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龍山位于江蘇徐州市區南部，常有云氣蜿蜒如龍，故稱之。東巖石峰圍繞，上有興化寺，寺內有大石佛，石佛為半身坐像，高約十公尺余，系北魏晚期就山崖巨石雕鑿而成，當時僅造佛頭，明代建文四年（1402），依山崖建大殿，清代康熙帝三十四年（1695），復鑿佛身，今存大殿乃明代所重建。后檐墻高尺許，僅用三磚，故有‘三磚殿覆三丈佛’之說。石佛兩側巖壁上，有北魏太和十年（486）及唐宋時之造像與題字，大小佛像錯落其中，儼然如畫。
文物歷史
概述
471年之前，可以從羊頭山石窟造像的發展歷史中找到依據。 《中國石窟藝術》把北魏石窟造像運動分為四個時期：
文成帝時期
拓跋濬②倡導鑿窟造像時期：即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文成帝下詔，以當時的佛教領袖“沙門統”曇曜③為主管，在首都平城區（今大同市）西的武周山上鑿窟造像開始，到鑿出“曇曜五窟”，即云崗現編號為16、17、18、19、20窟為止（公元467年）。
獻文帝時期
拓跋弘④繼承發展時期：即公元465年獻文帝繼位至公元471年退位這七年間。獻文帝即位后，繼續在武周山麓鑿洞塑像，續“曇曜五窟”又鑿出五組四大石窟，即現在的第7、8雙窟，第9、10雙窟，第1、2雙窟、第5、6雙窟和第11、12、13窟。
孝文帝時期
拓跋宏⑤發揚光大時期：公元471年至公元494年孝文帝遷都洛陽開造龍門石窟時期。公元471年，年僅四歲的孝文帝即位，漢族馮太后臨朝聽政，造窟運動開始向全國漫延，直至公元495年在龍門山開鑿古陽洞三大石窟為止。
衰落時期
元子攸至魏滅亡的衰落時期。公元528年孝莊帝即位，至北魏534年被東魏取代，造窟逐漸減少。
歷史考證
簡要分析
拓跋濬倡導鑿窟造像階段，不必去考慮，因為文成帝倡導鑿窟造像階段（公元460年至公元467年）徐州市還屬于劉宋王朝，已排除在云龍山大佛開鑿期之外；拓跋弘繼承延續時期，也不必去考慮，因為鑿窟造像還僅僅局限在大同武周山一帶，鑿窟造像還沒有在全國推開，因此徐州云龍山大石佛出現的最早年份只能在公元471年。
再看下限。之所以把云龍山大石佛的開鑿年代的下限定在公元486年，是因為在徐州云龍山大石佛兩側有佛造像的年號題字，計有：魏太和十年七月造像（公元486年7月）；唐開元二十二年五月造像（公元734年5月）；唐乾元三年四月造像（公元760年4月）；唐元和十五年造像（公元820年）；宋政和七年造像（公元1117年）。這些年號題字都是當時開鑿時留下的，沒有值得懷疑的。
這樣，就可把云龍山大石佛的佛頭雕鑿年代大體定在公元471年至公元486年之間，至于具體哪一年？還要從北魏與南梁劉宋王朝的戰爭史和北魏造窟運動的歷史上去考證。
徐州云龍山大石佛可能雕鑿于拓跋宏太和九年，即公元485年。
通過以上的考證和論述，徐州云龍山大石佛雕鑿的年代大致可匡定在公元471年至486年這十五年間，至于是哪一年？要看在這一時間段，有沒有雕造佛窟的機緣出現。
考證事件
從公元471年至486年，在徐州市有史可考的歷史事件有六：
1、魏孝文帝延興元年（公元471年），魏使王崇巡察青、徐等州，撫慰新附，觀省風俗。（《魏書·王憲傳》）
2、魏孝文帝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四月辛酉，徐州大風，雹。（魏書*《靈征志》）
3、拓跋宏太和四年（公元480年），秋七月，齊角城戍主舉城降魏，八月丁酉，魏遣徐州刺史，梁郡王嘉迎之。（《資治通鑒》）
4、魏孝文帝太和五年（公元481年），魏徐州刺史薛虎子請于彭城積谷，以兵絹市牛，興置屯田，魏主從之。（《魏書·薛虎子傳》）
5、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武宣縣王⑥，獻文帝子，太和九年封，徒彭城。（《魏書·本傳》）
6、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全國實行均田制和漢化政策，即孝文帝改革，徐州市開始土地改革。
得出結論
從以上六個事件看，最有可能促成徐州雕鑿佛像的事件是第五項，即拓跋弘的兒子武宣王勰被徒封為曹據。其理由有三：
1、在北魏，從云崗石窟到龍門石窟等所有的造窟行動，都是皇室行為。它們有的是皇室直接出錢雇工匠所為，有的是在皇室的要求下，由僧人帶領工匠所為。武宣王勰作為皇室人員和彭城王，最有可能做這件事。
2、拓跋宏太和九年，即公元485年，正逢北魏都城一帶營造佛教四大石窟熱潮，從都城平城（今大同市）來到徐州市的武宣王勰，與其他人相比，最有可能追隨這場造窟風潮。
3、北魏皇室有“結伴高僧、游心釋典”的風尚，武宣王勰的父親拓跋弘、兄孝文帝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和佛教石窟營造的倡導者，他們在平城都曾“鑿仙窟以居禪，辟重階以通述” （《鹿苑賦》）。元勰作為獻文帝的第六子，孝文帝的弟弟被封王來徐州，極有可能把他在平城結交的僧人和工匠一同帶來，他們來到徐州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尋山掘窟，以便“居禪”、“通述”。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