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火娱乐官网入口,美彩国际,威客电竞

來源：互聯網

柏林危機（Berlin Crisis）是美蘇冷戰期間發生在德國柏林（Berlin）的三次重要歷史事件，包括1948年至1949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機，又稱柏林封鎖（Berlin Blockade）、1958年至1959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機（Berlin Crisis of 1958–1959）和1961年的第三次柏林危機（Berlin Crisis of 1961）。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柏林作為德國首都，根據《波茨坦協定》（Potsdam Agreement）被劃分為四個占領區，由美國、英國和法國控制西部區域（簡稱：西柏林，英語：West Berlin），而蘇聯控制東部區域（簡稱：東柏林，英語：East Berlin）。為了使德國實現null統一，蘇聯在東柏林強制建立了德國統一社會黨（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SED），并開始阻礙四個占領區的行政工作。另一方面，在美蘇冷戰期間，美國采取遏制政策限制蘇聯在德國的影響力，加劇了柏林的緊張局勢。此外，為了支持null經濟的重建，英國、美國和法國將占領區合并為“三區”（Trizone），并簽署了《倫敦債務協定》（null Agreement on German External Debts），引發了蘇聯的不滿。

在1948年6月24日至1949年5月12日的第一次柏林危機期間，作為冷戰初期最早的危機之一，蘇聯以阻塞鐵路和到柏林西部的通道為導火線，試圖切斷柏林西部地區與西方盟國的聯系，對西柏林進行了封鎖。作為回應，西方國家啟動了大規模的柏林空運（Berlin Airlift）行動，通過空中運輸向柏林運送必需品，最終導致蘇聯意識到封鎖無法達到預期目的，于1949年5月12日宣布解除封鎖。在1958年至1959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機期間，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要求英美法六個月內撤出西柏林駐軍，后來在與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的會談后，蘇聯放低強硬態度并撤銷了最后通牒。在1961年的第三次柏林危機期間，赫魯曉夫再次發出蘇聯的最后通牒，要求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簽訂單獨和平條約，重新提出柏林西部地區撤軍要求，并建造了圍繞西柏林的柏林墻（英語：Berlin Wall，德語：Berliner Mauer），同時封閉了東西柏林邊界。此舉引發了美國和蘇聯在東西柏林邊界的軍事對峙，之后赫魯曉夫在與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的通話中同意結束對峙，事件以蘇聯凍結柏林問題而得以緩和。

柏林危機不僅加深了歐洲國家對蘇聯構成威脅的看法，促使葡萄牙、冰島、意大利、丹麥和挪威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英語：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縮寫：NATO），還造成了德國與美國關系的惡化。德國建立了柏林空運紀念碑（Berlin Airlift Monument）和柏林墻紀念館（Berlin Wall Memorial）以紀念柏林危機。

事件背景

德國領土分裂

波茨坦協議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盟國在波茨坦會議上就戰后歐洲的命運達成了《波茨坦協定》（Potsdam Agreement）。該協議要求將戰敗的德國分為四個臨時占領區，每個區域由四個占領盟國之一控制：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再次確認了雅爾塔會議早先制定的原則）。作為盟國管制理事會（Allied Control Council）的所在地，柏林雖然完全位于蘇聯控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簡稱東德，GDR）境內160公里處，但也被劃分為四個占領區，這些區域大致位于盟軍當時所在的柏林位置。美國、英國和法國控制了柏林的西部區域（西柏林，West Berlin），而蘇聯控制了柏林的東部區域（東柏林，East Berlin）。

蘇聯對東柏林區域的控制

在蘇聯控制的東柏林區域，蘇聯當局強制合并了德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和德國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SPD），形成了德國統一社會黨（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SED）。盡管蘇聯聲稱德國統一社會黨（SED）不會采取馬克思列寧主義或蘇聯的方向，但蘇聯軍事管理部門同時壓制了所有其他政治活動。大量德國工廠、設備、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和熟練工人被轉移到蘇聯。1945年6月，約瑟夫·斯大林在會議中向德國共產黨領導人透露，他打算逐漸削弱英國在其占領區的影響力，從而為德國在蘇聯的領導下實現共產主義統一鋪平道路。

另一方面，蘇聯限制了柏林的鐵路通行（每天只允許十列火車通過），并且拒絕增加更多路線。此外，蘇聯只允許漢堡市（Hamburg）、比克堡（Bückeburg）和法蘭克福（Frankfurt）這三條航線通往柏林。1946年，蘇聯停止從德國東部向西方運送農產品。作為回應，美國指揮官盧修斯·克萊（Lucius D. Clay）停止從德國西部向蘇聯運送拆卸的工業產品。蘇聯隨后開始了一場反對美國政策的公關運動，并開始阻礙四個占領區的行政工作。

嚴酷的待遇、被迫移民、政治壓迫導致了德國人對蘇聯的強烈敵對情緒。1946年的柏林選舉（1946 Berlin state election）產生了大規模的反共抗議投票，特別是在柏林西部地區，柏林市民在選舉中壓倒性地支持非共產黨成員進入市政府。

美蘇冷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和蘇聯成為了世界強國，隨著軸心國的失敗，美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競爭加劇，最終導致了美蘇冷戰的爆發。這場冷戰伴隨著間諜活動、共產主義的傳播戰爭和核武器的積累，構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威脅。美國曾希望在戰后世界中實現持久和平，但與蘇聯的緊張關系使這一愿景變得復雜。蘇聯領導人積極尋求擴大其全球影響力，尤其是在德國戰敗后試圖在歐洲擴張共產主義。兩個超級大國在冷戰中一再宣稱自己在歐洲的統治地位。1946年，隨著鐵幕的降臨，蘇聯控制了歐洲的大片領土。

到了1947年，美國采取遏制政策限制蘇聯的全球影響力，這成為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政府的核心外交政策。杜魯門主義承諾對受蘇聯威脅的國家提供支持，這一政策導致美國參與了朝鮮、越南等冷戰沖突。在美蘇冷戰期間，美蘇兩國政府努力安插間諜，進行政策破壞和情報收集。蘇聯的間諜活動最初集中在竊取核武器發展信息。在美國三位一體核試驗成功后，蘇聯迅速發展自己的核技術，并在1949年試驗了自己的核彈。克勞斯·富赫斯（Klaus Fuchs）等關鍵蘇聯間諜在曼哈頓計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冷戰還促進了美蘇兩國間的其他軍事和技術競賽。美國通過“紙牌行動”(Operation Paperclip)招募德國科學家，加強了在軍事和技術領域的優勢。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成立，是美國、加拿大、英國和其他西歐國家之間的軍事聯盟，共同防御任何外部攻擊。核武器的積累防止了美蘇冷戰轉變為熱戰，這兩個超級大國都持有足以相互摧毀的核武器。雖然冷戰期間出現了多次危機，但兩大超級大國之間沒有發生全面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等與冷戰相關的沖突造成了巨大的軍事損失，并影響了全球多個地區的權力平衡。

西歐經濟重建

美國和蘇聯對德國統一的前景存在分歧，美國擔心統一的德國可能會落入蘇聯的控制之下。為了支持西歐國家經濟的重建，美國認為需要德國的幫助。因此，為了更好地協調英國和美國占領區的經濟，這兩個區域于1947年1月1日合并成“雙區”（Bizone）。在1948年8月1日法國加入后，該區域被重新命名為“三區”（Trizone）。

1948年上半年，英國、美國和法國的政府代表以及比荷盧聯盟（Benelux）在倫敦舉行了兩次會議（倫敦六國會議），討論了德國的未來，期間簽署了《倫敦債務協定》（London Agreement on German External Debts），旨在減少德國的償還金額（50%），并對其債務進行延期30年。1948年1月下旬，作為對倫敦六國會議的回應，蘇聯對柏林實施了封鎖，停止英國和美國的火車前往柏林，并要求檢查乘客身份。在倫敦六國會議的結果出臺后，蘇聯代表團在盟國管制理事會（Allied Control Council，ACC）的會議上提出了對倫敦六國會議決定的異議，最終導致了蘇聯代表團的退出。

第一次柏林危機

起因

四月危機

1948年3月25日，蘇聯發布了一項命令，限制美國、英國和法國在德國的占領區與柏林之間的西方軍事和客運交通。這一限制措施于4月1日生效，規定未經蘇聯指揮官許可，任何貨物不得通過鐵路離開柏林，并規定每列火車和卡車都要接受蘇聯當局的搜查。在此背景下，美國軍隊將領盧修斯·克萊（Lucius Clay）于4月2日發布命令，停止所有軍用列車，并將軍需物資通過空中運輸，這一行動被稱為“小型空運”（Little Lift）。

這一時間段內，蘇聯開始侵犯領空，對進出西柏林的航班進行騷擾。在4月5日發生的加托夫空難（Gatow Air Disaster）加劇了蘇聯與其他盟國之間的緊張關系。4月9日，蘇聯要求美國軍事人員撤出東部地區維護通信設備，以防止使用導航信標標記航線。4月10日，蘇聯放寬了對盟軍軍事列車的限制，但在接下來的75天里仍不時中斷鐵路和公路交通。20日，蘇聯要求所有在進入蘇聯地區之前必須獲得許可。與此同時，美國繼續通過貨機為其駐軍提供物資，每天約20次航班，一直維持到6月。

貨幣改革

為了建立經濟穩定的西德，西方國家需要對20世紀20年代后引入的不穩定的德國帝國馬克（Reichsmark）貨幣進行改革。而蘇聯通過過度印刷導致帝國馬克（Reichsmark）貶值，進一步加劇了經濟問題。在這一時期，德國人紛紛采用香煙作為實際貨幣或用于易貨交換。蘇聯反對西方對貨幣改革的計劃，并將新貨幣視為不合理的單方面決策。

1948年5月，蘇聯預計其他國家將在非蘇聯地區引入新貨幣，蘇聯指示其軍隊在柏林的蘇聯區引入自己的新貨幣，并僅允許使用蘇聯貨幣。6月18日，美國、英國和法國宣布將在6月21日引入德國馬克（Deutsche Mark）。盡管蘇聯拒絕德國馬克（Deutsche Mark）在柏林作為法定貨幣使用，盟軍已經將2.5億德國馬克（Deutsche Mark）運送到柏林，并很快成為柏林四個占領區的標準貨幣。

經過

封鎖開始

在1948年6月18日宣布新的德國馬克（Deutsche Mark）后的次日，蘇聯衛兵停止了所有開往柏林的客運列車和高速公路上的交通，延遲西方和德國的貨運，并要求所有水上運輸獲得特別許可才可通行。6月21日，德國馬克（Deutsche Mark）推出當天，蘇聯軍隊攔截并遣返了一列美國的軍事補給列車。緊接著的6月22日，蘇聯宣布在其控制區引入東德馬克（East German Mark）。同一天，蘇聯通過廣播、報紙和擴音器發起了針對英國、美國和法國的大規模宣傳運動，并在城市外舉行了軍事演習，隨之而來的是關于蘇聯軍隊可能占領柏林的謠言。

6月24日，蘇聯切斷了非蘇聯區與柏林之間的陸路和水路連接，并停止了進出柏林的所有鐵路和駁船交通。作為回應，西方實施了反封鎖，切斷了進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所有鐵路交通。這一反封鎖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對東德造成了嚴重影響，尤其是煤炭和鋼鐵運輸的中斷，嚴重阻礙了蘇聯區的工業發展。到了6月25日，蘇聯停止了對柏林非蘇聯區平民的食物供應。盡管柏林到西方區域的汽車交通被允許，但由于聲稱“橋梁維修”，交通需要繞行23公里（14英里）到渡輪口。此外，蘇聯還切斷了柏林依賴的電力，利用其在蘇聯區的發電廠控制權。從非蘇聯區到柏林的地面交通完全被封鎖，只留下航空通道。

封鎖之下，柏林的處境變得越發艱難。當時，柏林西部地區估計只有36天的食物和45天的煤炭儲備。由于戰后軍隊規模的削減，西方的軍隊在數量上明顯處于劣勢，而蘇聯擁有龐大的軍力。盡管西方國家曾計劃使用核武器進行反擊，但由于能攜帶原子彈的轟炸機無法及時到達等原因，這一計劃未能實現。

空運計劃

1945年11月30日，盟國書面同意設立三條寬20英里的空中航道，以確保自由通往柏林。與坦克和卡車部隊不同，蘇聯無法將貨運飛機視為軍事威脅。在1948年4月的“小型空運”（Little Lift）期間，英國已計算出支持整個城市所需的資源。根據1948年7月每日最低1,990千卡的口糧標準，美國軍政府設定了每日所需的總補給量，包括食物和燃料，總計每天需運送超過5,000噸物資。當時僅剩的兩個C-47運輸機（Douglas C-47 Skytrain）面臨巨大挑戰。英國皇家空軍預計每天僅能提供約400噸補給。

初期補給量遠不足所需，但隨著來自英國、美國、法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新飛機加入，增強了補給能力。美國克萊將軍（General Clay）向柏林市長候選人恩斯特·羅伊特（Ernst Reuter）及其助手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表達了空運的意向，羅伊特保證柏林人將支持此行動。英美兩國立即開始聯合空運行動，美國的行動被稱為“維生作戰”（Operation Vittles），英國的行動被稱為“平原行動”（Operation Plainfare）。此外，英國請求加拿大提供飛機和機組人員，但被加拿大拒絕，理由是該行動可能導致戰爭。

1948年6月25日，克萊將軍（General Clay）下令啟動“維生作戰”（Operation Vittles）。駐西德美空軍司令李梅將軍接到克萊的命令后，立即調動他所掌握的飛機，次日32架C-47飛機起飛前往柏林，運送了80噸貨物，包括牛奶、面粉和藥品。英國也在6月28日開始了他們的空運行動，預計持續三周。隨后，大量的C-54飛機到達，萊茵-美因空軍基地（Rhein-Main Air Base）成為了專門的C-54運輸樞紐，而威斯巴登（Wiesbaden）保留了C-54和C-47的混合機型。飛機沿美國空中航道向東北方向飛往滕珀爾霍夫機場（Tempelhof Airport），完成任務后沿英國空中航道向西返回。到達英國控制區后，飛機轉向南方返回基地。

英國采用了類似的系統，飛機從漢堡地區的幾個機場出發，沿第二條空中航道向東南飛往位于英國區的加托夫機場（RAF Gatow），然后沿中央航道返回。為節約時間，一些航班選擇空投如煤炭等物資，而不在柏林著陸。7月6日，“約克”（Yorks）和“道格拉斯”（Dakotas）型飛機得到了“桑德蘭水上飛機”（Short Sunderland）的支持。這些飛機從漢堡附近的芬肯韋德（Finkenwerder）出發，沿易北河（Elbe）飛往加托夫附近的哈弗爾河（Havel river），它們的耐腐蝕機身可以運送烘焙粉和其他鹽類物品進入柏林。

空運改革

1948年6月28日，威廉·H·特納少將到達威斯巴登，接管了空運行動。他重組了空運作戰，并與勒梅將軍達成協議，共同成立了聯合空運任務部隊（Combined Air Lift Task Force，CALTF），從10月中旬開始統一指揮美國空軍在歐洲司令部（USAFE）和英國皇家空軍（RAF）的空運行動。軍事航空運輸服務（MATS）部署了8個C-54中隊至威斯巴登和萊茵-美因空軍基地（Rhein-Main Air Base），以增強運力。8月13日，特納飛往柏林，授予保羅·O·萊金斯（Paul O. Lykins）中尉獎勵，以表彰其在空運中的貢獻。但當天，柏林上空惡劣天氣導致三起C-54飛機事故，雖然沒有人員傷亡，但造成了空中和地面的混亂，這一天被稱為“黑色星期五”（黑色 Friday）。

為提高運輸效率，特納制定了新規則：始終實施儀器飛行規則（Instrument Flight Rules，IFR），并將運輸中的C-47飛機替換為C-54或更大型飛機，優化裝卸效率。他還創新性地配備了移動小吃車（Snack bar），為機組人員提供食物，縮短飛機的周轉時間。此外，特納調整了飛機的“階梯”分離方式，設為每三分鐘和500英尺的間隔，并實施了嚴格的維護檢查以及縮短了班次時間，進一步提高效率。他在聯合空運任務部隊（CALTF）中建立了一個單一控制點，統一控制所有進入柏林的空中運動。此外，柏林當地居民也自發組織起來，參與卸貨和修復跑道的工作，有效提高了運輸操作的效率。

到1948年8月底，柏林空運改革取得顯著成功，每日飛行運輸量超過1500次，運送超過4500噸貨物。從1949年1月起，225架C-54專門用于空運，供應量提升到每天5000噸，確保了柏林物資的持續供應。

蘇聯的回應

隨著空運行動的改革，西方國家成功通過空運不間斷地供應西柏林。從1948年8月1日起，蘇聯開始向進入東柏林并登記配給卡的人提供免費食物，至8月4日，約22,000名柏林居民領取了配給票（Ration stamp）。隨后有超過100,000名西柏林居民在東柏林接受蘇聯的供應。盡管如此，一些西柏林居民拒絕了蘇聯的食物援助。

在整個空運期間，蘇聯和德國共產黨對柏林西部地區居民進行了持續的心理戰，通過廣播宣稱柏林全城屬于蘇聯，并預測西方占領國將放棄柏林。蘇聯還迫使民主選舉產生的市政府在蘇聯區的市政廳內開展工作。空運初期，蘇聯通過飛機緊急接近并阻礙降落傘，以及夜間使用探照燈晃眼飛行員等方法騷擾盟軍飛機。美國空軍歐洲司令部報告了733起騷擾事件，包括高射炮和空對空射擊等。到1948年秋，非共產黨多數的大柏林市議會無法在蘇聯區的市政廳參加會議。在受德國統一社會黨（SED）控制的警察袖手旁觀下，共產黨領導的民眾多次闖入市政廳，威脅非共產黨成員。

9月9日，約50萬人在英國區的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聚集，表達對空運的支持。柏林市議會（Abgeordnetenhaus of Berlin）隨后決定在柏林工業大學（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的食堂舉行會議，遭到德國統一社會黨（SED）成員的抵制，稱其為“”裂選舉”（Divisive 選舉）。1948年11月30日，德國統一社會黨（SED）在東柏林的大都會劇院（Metropol）召集議會成員和活動家舉行了一次會議，宣布成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政府。西柏林議會隨后用《柏林憲法》（Verfassung von Berlin）取代了柏林的臨時憲法，這一憲法從1950年10月1日起生效，僅適用于西柏林。此后，柏林形成了兩個獨立的市政府。

1948年冬季至1949年春季

在柏林空運行動的初期階段，最初估計該城市每天需要4000至5000噸物資供應。但隨著空運行動超出預期并持續至寒冷的秋季，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城市的食品需求保持在約1500噸，但由于需要額外的煤炭來供暖，每天所需運輸的總貨物量增加到了6000噸。為了應對這一需求，空運系統必須大規模擴展。盡管英國投入了更大型的漢德利·佩奇·黑斯廷斯（Handley Page Hastings）飛機，但維護整個機隊成為了一個嚴峻挑戰。為了增強運輸能力，美國空軍轉而雇傭了大量前德國空軍地勤人員。

柏林西部地區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缺乏足夠的跑道供飛機降落。滕珀爾霍夫（Tempelhof）有兩條跑道，加托夫（Gatow）有一條，但這些跑道都不能承受C-54飛機的載重。為解決這一問題，1948年7月至9月間，在滕珀爾霍夫建造了一條6,000英尺長的瀝青跑道。完成后，原有的輔助跑道也在9月至10月間從馬斯頓墊（Marston Mat）升級為瀝青。同時，英國人也在加托夫進行了類似的升級計劃，并增建了一條使用混凝土的第二條跑道。法國空軍（French Air and Space Force）當時參與了越南抗法戰爭（First Indochina War），因此只能派遣少量法國制造的Ju 52運輸機（Junkers Ju 52）來支援，但由于體積小且速度慢，幫助有限。然而，法國同意在其占領區的泰格爾湖畔（Lake Tegel）建造一個全新、更大的機場。法國軍事工程師帶領德國建筑隊伍，在90天內完成了機場建設。由于重型設備難以空運，泰格爾的第二條跑道主要是手工建造的。

隨著航班數量增加，為了改善空中交通管制，新開發的地面控制進近雷達系統（Ground-controlled approach，GCA）被運往歐洲，在滕珀爾霍夫和位于西德英國區的法斯貝格（Fassberg）進行了安裝。這確保了全天候空運的可行性。1948年11月和12月，由于柏林經歷了異常長時間的大霧，空運行動遭遇了巨大挑戰。11月20日，42架飛往柏林的飛機中只有一架成功降落。一度，柏林西部地區僅剩下一周的煤炭供應。但隨著天氣好轉，1949年1月至3月，空運總共運送了超過171,000噸、152,000噸和196,223噸物資。

封鎖結束

在柏林封鎖的初期，西方國家對整個東歐集團實施了出口禁運，特別是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經濟造成了嚴重阻礙。這一禁運對蘇聯的影響超過了空運給西方集團帶來的成本，促使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意識到繼續封鎖是徒勞的。1949年4月15日，俄通社-塔斯社（ITAR-TASS）報導了蘇聯愿意解除封鎖。第二天，美國國務院宣布“封鎖結束的道路似乎已經清晰”。不久之后，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四方開始進行認真的談判，并最終在西方的條件下達成了協議。5月4日，盟國宣布將在八天后結束封鎖。

1949年5月12日午夜一分，蘇聯對柏林西部地區的封鎖正式解除。隨后，一支英國車隊立刻駛入柏林，第一列來自西德的火車于凌晨5:32到達。同日，慶祝封鎖結束的大型集會舉行。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在5月3日宣布克萊將軍（General Clay）退休，他在柏林受到了11,000名美國士兵和數十架飛機的致敬。返回美國后，克萊在紐約市接受了盛大游行的歡迎，并受邀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還被哈里·S·杜魯門總統授予了勛章。

盡管封鎖已解除，但為了建立足夠的物資儲備，柏林空運供應仍然持續了一段時間。為了確保柏林有充足的物資儲備，一旦達到了足夠的儲備量，便取消了夜間和周末的空運航班。到1949年7月24日，已經積累了足夠三個月使用的物資，以保證在必要時能夠迅速重新啟動空運。1949年8月18日，206中隊的飛行中尉羅伊·馬瑟（Flt Lt Roy Mather DFC AFC）及其機組成員完成了封鎖期間第404次飛往文斯托夫（Wunstorf）的飛行，創下了飛行員在封鎖期間的最高飛行次數紀錄。柏林空運最終在1949年9月30日正式結束，歷時十五個月。

結果與影響

參與柏林空運飛行員主要來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和南非。在柏林空運行動期間，美國空軍運送了1,783,573噸物資，而英國皇家空軍運送了541,937噸，總計達2,326,406噸，其中近三分之二為煤炭。整個行動共計進行了278,228次飛行。澳洲皇家空軍也參與了這次行動，在2,062次飛行中運送了7,968噸貨物和6,964名乘客。在此過程中，C-47運輸機和C-54飛機總共飛行了超過148,000,000公里。在空運的高峰期，每三十秒就有一架飛機抵達柏林西部地區。

據記錄，此次行動共造成 101 人死亡，其中包括40名英國人和31名美國人，多數是由于非飛行事故造成。一名澳大利亞皇家空軍成員在服屬于英國皇家空軍第27中隊期間，在呂貝克（Lübeck）的飛機墜毀中喪生。

空運的費用由美國、英國和西方占領區的德國當局共同承擔。估計費用范圍從約2.24億美元到超過5億美元不等（相當于現在的27.6億到61.5億美元）。

蘇聯實施的柏林封鎖違反了倫敦六國會議達成的協議和1948年的政變，這促使西方領導人認識到他們必須迅速采取果斷措施，以加強蘇聯未占領的德國部分。為此，、英國和法國當局同意用三國高級專員取代他們在占領區的軍事行政管理，并在三國占領法令框架內運作。此外，封鎖還促使這些區域的德國政治家不顧的反對支持建立西德國家。1949年，德國被分為（簡稱：東德，英語：East Germany，德語：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縮寫：）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簡稱：西德，英語：West Germany，德語：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縮寫：BRD）。封鎖還加強了許多歐洲人對蘇聯構成威脅的看法，促使、、意大利、和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蘇聯拒絕重返柏林盟軍控制委員會，導致上建立的四國占領權威失效。

在第一次柏林危機期間，美國政府為了確立聯邦德國并堅守的立場，表現出了強烈的對抗蘇聯的姿態，預示了未來西德與美國之間良好關系的建立。20世紀50年代中期后，國際環境發生新的變化，對柏林和德國問題產生了影響。以為首的一些政府官員和學者主張美蘇緩和，建議成立以德國為基礎的“中立區”。這些主張使時任聯邦德國總理開始對美國產生不信任。阿登納擔心這種主張會成為一個新的“波茨坦”，威脅到聯邦德國的生存和德國的未來統一。因此，在每次與四國相關的會議前，阿登納都會主動與美國接觸，表達西德的立場，并尋求美國的支持。1955年的四國首腦會議上，美國和德國協調一致，依然將德國問題與歐洲安全問題聯系在一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在德國問題上的態度越來越遠離聯邦德國的立場。

20世紀50年代末，柏林西部地區市中心的滕珀爾霍夫機場（Tempelhof Airport）的跑道已無法容納新一代噴氣式飛機，于是泰格爾機場（Tegel）被發展成西柏林的主要機場。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舍訥費爾德機場（Sch?nefeld）設有通過柏林墻和共產主義防御工事的西方公民通行點。2007年，泰格爾機場與在勃蘭登堡州重建的柏林-舍訥費爾德國際機場并肩運營。隨著這兩個機場的發展，滕珀爾霍夫機場于2008年10月關閉，而加托夫機場成為德國聯邦國防軍歷史博物館、柏林-加托夫機場和住房開發的所在地。2020年10月，舍訥費爾德擴建為更大的柏林勃蘭登堡機場，使泰格爾機場也基本變得多余。

第二次柏林危機

起因

第一次柏林危機期間，美國軍隊進一步修改和完善了對蘇聯的核打擊計劃，擴大了核打擊的規模，認為只有通過極大的“心理震撼”才能促使蘇聯投降。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規劃在一個月內對蘇聯的70個城市和工業中心投擲133枚原子彈。柏林封鎖結束后，美國相信核威脅在柏林危機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有效地阻止了蘇聯對西方空運行動的干涉，并最終促使蘇聯解除了對柏林的封鎖。他們認為，蘇聯領導層已經意識到美國可能會使用核武器，這一認識顯著提升了美國的威懾力。

1949年美國的核壟斷地位被打破后，美國政府并未放棄對蘇聯的核打擊計劃。美國政府成立的專門小組對對蘇政策進行了研究，提出了包括強硬對抗蘇聯的幾種方案。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62/2號文件明確指出，美國會像使用其他武器一樣考慮使用核武器。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提出了一項旨在“消滅一個國家”的基本戰爭計劃，這個計劃要求在蘇聯擁有足夠威脅美國的氫彈前，對蘇聯發動大規模、決定性的先發制人打擊。

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隨著美蘇力量對比的變化，美國認識到即使對蘇聯發動預防性戰爭，美國也不太可能迅速取得勝利，戰爭可能會曠日持久，美國本土還可能遭受蘇聯的報復性打擊。因此，美國開始考慮采取先發制人的行動，一旦發現蘇聯可能采取行動，美國將首先實施核打擊。美國政府更加注重核武器對蘇聯的威懾作用，強調戰略核力量的主要作用是阻止核戰爭或非核戰爭的發生。

經過

1958年初，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在蘇聯克里姆林宮成為共產黨領導人和總理。赫魯曉夫對美國在西德美軍基地部署核導彈感到不滿，并希望通過談判獲取逆轉這一威脅的籌碼。1958年11月，他宣布給美國、英國和法國六個月時間與兩德和蘇聯簽訂和平條約。如果未能簽署，蘇聯將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簽訂和平條約，使東德控制通往柏林西部地區的路線。這一最后通牒在西方盟友中引起異議，他們不愿為此開戰。

同時，赫魯曉夫要求西方國家在六個月內撤出柏林，使其成為一個自由、非軍事化的城市。他聲稱期滿后，蘇聯將把通往西柏林的所有通信線路控制權移交給東德。對此，美國、英國和法國堅決表示要留在西柏林，并維護他們自由進入的合法權利。隨著緊張局勢升級，美國、英國和法國組建了一個秘密小組“槲樹”（LIVE OAK），制定了陸地和空中計劃，以確保進出西柏林的道路通暢。

1959年2月，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訪問莫斯科，與赫魯曉夫進行友好會談，并最終使最后通牒撤銷。

結果與影響

1958年，面對第二次柏林危機，美國當局對蘇聯的主要意圖有清晰的認識：抑制和拆散美歐聯盟（作為蘇聯對外政策的重要任務），具體包括阻止西德核武器武裝、穩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權、使東德獲得外交承認、使德國東部邊界合法化、中立化柏林西部地區并最終納入東德、削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并損害美國的信譽。面對蘇聯的挑釁，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采取了謹慎的應對策略，旨在接受蘇聯挑戰而不表現出戰爭跡象，同時談判卻不讓步。·另一方面，鑒于美蘇在歐洲的美蘇冷戰勢力范圍已確立，且蘇聯在核武器和太空領域取得進步，美國也不愿與蘇聯發生軍事沖突。因此，美國逐漸采取了緩和的處理方式，但這導致了美德之間的嚴重分歧。

1959年5月，蘇聯撤回了針對柏林的最后通牒，隨后四國外交部長們花費了三個月時間進行會談。盡管他們未能達成任何重大協議，這一過程卻為后續的談判鋪平了道路，包括赫魯曉夫于1959年9月對美國的訪問。訪問結束時，他和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聯合聲明，普遍裁軍至關重要，而像柏林這樣的問題“應該通過談判和平手段解決，而非武力。”

在美國總統度假地戴維營（Camp David），艾森豪威爾和赫魯曉夫進行了坦誠的會晤。艾森豪威爾指出，在當時情況下談論最后通牒是不明智的，因為雙方都清楚如果實施最后通牒會有什么后果。赫魯曉夫回應，他不理解美國人民如何將和平條約視為對和平的威脅。艾森豪威爾承認柏林的情況是“異常的”，并指出“人類事務有時會變得非常復雜。”赫魯曉夫則對在柏林問題上達成協議抱有希望，并同意在1960年5月的巴黎峰會上繼續對話。然而，原定解決柏林問題的巴黎峰會因加里·鮑爾斯（Gary Powers）1960年5月1日U-2間諜飛機的失敗飛行而被取消。

第三次柏林危機

起因

1945年至1950年，超過150萬人從蘇聯占領的東歐國家移民到西方。這一時期，進入西德相對容易。1950年至1953年，申請政治庇護的東歐人（主要是德國人）在西德的人數分別為197,000人、165,000人、182,000人和331,000人。這股移民潮在知識分子、工程師和高技能工人中尤為顯著。對于蘇聯來說，這種人才流失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在1950年代初，蘇聯對其衛星國家實施了移民限制制度。1953年，兩德之間的內德國邊境被關閉。到1955年，蘇聯將柏林的民間通行控制權移交給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柏林的邊界由于由四個占領國共同管理，比其他邊界更易于通行。因此，柏林成為東德人前往西方的主要通道。柏林邊界本質上是一個東歐集團公民仍可逃離的“漏洞”。到1961年，逃離東德的人數占東德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尤以專業人士——工程師、技術人員、醫生、教師、律師和熟練工人的流失最為嚴重。由于專業人才的大量“流失”，嚴重損害了東德的政治信譽和經濟可行性，因此關閉由蘇聯強加的東西柏林邊界變得迫切和必要。

經過

柏林最后通牒

在1961年6月4日的維也納峰會（Congress of Vienna）上，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與蘇聯總理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會面時，赫魯曉夫再次發出蘇聯的最后通牒，要求與東德簽訂單獨和平條約，從而結束現有的四國協議。這次，他設定了1961年12月31日為最后期限。對此，美國、英國和法國回應稱，任何單方面的條約都不會影響他們在柏林西部地區的責任和權利。

在柏林地位問題的對峙日益加劇之際，肯尼迪在與赫魯曉夫的維也納峰會談判中削弱了自己的談判立場。他在談判中基本上表達了美國對柏林永久分裂的默認態度，這使得他后來更堅決的公開聲明在蘇聯眼中的信譽受損。約翰·肯尼迪采納了靈活的政策方針，并對迪恩·艾奇遜（Dean Acheson）等強硬派的觀點作出了一定的讓步。美國將其在柏林政策中的三個主要利益僅與城市的西部聯系起來，包括西柏林的西方軍隊存在、西部區域的安全和可行性，以及西方對這些區域的訪問權。

隨著柏林問題的對峙升級，肯尼迪于7月25日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CBS電視臺發表了一次電視講話，這次講話在美國全國播出。他重申美國不尋求戰爭，并承認了“蘇聯對中東歐安全的關切”。他表示愿意重新開始談判，但同時宣布將向國會申請額外32.5億美元軍事開支，主要用于常規武器，并計劃擴大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規模，同時增加征兵人數并召回預備役部隊。

柏林墻計劃

1961年，為了阻止民眾前往西方，德國統一社會黨（SED）第一書記兼國務院主席，同時也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最高決策者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說服蘇聯必須采取強制措施來阻止這種人員流動。這一措施與美國、英國和法國要求允許各區域間自由旅行的措施相矛盾。東德政府開始積累建筑材料，準備建造柏林墻（Berlin Wall），其中包括足夠圍繞西柏林156公里（97英里）的鐵絲網。為了避免引起懷疑，東德通過多家公司分散采購鐵絲網，并將訂單分散到西德和英國的多家公司。

1961年6月15日，瓦爾特·烏布利希在國際新聞發布會上聲明：“Niemand hat die Absicht, eine Mauer zu errichten”（“沒有人打算建造一堵墻”）。這是“Mauer”（墻）一詞首次在此背景下被使用。同年8月4日至7日，美國、英國、法國和西德外交部長在巴黎秘密會晤，討論如何應對蘇聯在柏林西部地區的行動，并表達了不愿參與戰爭的態度。克格勃（KGB）幾周內向赫魯曉夫提供了巴黎會談的情報，顯示美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ean Rusk）支持與蘇聯對話。克格勃（KGB）警告美國正受到聯盟其他成員的壓力，要求其考慮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經濟制裁，并加快在西歐盟友（如西德德國聯邦國防軍）的常規和核武器計劃。

8月6日，德國統一社會黨（SED）內部的情報源向美國軍隊駐柏林的513軍事情報小組提供了建墻的準確日期。8月9日的柏林觀察委員會周會上，美軍預測了柏林墻的建造。同日截獲的德國統一社會黨（SED）通信信息顯示蘇聯計劃開始阻止東西柏林間的步行交通。

邊界封閉

1961年8月12日星期六，東德領導人在東柏林北部森林地區多爾恩塞（D?llnsee）的一處政府賓館花園派對上，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簽署了封閉東柏林西部地區邊界并圍繞西柏林建造墻的命令。到了午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邊境警察、東德軍隊和蘇聯軍隊開始封閉邊界；到1961年8月13日星期日早上，通往西柏林的邊界已完全被封鎖。東德軍隊和工人開始拆除沿障礙物的街道，使其對大多數車輛不可通行，并在圍繞西柏林的156公里及實際分隔西柏林和東柏林的43公里處安裝鐵絲網和圍欄。大約32,000名軍人參與了柏林墻的建造，之后邊境警察負責守衛和加強墻體。蘇聯軍隊的存在旨在阻止西方干預并控制可能的騷亂。

面對柏林西部地區市民及市長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提出的立即行動的要求，肯尼迪并沒有立即采取行動。相反，他在8月19日派遣副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和1948-49年柏林空運的英雄盧修斯·克萊（Lucius Clay）前往西柏林。他們的訪問成功安撫了當地居民，并象征性地展示了美國對該城市的支持。8月20日，又有1,500名美國軍隊士兵抵達西柏林。

為應對蘇聯封鎖通往柏林的行動，約翰·肯尼迪于1961年8月30日下令14.8萬名美國空軍國民警衛隊（Air National Guard）和預備役部隊進入現役狀態。10月，更多的空軍國民警衛隊部隊被動員，216架戰術戰斗機在“Stair Step”行動中飛往歐洲，這是美國空軍國民警衛隊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噴氣機部署。大多數動員起來的空軍國民警衛隊員留在了美國，而一些人則在歐洲接受了常規作戰的再培訓。

軍事對峙

1961年10月25日，美國軍隊指揮官沃森將軍（General Watson）對東柏林警察試圖控制美軍通行的行為感到憤怒，并向國務院通報了此事。他指責蘇聯指揮官索洛維耶夫上校（Colonel Solovyev）及其部隊在和平談判期間未能避免擾亂行動，并要求蘇聯當局立即采取措施糾正這一情況。對此，索洛維耶夫回應稱，美國試圖派遣武裝士兵穿過檢查點并在邊境保持坦克是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規定的“公然挑釁”。他強調，只有在守衛無法立即確認其國籍的情況下，美國軍隊才會被攔截，并認為要求過境者出示身份證明是合理的控制。

兩天后，美國外交官赫姆辛（Hemsing）駕駛外交車輛接近柏林分區邊界。克萊將軍隨即派遣十輛搭載步兵的吉普車護送赫姆辛穿過柏林西部地區，并部署了十輛裝有推土機鏟板的M-48坦克靠近查理檢查點（Checkpoint Charlie），而33輛蘇聯T-54坦克緊隨其后開到勃蘭登堡門。弗恩·派克中尉（Vern Pike）和坦克駕駛員薩姆·麥卡特（Sam McCart）是首批發現蘇聯坦克的人。派克趁士兵暫時離開坦克時爬進其中一輛，并帶回了一份紅軍報紙證明這些坦克屬于蘇聯。

蘇聯33輛坦克中的10輛繼續前進至弗里德里希大街，并在蘇聯一側的邊界停下，距離檢查點僅50至100米。同時，美國軍隊坦克也向檢查點移動，并在邊界的美國一側停下，與蘇聯坦克保持相同距離。從10月27日下午5點到28日上午約11點，雙方部隊處于對峙狀態。根據常規命令，兩組坦克都裝載了實彈。在此期間，美國駐西柏林部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NATO）以及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SAC）均提高了警戒級別。

對峙結束

在美國和蘇聯的對峙中，美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ean Rusk）向美軍駐柏林指揮官盧修斯·克萊（Lucius Clay）將軍轉達說："我們早已決定，柏林不是一個需要堅決訴諸武力來保護和維持的重要利益所在。”而克萊深信，讓美國坦克使用推土機支架推倒部分隔離墻，可以在不引起蘇聯軍事回應的情況下結束危機，對美國及其盟國更有利。

1961年10月27日，通過蘇聯格魯烏（Russian Federation，GRU）間諜格奧爾基·博爾沙科夫（Georgi Bolshakov）作為主要溝通渠道，赫魯曉夫和肯尼迪同意通過撤回坦克來降低緊張局勢。蘇聯檢查點直接與蘇聯軍隊高級指揮部的阿納托利·格里布科夫（General Anatoly Gribkov）聯絡，格里布科夫又與赫魯曉夫通電話。美國檢查點有一名軍警官員通過電話與駐柏林的美軍使團總部聯系，后者又與白宮保持溝通。約翰·肯尼迪提議，如果蘇聯先撤回他們的坦克，他將來在柏林問題上采取寬容態度。蘇聯同意了此提議。隨后一輛蘇聯坦克首先向后移動了大約5米，一輛美國坦克也效仿。坦克們逐一撤退，美蘇軍事對峙結束。

結果與影響

第三次柏林危機于終導致美蘇在歐洲的對抗走向緩和，但美德雙方關系卻變得緊張，分歧愈發明顯。美國政府對阿登納政府長期奉行的僵硬的哈爾斯坦主義政策感到不滿，認為德國在柏林問題上缺乏軍事介入，將西柏林問題視為四大國的事務，與德國無關。此外，在處理柏林墻的問題上，德國政策缺乏合作。這些分歧使得美德在柏林危機期間的爭執變得更加激烈。1961年柏林危機后，德美關系進入新階段，美國的做法加深了阿登納對美國的反感，導致他執政后期與美國的摩擦日益增多。

簽署《柏林四強協定》

在1970年代初，蘇聯為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系，并尋求對歐洲現狀的承認，實施了緩和政策。特別是為了改善與聯邦德國的關系并解決柏林問題，蘇聯提出了舉行談判的建議。西方國家接受了這一提議，雙方于1970年3月6日開始了談判。經過一系列討論，各方最終于1971年9月3日簽署了《柏林四強協定》（Four Power Agreement on Berlin），該協定于1972年6月3日正式生效。

《柏林四強協定》的主要內容包括：重申美國、英國、法國對柏林西部地區所擁有的“權利和責任”；確保西方國家的平民和貨物可以“暢通無阻”地通過西柏林通道進行過境；“維持和發展”西柏林與德國之間的“聯系”，同時明確西柏林不是聯邦德國的組成部分，也不受其管轄；允許西柏林居民出于人道、家庭、宗教和商業等理由或以旅行者的身份訪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并允許聯邦德國代表西柏林的利益參與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這一協定有效地緩和了美蘇冷戰期間柏林的緊張局勢。

柏林墻的倒塌

1989年11月9日晚，柏林墻開始陸續被拆除，工程持續了數周。民眾自稱為“圍墻啄木鳥”（Mauerspechte），使用各種工具從墻上剝下磚塊作為紀念，或是打出大洞，創造了多個非正式的過境點。當晚，電視臺轉播了民眾自行拆除圍墻的場面，包括波茨坦廣場、格林尼克橋和伯瑙爾大街等歷史地點。人群在這些成為歷史的過境點兩側排起長隊，等待數小時，為推倒圍墻的推土機加油。圍墻的警衛仍然存在，但警備力度有所減少，新的過境點維持了一段時間。最初，東德邊防軍計劃修復被“圍墻啄木鳥”造成的破損，但最終放棄了這一嘗試，警衛變得更加寬松，對越來越多的拆毀和“未經授權”的過境行為持容忍態度。

1989年12月22日，勃蘭登堡門的柏林墻被打開。當天，西德總理赫爾穆特·科爾穿過勃蘭登堡門，與東德總理漢斯·莫德羅會面。從12月23日起，西德人和柏林西部地區人可以免簽證前往東德。在此之前，西德人前往東德和東柏林必須提前數天或數周申請簽證，并且若計劃停留，每天還必須強制兌換至少25德國馬克，這些限制性條件阻止了自由前往。因此，從11月9日至12月23日，東德的旅行規定實際上比西德更為寬松。

1990年6月13日，東德邊防軍開始拆除圍墻，首先是伯瑙爾大街及米特區的部分。從那時起，拆除工作在普倫茨勞貝格、海利根及全市各地進行，一直持續到1990年12月。據估計，拆除工作產生了約170萬噸建筑瓦礫。博恩霍爾默大街的拆除工作因修建鐵路而提前進行。整個拆除過程動用了300名東德士兵，1990年10月3日之后又增加了聯邦國防軍的600名先驅。工程人員使用了175輛卡車、65輛起重機和13輛推土機。柏林墻切斷的每一條連接東西柏林的道路都被重修，并于1990年8月1日重新開放。在柏林，總共有184公里的墻壁、154公里的邊界圍欄、154公里的信號系統和87公里的壕溝被拆除，僅保留了6處地點作為紀念。各個軍事單位拆除了柏林-勃蘭登堡的邊界墻，并于1991年11月完成了這項工作。具有藝術價值的彩繪墻段在1990年在柏林和蒙特卡洛進行了拍賣。

1990年7月1日，東德正式采用西德貨幣，因此“法律上”的邊境管控被撤銷，盡管在此之前的一段時間內，德國內部的邊界已經失去了實際意義。1992年，拆墻工作正式完成。

事件影響

柏林危機的結束為1990年10月3日德國統一鋪平了道路，同時也促成了受華沙條約和蘇聯約束的中東歐國家的解放。1991年12月，蘇聯解體成十五個獨立共和國。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為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1991年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的解體引發了長達十年的戰爭，最終波黑和黑塞哥維那、克羅地亞、科索沃、黑山、北馬其頓（原馬其頓）、塞爾維亞和斯洛文尼亞等國成為獨立國家。柏林墻的倒塌和蘇聯的解體加速了歐洲一體化進程，歐盟正式由1992年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建立，該條約為共同貨幣和共同防御安全政策奠定了基礎；而2007年的《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則創建了歐盟的當前結構。根據這些條約，歐盟的二十七個成員國同意合并主權，并將多項決策權委托給歐盟。這包括創建了一個無護照區域，即申根區，以及確立了人員、貨物、服務和資本的四大自由流動。

德國在統一后將首都從波恩遷回前東德的柏林，預示著歐盟向東擴張。德國由此從歐洲邊緣轉移到中心，增強了中東歐國家在歐盟機構中的地位。柏林危機結束后，德國在歐洲的角色重新引起關注，一些西方領導人擔心德國統一可能再次使其成為歐洲的主導力量。盡管統一初期的增長緩慢，但勞動市場改革和制造業的繁榮迅速使德國成為歐洲經濟強國。在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的領導下，德國在歐洲事務中的領導作用加強。另一方面，默克爾堅持實施嚴格的緊縮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作為歐盟救助的條件，引起了許多經濟困難國家的不滿。2015年，默克爾允許超過一百萬來自非洲和中東的難民進入德國，激發了歐洲范圍內關于移民政策的長期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