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涉（1178－1223），字濟川，是南宋時期的一位將領(lǐng)，出生于浙江天臺縣藤橋松溪。他是淮東處置山東忠義軍的核心人物。從小就展現(xiàn)出慷慨有大志的特點。他的父親賈偉是南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的進士，曾擔任秘書郎和開江守等職務。賈涉年長后，憑借父親的關(guān)系被任命為高郵尉，后來改任大理司直，最后成為盱眙軍的知軍。賈涉在處理歸宋的反金武裝方面表現(xiàn)出了很高的謀略，李全等皆為其所用。金朝在六七年間不敢侵犯淮東，山東省的十余個州紛紛歸降宋朝。賈涉以文臣統(tǒng)兵，成功地控制了一方，對抗金朝有著重要貢獻。他因病辭職后，金軍再次南下，但他仍然堅持工作，派遣軍隊擊敗了金軍。賈涉以文臣統(tǒng)兵，節(jié)制一方，御金有功。不久后，他因病去世，被追贈為龍圖閣學士和光祿大夫。他的兒子賈似道是南宋時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而他的女兒賈貴妃則成為了趙昀的寵妃。
基本簡介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三月，金兵進入黃、、滁、揚、真、盱眙縣等州，宋軍屢敗，朝廷震驚。山東人李全、楊友等招兵買馬，號“忠義軍”。涉時任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jié)制京東路忠義兵馬，對“忠義軍”進行改編，裁減老弱殘兵留下精干6000多人進行軍紀訓練，然后分兩處屯守。
其時，約10萬金兵進攻邊城甚急。立即派諸路兵馬出擊，自己坐鎮(zhèn)指揮。不數(shù)日，諸路兵馬大捷，擒金將仆散萬忠。隨后，又命李全率萬人向被金朝侵占的山東省出擊，很快攻克登、萊二州，恩、傅、景、德等十幾州亦相繼收復，軍威大振。捷報上呈，朝廷升為太府少卿、制置副使。不久，升淮東制置使兼節(jié)制京東、河北省兵馬。
嘉定十六年，因身患重病上疏請辭。時值金兵又大舉進犯，再次帶病率兵出戰(zhàn)，大敗金兵，將繳獲京河版籍及金銀銅印等送交朝廷，受到嘉獎。因勞累過度，病逝于回師途中。詔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墓在今天臺縣山河鄉(xiāng)溪邊村附近。
人物經(jīng)歷
早年事跡
賈涉是西漢賈誼之后。
賈涉（1178—1223）字濟川，天臺人。曾祖父賈文國是一位平民，曾祖母于氏。祖父嗣業(yè)，字光濟，性篤厚，隱居讀書，未仕，因涉被贈朝議大夫；祖母于氏。父親賈偉，是一名官員，約在淳熙五年至八年間（1178—1181年），曾守四川省開江（今四川開縣），他目睹雄踞四川的利州西路安撫使吳挺過于驕橫，致書給丞相趙雄揭發(fā)其弊端；在謁見孝宗時，又奏請裁抑負責鄂州市、江陵邊防要務的大將郭杲與郭棣的兵權(quán)。賈偉的意見雖被孝宗所接受，也先后出任秘書郎，知漢州（今四川廣漢）等官，不過，后來吳挺、郭杲等人相繼出任四川，荊襄安撫使等高官，挾怨報復，賈偉受到排擠，含冤而死。
賈涉生于淳熙五年（1178年）三月二十八日。早年事跡不詳，只知他幼年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二十歲時，父親被冤郁郁以終。涉獲蔭補的時間不明，但為了洗刷父親冤情，厘清事實，前后費了十年的時間，不辭辛勞，奔走申訴，甚至到宮廷，伏闕上書，終使其父獲得平反。賈偉得以平反，大概與賈涉鍥而不舍的精神和才干出眾有關(guān)，但也和宋廷敉平吳曦之變，吳璘、吳玠家族在四川的勢力解體，以及郭杲等人不在高位有關(guān)系，這時賈涉已三十歲。賈涉初任高郵縣尉，改萬安縣丞。嘉定八年（1215年），鄰近金境的寶應縣有縣令遺缺，中書省命涉知縣事；涉到任后，感于宋金情勢緊張，恐戰(zhàn)事再啟，為早綢繆，請求筑城以固邊。不久，母喪，以憂去。嘉定十年（1217年），宋金爆發(fā)戰(zhàn)爭，金興兵南犯，攻光州，淮邊告急，宋廷起復賈涉為寶應縣令，這是賈涉實際參與邊防實務，嶄露頭角的開始。賈涉再任寶應縣令，顯然和先前筑城有關(guān)。自蒙古攻金以來，中原紛亂，宋臣便不斷向朝廷建議罷遣使，團結(jié)民兵，筑城御邊。9任主管淮東安撫公事的崔與之更積極在淮東沿邊推動筑城.。因此，賈涉的復任當與筑城風潮下，崔與之等人的推薦有關(guān)。賈涉上任后，除了筑城外，又遷縣治還舊基，疏浚望直港，通射陽湖。11不久，改任真州通判，大理司直，知盱眙軍等職。
記載事跡
關(guān)于賈涉先世的資料不多。從現(xiàn)有的史料看來，賈氏在天臺并不是顯赫，賈偉也擔任過低級軍職，見《中國歷史人物論集》（臺北市：正中書局，1973），頁300。但〈賈涉墓志〉指其父曾任秘書郎，知漢州，顯然被視為文官而非武將的家族；入仕為文職官員的賈偉，是賈氏起家的人物；賈偉勇于任事，批評時政，雖然獲得趙昚與丞相的賞識，卻因而遭到報復。賈涉的憑藉不多，但為洗刷父冤，奔走陳情，十年不懈，毅力超人，終于恢復其父的名譽。其間，賈涉雖獲任為基層官職，但歷經(jīng)幾番波折，才得以擔任縣令一職。對一般非由科舉入仕的官員而言，縣令可能已是仕途的高位，然而，由于蒙古南侵，金朝覆亡，山東淮海地區(qū)的局勢如波濤洶涌，讓身處邊境，擅于觀察，掌握時勢的賈涉得以一展才華，開創(chuàng)新事業(yè)的契機。
淮海局勢
十三世紀的中國歷經(jīng)了由承平到紛亂，由紛亂再回復安定的歷程；其中，由治而亂的鉅變，與宋金間的戰(zhàn)爭有密切的關(guān)系，但促使情勢加劇最重要的催化劑，則是蒙古的興起與南侵。
當宋廷發(fā)動開禧北伐，宋，金雙方以兵戎相見之時，成吉思汗則在漠北完成蒙古的統(tǒng)一，正成為金朝的大患。嘉定元年（1208年），完顏璟逝世，完顏永濟繼位，表面上金朝仍維持著繁榮景象，實則外有蒙，宋兩國的威脅，內(nèi)則政務日益腐敗，已呈現(xiàn)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象。嘉定四年（1211年）成吉思汗以報父祖世仇為名，聚眾誓師，大舉侵金。七月，蒙古軍相繼擊敗金兵于撫州（今河北張北縣）的烏沙堡及險峻的野狐嶺之戰(zhàn)（今河北萬全區(qū)境），接著拔宣德，陷德興，取居庸關(guān)，進逼中都。蒙古軍以擄掠為主，攻下城邑后大肆屠殺劫掠，因此兵火所至之處有如廢墟，如中都“僧（寺），道觀，內(nèi)外園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至是）焚毀無遺”；華北地區(qū)受到兵火侵襲，百姓無以為生，經(jīng)濟日益衰退，社會秩序面臨崩解。
當時，金廷全力應付蒙古，對國內(nèi)的控制較為松弛，于是在開禧年間曾受到宋人鼓煽興起而暫時潛匿的華北漢人，乘亂再度揭起叛金旗幟，正如《金史》所說：“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胄構(gòu)難，招誘鄰境亡命以撓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搖，歲遇饑饉，盜賊起，相為長雄……十馀年麋沸未息。”其中，紅襖軍領(lǐng)袖楊安兒、劉二祖等人，就是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此后，金朝內(nèi)外處境更艱難，華北叛金的武裝活動更為興盛。嘉定六年（1213年）八月，當成吉思汗圍攻中都時，金敗將胡沙虎（胡沙虎）擁兵發(fā)動政變，殺死衛(wèi)紹王允濟，擁完顏雍孫完顏珣繼位，是為金宣宗。這時，蒙古騎兵以浩大聲勢，橫掃黃河以北，太行山東西等廣大地區(qū)，使中都成為大海狂濤中的孤島。15宣宗為了避禍，于嘉定七年（1214年）五月南遷開封市。成吉思汗以金遷都違約，再度發(fā)兵南犯。直至嘉定八年（1215年）秋，蒙古軍攻破的城邑就有862處，幾乎黃河以北的土地都淪于蒙古鐵騎之下。蒙古兵馬以殺掠為主，鐵騎所到之處，“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毀，城郭丘墟”。而掠奪之后，蒙古兵隨即離去，致使社會呈現(xiàn)真空狀況，除了部分地區(qū)由金朝派官鎮(zhèn)守外，當?shù)赝梁溃刂髂俗韵鄨F結(jié)，組織武裝力量，以求自保。于是兩河，山東地區(qū)，無論強悍者或狡黠[xiá]者，莫不掀起叛金活動，史稱：貞佑之亂，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為重者，人視之以為血讎[chóu]骨怨，必報而后已，一顧盼之頃，皆狼狽于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這是金統(tǒng)治中原八十馀年以來，所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
山東淮海地區(qū)向來是宋金間的主要戰(zhàn)場，在此地的漢人，不論是受到宋廷的鼓勵或出于自發(fā)性，其叛金活動久有傳統(tǒng)，辛棄疾就說：“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蒙古南侵，山東地區(qū)戰(zhàn)火燎原，當?shù)氐奈溲b集團再度稱亂，威脅著金朝政權(quán)，為此，金廷利用蒙古北撤之際，積極動員兵力，敉平亂事，除掉了紅襖軍領(lǐng)袖楊安兒，但由于金兵處理叛亂的政策失當，騷擾良民，反而引起當?shù)匕傩盏姆锤小４送猓约味ò四甏阂詠恚杉己古c拖雷所率領(lǐng)的蒙古軍相繼攻陷濟南，益都、登、萊、沂、密諸州，山東地區(qū)因蒙古掠奪戰(zhàn)術(shù)的騷擾而滿目荒殘，各地豪杰趁機蜂起，使得叛金勢力更形壯大。這種情況正如《金史》〈仆散安貞傳〉所說：“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后，河北殘破，干戈相尋，其黨往往復相團結(jié)，所在寇掠，皆衣紅綿襖以相識別，號紅襖賊，官軍雖討之，不能除也。”李全適時接替楊安兒所領(lǐng)導的紅襖軍，聲勢倍增，成了山東叛金勢力的主力。
對山東淮海地區(qū)的叛金武裝團體而言，存亡與否，視錢糧的取得與資源的開拓而定。自嘉定四年蒙古南侵以來，山東淮海地區(qū)先有紅襖軍的叛亂，接著是金廷平亂兵的騷擾，復有蒙古騎兵的蹂躪，處處呈現(xiàn)著“寶貨山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的景象，糧荒極為嚴重，兩河地區(qū)更是“赤地千里，人煙斷絕”。因而南方的宋朝遂成為武裝集團賴以獲取資源的主要對象，這使山東淮海地區(qū)人民競相向南移動，以歸宋為名，尋求宋廷的支援。大量南向的流民，使當時身負兩淮防御大責的江淮制置使李玨，知揚州市兼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崔與之，26以及各州縣長官與統(tǒng)軍官，都面臨著巨大的考驗。先是，武鋒軍卒沈鐸和定遠百姓季先知道楊安兒等人有意歸宋，乃說服知楚州應純之加以招納。應純之令沈鐸派人招撫楊友，劉全、李全等人，季先則招徠石珪、葛平、楊德廣等武裝團體，27并鼓勵李全等分兵克復莒、密、青等山東省諸地。應純之眼見李全等人戰(zhàn)績顯著，進而建議邊帥利用這些豪杰之士，從事恢復大業(yè)。
宋人鑒于蒙古興起與金朝衰敗日益明顯，曾對是否與金和戰(zhàn)的問題展開激辯。雖然宰相史彌遠知道金的國勢受蒙古侵擾而大挫，但開禧北伐的殷鑒不遠，不敢冒然接受主戰(zhàn)者的意見，只是停納歲貢，停派使臣而已，仍謹守和約，如曾封鎖淮水，不準歸正人南渡，甚至將南歸者“視為盜賊，戮之焚之”，要求上流制閫之臣，對南來者予以剿殺。然而，山東地區(qū)武裝叛金的聲勢浩大，在地方豪強的交通，拉攏下，已受到地方官員的支持，宋廷雖不愿光明正大的招納他們，卻密令制置使李玨與知楚州應純之等人接待他們，賦予“忠義軍”的名號，聽從帥臣節(jié)制。并依武定軍的例子，提供一萬五千人的軍糧，名為“忠義糧”。于是臨近宋境的山東豪杰相繼渡過漣水南下，形成一股巨大的勢力。
嘉定十年（1217年），完顏珣對宋宣戰(zhàn)，宋金戰(zhàn)事再啟。金宣宗即位以來，任命主戰(zhàn)的術(shù)虎高琪為相。高琪欲藉擴張疆域以邀功，與高汝礪互相唱和，主張伐宋。宣宗狃于對宋常勝，恥為宋人所輕，加上國用匱乏，謀取賞于宋人；利用蒙古大軍西征的緩沖時間，以南宋歲幣不到及息縣饑民作亂為藉口，命右監(jiān)軍烏古論慶壽，簽樞密院事完顏不統(tǒng)兵分三路南下攻宋。這時，史彌遠以曲在金朝，遂改變政策，請趙擴下詔伐金，并轉(zhuǎn)而積極招徠歸正北人，成立“忠義軍”，十一年（1218年）一月，正式任命歸附的義軍領(lǐng)袖李全為京東路副總管，楊友、季先為京東路鈐轄33。在宋廷與應純之的厚賞與支持下，南下的人絡驛不絕，義軍的抗金活動更形活躍，聲勢日壯，在宋金戰(zhàn)爭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展現(xiàn)才華
當宋金和戰(zhàn)丕變，宋內(nèi)外形勢變幻之際，正是賈涉直接參與淮東邊務的時刻。在華北流民不斷南移的熱潮中，宋臣不但熱烈討論宋金關(guān)系的發(fā)展，更發(fā)表如何掌握歸正之士的不同意見；而宋廷為因應內(nèi)外情勢的巨大變化，對于和戰(zhàn)與南下北人的政策也有極大的變化。在時局驟變的時候，賈涉正由寶應縣令轉(zhuǎn)任淮東提刑，繼而出任淮東制置使，積極地參與沿邊地區(qū)的防御要務。
宋金關(guān)系變化的關(guān)鍵時期，李玨與崔與之是二位坐鎮(zhèn)南宋淮東防務的重要人物。李玨為江淮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是總管邊務，負責屏障京師的重臣，崔與之則是知揚州市兼主管淮東安撫公事，是負責江北防務的要角。李玨與崔與之二人深知宋金關(guān)系薄弱，和約難以持久，而且都深感宋朝的邊防相當薄弱，因此積極推動筑城固邊的工作。不過，崔與之對招納忠義人的態(tài)度，顯然較為保留，審慎；當李全率眾歸宋時，崔與之即指出：“山東省新附，置之內(nèi)地，如抱虎枕蛟，急須處置；自古召外兵以集事，事成與否，皆有后憂”，期望制司善為區(qū)處。李玨對忠義人的態(tài)度則相當積極，他不僅透過應純之等人招納山東忠義人，甚至企圖利用這些人機察敵情，鼓勵李全等人從事恢復故土的事業(yè)。
此外，李，崔二人對金和戰(zhàn)的態(tài)度也顯然不同。崔與之強調(diào)守御，李鈺則積極主戰(zhàn)，圖謀恢復，劉克莊說：“雖然國家南渡百年，士大夫皆以為非和無以立國，至公遂破其論，異日秉史筆者書曰：‘絕幣自立由李公始’，嗟夫，斯亦足矣”，清楚描述了李鈺主戰(zhàn)的性格。宋金爆發(fā)戰(zhàn)爭前，淮東不斷發(fā)生侵擾金境漣水縣，東海以及圍攻泗州等情事，當與李鈺的策劃有關(guān)。鎮(zhèn)江都統(tǒng)劉琸也曾建議蓄養(yǎng)銳氣，以備大舉。宋金交戰(zhàn)以后，李鈺在史彌遠力贊下，于嘉定十一年四月派遣劉琸率兵由盱眙軍渡淮攻泗州；不意全軍覆沒，金兵乘勝攻入盱眙軍，建康震動，“外議以邊面無備”。此時，淮東安撫使崔與之馬上調(diào)集各地平時訓練較佳的軍隊，趕往盱眙軍沿淮一帶嚴加守備。他在致史彌遠的書信中，對于邊將的冒進，將使多年來辛苦經(jīng)營淮東的成果毀于一旦的嚴重后果，感到憂心，他說：“與之乘鄣五年，子養(yǎng)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于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李鈺的參議官黃干也指出“淮上之敗，劉琸可斬也”，推薦崔與之、方信孺，可惜李鈺未予采納。對泗州戰(zhàn)敗，宋臣有過深刻的檢討，權(quán)工部尚書胡就指出“內(nèi)因廷臣橫議，外而邊臣邀功，使邊境久未安”，是挑起戰(zhàn)端并導致失敗的原因，而李鈺則是肇禍的主謀。趙擴也同意此說，認為是邊吏“希望爵賞，為國生事”所致；轉(zhuǎn)而傾向和議，宋金情勢再變。
宋金推動謀和，卻引起忠義人的疑懼。義軍領(lǐng)袖之一的石珪以宋謀與金和，不利義軍為名，殺楚州都監(jiān)沈鐸；宋廷為緩和義軍情緒，急罷知楚州應純之，由通判梁丙代理。但宋廷提供的忠義糧不足，梁丙處置無方，石珪[guī]率兩萬人渡淮，大掠楚州南渡門。面對大批義軍蜂擁南下，邊臣處理失當，幾釀成巨禍，時任知寶應縣令的賈涉上書宋廷，指出若在忠義人不斷南移之際與金謀和，將使山東省的亂局蔓延至兩淮；建議宋廷立下固定員額以招安義軍，讓他們自成一軍，安置在淮北市，如任其南下，將來難以應付。宋廷乃任命賈涉為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楚州，節(jié)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他受命后，親自出面招撫叛兵，穩(wěn)定局面。
嘉定十二年（1219年）春，金人以數(shù)十萬人分兵進犯濠、滁等州，并計誘石珪等人。李鈺遣官兵與忠義軍救援無效，兩淮告急；淮南流民競相渡江避亂，金人游騎至東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情勢混亂。賈涉擔憂石珪等為金人所用，派遣陳孝忠向滁州市，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往滁、濠，命李全兄弟襲擊金人歸路，并以傅翼監(jiān)軍。由于義軍奮勇力戰(zhàn)，相繼解除各地受困的局面。其中李全兄弟由楚州引兵救援，在渦口擊敗金兵，使金主力全喪，不敢再窺淮東，是保衛(wèi)兩淮的戰(zhàn)斗中，具有決定性的戰(zhàn)役。為了獎賞忠義軍救援淮東的功跡，宋廷應賈涉之請，將安邊所沒入寶應縣中原屬韓侂胄的頃田地，撥充忠義人耕種。
忠義稱亂，邊防告急，緣于守邊重臣不能協(xié)力合作所致。宋臣檢討此一情勢，首先奏劾身負邊防重責的制置使李鈺“敗軍誤國，大罪有三”。由于情勢緊迫，宋廷采取緊急應變，一方面罷李鈺，并改任崔與之為秘書少監(jiān)，將二人調(diào)離淮東邊務；一方面罷江淮制置司，另置沿江、淮東、淮南西路制置司，以加強邊備。此時淮邊守臣多屬輕儇[xuān]浮靡之士，人心不附，制置使與安撫使又同時被調(diào)職，使得流言滿道，形勢頗為危急。宋廷鑒于賈涉調(diào)遣義軍，解除淮東危急的表現(xiàn)優(yōu)異，接受殿中侍御史李楠“官序尚卑，資望猶淺，則姑命以副使”的建議，于嘉定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先任命賈涉為淮東制置副使，旋即任為淮東制置司公事；宋廷為了直接掌控沿邊情勢，推動防務，將制置司的任所遷至較近金境的楚州，并將反對遷到楚州的淮東提刑兼知揚州洪伋予以調(diào)職。
總之，在宋金和戰(zhàn)丕變，淮東戰(zhàn)況激烈之時，二位擔負淮東邊防重任的大臣，因意見不和，不能協(xié)力相助以穩(wěn)局勢而遭調(diào)職。宋廷為鞏固邊防，緊急任命調(diào)派義軍解除江淮危機有功的賈涉，出任肩負屏障宋疆的淮東最高官員。從此，賈涉成為在第一線執(zhí)行邊防與涉外要務的南宋重臣。
聯(lián)結(jié)蒙古
賈涉出任淮東制置使之后，以處理山東忠義軍為重心。自嘉定十年爆發(fā)的宋金戰(zhàn)爭，表面上戰(zhàn)火四起，拖延甚久，實際上由于雙方均無必勝之把握與決心，因此在戰(zhàn)爭持續(xù)之時，即有謀和之議。對金廷而言，外有蒙古侵犯，內(nèi)有叛民，加上遷都后衍生出許多社會經(jīng)濟難題無法解決，而宋邊防尚嚴，難以擴展戰(zhàn)果爭取勝利；完顏珣在朝臣建議下，由武休關(guān)進取四川時，說“此舉蓋為宋人渝盟，初豈貪其土地耶！朕重惜生靈，惟和議早成為佳”，就說明了他的心意，只是礙于情面，又氣憤宋策動忠義軍從中牽制，才相繼發(fā)動游擊性的攻擊，并沒有大規(guī)模的軍事行動。至于宋廷，自戰(zhàn)爭爆發(fā)以來，被動應戰(zhàn)者多，也不愿擴大事端；何況自嘉定十二年秋起，淮東忠義軍聲勢壯大，自主性又強，如何加強對這些人的掌控，讓他們發(fā)揮積極的戰(zhàn)力，而避免負面的影響，也就是如何有效的控制和利用義軍，正是宋廷更為關(guān)心，也寄希望于賈涉的重責大任。
山東忠義軍是特定時空下產(chǎn)生的復合體。“忠義軍”為宋廷賦予的一個通號，實際上是由無數(shù)個在宋廷招撫下，掀起叛金或投宋而各自擁有武裝力量所組成的團體。雖以歸宋為名其中真心歸宋，深明民族大義者不多，多半是在戰(zhàn)亂，饑荒中，為求生存或圖利，而揭起擁宋的旗幟，實質(zhì)目的是為了獲取財物與糧食。這些人勇武好斗，熟悉華北地理情勢，可以作為宋廷恢復故土的先鋒，但人多勢散，如何組織人力與支應財糧，卻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嘉定十一年，石珪在南渡門焚掠后，賈涉所提“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的意見，當成為他爾后處理忠義人的基本原則。但在時勢的推移下，仍有所變化，從言論及以后作為看來，賈涉顯然比較彈性的執(zhí)行李鈺的政策。
宋金戰(zhàn)爭以來，淮東積極招徠忠義軍。宋廷先依武定軍例，放錢糧一萬五千人，人數(shù)激增之后，又增放二萬人錢糧作為號召，時青、石珪、彭義斌、嚴實、夏全等人紛紛歸正。其中嘉定十二年六月，金青州守臣益都人張林在李全的勸說下，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市等州歸宋，表稱“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次年，嚴實也應趙拱之召，舉魏、博、恩、德、懷、衛(wèi)、開、相等州來歸，使太行山以東之地，名義上復歸宋的版圖。
賈涉進一步鼓勵義軍北伐。他銜宋廷之命，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來激勵豪杰。于是，忠義軍的恢復行動更為頻繁，李全揮兵北上，爭衡中原，難怪金朝要說“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省實地”。彭義斌一軍更侵河北省，取大名、中山、破東平縣，下真定，迨西山，懸?guī)煴狈ィ栒賰珊雍澜埽貥浯笏戊浩欤ⅲ故股綎|的蒙古漢軍“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景附。”這么豐碩的戰(zhàn)果，不僅使宋廷博得興復山河的美名，義軍也獲得了高官厚爵：張林被封為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李全改為廣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統(tǒng)制。職司統(tǒng)御義軍大責的賈涉也被擢為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jié)制。在賈涉的節(jié)制下，忠義軍積極參與解除淮西之圍的軍事行動。嘉定十四年（1221）二月，金再謀伐宋，以十馀萬犯光州，圍黃州府，分兵破淮南西路諸縣；淮西守備薄弱，帥臣趙善湘請援于朝廷。宋廷詔淮東，京湖諸路應援。賈涉遣李全、彭義斌鎮(zhèn)江副都統(tǒng)翟朝宗及徐暉等分別率忠義民兵與正規(guī)軍救援黃、蘄。三月，淮東兵未至，黃州已被攻破，蘄州亦因徐暉援救不力而告陷落。李全趕至，護安慶市，與趙范、趙葵兄弟協(xié)力救黃州，并遣彭義斌掩襲淮上金兵。山東忠義軍的協(xié)力合作，迫使金朝退師。在淮東兵馬從事救援淮西的行動中，賈涉發(fā)現(xiàn)徐暉護城無功，率先逃遁，將他斬首示眾，從而穩(wěn)固淮西局勢。由于賈涉籌劃，指揮，策援有功，宋廷乃遷之為權(quán)吏部侍郎；71七月，他更被任命為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jié)制使，這是賈涉地位與聲望最高的時候。
賈涉在策動義軍北伐與救援的同時，也推動聯(lián)結(jié)蒙古的工作。這一項涉外行動，除攸關(guān)宋蒙結(jié)盟外，交涉山東省忠義人的問題，殆為重要因素之一。當山東地區(qū)成為宋金蒙三國逐鹿的主戰(zhàn)場之后，夾在三國紛爭中的義軍，就出現(xiàn)復雜化的傾向；尤其是蒙古在河朔，山東等地停止殺戮，轉(zhuǎn)而積極爭取據(jù)地自保的豪杰，以及金廷改剿為撫，不惜以名器爭取山東武裝勢力以后，宋金蒙三方勢力交相爭取這些武裝團體，使得一向活躍于山東地區(qū)而以歸附宋朝為主的武裝力量，在依從的態(tài)度上有了變化，游移于三國之間，或叛或降。這也使得宋蒙的交涉中，多了一項討論的議題。
此前，嘉定二年二月，宋廷得知成吉思汗南侵的消息時，僅由執(zhí)政者“作私書密諭諸軍帥臣”在邊境進行戒備，態(tài)度相當謹慎。到嘉定四年，宋使余嶸回報蒙古圍攻燕京的消息后，宋人開始關(guān)切并討論如何聯(lián)合新興勢力以復世仇。等到木華黎擔負主導伐金的軍事任務后，為了加速金的滅亡，減少后顧之憂，曾于嘉定七年（1214）一月派三位蒙古使者渡淮到濠州鐘離縣，圖謀聯(lián)宋。當?shù)厥爻家浴安环畛迹桓沂堋睘檗o加以拒絕。不過，蒙古與金朝國力消長至為明顯，宋臣進一步討論如何對待蒙古的問題。嘉定八，九年間，與宰相史彌遠素有親密關(guān)系的程珌，向宋廷提出在朝廷的默許下，聽由邊閫進行聯(lián)蒙恢復的方案，他說：“強敵所當結(jié)，豪杰所當檄，邊將自為之，朝廷無與焉；成則享大利，否亦無損于毫毛，用力寡而成功倍。否則邊事一開，將不止一殘敵而已”。77
程珌[bì]的意見，對宋廷乃至賈涉在淮東推動的聯(lián)結(jié)蒙古，具有重要的影響。嘉定十年，宋金爆發(fā)戰(zhàn)爭之后，宋臣有“獻策北通韃靼”之議。不過由于忠義軍在蒙宋間叛服無定，引起雙方的誤會，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蒙古曾于嘉定十一年派葛不罕與宋議和，可能談到夾攻的事，宋也派茍夢玉出使蒙古。此時，或許由于宋廷對聯(lián)蒙夾攻金朝的態(tài)度不太熱衷，雙方?jīng)]有進一步協(xié)議的跡象；但嘉定十三年十二月，義軍領(lǐng)袖石珪叛宋投蒙的舉動，引起宋廷的重視，賈涉顯然是在史彌遠同意下，派都統(tǒng)司計議官趙拱經(jīng)由河北省，山東省到蒙古軍前議事。趙拱會見了木華黎，雙方直接溝通，蒙古大將并贈北宋舊物“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玉璽一方，由賈涉轉(zhuǎn)呈宋廷。到嘉定十五年（1222），宋臣魏了翁擔心宋與金相抗之時，蒙古與西夏將有窺伺邊境，為了穩(wěn)定局勢，建議朝廷“且下淮東制司，仍遣小使諭志于韃使，使群盜無以措其惎間之辭”。此一交涉內(nèi)容可能與山東忠義軍有關(guān)，但紀錄不詳，此時，賈涉在應付李全引發(fā)的一連串事情上，可能已精疲力竭，并無馀力再推動此一外交活動了。
釀造禍端
山東境內(nèi)武裝團體適應環(huán)境的方式各異，而且變化無常。這些團體組成分子復雜，組織方式不同，抗金附宋的背景也不一樣，而且各具實力，因此，不僅出現(xiàn)群雄并起，各自為政的情形；同時為了在瞬息萬變的環(huán)境中求生存與發(fā)展，各有不同的適應方式。其中，固然有民族意識強烈，如彭義斌者，但更多的人則以求生存為先務，他們輾轉(zhuǎn)南下的目的是避禍就食，其情形誠如程珌所說：“彼其初，不過苦于北方饑饉，及畏敵人殺僇，故相率而來，丐一飽以逃生耳，豈復有長志宏略，可以角逐中原哉”。生活的資源與利益的取得，既是他們考量的首要因素，因此很容易因宋、金、蒙三國招撫政策的變化而改變其初衷，出現(xiàn)游移取利，首鼠兩端的現(xiàn)象。宋金戰(zhàn)爭爆發(fā)后，宋對北人采取積極招撫政策，北人相繼南下，他們“或請分處授田，以渙其群；或請增招正兵，以權(quán)其勢；或請以補正兵之闕，而自為一軍”，要求日多，逐漸成為南宋政治，經(jīng)濟上的難題。另一方面，鑒于金蒙相繼招安各武裝力量，安撫民心，宋廷又擔心金蒙政策的改變，會削弱義軍歸宋之心。因此，如何有效控制這些忠義人，使其充分發(fā)揮“供我驅(qū)馳”，并避免引發(fā)負面的影響，是宋廷與宋臣相當關(guān)切的議題。
宋人擔心山東省忠義人聲勢浩大難以控制，因此許多大臣主張對他們采取以主制客，眾建與分散的政策。嘉定十一年大批北人南歸時，余嶸曾預料義軍難制，建議以勁兵控馭。葉適曾批評宋廷因循茍且，不敢分散忠義軍，使他們得以聚集為亂，將招大禍。方信孺認為“奸雄不可以弱勢填壓”，建議“選有威望重臣，將精兵數(shù)萬，開幕府山東，以主制客，重馭輕”。徐鳳在嘉定十二年，奏論山東義軍的時事，也建議仿照賈誼眾諸侯之策，散置部落，分化他們的勢力，如此一來，不致因黨羽聚集而產(chǎn)生覬覦之心。曹彥約則指出“用兵之道，可以形格而勢禁，不可以直致也.……正軍者，忠義之主宰；有三萬之正軍，然后可以制一萬之降卒，有十萬之正軍，然后可以制三萬之忠義”;京東河北省節(jié)制司干辦公事陳韡在嘉定十四年，向賈涉獻處置忠義人的策略時，也主張在新復的山東省，河北各地，仿效漢趙充國留屯之策，而且分授疆域給忠義人，如在山東采“三分齊地，張林，李全各處其一，又其一以待有功者，以分其權(quán)”，河南首領(lǐng)“以三兩州歸附者與節(jié)度，一州者守其土”。這些意見不僅反映南方士大夫，官僚對北人的疑懼，在態(tài)度上也趨向于消極性的思患預防。而宋廷在衡酌形勢變化與義軍的本質(zhì)后，接納宋臣的意見，并透過第一線的邊閫執(zhí)行。
賈涉是執(zhí)行淮東防務的宋朝最高官員，面對人多勢眾，各自為政，背景各異的山東忠義軍，采取消極防御重于積極鼓勵的態(tài)度。他鑒于正規(guī)軍不足，不敢明顯的采取以正規(guī)軍壓制忠義軍的方案；但為掌控情勢，保持主動，一方面以糧餉作為控制的手段，一方面則采行分化的策略。
糧餉的取得是山東忠義軍生存與發(fā)展的重要憑藉，也是宋廷掌控忠義軍的重要資源。當宋廷設置忠義軍，發(fā)放糧錢一萬五千人時，李全即“起羨心”。此后，宋廷不斷賞賜錢糧，招徠忠義，但人數(shù)驟增，卻形成財政的重大負擔。楚州通判梁丙，想以減省錢糧作為控制忠義人數(shù)的手段，卻激起石珪據(jù)楚州南渡門叛變，造成忠義人對宋廷離心，賈涉在平息這場亂事之后，除了鼓勵忠義人北上從事恢復大業(yè)外，更藉糧餉作為攏絡與控制的手段。如嘉定十二年一月，李全南歸后，宋廷賜予李全金帶一條，銀五千兩，絹一萬匹。李全勸降張林，宋廷增放二萬人錢糧的措施，或也與賈涉的建議有關(guān)。十三年，石珪叛宋歸蒙的意圖明朗時，有人建議賈涉“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罷支；眾心一散，珪黨自離”，以此肢解石珪的部眾，但沒有成功，反而迫使石珪降蒙。十四年正月，又賜緡錢六萬給李全。這種以提高錢糧作為利用義軍的籌碼，顯然與賈涉認知的“饑則噬人，飽則用命”的想法有關(guān)。
但這樣的做法，卻招致廷臣的許多批評。劉克莊在嘉定十三年就曾感慨的說：“今日招納山東省，是擔錢擔米出去做事，其法當有限止。本欲用此曹取邳、海，不可取，遂納五萬人于兩淮，把自家地盤，先作踐一遍。……山東已納者，歲費緡錢五百萬，米四萬斛，其在東海，漣水縣二縣者不與焉，言之可為寒心。”葉適也指出“六七年間，牽引山東、河北省，破壞關(guān)外，未有毫發(fā)之益，而所喪巨億萬計。”可見以錢糧為手段，雖然對穩(wěn)定政局，乃至恢復疆土略有成效，卻形成宋廷財政的巨大負擔，并且逐漸養(yǎng)大忠義人藉機要脅的胃口。李全后來勢力壯大，欲圖割據(jù)時，還一方面對宋表示恭順以爭取糧食，另一方面卻積極尋求金朝的支持。金臣白華說：“李全借大兵之勢，要宋供給糧餉，特一猾寇耳。”都顯示宋廷以錢糧為誘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面對動機各異，勢力龐雜的山東武裝力量，宋廷的政策難以一致。在南渡門之變的過程中，梁丙曾調(diào)集其他忠義軍王顯、高友、趙邦永等人攻擊石珪，但他們相會時，卻是“下馬與作山東語，皆不復戰(zhàn)”，導致事變擴大。這一事件，使宋人和朝廷進一步體悟到忠義人若凝聚起來，對宋朝會是新的威脅。賈涉更深切了解此一情勢的嚴重性，因此在亂后，著手推動忠義人分屯的制度，分散其勢力，并增加正規(guī)軍的人數(shù)，來維持官方的主控權(quán)。《宋史》〈賈涉?zhèn)鳌抵赋觥爸伊x諸軍在漣水縣，山陽者既眾，涉慮其思亂，正軍常屯七萬馀”。只是，隨著北人不斷南下，要常保正規(guī)軍的優(yōu)勢并不容易。因此，當金兵進犯淮南西路之時，賈涉就利用忠義人彼此互不相屬，各自獨立，對經(jīng)濟資源的依賴等弱點，分批派遣忠義軍去解除滁州市與濠州之圍，而由正規(guī)軍隨行督視；進而施行一連串分化挑撥的手段，讓忠義軍之間，制造沖突，以便從中掌控。嘉定十三年，忠義領(lǐng)袖季先死后，賈涉即命統(tǒng)制陳選至漣水，統(tǒng)領(lǐng)其軍，此舉引起季先馀黨的抗拒，他們暗中迎接石珪到盱眙縣，奉為統(tǒng)帥。涉既無法直接統(tǒng)領(lǐng)該部，乃謀利用“眾建”的策略，將石珪的部眾分為六，由季先的部將分別統(tǒng)率。但是，此一分化計畫仍被忠義人所識破，諸將依然只聽從石珪的號令，以致造成“其后有（朝廷）教令皆不納”的窘狀。賈涉不得已，轉(zhuǎn)而利用李全來對付石珪，珪因而投向蒙古。
賈涉以錢糧與分化等手段，來掌控忠義人的計畫，卻隨著外在形勢的變化，以及李全聲勢的坐大，逐漸帶來反效果。李全運用智謀與機運，不斷壯大聲勢；他以發(fā)動北伐及勸說義軍領(lǐng)袖歸宋的方式，獲得官職與糧餉，尤其在嘉定十二年渦口獲捷之后，更有擴大勢力的想法。于是，李全開始藉制置使的力量，打擊任何有礙他發(fā)展的義軍領(lǐng)袖；而這樣的想法，與賈涉所推動的分化政策正相符合。第一步是譖害威望跟他不相上下的季先；接著請求賈涉討伐石珪，此議雖未被接受，卻趁機占有季先原有的三千軍額，領(lǐng)有馀眾，并由朝廷任命他的部將劉全為總管，分千兵駐于揚州市，將其勢力擴至江北；進而建造船只，“謀爭舟楫之利”，向南發(fā)展。十四年二月，李全受命援救淮南西路，當金兵北撤時，他為了保全實力，竟“追之不甚力”。顯然李全遇機運用謀略，表面上配合賈涉的分化政策，實際上遂行擴張勢力的意圖，壯大聲勢以操控時局。
于是，以李全為首的山東忠義軍，遂形成淮東防務的新威脅。當李全圖謀發(fā)展的時候，賈涉為了強化淮安區(qū)戰(zhàn)力，及官方在前線的主導性，將原駐屯于鎮(zhèn)江市的八千正規(guī)軍移至楚州城中，由翟朝宗統(tǒng)領(lǐng)；另分帳前忠義人萬人，由趙邦友、高友率五千人屯于城西，王暉與于潭領(lǐng)五千人屯于淮安市。李全人多，并不擔心鎮(zhèn)江兵的軍力威脅，只是厚結(jié)其將領(lǐng)，以避免成為心腹之患而已，他最擔心的是勇武善戰(zhàn)的帳前忠義。為了拉攏這些將領(lǐng)，李全曾多次稱贊高友等人勇武，并為表示看重，請求賈涉允許他于出戰(zhàn)時率領(lǐng)這批軍隊，未被接受。從這些事例，顯示賈涉對李全的意圖有所了解，并采取對策。
不過，此時賈涉與宋廷決策者對待李全的態(tài)度與政策，差距日大。李全的勢力日大，圖謀發(fā)展的野心日熾時，丞相史彌遠卻為穩(wěn)定時局，維系朝廷與忠義軍的關(guān)系，反而利用種種名義厚賞李全，如嘉定十四年，宋廷欲藉翟朝宗與趙拱獻玉璽歸朝而大行慶賞之禮時，晉封李全為承宣使。賈涉曾極力反對宋廷藉加官進爵，厚予獎賞的方式，來籠絡李全。他說：“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省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并指李全“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后憂”，“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于不可勸邪”。但這些意見，并不為史彌遠所接受，顯示宋廷厚待李全的政策，與賈涉處處提防，圖謀分化以利控制的計畫，落差日益擴大。
從嘉定十五年賈涉與李全，益都張林三角關(guān)系的發(fā)展，可以看出賈涉疲于應付的窘境。張林雖因李全的勸說，舉青、莒諸州歸宋，但本人仍在山東省的膠西等沿海一帶活動，坐擁鹽場之利。李全為壯大割據(jù)的基地，由其兄李福經(jīng)營山東；李福看重張林轄地的鹽場厚利，百般威迫張林交出鹽場。張林向制置使賈涉申訴，涉密召其部下了解實情，卻被李福伏兵刺探，迫使張林投向蒙古。張林投歸蒙古后，仍致書賈涉陳述投蒙出于李全的脅迫，非其本意；涉心咎李全。李全進一步請求朝廷準他提兵攻張林，賈涉左右為難，暗中派人到山東宣勞張林，使人在途中又為李全所殺；李全急攻張林，入據(jù)青州，擁有山東省之地，實力大增。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賈涉防患李全及謀拉攏張林以分化忠義的用心，而李全運用智謀，時機來壯大聲勢的用意也十分明顯。如此一來，不但賈涉與李全的心結(jié)已深，李全的勢力也發(fā)展到了遠非賈涉所能控制的態(tài)勢。
嘉定十六年，賈涉已無力處理李全勢力，窘境顯露無遺。當年二月，賈涉出郊行勸農(nóng)儀式，在返回楚州城的途中，李全的部屬攔路威迫，涉派人請李全的妻子楊妙真協(xié)助才打開通路。楊氏雖然在表面上怒責忠義軍，但李全部屬的脅迫行動，給多年來積極推動淮東邊防及流民政策的賈涉一個致命的打擊。此時，曾任知隨州，荊鄂都統(tǒng)制的許國奉祠在家，他一直想取代賈涉的職位；看到李全勢力坐大，他不斷向宋廷上奏疏，力陳“全奸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杰不能消弭”，明指李全意圖謀反。這些話，幾乎是從另一個角度否定賈涉多年來苦心經(jīng)營忠義軍的努力，對賈涉自是另一個致命的打擊。在內(nèi)外交逼的情況下，賈涉身心俱疲，疾病發(fā)作，于是緊急向朝廷請辭制置使等職；獲旨回都奏報，其職由淮東制置司參議兼楚州通判陳韡代理。不過，人未到臨安，病情已加劇，乞請休致；宋廷遷之為顯謨閣學士，通奉大夫。六月一日，死于臨安府黃鶴山寶慶院。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享年四十六歲。
人物評價
賈涉崛起于南宋非常時期，無顯赫的家世，未取得功名，在朝又無奧援，這樣的人物在宋代承平時期是難以獲致高位的；而他卻得以開閫淮東，節(jié)制忠義，成為執(zhí)行宋廷邊防政策的重要人物，這和他在宋金蒙三國勢力交錯，興替時期，以靈活的手腕處理邊防，流民及涉外事務，表現(xiàn)卓越有密切關(guān)系。
賈涉的成功，在于他能掌握時勢適切執(zhí)行宋廷的政策鞏固邊防。他以靈活的手腕，妥善接納，處理大量山東忠義軍的南歸，且能反映執(zhí)政者和輿論的主流意見，利用這批武裝力量作為恢復故土和救援危急地區(qū)的任務；使得山東地區(qū)在形式上納入宋的版圖，也使宋金沖突以來，淮東地區(qū)較少受到戰(zhàn)火波及。此外，他也善于觀察時勢，呼應朝廷的外交政策，是第一位推動聯(lián)結(jié)蒙古活動的宋朝地方官。此舉不僅有助于宋蒙兩國的相互了解，也化解山東省忠義叛降問題所造成的誤會。這些都是他得以在變幻不定的大時代中出人頭地，晉升高位，并且列名國史的重要原因，正如〈墓志〉所云：“若夫制閫勛業(yè)，則有國史在”。可見他是以自身的能力獲致勛名，而非受其次子賈似道位居權(quán)要的影響所致。《宋史》本傳的論贊也說：“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為可嘆也”，顯示《宋史》的編者相當肯定賈涉的才能，反而對賈似道累其聲名，表示遺憾。
對山東忠義軍的處置方式，是賈涉成敗的關(guān)鍵。他對忠義人的功利取向非常清楚，因此采取了利誘和分化的手段。這二種方式，在初期由于忠義軍人數(shù)尚少，他的文人身分也能得到北人的尊敬，以及處置的策略受到輿論的支持，因此不論推動救援或恢復，都頗能得心應手，不僅成就了他的事業(yè)，也使以李全為首的山東忠義軍成為屏障宋廷的主要武力之一。
不過，隨著李全勢力坐大之后，賈涉的窘態(tài)就逐漸顯露。李全是一位精明狡猾，詭計百出，威迫欺瞞的豪強，當勢力壯大之后，興起裂土割據(jù)之心，驕縱與桀驁不馴的霸性益加明顯。賈涉雖然想設法壓抑、防范，卻招架不住，窮于應付；況且，此一想法又與丞相史彌遠一意拉攏李全，不斷授以高官的作法相違，最后竟到心力俱疲，疾病纏身而死。〈墓志〉說：“漸復故疆而不遂大業(yè)，致身法從而不及侍清光”，一方面寫出賈涉中壽而死，壯志未酬的悲情，另也顯示他處于風云變幻的時期，難以掌握時勢的郁郁困境，然而相較于后繼者，如許國、徐晞稷等人，使用更為拙劣與極端的手法，以致激起李全的叛變而言，賈涉在處理山東忠義軍的手段，顯然是更勝一籌了。
傳記
賈涉，字濟川，天臺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興，以憂去。金朝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
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眾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于漣水縣，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縣，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遣策，恐山東省之禍必移于兩淮。況金朝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shù)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啖餒虎，啖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jié)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傅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
金太子及仆散萬忠、盧國瑞等數(shù)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等為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市，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傅翼監(jiān)軍。數(shù)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朝，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金人環(huán)百余砦[zhài]，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仆散萬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救窺淮東者六七年。
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縣、山陽縣者既眾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又用陜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余，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
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海州，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市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洺十余州相繼請降。涉?zhèn)飨性骸耙缘貋須w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省節(jié)制。
金十余萬眾犯黃州府，淮南西路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為后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后，涉曰：“始全貧窶無聊，能輕財與眾同甘苦，故下樂為之用。逮為主帥，所為反是，積怨既多，眾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為幸，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朝破黃陷蘄，安慶市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久長鎮(zhèn)，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遇，掎角連戰(zhàn)俱勝，遣彭義斌等進至下灣渡，盡掩金人于淮。遷權(quán)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南西路。先是，蘄州鎮(zhèn)受圍，徐暉往援，乃鼓眾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為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
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拱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懌[yì]，李全卒以璽賞為節(jié)度使。涉又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后憂。”彌遠不以為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于不可勸邪？”
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朝大入，強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連、孛術(shù)魯答哥率細軍及眾軍三道渡淮，涉以合連善戰(zhàn)，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zhàn)，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太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于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
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橫，它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quán)，趙昚嘉納，后反為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冤，不避寒暑，泣訴十年，至伏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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