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川義則（日語：しらかわ よしのり、英語：Yoshinori Shirakawa，1869年1月24日—1932年5月26日），大和族，日本愛媛縣人，日本陸軍大將、曾任日本關東軍第4任司令官、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官。
1869年，白川義則出生于日本松山藩一戶沒落的藩士家庭，早年學習于陸軍教導團、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后任陸軍少尉職務。1893年，白川義則進入日本陸軍大學校學習，期間曾短暫退學參與甲午戰爭。白川義則從陸軍大學畢業后，先后晉升為步兵大尉和少校，歷任步兵聯隊中隊長和大隊長等職務，并在1904年參與了日俄戰爭，在首山堡攻擊戰中以勇悍聞名，此后白川義則又相繼擔任了關東軍第11師團參謀長、日本駐華中地區派遣軍司令官等職務，并參與侵略中國，軍銜也逐漸升至中將。1923年，白川義則升任至日本關東軍第4任司令官，并在1925年被授予陸軍大將軍銜。白川義則在關東軍司令官的任期內，為了擴張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利益，拉擾奉天軍閥張作霖的將領郭松齡反對張作霖，之后又聯合張作霖鎮壓郭松齡。1927年，白川義則擔任陸軍大臣，在任上積極拉攏蔣介石。但白川義則強烈反對中國統一，并在1928年三次出兵侵略山東省，阻擾蔣介石中國國民黨軍隊繼續北伐，又在同年的皇姑屯事件中，包庇了河本大作。1931年，白川義則與關東軍第9任司令官本莊繁共同策劃了九一八事變。白川義則從陸軍大臣退職后，擔任了軍事參議官，并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后被昭和天皇欽點，擔任日軍駐上海市派遣軍總司令，率軍進攻上海。最終，白川義則迫使中國第十九路軍退出上海，并簽訂了淞滬停戰協議。1932年4月29日，白川義則在上海魯迅公園被王亞樵派遣的朝鮮愛國者尹奉吉刺殺，5月26日傷重不治而死，后被追晉為男爵。
學者鄧沛認為，白川義則是一名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和戰爭罪犯，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學者崔再尚認為，白川義則的死，是中韓兩國人民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勝利。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69年，白川義則，幼名精一郎，出生于日本松山藩（今日本愛媛縣松山市），其父親白川親應是松山藩藩士。由于家庭逐漸沒落，作為舊藩士白川親應第三子的白川義則因為經濟問題，沒有完成中學學業，便從當地的松山中學（現愛媛縣立松山東高等學校）輟學回家。白川義則輟學后在縣里做過仆役和小學代課老師勉強給家里糊口。但在其父白川親應去世后，家里越發窮困。為了尋找出路，白川義則決定去參考免學費的陸軍教導團，雖然白川義則個子不夠合格，但是最終還是在1884年1月勉強考入了。兩年后白川義則從陸軍教導團畢業，17歲的白川義則接著又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開始了職業軍人生涯。
1890年7月26日，白川義則以優異的成績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1期步兵科畢業，并且與宇垣一成和鈴木莊六是同期同學，他們三人并稱為“陸士一期三杰”。畢業后，白川義則又馬上奔赴德國留學，并在1891年3月26日被授予陸軍少尉軍銜。留學歸國后，1893年11月，白川義則進入日本陸軍大學校第12期繼續學習深造。但隨著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白川義則暫時退學參戰，并在同年8月晉升為中尉，11月隨著部隊開赴前線。甲午戰爭結束后，白川義則于1895年7月隨部隊返回日本休整，在第二年2月29日，白川義則重新回到陸軍大學繼續學業。1898年2月，白川義則晉升為陸軍大尉，同年12月白川義則從陸軍大學畢業，并擔任日軍第五師團步兵第21聯隊中隊長。
1903年6月，白川義則晉升少校，并升任第五師團步兵第21聯隊大隊長。一年后日俄戰爭，白川義則率部參戰。在俄日兩軍遼陽會戰中，白川義則所部負責攻占首山堡。在發動對首山堡的前夜，白川義則與和后來被追封為軍神的橘周太一起對前線進行了戰地偵察，第二天白川義則所部與橘周太所部同時向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首山堡陣地發動了突擊。起先，白川義則用雙目望遠鏡看著前線戰況，但看到橘周太竟然親自帶頭沖入了俄軍陣地，于是白川義則也帶著隊伍沖入俄軍陣地。首山堡激戰后，日軍付出慘重代價攻占了首山堡，白川義則所部包括他在內，只剩下5人，先前帶頭沖鋒的橘周太戰死，其部近乎全軍覆沒。白川義則在首山堡激戰中，親入敵陣，子彈從前后而來，槍林彈雨中白川義則卻毫發無傷，遂以勇悍聞名。
日俄戰爭結束后，白川義則于1905年10月擔任陸軍省人事局課員，1909年12月，白川義則晉升為大佐，隨后調任步兵第34聯隊聯隊長。1911年3月，白川義則前往東北地區，并在同年6月出任關東軍第11師團參謀長，參與日本關東軍侵略中國的行動。1913年9月，白川義則從中國東北關東軍調往中國華中地區，任日本駐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兩年后，白川義則晉升為陸軍少將，并調任日軍步兵第9旅團長。1916年8月，白川義則從中國回到日本，并回任日本陸軍省人事局局長。1919年，白川義則升為陸軍中將，并擔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校長。1921年8月，白川義則重回日本關東軍第11師團，擔任師團長，并參與日軍侵略西伯利亞地區的行動。不久，白川義則又調任第1師團師團長，并在同年1922年10月任陸軍省次官，后又兼任日軍航空局長官。1923年，白川義則再次來到東北地區，并在同年10月出任關東軍第4任司令官，再次進行侵略中國東北的行動。
干涉東北軍
1925年3月28日，白川義則晉升為陸軍大將，此時東北局勢也迅速發生了變化。1925年11月23日，中國東北奉系軍閥內部的郭松齡率部在河北州倒戈反奉。由于日本人在東北雖然常年資助和拉攏奉系軍閥張作霖，但張作霖一直堅持不當賣國賊的底線，對日本人總是虛與委蛇，于是日本人對張作霖早有不滿。因此，當白川義則得知情況后，迅速派人面會郭松齡，探尋郭松齡的對日底線，試圖扶持郭松齡，取代張作霖，讓日本在東北地區的利益最大化。日本方面與郭松齡密會，威脅提出讓郭松齡承認張作霖對日本所作出的各種承諾，但郭松齡拒絕了日本人的威脅與要求，并且還要求關東軍保持中立，不要介入此事。同年11月30日，郭松齡通電稱所部為“東北國民軍”。實際上這個時候，日本采取的策略仍然是對郭松齡和張作霖兩方同時拉攏，兩邊下注，以便見機行事。
由于事發突然，郭松齡準備充分，加之又有馮玉祥暗中相助郭松齡，郭松齡所部很快逼近奉天省城，張作霖急忙向白川義則及日本關東軍求援。于是，白川義則派關東軍參謀長齋藤奉偕同三浦中佐會見了張作霖，向張作霖當面提出了條件，要求日本人在東北地區全境和內蒙古自治區東部地區享有商租權，并且將延吉市、琿春等縣行政權轉讓日本，同時允許朝鮮鐵路連通東北等五項條件，張作霖被迫答應與白川義則簽訂了五條密約，以換取日本出面阻止郭松齡部、必要時可直接出兵。
12月6日，郭松齡所部進入東北后，并于12月7日攻占錦州市。于是，白川義則命令關東軍于12月7日起，迅速由鐵嶺、遼陽市、海城市等地集結于奉天省城警戒，并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此時，對于日本來說，繼續支持張作霖比支持郭松齡更有利可圖和更加保險。12月8日，日本內閣會議上激烈爭論，主張援助張作霖的呼聲甚高，最終通過援助張作霖的決議。12月9日，白川義則按照內閣決議，以中間人的身份同時向郭松齡部和張作霖奉軍發出了第一次警告，要求雙方不得擾及滿鐵附屬地及日軍守備區域，禁止在南滿鐵路附屬地附件進行戰斗。
郭松齡所部在軍事上進展順利，相繼攻占大孤山、白旗堡，右翼于12月13日晨準備渡過遼河進入營口，但白川義則命令日軍禁止郭松齡所部渡河。由于營口的奉軍早已全部撤走，因此并不存在日軍所警告的戰斗行為。于是在14日，白川義則又以維持治安名義禁止郭松齡所部進入營口。對此，郭松齡提出了嚴重抗議。12月15日，在白川義則的強烈主張下，日本內閣決議以“補充派兵”的名義出兵東北地區，從日本本土和朝鮮調動大批日軍到“滿洲”，增援張作霖。同時，白川義則按照日本內閣的命令，向郭松齡和張作霖雙方發出第二次警告，嚴禁中國軍隊在南滿鐵路附屬地兩側以及離鐵路20華里以內有直接戰斗行為，并禁止對附屬地治安有紊亂之虞的軍事行動，否則一概繳械。但日本內閣的決議允許兩軍再不發生交火行為的前提自由通過，但白川義則公然拒絕此部分內閣決議，仍然禁止郭松齡所部進入營口。
12月18日，白川義則移駐奉天省城，坐鎮指揮東北日軍。12月19日，關東軍援軍全部抵達東北地區，代張作霖奉軍駐守奉天省城，張作霖奉軍悉數開往前線與郭松齡所部作戰。12月22日，郭松齡所部與張作霖奉軍在巨流河展開決戰。此時，在白川義則的指揮下，在奉軍后方有一個日軍師團駐守沈陽市，兩個日軍師團在沈陽城北布防；在奉軍與郭松齡部的正面戰爭上，日軍一方面以80架飛機，攜帶重型炸彈向郭松齡所部實施轟炸，配合張作霖奉軍的正面戰場。另一方面又以“南滿附屬地不得干犯”為由阻止郭松齡所部前進。同時，白川義則還命令部分日軍喬裝奉軍，例如化名黃幕的荒木五郎少佐率領一支配備重炮的炮兵參加張作霖奉軍，是永重夫率黑龍江省騎兵襲擊了郭松齡所部后方白旗堡，林大八中佐率領吉林省炮兵攻擊新民的郭松齡部側面。12月23日，郭松齡所部遭到慘敗，郭松齡本人不久也命喪新民。借助此事件，白川義則成功的將關東軍部署至奉天等東北地區大片地區，同時也開創了關東軍不顧日軍中央的指示，獨斷專行的先河。
拉攏蔣介石
1926年7月后，白川義則奉召回國，任軍事參議官。1927年4月20日，白川義則升為陸軍大臣，進入田中義一內閣。在白川義則出任陸軍大臣之際，中國正發生著巨大變化，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集團逐漸成為中國的勢力中心。1927年寧漢合流后，在權力斗爭中，蔣介石“以退為進”，通電下野，轉赴日本，尋求日本的理解和支持。通過聯系，白川義則和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等分別與蔣介石進行了秘密商談。通過密談，日本軍政界都表示要支持蔣介石政權，并且借予蔣介石4000萬日元，以助其安定中國后，兩國進行經濟合作等。蔣介石也向日本表示中國將承認日本在“滿洲”有特殊權益，并且國民政府會堅決反共到底。
釀成濟南慘案
對于蔣介石，日本的方針是打拉兼施。在反共問題上，日本堅決支持。但是對于中國國民黨軍隊的繼續北伐，日本則堅決反對，認為北伐將威脅到日本在山東省及東北地區的利益。田中義一內閣也通過各種途徑將這一意向反映給蔣介石。
1927年底，蔣介石回到上海市后，與宋美齡完婚，通過江浙財閥，蔣介石確立了與英、美的關系。1928年4月，復出的蔣介石指揮部隊開始北伐，雖然蔣介石已知日本對北伐的態度，但蔣介石向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發出善意，承諾尊重各國在華利益。但日本政府并不理睬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善意。親日的張作霖、張宗昌等部在蔣介石國民黨軍的進攻下，已經節節敗退。4月16日，日本駐濟南市武官酒井隆呈請日軍參謀總長鈴木莊六對中國出兵，同時，日本駐青島市總領事藤田榮介和代理駐濟南總領事西田阱一也向日本政府呼吁盡早出兵。在此情況下，白川義則與首相田中義一、海軍大臣岡田啟介商定出兵中國山東。4月17日，日本內閣召開會議，會上，白川義則聲稱要保護日僑，因此必須出兵山東省，聲稱“出兵的時機已經到來”。然而，日本財政大臣高橋是清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大規模出兵在財政上有困難，并且此舉有可能刺激中國，為此兩人在內閣會議上展開激烈爭吵。第二天，日本首相田中義一與白川義則專門進行了會談，在白川義則的力促下，田中義一最終決定把駐東北地區的步兵第10師團第33旅團調往青島市，這是日軍第一次出兵山東。但白川義則認為僅僅增派一個旅團遠遠不夠。于是在4月19日，在紀念田中義一內閣成立一周年召開的臨時內閣會議上，白川義則再次要求增派兵力，最終促成第六師團及“臨時濟南派遣隊”開赴山東省，日軍第二次出兵山東。4月25日，日軍第6師團到達青島，根據武官酒井隆的要求，第六師團又擅自開赴濟南市。
1928年5月1日，國民黨北伐軍剛剛進占濟南。自5月1日起，日軍也陸續開進濟南，并在各路口配置兵力，禁止中國軍隊通行。同時，日軍不經交涉，擅自抓捕中國士兵，還擅自槍殺了中國軍隊的運輸隊長。5月3日，日方蒙騙蔣介石國民政府，稱日軍即將撤出濟南城，于是蔣介石政府并未在濟南城內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就在當天上午，日軍阻止中國軍隊送患病士兵就醫，雙方發生流血事件，城內各處日軍乘機制造流血事件，并且還殘殺國民政府山東省交涉員蔡公時及公署人員。消息傳回日本，白川義則再次要求內閣從關東軍和駐朝鮮軍中抽調兩個旅團開赴山東。5月4日，日本內閣批準了白川義則的方案，急調關東軍第14師團第28旅團及其他特種部隊2000多人增兵濟南，并且日方不事先警告便用大炮轟擊濟南。5月7日，白川義則與參謀本部首腦共同制訂了《對華方案》，其中宣稱濟南城內一系列中日沖突都是“中國人日積月累輕蔑日本人的心理的具體表現”，因此白川義則聲稱要“顯示皇軍的武威市，使全中國感到震駭，根除中國輕侮日本的觀念，為在整個中國發展國運奠定基礎”。為討論白川義則的方案，日軍參謀本部、陸軍省專門召開了軍事參議官會議。5月8日凌晨，中國方面派熊式輝與羅家倫攜帶蔣介石答復條件前往濟南與日本協商，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也在當天主持內閣會議，未待中方答復，在白川義則等人的一再堅持下，日本內閣決定采納《對華方案》，對中國軍隊發起全面進攻。5月9日，日軍參謀本部下達命令，調派日軍第3師團及其他世界十大特種部隊20000人，實施第三次出兵山東省。在以白川義則為代表的軍界首腦人物的支持下，日軍第6師團面對奉行妥協的國民黨軍，迅速于5月11日占領了濟南城。濟南陷落后，日軍以搜查北伐軍為名，肆行奸淫擄掠，住戶稍有反抗，即遭槍殺。
包庇河本大作
濟南慘案后不久，1928年6月4日，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一手制造了炸死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一時間，日本軍政高層大嘩，以白川義則為代表的軍方借機提出讓關東軍出兵，動用武力實現侵占東北地區的全盤計劃。白川義則還以軍方勢力日本向外務省施加壓力。但這一次，受國際國內輿論及政局的影響，并且張學良沈陽市當局的鎮靜處置，很快便穩定了東北局勢。于是，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6月7日的內閣會議上拒絕了陸軍大臣白川義則的提案，理由是根據東北現狀，沒有使用武力的必要。于是，日本軍界與政界又圍繞著針對處理河本大作的問題，展開了爭斗。
白川義則作為軍界首腦之一，極力主張庇護河本大作。1928年6月26日，日本陸軍部首腦把河本大作召回國內，進行了長達一周的秘密訊問。而政界元老西園寺公望要求軍方公布訊問的結果，公布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并對對肇事者河本大作嚴加懲處，日本內閣首相田中義一也向軍界施加壓力。但白川義則頂住政界的壓力，堅決不公布事件真相，堅持不處分河本大作。同時，白川義則作為陸軍大臣，軍方首腦，卻對軍界內持相左意見者進行了處理和打壓。
白川義則代表軍方與西園寺公望、田中義一等政界勢力相斗了一年，時至1929年6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再次要求白川義則必須擴大懲處皇姑太事件相關肇事人的范圍，白川義則以提出辭呈相挾。在白川義則的堅持下，在28日的內閣會議上，通過了白川義則提議的關于處分肇事人的方案和公布事件內容的文件。白川義則在內閣會議期間進宮上奏，請求昭和天皇裁決，僅對肇事人河本大作進行行政處分。1929年7月1日，在宣布給河本大作停職處分的同時，田中內閣宣布倒臺。白川義則也辭去陸軍大臣一職，出任浜口雄幸新內閣的軍事議定官。
處理“滿洲”事變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日本軍界首腦與關東軍就如何處理事變善后事宜產生了分歧。日軍參謀本部在1931年度的形勢分析中，把解決滿蒙問題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承認國民政府主權條件下，建立親日政權；第二階段是建立獨立國家；第三階段是占領滿蒙。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是以占領滿蒙為目的，但在事變后的不久，包括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在內的關東軍參謀部，不得不放棄了占有滿蒙的目的，而改為建立“獨立國家”（即后來的偽“滿洲”國）的方案。其原因是當時的日本軍部首腦相比關東軍而言，認識上總是慢一拍。軍部大部分人只贊成第一階段，即在承認國民政府主權條件下，建立親日政權，而日軍參謀總長和陸軍大臣兩位領導人則更是在一開始連第一階段都反對，主張只把事變單純地當作突發事件來處理。
1931年9月30日，白川義則參加了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首腦會議，參與制定了《關于解決“滿洲”事變之方針》。10月8日，白川義則又參加了日本陸軍三長官會議，參與制定了《時局處理方案》。10月18日，為了節制關東軍，使之理解軍部的方案，作為軍界元老的白川義則在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今村均的陪同下前往東北地區，要求關東軍按照軍部的方案作為解決“滿洲”問題的方針，迅速促進建設“獨立國家”，其領域范圍是東北各省及內蒙地區，表面由中國人來統治，其實權由日本來掌握。盡管白川義則的方案遭到了以石原莞爾為代表的關東軍強硬派反對，但在白川義則與之激烈論辯后，石原莞爾等人不得不做出讓步。
參與一·二八淞滬戰爭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日軍經過多次增兵，兩次易帥，均遭到失敗，激起日本國內軍界的強烈不滿。于是，日本內閣決定組建上海派遣軍，并且裕仁天皇欽點白川義則擔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負責統一指揮正在上海作戰的第9師團、上海派遣混成旅團及準備增援上海的第11、第14師團。
1932年2月26日，白川義則攜同幕僚從日本東京車站出發，于次日到達德島縣小松島市，乘坐日軍第2艦隊的妙高號旗艦，與日軍第11師團先遣部隊同行駛向中國。三天后，妙高號到達中國長江口，當天，白川義則便聽取了上海派遣軍參謀長田代皖一郎少將等官員關于上海附近戰況的報告。白川義則綜合各種信息，迅速捕捉到中國守軍在左側瀏河鎮地區江防不足的弱點。白川義則汲取日軍前三任指揮官正面進攻失利的教訓，計劃從翼側瀏河登陸，兩面夾擊中國淞滬守軍。于是，白川義則當即決定，命令第9師團等部正面進攻淞、滬，以日軍第3艦隊護送第11師團主力在七丫口、楊林口、六濱口等地強行登陸登陸，同時對所屬各部，包括飛行部隊以及配屬作戰的海軍航空部隊下達了作戰命令。
1932年3月1日，白川義則命令日軍第9師團等部按計劃正面進攻，在閘北區、江灣、廟行各方面都發動了進攻，與此同時，日軍第11師團主力，利用瀏河方面中國兵力單薄的弱點，在七丫口、楊林口、六濱口等地強行登陸。白川義則獲悉戰況順利后，遂換乘日軍吹雪號驅逐艦出發，由吳淞鐵路碼頭登陸，進入設在公大第一紗廠的派遣軍司令部，當即對外發表聲明，對中國政府和軍隊提出種種無理要求，并為其侵略行徑開脫罪責。同日，18時30分，白川義則命令日軍第11師團于3月2日占領瀏河鎮，并與第9師團協同，在海軍及飛行隊配合下包圍攻擊中國軍隊主力。
由于瀏河失守，3月2日晚，中國守軍全部退守位于嘉定區、黃渡一線的第二道防線待援。日軍于當晚占領了上海市后，白川義則命令第9師團向真如鎮街道方向攻擊前進，第11師團攻占瀏河鎮后，以其主力向嘉定、南翔鎮方向攻擊前進。不久，白川義則又下達攻占真如鎮、嘉定、南翔鎮一線的命令。
由于討論上海停戰問題的國際聯盟大會于3月3日在日內瓦召開，日軍參謀本部發給白川義則的電報中要求在三日內最低要在既定作戰范圍內盡全力追擊中國軍隊。由于中國軍隊已經撤退，白川義則遂令日軍于嘉定、南翔鎮、真如鎮一線停止作戰行動。3月3日，淞滬會戰戰事結束。
遭遇暗殺
正當中日雙方在國際聯盟的調停下，進行停火談判期間，日軍不顧中方的一再反對，堅持要借4月29日慶祝綠之日（昭和天皇生日）的機會，在魯迅公園舉行“淞滬戰爭祝捷大會”，以炫耀日軍武力，對中國軍民進行挑釁。得知此消息后，十九路軍元老、國民黨行政院副院長兼京滬衛戍總司令陳銘樞秘密到達上海，約見了蔡廷、蔣光等十九路軍將領，并與反蔣反日的“中國暗殺大王”王亞樵密議采取一次暗殺行動打擊日本侵略者的氣焰。因為當日的活動只允許朝鮮人和日本人進入會場，所以他們通過王亞樵聯絡到朝鮮獨立運動領導人、“韓人愛國團”領袖金九。金九在中國秘密成立了“太洛太”（武工隊），專門從事刺殺日本高級軍政要員的活動。金九欣然接受使命，也想借機為朝鮮獨立運動增加聲勢。金九找到了于1931年8月來到上海的尹奉吉，向其直言在日軍“祝捷大會”發難的重要性，尹奉吉毫不猶豫的答應下來，“太洛太”女隊員李東海也自愿加入行動。為了確保刺殺成功，尹奉吉等人進行了緊張的準備。金九在一處秘密住宅的地下室里，把兩枚烈性炸彈分別安裝在日本軍用水壺和日產便當（飯盒）內。這兩枚炸彈的設計和安裝十分巧妙，從外形上看不出任何可疑之處。
1932年4月29日8時之前，尹奉吉順利會場，他身穿新西裝，肩挎軍用水壺，一手提著飯盒，一手搖動著日本國旗，與其他日僑一道，進入虹口公園會場。刺殺行動以尹奉吉為主，李東海為掩護，因此，李東海留在公園外接應。10時整，慶典開始。白川義則與植田謙吉、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駐上海市總領事村井倉松以及日本駐滬居留民團行政委員長河端貞次等七位軍政要員依次就坐檢閱臺。日軍為了顯示軍威，首先舉行閱兵儀式，鳴放禮炮21響，在閱兵總指揮植田謙吉下令檢閱開始，受閱部隊以第9師團為主、第11、第14師團代表部隊及軍直屬部隊、海軍和航空兵部隊共約15000人依次通過檢閱臺，接受白川義則的檢閱。
11時30分左右，“祝捷大會”進入高潮。河端貞次、村井倉松先后致辭，臺上臺下高唱日本國歌。18架日本飛機在歌聲及禮炮聲中呼嘯飛過。在雨霧彌漫之中，全場1.3萬名日軍官兵和數千名日僑注意力都集中到檢閱臺上的兩面巨幅日本國旗上。這時，尹奉吉沖出人群，在距離主席臺幾米遠的地方，將水壺型炸彈奮力擲出，準確地落在白川義則、河端貞次兩人中間。河端貞次被當場炸死，白川義則被炸成重傷，當即被送進平涼路的日軍兵站醫院，在連續幾次手術中，醫生先后從白川義則身上取出204塊彈片。術后，白川義則患上敗血癥，經搶救無效于1932年5月26日去世，成為全面抗戰爆發前在中國斃命的日軍最高將領。當消息傳回國內，昭和天皇非常惋惜，并追封白川義則為男爵。
家族成員
人物評價
學者崔再尚認為，白川義則的死，是中韓兩國人民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勝利。
學者鄧沛認為，白川義則是一名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和戰爭罪犯，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參考資料 >
斃命日寇:白川義則(陸軍大將).抗日戰爭紀念網.2024-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