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曼（1934年12月3日-2021年9月11日）出生在秘魯阿雷吉帕省一個巨商之家。據有關材料顯示，古斯曼雖然出生于富豪之家，但他本人卻是一個私生子。
個人履歷
1934年12月3日出生于港口城鎮莫延多，是一個富裕商人的私生子，其母親在他五歲時去世。19歲時成為圣奧古斯丁國立大學社會研究系學生。他寫了《康德的空間理論》的哲學博士論文和《關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法學博士論文。1962年任教于瓦曼加國立圣·克里斯托瓦爾大學。1965年與妻子一起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他第一次到達歐洲，途經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期間想要參觀列寧墓，未能實現。后到達中國，他在北京的一所學校接受了思想訓練，在南京的一所學校接受了軍事訓練。1970年前后創立秘魯共產黨 (光輝道路)，于1980年開始武裝斗爭。古斯曼因此以恐怖主義和叛國的罪名被通緝。1992年9月12日，古斯曼被秘魯政府捕獲并被判處終身監禁，9月24日，在囚籠里對公眾發表演講。2021年7月13日，因為沒有醫療服務，在病危的時刻進行了絕食抗議。7月17日，被轉移到醫院進行觀察，但仍然不予治療。9月11日，于卡亞俄海軍基地去世，享年86歲。于9月24日被火化。
個人成就
古斯曼具有組織能力和領導藝術。他依托阿亞庫喬大學，將觸須伸向了秘魯的各個大學，建立起“光輝道路”的各個支部和外圍組織。
1970年成立的“光輝道路”，其最初宗旨是反映了印第安農民的要求的。古斯曼希望推翻秘魯現政權，按自己的“主義”來治理秘魯，把秘魯治理成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家。
“光輝道路”最初活動的范圍主要是山區省份，這些省份經濟落后，聚居的主要是印第安農民，“光輝道路”在這里可以找到支持者。
他們在這里伏擊政府軍，奪取武器，襲擊地主莊園，洗劫銀行和工商企業，為進一步活動籌集經費，彌補因組織迅速擴大而出現的入不敷出的財政局面。漸漸地，“光輝道路”成為人們談虎色變的恐怖組織。
古斯曼的“光輝道路”組織嚴密，對組織成員要求高。首先，他要求每個參加“光輝道路”的青年男女必須一方面參加艱苦的農業勞動，培養對印第安農民的感情，一方面聚在一起探討社會問題，分析時弊，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法。只有經過這兩重鍛煉后，他才有資格加入“光輝道路”的外圍組織。此后，再經過長期的“實踐”，能完成組織交給的各種任務，證明自己的忠誠和能力后，才能正式加入“光輝道路”的核心小組，成為“戰士”。
“光輝道路”的暴力活動步步升級，其所謂的“武裝斗爭”實際上就是爆炸、暗殺、破壞經濟設施、襲擊公共場所。其打擊的對象漸漸已經不分青紅皂白，使用的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活動范圍也從鄉村擴展到首都利馬等大城市。
僅1986年8月，在秘魯經濟和財政部、能源和礦業部、勞動部就先后發生多起爆炸事件。接著，首都利馬的一些高壓輸電塔也相繼遭到破壞。這些使秘魯的社會財產和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極大威脅。
截至1988年6月，這類暴力活動已經導致9000人死亡，其中包括政府官員、執政的人民黨成員和反對派陣線左派聯盟成員、政府軍軍官、警察以及“同政府軍進行合作”的農民。
光輝道路也打擊了許多為富不仁的資本家和大地主，客觀上增加了其民意基礎。
1992年，古斯曼被秘魯情報部門逮捕。在獄中，古斯曼和秘魯政府簽署了和平協議，但“光輝道路”的剩余力量仍有零星的恐怖活動。最近的一次發生在2003年6月，200余名“光輝道路”成員襲擊了位于安第斯山區的一處天然氣管道工地，綁架了60名人質，還搶走了工地上用來施工的炸藥。
在1973年至1975年間，“光輝道路”曾操控部份大學的學生會。到80年代中晚期，光輝道路已實際控制國土三分之一。華金·古茲曼·洛埃拉在1992年9月12日被秘魯政府拘捕，被判終身監禁；繼任者Ramirez Durand在1999年步其后塵。
光輝道路：南美哲學教授阿維馬埃爾·古斯曼的暴力天國覆滅記
籍籍無名的秘魯，曾在20世紀80代因政府無能、游擊隊肆虐而瀕于崩潰。公民團體同穩健的經濟學家及強人總統攜起手來，一舉扭轉頹勢，把家園改造成拉丁美洲發展最好的經濟體之一。馬丘比丘見證了秘魯古代文明的輝煌。
面積相當于東北地區面積的秘魯，既是羊駝、豚鼠類、龍貓等蠢萌神獸的故鄉，又孕育過諸多神秘的原始文化。綿延數公里的納斯卡線條與震驚考古界的西潘王墓室，便是其先民的大手筆。自詡太陽神裔的印加人，更是在缺乏輪子技術與文字書寫的條件下，建立起當時西半球最龐大的國家。
野蠻土著間的殺戮尚未終結，文明世界的入侵便已降臨。目不識丁的弗朗西斯科·皮薩羅率領不到200人的西班牙探險隊，輕松控制住印加帝國皇帝，進而一舉征服了這個集權帝國。殖民者隨后于1535年修筑首府利馬城，開始了近300年的統治。
皮薩羅的西班牙征服者隊伍才是現代秘魯的起源
漫長的殖民統治，給秘魯留下了復雜的歷史記憶。天主教會既好從事教育，又愛打燒活人。殖民政府一邊賦予本土精英以權利，一邊又按重商主義原則用壟斷經濟來排斥異己。
數量銳減的印第安土著，仍占居民總數的大頭，城鎮卻是白人的天下。階級與族群間的對立，加劇了城鄉矛盾。不斷增多的混血人口，昭示著社群融合的未來，卻無力改變四分五裂的現實。
秘魯歷史上的第一次立憲會議
撕裂的社會結構，造成了民族認同感的缺失。當圣馬丁將軍在1821年宣布獨立時，秘魯還只是硬生生造了一個國家，繼之而來的是數十年的動蕩。好在美英兩國或以《門羅宣言》反對列強恢復統治，或雪中送炭提供貸款，初創的秘魯才得以挺了過來。但出力最大的卻是鄰國智利，該國頗具凝聚力的組織模式，成了秘魯的主要抄襲對象。
當然，百廢待舉的新秘魯也沿襲了舊有疾。平民負擔沉重且缺乏教養，精英對外部世界盲目跟風，又懼怕而鄙夷本國人民。看似共和的政府，既無心服務大眾，又無力嚴控社會，僅在封閉的小圈子內保有權力。層層陰影遮蔽下，秘魯踏上了曲折的現代化之路。資源豐富卻矛盾重重的秘魯，就如同百病纏身的天才，一再錯失發展良機。
鳥糞與礦藏一度讓秘魯短暫暴富
19世紀中葉的歐洲，曾把太平洋島礁上的鳥糞視作重要肥料。彼時人口不滿300萬的秘魯，竟靠倒賣排泄物賺了1億英鎊。
但珍貴的第一桶金，卻淪為統治集團強化爪牙的本錢。腐敗的官僚系統迅速膨脹，收益有限的鐵路工程紛紛上馬，軍方還下餃子般地購置軍艦。其結果是政府先在1876年因鳥糞價格暴跌而破產，軍隊又在3年后的南太平洋戰爭里被智利連教做人。
秘魯的首個盛世因南太平洋戰爭而被擊碎。
步入20世紀后，秘魯又被國際形勢與左派思潮搞得無所適從。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人口迅速增長，多山的國土已無足夠田地供農民耕種。鄉民涌入城市，使城鎮居民在40年間暴增5倍，壓過了國內的農業人口。
國家早已天地翻覆，政府卻本性難移。它不愿讓城市化進度過快，卻無法阻止村民涌入市鎮。它無力為新居民提供公共服務，卻能用惡法與低效讓人們遲遲不能獲得合法市民的身份與產權。右派抱殘守缺拒絕變革，左翼也自詡服務窮人卻另有圖謀。
二戰后秘魯的城鎮人口數量暴增
當左派贏得1983年利馬市長選舉后，窮苦商販本以為明天會更好。不料市政府卻發布大批奇葩法令，甚至對營業著裝做出統一規定，還逼商販加入受其控制的政治組織。坐不住的軍方則在1968年成立以貝拉斯科為首的軍政府，并在古巴等國的影響下進行改革。其內容包括：
分配土地。為緩解城市化壓力，軍政府從大莊園主手中征收并分配了70萬公頃土地。但貝拉斯科對小農經濟并不感冒，他只想將農民拉進政府控制的合作社。這不僅導致地價大跌、更多鄉民擠向城鎮，還使人均農業產值出現負增長。
左翼軍政府建立者貝拉斯科
企業國有化。大批油田、礦業企業、漁業公司被政府接管。新組建的巨型國企雖在70年代一度經營頗佳，卻最終陷入長達15年的虧損。
弘揚本土文化。貝拉斯科欽點土著的克丘亞語為第二官方語言，組織學者重新評價印加帝國歷史人物，還設立節日討好美洲原住民。其效果只是吸引了些小清新游客。
親近蘇聯陣營。軍政府積極響應不結盟運動，卻又和莫斯科接近。蘇聯的軍火、匈牙利的醫療設備與羅馬尼亞的轎車，紛紛在這個自稱支持國貨的國度出現。
上述舉措揭示了秘魯在美蘇冷戰中左右為難的心理，類似情形也在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統治下的智利出現。其迷惘應被理解，但后果卻不可原諒。短暫的風光過后，秘魯財政再度破產。國內生產停滯，對外出口下跌，各種極端勢力開始抬頭。
秘魯依靠蘇聯的各類援助加入了不結盟國家行列關乎國運亂戰戰
亂世之中光輝道路開始粉墨登場
1980年5月17日，自稱“光輝道路”的武裝分子，搗毀了阿亞庫喬省的一個選票站。7月，該組織正式向政府宣戰。西半球最殘忍的暴力游擊隊，由此登上歷史舞臺。
“光輝道路”的領袖阿維馬埃爾-古斯曼，本是私生子出身的哲學教授。他的脾氣和性格都非常古怪，最初向妻子求愛的方式，竟是呆坐門口傻看心上人出入。1966年，古斯曼曾親赴自己中心的理想圣地，翻爛了偶像著作的選集。十余年后，這位教授決定投筆從戎，先控制農村再奪取城市，建立消滅剝削的理想國。
狂想者
與“光輝道路”齊名的是圖帕克·阿馬魯運動。其頭目坎波斯曾赴古巴朝圣，并在1983年以襲擊美國大使館和肯德基餐廳等方式起兵。為同“光輝道路”有所區別，該組織決定先城市再農村地奪取政權。
游擊隊打破了秘魯的寧靜，其中的道路是兇殘的。古斯曼一邊用苦大仇深的理論煽動人心，一邊用暴力塑造個人權威。20000多貧民慘遭殺戮，不少人被去去頭皮。
靠勒索毒販積攢軍費的古教授，曾一度控制了三分之一的國土，逼迫上百萬中產階級移民，造成數百億美元的經濟損失。這些成就，足以把智利獨裁者奧古斯托·皮諾切特襯成傻白甜。多·德·索托。1979年，他為治療秘魯發展的痼疾創辦自由與民主學會。經過數年調研，自民學會于1987年出版了轟動拉丁美洲的經濟學名著--《另一條道路》。
全書以通俗簡約的文字，展示了秘魯百姓在經濟生活中的具體困難。德·索托指出，秘魯人民并非需要游擊隊拯救的烏合之眾，而是自立自強的平民創業者。雖窮苦卻有自己的財產與自組織。無奈秘魯政府沿襲重商主義作風，對經濟干預過度。每年發布上萬條法令，卻不能像歐美當局那樣及時確認和保護公民產權。德·索托還組織人馬，或冒充企業或假裝申請住房用地，以便同官僚系統接觸。他們發現，公民完成創辦工廠的審批需耗時289天，并經歷10次索賄威脅。完成住房用地審批，更要用7年功夫，跑完超過207個流程。他警告政府，舊有的統方式已嚴重阻礙國家發展。再不簡政放權走“另一條道路”，公民將被迫追隨游擊隊，整個秘魯亦將毀滅。
氣急敗壞的古斯曼于1992年7月20日對自民學會總部發動汽車炸彈襲擊，卻未能干掉宿敵。這表明他在關乎民心的思想論戰中已敗下陣來，消滅游擊隊只是一項純粹的軍事作業了。
理論破產讓光輝道路進一步依賴暴力手段來之不易的新生。
曾經也是大學教授的日本移民后裔滕森
《另一條道路》的風行，使出身日裔家庭、曾在農業大學教書的阿爾韋托·藤森也看到了上位的途徑。滋長的政治雄心，使他迅速組建“改革90黨”并參加了1990年總統大選。其對手則是思想由左轉右、并在日后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作家馬里奧·略薩。
此時秘魯瀕于崩潰，眾多省份處于戒嚴狀態。GDP連續3年負增長，通貨膨脹超過70倍。外匯儲備為負數，而已停止償還的外債則有200億美元。略薩為此提出了激進的施政綱領。藤森則有意利用日裔穩健、有紀律的刻板政治標簽，打出中庸的競選口號，并在游擊隊制造的爆炸聲中榮登總統寶座。事實證明，他將用類似于略薩的方案，實施休克療法。
在政治上，藤森竟在1992年聯合軍警發動“自我政變”。順利的關閉立法、司法機構，隨即出臺新憲法擴張總統權力。可他同時也正式設置源自古羅馬保民官的“巡視員”，去聽取民眾呼聲。任何行政機構在出臺法令前，都要將草案提前公布、接受公民審視。行政審批與訴訟流程則被大幅精簡。
在經濟上，政府聯合自由民主黨學會進行大規模產權確認行動。拍賣虧損國企，將合作社改組為股份制企業并重啟土地買賣。遏制印鈔并實施減稅和貿易自由化，還將稅種從三位數簡化為個位數。同時大力吸引外資，咬牙堅持償還貸款。
在外交上，阿爾韋托·藤森先與鄰國一道解決歷史遺留糾紛。繼而努力改善與歐美日本的關系，并成功獲取其經濟援助。同時，在任期內4次訪華，與當時的中國高層談笑風生。
憑借總統的執行力與自民學會這一智囊團，秘魯到1994年已從百業蕭條變為經濟過熱。當年GDP增速高達12%，通貨膨脹被控制在15%以下。外匯儲備積累到57億美元，國家信譽亦重獲各大金融機構的認可。在安第斯山區，胡戈·維伊卡等農民領袖挺身而出，組織地方武裝同“光輝道路”英勇搏殺。在亞馬孫河叢林地帶，農民亦協助政府清剿毒販。
經濟好轉讓光輝道路越來越沒有市場
日暮途窮的古斯曼，在襲擊自民學會總部不到兩個月后，成就了秘魯安全機構的最佳業績。1992年9月12日，他與“光輝道路”的其他領導人在利馬被捕，已廢除死刑的司法機構隨后判處他們終身監禁。狗急跳墻的圖帕克·阿馬魯組織，則在得知藤森將到日本大使館赴宴后，于12月17日發動斬首行動。不料阿爾韋托·藤森未能成行，但包括日本大使和多位高官在內的數百名人質，仍被游擊隊扣押。
為應對這一震驚聯合國的大新聞，藤森政府與游擊隊展開了長達126天的交涉與對峙。在此期間不少人質被陸續釋放。1997年4月22日下午3點13分，在完成7條地道的開挖與世界十大特種部隊的部署后，總統下達突擊令。精神松懈甚至還在踢球的游擊隊員，被盡數擊斃。70多名剩余人質，除秘魯最高法院院長突發心臟病去世外，全部獲救。
在人質危機中指揮若定的滕森
至此，飽經滄桑的“羊駝共和國”，終于驅散了籠罩在本國上空的陰霾。盡管步入21世紀后，藤森因爆出丑聞而黯然下臺，德·索托亦一度受到非議。可正如美國也有過水門事件一樣，這些風波皆不足以撼動秘魯已然牢固的根基。今日的秘魯雖不富足，卻是拉丁美洲形勢最好的經濟體之一。與某些鄰國相比，它已成功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