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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共識指1992年10月大陸的海峽兩岸關系協會與臺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就解決兩會事務性商談中如何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問題所達成的以口頭方式表達的“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

1987年底，海峽兩岸隔絕狀態被打破，兩岸人員往來和各項交流隨之興起，也衍生了各種具體問題，而臺灣當局鑒于僵化的“三不政策”，無法與祖國大陸進行正式的接觸與談判。為此，兩岸分別成立海峽兩岸關系協會與海峽交流基金會，并在工作層開展商談。兩會經過1992年10月香港會談及其后一系列函電往來，達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其過程和內容均有明確文件和文字記錄，白紙黑字、清晰可考。

“九二共識”達成共識的方式是各自口頭表述，構成共識的內容就是兩會通過函件的往來并經過協商、相互認可的具體文字，核心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會都表明了“謀求國家統一”的基本態度。對于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臺灣海基會表示“認知各有不同”，海協會表示“在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作了求同存異的處理。在兩岸之間固有矛盾一時難以解決的歷史條件下，“九二共識”的達成，體現了兩岸雙方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確立了兩岸商談的政治基礎，為兩會開展協商并取得成果提供了必要前提。此后，?兩岸進行了兩次汪辜會談，對推動兩岸交流，增進互信合作，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尤其是會談過程中強調的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成為此后海峽兩岸開展交流的重要基石。

定義

“九二共識”這個名詞，是2000年4月底前臺當局大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蘇起正式提出的名詞。它是在1992年，海峽兩岸關系協會與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在兩岸事務性商談中，就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所達成的共識，構成共識的內容是經過協商、相互認可的具體文字。“九二”是指達成這項共識的時間是1992年。“九二共識”表明大陸與臺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關系不是國與國關系，也不是“一中一臺”。雖然兩岸迄今尚未統一，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從未分裂。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兩岸同胞同屬一個民族，這一歷史事實和法理基礎從未改變，也不可能改變。“九二共識”體現了一個中國原則，明確界定了兩岸關系的根本性質，是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前提和根本遵循。

“九二共識”的基本涵意主要包括四個層次：

歷史背景

兩航談判

1986年5月3日，臺灣“中華航空”B198號波音747貨機機長王錫爵駕機自泰國曼谷飛往香港途中，在廣州白云國際機場降落，要求在祖國大陸定居。為妥善處理這起事件，經過中國民航兩次電邀，臺灣當局終于同意“華航”代表與中國民航代表進行商談。當時，臺灣當局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提出通過第三方途徑處理。中國民用航空局明確表示，“華航事件”純屬中國內政問題，應該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無須第三方插手。后來，雙方同意以中國民航航空和中華航空兩家公司的名義，在香港進行協商。兩航會談于1986年5月17日在香港深水灣鄉村俱樂部舉行。雙方經過四次商談，最終達成共識：除了王錫爵強烈要求在大陸定居以外，同機的人、飛機、貨物等全部還給臺灣。5月23日，雙方在啟德機場完成交接。1987年10月14日，臺灣當局終于通過了臺灣居民赴大陸探親的方案，并于次日公布了相關政策的實施細則，允許除現役軍人及現任公職人員外，凡在大陸有親屬的民眾皆可以赴大陸探親，一年可有一次，一次3個月。長達38年的兩岸隔絕狀態的堅冰由此被打破。

這次商談是兩岸在隔絕37年后由官方在背后主導下的第一次公開接觸談判，它的成功舉行，打破了臺灣當局長期營造的“恐共”心理，使臺灣民眾認識到，共產黨并不像臺灣當局宣傳的那樣可怕，兩岸是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同時這次談判成功地為兩岸解決糾紛創造了一種“華航模式”，其原則是：地位平等、友好協商、就事論事、合情合理、互相尊重、彼此諒解；多從對方考慮，不作題外文章。“兩航談判”的成功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美國輿論稱之為國共兩黨的“首次正式接觸”、“首次直接會談”，日本《東京新聞》發表評論稱此次事件是海峽兩岸關系“一舉向前發展的劃時代事件”。

“金門協議”

“金門協議”是1949年以來，海峽兩岸分別授權的民間團體簽訂的第一個書面協議。

1990年7月21日、8月13日，臺灣軍警在兩次遣返大陸私渡人員時，采取非人道的做法，致使 46人死亡。此后兩岸紅十字組織溝通聯系，并各自得到授權，于9月在金門島進行商談（“金門談判”），就解決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居民和刑事犯罪嫌疑人或刑事犯的遣返問題進行協商，并簽訂了協議書。這一協議，后來被稱為“金門協議”。

目前，依照“金門協議”的規定，本著“人道、安全、便利”的原則，祖國大陸紅十字會與臺灣紅十字組織一直保持著聯系，實施海峽兩岸私渡人員和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海上雙向遣返作業。

兩會成立

1987年，海峽兩岸隔絕狀態被打破，兩岸人員往來和各項交流隨之興起，也衍生了各種具體問題，而臺灣當局鑒于僵化的“三不政策”，無法與祖國大陸進行正式的接觸與談判。為此，兩岸分別成立海峽兩岸關系協會與海峽交流基金會，并在工作層開展商談。

“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簡稱海基會），1990年11月21日在臺北成立，并于1991年3月9日正式掛牌工作。海基會是以民間團體身份出現的半官方機構，直屬于“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本著“中國的、善意的、服務的”精神，接受“臺灣大陸委員會”的委托，辦理臺灣當局“不便與不能出面的兩岸事務”，人稱“陸委會”手套。海基會的首任董事長為中國國民黨中常委、臺水泥業巨富辜振甫，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為陳長文、副秘書長為陳榮杰。海基會初成立時的定位是“協調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并以保障兩地人民權益為宗旨，不以營利為目的”，該會的主要工作有7項業務。海基會成立后立即承擔先前由紅十字會負責的有關兩岸事務性的接觸和交往的職能，并派遣該會人士訪問祖國大陸各相關部門，建立溝通管道。

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海協會），是于1991年12月16日在北京成立的民間團體，是大陸方面與臺灣方面商談兩岸交往中相關問題的受權團體，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為基礎，根據有關方面授權，處理與海基會的聯系、交往和商談。海協會的宗旨是促進海峽兩岸交往，發展兩岸關系，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海協會為實現上述宗旨，致力于加強同贊成本會宗旨的社會團體和各界人士的聯系與合作；協助有關方面促進海峽兩岸各項交往和交流；協助有關方面處理海峽兩岸同胞交往中的問題，維護兩岸同胞的正當權益；接受大陸有關方面委托，與臺灣有關部門和受權團體、人士商談海峽兩岸交往中的有關問題，并可簽訂協議性文件。海協會首任會長為汪道涵，常務副會長為唐樹備，秘書長為鄒哲開。

兩會成立后，充分發揮了溝通化解的橋梁作用。一年內，合作處理了各類突發事件24起，包括漁事糾紛6起、臺軍驅逐大陸漁民傷亡事件10起，刑事案件8起，建立起了相當良好的協調關系。從1992年3月到1995年6月，兩會進行了包括第一次“汪辜會談”在內的各種層級的總共17次商談。2008年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和海峽交流基金會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商談后共舉行了11次會談，簽署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等23項協議。

“九二共識”形成的歷史事實

“閩平漁5540號”事件

1990年7月22日清晨，福建平潭縣幾位漁民在海灘上發現了擱淺的“閩平漁5540”號漁船。兩個船艙蓋都被大號鐵釘釘死，船艙中共有25具尸體，還有一位奄奄一息的幸存者。他們是被臺灣當局遣返的私渡者，悶在窄小密閉船艙中窒息死亡。8月13日，臺灣當局遣返“閩平漁5202號”途中，押送的軍艦與漁船相撞，造成21名被遣返人員遇難。不到一個月相繼發生兩起慘案，臺灣當局只能想辦法與大陸有關方面協商解決，地點選在了金門島。9月12日，國臺辦交流局副局長樂美真以中國紅十字會理事身份與臺灣紅十字會秘書長陳長文簽署了合作遣返協議(“金門協議”)，這是1949年以來兩岸分別授權民間團體簽訂的第一份書面協議。

商談之門即將開啟

從1990年10月7日開始，在一個多月里，臺灣相繼成立了三個與大陸事務相關的新機構：“總統府國家統一委員會”(簡稱“國統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簡稱“臺灣大陸委員會”)和以民間團體形式出現的“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簡稱“海基會”)，構成了由決策到執行的“一條鞭”體系。12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對臺工作會議，這是1949年以來首次全國性對臺工作會議，江澤民、李鵬、楊尚昆等出席。這次會議貫徹了鄧小平對臺工作的新判斷、新對策，實際上調整了兩岸和平統一進程的規劃和部署。會議之后，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和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合并，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中央對臺辦改名“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由王兆國擔任主任。

“唐五條”的誕生

1991年4月28日至5月3日，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陳長文首次訪問大陸時，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唐樹備授權提出了處理海峽兩岸交往中所遇到的具體問題應遵循的五條原則（“唐五條”）。“唐五條”包括盡早實現三通、盡早促成有關方面直接商談等，其中核心的一條是“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是，陳長文表示海基會僅受權談具體事務性問題，不應也不能談政治問題，雙方未能就“唐五條”達成共識。同年11月3日至7日，陳長文再次率團來北京，雙方就“合作打擊臺灣海峽海上走私、搶劫犯罪活動問題”首次進行程序性商談。在唐樹備堅持下，雙方討論了在事務性商談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但是陳長文在同意寫上“一個中國原則”的同時，堅持要求加上“對等互惠”的字句，被唐樹備拒絕。雙方未能達成共識。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兩岸討論

1992年3月23日至26日，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成立后首次與海峽交流基金會在北京進行工作性商談，協商解決“開辦海峽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和“海峽兩岸公證書使用”兩個問題。商談期間，海基會代表以臺灣當局不允許其談政治問題為由，對討論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表述，采取回避態度。同時，他們提出的主張則凸顯其“主權”和“司法管轄權”，謀求所謂“對等政治實體”地位，明顯違反了一個中國原則。3月30日，唐樹備會見兩岸記者，詳細闡述了為什么在雙方的事務性商談中必須遵循一個中國原則的理由，即海峽兩岸交往中的具體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應本著一個中國原則協商解決；在事務性商談中可以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表述方式可以充分討論，并愿聽取臺灣各界意見。1992年5月，“國統會”開會討論，多數意見認為目前不宜將一個中國原則納入兩岸事務性協議中。但是臺灣正在制定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系條例》，卻在島內引發了一場關于“一個中國”的大討論。8月1日，臺灣當局的“國家統一委員會”就兩會商談事務性協議時有關“一個中國”涵義問題作出“結論”，內稱：“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臺灣當局“已制訂國統綱領，開展統一步伐”。這份“結論”表明了臺灣當局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和“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追求統一的立場。8月27日，海協會負責人發表談話，談話首先肯定決議明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對海峽兩岸商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表明在事務性商談中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已成為海峽兩岸的共識。同時也不失分寸地指出海協會不同意臺灣有關方面對“一個中國”涵義的理解”，并建議雙方在這一共識基礎上迅速恢復并推進事務性商談。

九二香港會談

1992年10月28至30日，兩會在香港舉行商談（九二香港會談），集中討論兩岸事務性商談中如何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在商談中，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提出了5種文字表述，臺灣海基會也根據“國統會”的結論先后提出5種文字表述方案和3種口頭表述方案，其中最后一種口頭表述方案的內容為：“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于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雙方表述文字都包含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內容，但因文字表述有歧義，以致會談結束后兩會仍沒有達成協議。

九二共識的確立

1992年11月3日，海峽交流基金會正式致函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建議“以口頭聲明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海協會16日正式回函通知海基會，海協會的口頭表述要點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該函還附上海基會增列的第3項口頭表述文字。11月17日，海基會副秘書長李慶平代表“臺灣大陸委員會”、海基會向臺灣媒體公開表示：“對海協會11月16日來函，愿以口頭聲明各自表達的方式，表示歡迎。”與此同時，臺灣的主要媒體分別以“兩岸各自口頭表述‘一個中國’涵意”“海協會同意以口頭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等為標題作了報道。雖然用詞不甚準確，但反映出臺灣輿論普遍認為兩會達成了共識。12月3日，海基會函覆海協會，對達成共識未表示異議。至此，關于在兩岸事務性商談中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態度的討論，以雙方相互接受的兩段具體表述為結果而結束，當事雙方都認為達成了共識。

由以上歷史事實可見，1992年經兩岸雙方授權，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和海峽交流基金會通過香港商談和互致函電，就如何在兩會事務性商談中表述堅持一中原則的態度達成了共識，后來被稱為“九二共識”。其核心要義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構成共識的是兩段經過協商、相互認可的具體文字。共識中，雙方都表明了“努力謀求國家統一”“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基本態度；對于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海基會表示“認知各有不同”，海協會表示“在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

“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的聯系與區別

“九二共識”是1992年海峽兩岸關系協會與海峽交流基金會受權達成的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明確界定了兩岸關系的性質，是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

“一國兩制”是國家統一后的制度安排。“一國兩制”的提出遠早于“九二共識”。在臺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臺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充分照顧到臺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大陸將團結廣大臺灣同胞，一道探索“兩制”臺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堅定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是有明顯區別的兩個概念，民主進步黨當局一再張冠李戴，企圖誤導廣大臺灣同胞，為其否認“九二共識”、破壞兩岸關系尋找借口、開脫責任。

“汪辜會談”

第一次“汪辜會談”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大陸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汪道涵與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會談，史稱汪辜會談。

1993年4月8日至11日，兩會負責人在北京進行“汪辜會談”預備性磋商，就會談的時間、地點、人員、議題及有關問題達成8項共識，其中確定“汪辜會談”的性質是“民間性的、經濟性的、事務性的、功能性的會談”，定于4月27日至28日在新加坡舉行。預備件磋商期間，兩會負責人還草簽了《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1993年4月27日至29日，舉世矚目的“汪辜會談”在新加坡海皇大廈正式舉行。會談中，雙方就關于海峽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兩會會務及兩岸科技、文化交流合作等具體問題交換了意見。兩會還商定建立聯系與會談制度，包括雙方相互給予經商定的兩會會務人員適當人出境往來與查驗通關等便利。在會議期間，汪道涵與辜振甫簽署了《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兩會聯系與會談制度協議》、《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等四項協議。

這次“汪辜會談”，是1949年以來兩岸高層人士以民間名義公開進行的最高層次的會談。第一次“汪辜會談”是兩岸高層人士的首度正式接觸，實現了兩岸關系發展進程中的階段性突破，標志著海峽兩岸關系發展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一步。

大陸積極推動第二次“汪辜會談”

1993年8月至1995年1月，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和海峽交流基金會先后在北京、臺北、南京舉行了多次副秘書長級的工作商談，就解決兩岸海上漁事糾紛之處理、兩岸劫機犯遣返協商和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人員之遣返及相關問題等三項議題達成了具體共識。雙方認為，加強兩會多層次溝通，有利于進一步增進了解，消除誤會，縮小分歧，培養互信。雖然在祖國大陸的努力下，會談在一些問題上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由于臺當局企圖通過商談達到兩岸“分裂分治”的政治目的，提出“司法管轄權”等敏感問題，制造政治分歧干擾事務性問題的解決，致使兩會最終未能簽署任何協議。盡管臺灣當局的舉動給落實“汪辜會談”的決議蒙上了陰影，但祖國大陸仍積極推動第二次“汪辜會談“，海協會與海基會幾經商談后，最后確定于1995年7月20日在北京舉行。

但臺灣當局的李登輝分別在1993年6月、1994年4月、1995年6月7日公開聲稱，他“從未講過一個中國”，并且不斷制造“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的分裂活動。而且在國際上大搞“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分裂活動，嚴重破壞了兩岸商談的氣氛，使兩岸關系劍拔弩張，跌至冰點。面對這一嚴重政治挑釁，祖國大陸采取果斷措施，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分裂”、“反臺獨”斗爭，而且舉行了旨在針對“臺獨勢力”的軍事演習。兩岸關系空前緊張和對立，兩會事務性商談，以及正待成行的第二次“汪辜會談”，均告中斷。

1997年后，在“反分裂、反臺獨”斗爭取得重大成果，香港順利回歸祖國，以及國際形勢、兩岸關系形勢出現新變化的情況下，祖國大陸方面采取主動，繼續推動第二次“汪辜會談”。1997年至1998年，祖國大陸不斷呼吁臺灣當局以民族大義為重，盡早回應大陸提出的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兩岸進行談判的建議。

1997年至1998年，江澤民主席與美國總統威廉·克林頓互相邀請對方進行訪問。在中美首腦互訪中，克林頓總統重申美國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確立的原則。克林頓和美國其他領導人并明確表示美國政府“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以及其它必須由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組織’”，按照“八一七公報”的原則處理售臺武器問題。美國公開承諾對臺“三不”支持，在島內引發強烈震撼，使臺灣當局面臨越來越大的談判壓力。在祖國大陸、島內民眾以及美國的促談壓力下，臺灣當局為了避免擔負破壞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重大歷史責任，最終不得不同意辜振甫參訪大陸。

第二次“汪辜會談”

1998年10月14日至19日，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夫婦率臺灣海基會參訪團到大陸訪問，汪道涵與辜振甫舉行了第二次會談。

1998年10月14日，受海峽兩岸關系協會邀請的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赴上海、北京的“參訪”活動終于成行。辜先生是近五十年來第一位踏足祖國大陸的由臺灣當局正式授權的代表，祖國大陸對此次參訪十分重視，并給予很高的禮遇，江澤民總書記、錢其琛副總理分別會見辜先生一行，這是海峽兩岸自1949年以來最高級別的公開接觸。10月15日，辜振甫與海協會長汪道涵會面，這是兩岸兩會自1995年6月中斷商談以來的首次高層對話，是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1993年新加坡會談之后的第二次握手。

這次會晤開啟了兩岸政治對話，雙方還達成了包括兩岸繼續進行政治對話及汪道涵會長應邀訪問臺灣的“四項共識”。汪辜會談所達成的四點共識，有助于改善兩岸關系和兩會交流的氣氛，加深雙方的了解，化解分歧，增進互信，從而為今后兩岸兩會的進一步交流直至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商談的舉行創造了積極的條件。但這一新局面不久再次遭到李登輝的破壞。李登輝拋出“兩國論”，拆毀了兩會商談的基礎；陳水扁上臺后，拒不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拒不承認兩岸兩會達成的“九二共識”，兩岸關系持續陷入緊張僵局，兩會未能再續協商，汪辜無法再度會晤。

評價

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文章《堅持“九二共識”是對汪辜會談最好的紀念（日月談）》：兩岸關系歷史反復證明，堅持“九二共識”，贊成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系就能改善發展，臺灣同胞就能受益；否定“九二共識”，背離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系就會緊張動蕩，臺灣同胞利益就會受損。

全國臺灣研究會秘書長楊幽燕表示，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是臺海和平穩定和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定海神針。

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朱鳳蓮表示，“九二共識”的核心要義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無論何時都不能模糊和改變。

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表示，“九二共識”不是一個名詞符號，更不是文字游戲，是兩岸有關方面受權商談達成的，體現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事實和法理基礎，是改善和發展兩岸關系的最大公約數。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國際在線發表文章《堅持“九二共識” 共享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榮光（兩岸觀察）》：祖國大陸將繼續加強同島內所有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的政黨、團體和社會各界人士的交流互動，壯大反對“臺獨”、維護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力量，不斷鞏固深化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基礎，努力促進兩岸同胞團結奮斗，攜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

海研智庫教授楊親華表示，“九二共識”對于兩岸建立政治互信、開展兩岸協商對話、改善和發展兩岸關系、反對和遏制“臺獨”分裂勢力及活動、維護臺海和平穩定，發揮了不可替代、至關重要的作用。

歷史意義

“九二共識”的歷史性意義，在于奠定了兩岸關系發展的政治基礎。實踐證明，什么時候堅持“九二共識”，兩岸對話協商就能順利開展，兩岸關系就能行穩致遠；什么時候否認“九二共識”，兩岸商談就難以為繼，兩岸關系就會陷入緊張動蕩，臺灣同胞的切身利益就會受到損害。

首先，“九二共識”體現了兩岸中國人的智慧。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兩岸是一家人，兩岸的事是家里事。從“九二共識”的形成過程看，兩岸中國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決好自己的問題。兩會商談過程中，對如何在協議文本中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問題存在一定分歧，但分歧沒有阻擋共識達成。兩岸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共同態度，擱置對一個中國政治涵義的暫時分歧，充分彰顯兩岸中國人共同的民族大義，充分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求同存異智慧。

其次，“九二共識”是兩岸關系的定海神針。“九二共識”體現了一個中國原則，明確界定了兩岸關系的根本性質，奠定了兩岸關系發展的政治基礎。“九二共識”達成后，兩會協商取得突破性進展，比如順利舉行“汪辜會談”，并簽署了《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等4項協議。但此后臺灣當局制造“兩個中國”分裂活動，兩岸各層級商談被迫中斷。2008年兩岸雙方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制度性協商，并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等23項協議，舉行兩岸領導人歷史性會晤，開啟兩岸關系發展新階段。2016年5月以來，民主進步黨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直接導致海峽兩岸關系協會與海峽交流基金會協商談判中斷，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與臺灣方面臺灣大陸委員會聯系溝通機制停擺，臺海地區和平穩定受到嚴峻挑戰。

最后，“九二共識”關乎兩岸關系未來發展。“九二共識”是兩岸兩會商談的前提，是兩岸政黨交流的基礎，是兩岸協商涉外事務的基礎，是兩岸高層互動的基石，對于推動新時代兩岸關系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不僅是推動現階段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也是開啟兩岸民主協商、探索“兩制”臺灣方案的政治基礎。

除此之外，在兩岸之間基本政治分歧一時難以解決的歷史條件下，“九二共識”的達成，還體現了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說明只要雙方都表明堅持一中原則的態度，就有了基本的共同立場，就可在此基礎上求同存異，就能達成雙方都可接受的共識；反之，沒有基本的共同立場，沒辦法求同，就談不上存異，也就不可能達成雙方都可接受的共識。

各方態度

中國大陸

1995年9月15日。汪道涵指出，“一個中國”的概念以及在兩岸關系中的核心原則地位是非常明確的。“一個中國”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絕不允許分割。

2000年5月26日，海協副秘書長李亞飛指出，兩岸對話談判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進行；臺灣當局必須明確承諾不搞“兩國論”，維護海協與海峽交流基金會達成的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這是實現雙方接觸的起點。

2016年3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與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均指出兩黨要繼續堅持“九二共識”，1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50周年大會重要講話中強調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是正確道路，重申堅持‘九二共識’共同政治基礎、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增進同胞福祉和親情的政策主張。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高度評價“九二共識”的重要作用，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系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

2022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九二共識”30周年座談會上強調，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愿望，是中國共產黨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主張，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落實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2023年6月14日，國務院臺辦發言人朱鳳蓮在北京表示，兩岸關系發展的事實證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是確保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關鍵。只有堅持“九二共識”，兩岸關系才能改善發展，反之，就會陷入緊張動蕩。

2024年4月24日，國務院臺辦發言人朱鳳蓮就馬英九率臺灣青年來大陸交流問題進行回應稱，馬英九先生率臺灣青年來大陸參訪交流，符合島內主流民意和臺灣同胞利益，獲得廣泛好評。只有順應民心所向、大勢所趨，回到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認同兩岸同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基本事實，才能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臺灣海峽和平穩定創造有利條件，為兩岸交流合作、臺灣同胞福祉提供可靠保障。

臺灣省

1992年11月2日，馬英九在指出，“九二共識”是他擔任黨主席時主導列入黨的政綱，更是國民黨推動兩岸關系的關鍵依據。

2016年7月22日，時任臺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首度清楚拒絕“九二共識”，稱要求“臺灣政府”違反民意，去接受對方設限，可能性不大。

2015年3月9日，身兼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新北市長朱立倫在“臺港論壇”中首度針對兩岸政策提出明確立場，除宣示國民黨對九二共識是相延續的，更表態愿意訪問大陸、出席國共論壇。朱立倫明確表示，國民黨對“九二共識”是相延續的。

2018年11月，中國國民黨在市縣級選舉中，韓國瑜多次表態“九二共識”是兩岸關系的“定海神針”。

2025年11月，鄭麗文在由馬英九基金會、臺灣海峽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協會主辦的兩岸領導人歷史性會晤十周年研討會上呼吁，重回“九二共識”，并強調，歷史實踐早已印證，“九二共識”可以帶來兩岸局勢的緩和、和平、交流、和解，中國國民黨會堅定這樣的方向和路線繼續走下去。

紀念活動

2002年11月，是海峽兩岸關系協會與海峽交流基金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共識十周年。十年來，兩岸關系充滿風風雨雨，兩會對話與談判也經歷了艱難曲折。在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今后推動兩岸關系發展與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指導思想與政策主張。這再次向海內外展示了祖國大陸方面愿意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分歧，爭取和平統一的誠意和善意，對于打破兩岸政治僵局、重開兩岸對話與談判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2012年11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與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九二共識”20周年座談會。中共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主任王毅，海協會會長陳云林等分別在座談會上講話。座談會還解讀了“黨的代表大會報告首次寫入了‘九二共識’”這一“新意”。

2015年11月7日，兩岸領導人習近平、馬英九于7日下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會面握手。這一握，跨越了66年。兩岸領導人以相互尊重態度，圍繞推進和平發展，坦誠深入的交換看法，雙方回顧兩岸變化，總結兩岸和平發展的經驗，就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達成積極共識。習近平在致辭中表示，不管兩岸同胞經歷多少風雨，有過多長時間的隔絕，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們分開，因為我們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濃于水的一家人。馬英九在致詞中提出維系兩岸和平繁榮現狀的五點主張：一、鞏固“九二共識”，維持和平現狀。二、降低敵對狀態，和平處理爭端。三、擴大兩岸交流增進互利雙贏。四、設置兩岸熱線，處理急要問題。五、兩岸共同合作，致力振興中華。

2022年7月26日，“九二共識”30周年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座談會主要回顧和闡釋“九二共識”的歷史經緯和重大意義，鞏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思想基礎，在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指引下，團結兩岸同胞為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斗。

2022年8月30日，以“重溫歷史、鞏固基礎、開創未來”為主題的“九二共識”3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京舉行。“九二共識”達成親歷者、兩岸專家學者等60余人以線上線下相結合方式參會，形成重要共識。

2022年12月5日，“九二共識”30周年論壇在香港舉行。來自內地、香港與臺灣的百余位知名人士和專家學者，以線上線下相結合方式，共同探討“九二共識”的思想內涵、歷史意義與實踐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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