導航紀錄、水文觀測和拜神等部分。
創作背景
永樂元年（1403）九月，朱棣確曾分別派遣太監“李興等敕勞羅國王昭祿群哆羅帝剌”、馬“彬等赍詔諭西洋蘇門答剌諸番國王，并賜之文綺紗羅”。而《順風相送》一書，則由修訂者佚名氏根據業已“年深破壞”的“古本”，校訂整理而來；且“古本”原系圖文并茂，《順風相送》只是佚名氏“攢寫”了其中的文字部分。
明初朱元璋在位的30年間（1368—1398），中國派出途經釣魚島等島嶼前往琉球王國官方活動的頻繁。
自明初以來，中國派遣前往琉球的大量官員及其隨行人員，都是由福州市出發途經臺灣海峽之后，趁著東南季風，順著黑潮流向，經過釣魚島等島嶼之后，進入琉球國境的。他們本身雖未留下直接記錄，但已在作為《順風相送》的祖本中清楚地記載下來。
年代考證
《順風相送》的著者及成書年代不詳，現留最古抄本保留在博德利圖書館《順風相送》，其副頁有一行拉丁文，說明此抄本是1639年（明崇禎12年）牛津大學校長贈送，因此其成書下限為明朝崇禎年間。
荷蘭漢學家戴聞達（J. J. Duyvendak）認為《順風相送》在1430年（朱瞻基宣德5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時完成，其校正者可能就是寶船上的舟師，英國漢學家李約瑟贊同戴文達對《順風相送》成稿年代的論斷。《順風相送》序文有字句：“又以牽星為準，保得寶舟安穩”。“寶舟”一詞專指鄭和下西洋的船只，“牽星”指過洋牽星術，是《鄭和航海圖》中使用的術語。“永樂元年奉差往西洋等國開昭，累次校正針路，牽星圖樣，海嶼水勢山形圖畫...”，清楚說明《順風相送》所傳抄著作底本的作者根據已有的針路圖進行校正針路、牽星圖、水勢山形。該原著底本的校正者極可能就是寶船上的舟師，原著底本的著書年代應該是明永樂年間。
該原著底本可能是根據元代的一種海道針經校正而來。元朝擁有發達的海軍，曾派出海軍攻打日本和爪哇，元朝海軍必定有海道針經一類的航海指南。《順風相送》中祈拜護國庇民妙靈昭應明著天妃，“明著天妃”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孛兒只斤·忽必烈封賜天妃的封號，一直沿用到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明永樂七年1409年，朱棣賜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順風相送》中護國庇民妙靈昭應明著天妃既有元朝封號“明著天妃”又有明朝封號“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可見該原著底本可能是明代舟師校正元代航海指南而來，而成書不早于1409年。
此書將交州（越南北部）記為安南國，故成書應晚于其重新獨立的1427年。
此書多處記載佛郎，應為葡萄牙與西班牙。在呂宋港有城，呂宋港即今馬尼拉，馬尼拉于1571年開埠通商，1573年建立炮寨，即此書所說的銃城。同卷中又記載“收入長岐港，即籠仔沙磯，有佛郎番在此”。長岐港在1570年至1571年間，因葡萄牙商人到此貿易而建港開市，在此之前只是小漁村。根據這兩個記載，日本學者一般將此書的成書上限定為1570年代（明隆慶年間）。臺灣學者陳宗仁也支持這個觀點。
此書記有往返萬丹蘇丹（印尼爪哇島上）的五六條針路，而萬丹是1568年獨立建國，十六世紀70年代成為著名的港口，亦可推論此書成書不早于1570年代。
臺灣學者陳佳榮認為此書傳抄底本為1537年吳樸堂編撰的《渡海方程·海道針經》再所刪節增補，而該底本又傳抄永樂年間著作。依比對前后著新增補資料等時序，刪去劉家港以北的國內航路，新增東洋針路（日本、琉球王國、臺灣、菲律賓等地）為前著所無，1562年刻鄭若曾《籌海圖編》―約1567年刻鄭舜功《日本一鑒》―《順風相送》―約1598年刻慎朱燮元《四夷廣記》―約1685年《指南正法》一脈相承，推斷此書約成書于16世紀末1593年。
學術思想
更路解析
在遺留至今的海道針經和更路簿中，更數和針位為其主要內容，以更計程、以針位定向，共同引航海舶。此中，“更”作為一個標準里程單位告訴人們兩地的大約距離，針位作為方向標告訴人們兩地的大致方位，為人們通過針經和更路簿推斷古代地名的地理位置提供了可能。
1、更數的相對穩定性為地名定位提供前提條件
在“更”進入航海世界之前，航海書籍是以時間來計算航程的。由于航海活動的頻繁，航海者對估算航程提出了更加精確的要求，于是用以計算航程的時間單位又從“晝夜”、“日”再細分到“更”，并規定“一晝夜為十更”，即所謂“一日一夜定為十更，以焚香幾枝為度’，“舟人渡洋，不辨里程，一日夜以十更為準”；“海道不可以里計，舟人分一晝夜為十更，故以‘更’計道里”。而后，隨著以鐘代香、沙漏而成為海上計時工具，又有將1天分為12更，一更為五線的分法。一更是2小時，可航行一邁。
“刻”與“更”一樣，但只指時間，而漁民用的“更”，既表示時間又表示里程。“更”進入航海世界后，成為一個航程單位，實現以“更”計程。
對于定更法，史籍中有記載：
船在大洋，風暴潮有順逆，行駛有遲速，水程難辮。以木片于船首投海中，人從船首速行至尾，木片與人齊至，則更數方準。若人行至船尾而木片未至，則為不上更；或木片反先人至船尾，則為過更，皆不合更也。持木片一塊，在船頭放入海里，人即疾趨至船尾，其木片亦流至船尾者，此其氣力相稱，即可隨漏以計更矣。更者每一登夜分為十更，以焚香枝數為度，以木片投海中，人從船面行，驗風迅緩，定更多寨，可知船至某山洋界。
凡行船先看風汛急慢，流水順逆。可明其法，則將片柴從船頭丟下與人齊到船尾，可準更數，凡行船先看風汛順逆。將片柴丟下水，人走船尾，此柴片齊到，為之上更，方可為準。這樣，“更”由于它的相對精確性，很快運用于航海實踐中。
在分析這些針路時，將“更”詮釋成一個標準里程單位顯然更為合理，而這也為人們從更路出發確定各個地點的相對位置提供了前提條件。
2、針路方位的確定性為地名定位提供可能性
指南針在中國運用的歷史悠久。在《西洋番國志》中有也有記載：“皆鑿木為盤，書刻干支之字，浮針于水，指向行舟。”明末海舶方興旱羅盤。
《順風相送》中有取水法和下針法等內容，可見所用羅盤仍為水羅盤。但不論水羅盤還是早羅盤，其盤面所刻干支位置一樣，所用定位原理亦同。
在干支位置上，一個羅盤共分24個方位，每一方位占15度：以12地支中的“子”為正北向，而后右轉，依次序將羅盤分成12等份；以八卦中的艮、、坤、乾分列羅盤的東北、東南、西南、西北4個方位，即羅盤的45度、135度、225度和315度4個方位；再以順時針方向分置壬癸、甲乙、丙丁、庚辛于子、卯、午、酉兩旁。但由于在實際運用中，“指南針或單指，或指兩間”，因此羅盤雖僅24方位，卻可作48方位使用。
羅盤的定位原理，主要利用羅盤的南北基準線、船的首位線、磁針指向和羅盤方位之間的關系定向。在航行中，或者是將所要求的羅盤方位平行于船的軸線，而使磁針保持絲線的方位；或者是將絲線平行于船的軸線，而使磁針指向與所要求的羅盤方位相對的方向，例如以東北代替西北”。隨著航海經驗的累積，人們逐漸將羅盤南北線與船只軸線固定下來。
在閱讀古代的針路簿時，有兩種情況必須分清楚。如果航行時使用的是“將所要求的羅盤方位平行于船的軸線，而使磁針保持絲線的方位”這一定位法時，則記錄的針位方向為船只實際航向；如果航行時使用的是“將絲線平行于船的軸線，而使磁針指向與所要求的羅盤方位相對的方向”這一定位法時，針經和更路簿里所記載的方位是船只的實際航行時磁針所指的方位，這時船只的實際航線與羅盤針位同南北線的夾角相等，但分處于南北線的兩邊，即羅盤針位為東南向時，船只的實際航向為西南向。
因此，在使用《順風相送》中更路的記載推斷船只的航行方向前，必須確定其使用于哪種定位法，然后方可結合定程更數，綜合比較不同航線對于某一地名方位的記載，進而判斷地名的位置。
后世影響
該書籍為釣魚島的歸屬提供了鑒證，福建人最早發現了釣魚島列嶼的存在，并予以命名，在《順風相送》手抄本中記載：“北風，東涌開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單卯，取釣魚嶼。南風，東涌放洋，用乙辰針取小琉球頭，至彭家、花瓶嶼在內。正南風，梅花開洋，用乙辰針，取小琉球。用單乙，取釣魚嶼南邊，用卯針。”此文獻中，釣魚島名稱為“釣魚嶼”。
影印版首次面世
長期以來，這兩本書被珍藏在博德利圖書館內，一般人難以一睹尊容。中國出版集團公司旗下的中華書局經過一年努力，出版了這兩本書的仿真影印本，把它們帶到倫敦書展，讓各國讀者有機會近距離接觸。2017年3月16日于牛津大學舉行的《順風相送·指南正法》新書發布會上，最早記載釣魚島的史籍《順風相送》影印本首次面世，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旗下的中華書局出版，為這一事實提供了有力佐證。
參考資料 >
史籍《順風相送》有力佐證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中國出版集團.2018-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