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史紀事本末》是中國古代第三部紀事本末體史書，由明代史學家陳邦瞻編撰，成書于1606年（萬歷三十四年)。全書27卷，10萬字，主要記載從1280年（孛兒只斤·忽必烈至正十七年）至1367年（順帝至正十七年）期間元代政治、經濟方面的一些重大事件，如農民起義、諸王叛亂、對鄰國用兵、奸臣橫征暴斂、宮廷變故、佛教危害、科舉、學校、歷法、河渠、海運等，每卷一事，事具首尾。
編撰者明代歷史學家陳邦瞻（1557-1623），撰有《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兩書，提出“夫史者征往而訓來，考世而定治者也” 的修史宗旨，強調史學的社會功能和鑒戒意義。本書被收錄《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對其評價較高，稱陳邦瞻兩史書“能墨守不變，故敘頗有條理”、“然于紀載冗雜之內，實在披榛得路之功”。
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王樹民（1911-2004）點校本，以1874年（同治十三年）江西書局出版本子為底本，參考原刊本及《宋元通鑒》《資治通鑒綱目》《元史》等書進行互校，校補史實方面的明顯錯誤。1994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以光緒年間廣雅書局版本作底本，加以斷句，與《宋史紀事本末》合冊出版。當代學者認為《元史紀事本末》取材精煉，敘事簡明扼要，輪廓清晰，條理分明，可作為元史入門之學。
書名
《元史紀事本末》是1606年（萬歷三十四）由陳邦瞻(1557-1623)編撰而成。與他在1605年編撰完成的《宋史紀事本末》相銜接，可謂《宋史紀事本末》的下編。《元史紀事本末》的編撰繼承了袁樞（1131-1205)創立的紀事本末體的敘事方法，主要記載從1280年（孛兒只斤·忽必烈至正十七年）至1367年（順帝至正十七年）期間元朝政治、經濟重大事件以及科舉、律令等制度，主要參考《元史》等。
作者
陳邦瞻（1557-1623），字德遠，號匡左，瑞州高安（今江西宜春高安市）人，明末史學家。萬歷二十六年（1589年）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浙江省、福建省、河南省參政，按、布兩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壯族自治區，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入為工部、兵部侍郎，改吏部左侍郎。《明史》評論：“邦瞻好學，敦風節。服官三十年，吏議不及。"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載：“德遠留心問學，于經史之學殊有原本，撰宋元史紀事本末，為史家所稱。搜訪高楊、張、徐之集，刻而傳之，使淫哇靡曼之后，復聞正始之音，其風尚可思也。”其作品還有《蓮花山房摘稿》七卷、《荷華山房詩稿》二十六卷。《明史》卷二百四十二、《瑞州府志》和《高安縣志》均有其人物小傳。
陳邦瞻出生于仕宦家庭，其父陳旦，嘉靖貢生，時稱道學中人。陳邦瞻自幼聰明穎悟，“周旋膝下，博覽群書。”萬歷十年，陳邦瞻以禮魁鄉試，二十六年中進士，自此步入仕途。任浙江省參政時，打擊湖盜，為民除害，“地方以安” 。 在河南省布政使任上，他勤政務實，屢有建樹，“開水田千頃，建書院，集諸生講習，士民祠祀之” 。 光宗時，陳邦瞻任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省，他派兵平定田陽區土酋岑仁的叛亂。其在任兩廣總督時，有海寇常掠奪廣東、廣西壯族自治區一帶沿海地區，“邦瞻扼之，不得逞。”葡萄牙帝國殖民者占領澳門后，“筑室青州，奸民與通，時侵內地” ，年近七旬的陳邦瞻臨危受命，迅速派兵攻入澳門，焚其巢穴。時值明代多事之秋，陳邦瞻總理三部，日夜操勞，終于積勞成疾，天啟三年卒于任上。朝廷追贈“兵部尚書”。陳邦瞻從政之余作歷史學編撰，其宗旨是“征往而訓來，考世而定治”。
成書
撰修背景
陳邦瞻在《元史紀事本末》序中交待其撰書背景：“先是侍御斗陽劉公既刻宋史紀事本末告成事，復以京兆徐公之言致不里中曰‘元實代宋，又我朝之所代也，其事尤近，不可無述，子其實重圖之。’不佞敬諾，遂取元史稍稍次第其本末，刪繁就約，略細舉巨，無何，有成。”綜合史料，陳邦瞻在1604年（萬歷三十二年）至1605年編撰完成《宋史紀事本末》后，經徐申建議，續編元代部分，歷時一年左右，于1606年撰成《元史紀事本末》。兩部書由一人編撰，均以朝代斷限，內容敘述前后銜接，相互連貫，可謂一部書的上下編。
資料來源
陳邦瞻所撰《元史紀事本末》，改變以往紀事本末史書取材于編年體史籍的慣例，轉以紀傳體史書為主，史料來源兼采眾書，主要來源于《元史》、商輅的《續資治通鑒綱目》和薛應的《宋元通鑒》。
增刪修訂
陳邦瞻完成初稿后，由臧懋循（字晉叔，1550-1620)參與訂補，主要補撰了《律令之定》，成書時為六卷27目，約10萬字。由劉曰梧為之刊行，書前有徐申、陳邦瞻二人之序，并載有凡例，目錄之后，附載元朝諸帝紀年。1607年改為四卷27目，并附錄【元史紀事本末敘】、【元史紀事本末述】、【元史紀事本末凡例】及諸帝紀年數篇 。明朝崇禎年間，張溥（1602-1641）逐篇撰寫史論，附于正文之后，并重新刊版，改篇為卷，共 27 卷。二十世紀60-70年代，王樹民（1911-2004）以1974年（同治十三年）江西書局出版本子為底本，參考原刊本及《宋元通鑒》《資治通鑒綱目》《元史》等書進行互校，校補史實方面的明顯錯誤，于197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點校本。
出版刊印
成書之后，《元史紀事本末》出版刊印多次，大多與陳邦瞻另一史書《宋史紀事本末》合刊。版本有六卷本、四卷本、二十七卷本等。六卷原刊本由劉曰梧、徐申校訂刊行，共27目（篇)，刻于1606年。1607年監察御史黃吉士巡撫淮南，將陳邦瞻二書與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合刻，《元史紀事本末》改成四卷。四卷本在清代前較通行。現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此四卷版善本。張溥的史論本在清初雖列為禁書，但因以篇為卷的優點，流傳較廣，后期重刻者多用張溥二十七卷本，以同治年間江西書局校刻的《五種紀事本末》本最為通行。之后光緒年間廣雅書局重加校對刊刻，改正明顯示錯訛。1994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以光緒年間廣雅書局版本作底本，加以斷句，與《宋史紀事本末》合冊出版。目前通行的版本是1979年中華書局的王樹民點校本。
內容
《元史紀事本末》共27卷，每卷一事，內容從標題即可看出。主要記述元代政治、經濟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書前【凡例】說明，至元十六年(1279 年)宋朝滅亡以前之事歸入宋編，朱元璋起兵后的史事列于明史范圍，對于元末的群雄并起如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只略述喪亂之由，其他俱不載；記述內容上，作者自序以“天以元開我朝也”為由，只側重元王朝興衰成敗相關重大事件和制度，如農民起義、諸王叛亂、對鄰國用兵、奸臣的橫征暴斂、宮廷變故及佛教危害等。其中有16卷敘述孛兒只斤·忽必烈時期史事。又以為“能黜元統而不能盡廢元法”(原書徐申序)，詳細記載科舉、學校、歷法、河渠、海運等為明代所多相沿襲者。全書27卷按題材可分為政治軍事、文化宗教制度、經濟三大類。其中政治軍事類15卷，側重治亂，含專撰3卷，記述元朝出兵征戰高麗、日本和安南的史實；文化宗教制度類9卷，專題敘述科舉之制、官制之定，天文歷法宗教等，如卷七 【科舉學校之制】、卷十四 【官制之定】、卷十六 【諸儒出處學問之概】、卷十七 【郭守敬授時歷】、卷十八【 佛教之崇】等；經濟類3卷，如卷十二【 運槽】，卷十三【 治河】等。
本書述史精簡扼要。如卷二 【北邊諸王之亂】，對乃顏、海都、篤哇的叛亂，用2400多字寫明了三次長達22年的叛亂及平叛情況；卷七 【阿合馬桑盧之奸】，將 《元史·奸臣傳》 內的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三人的擅權專橫、結黨營私、殘害異己、貪污受賄罪、盤剝百姓等罪行及被揭發處死等，用9000余字敘述清楚。書中詳細記錄有價值的史料。如卷十三【治河】中全文收錄歐陽玄的《至正河防記》,這是中國水利史上一篇珍貴的科學資料；卷十一 【律令之定】節錄鄭介夫上書，反映元代社會政治實情，諸如有法不行、有禁不止、吏治混亂、貧富分化以及有關禁酒、禁(宰)牛、田產、婚姻方面的律令等。本書多卷記述元朝政治腐敗及皇室爭奪皇位。如卷十九【武仁授受之際】，記李炎即位之爭以及死后傳位于弟之事。卷二十一【晉邸之立】，記朱祁鎮被殺，孛兒只斤·忽必烈太子孛兒只斤·真金之孫、晉王孛兒只斤·也孫鐵木兒即皇帝位〔泰定帝）之史實。卷二十二【三帝之立】，記泰定帝死后，伯牙吾臺·燕鐵木兒等發動政變，迎立武宗二子孛兒只斤·和世?、孛兒只斤·圖帖睦爾為帝，懷王圖帖睦爾至大都即帝位；遼王脫脫在上都，立泰定帝幼子阿刺吉八為帝(順宗)，雙方展開激戰，阿刺吉八被俘，圖帖睦爾遣使迎兄，和世即帝位(明宗 )，立圖帖睦爾為太子，明宗南下，“血崩于行在”，圖帖睦爾又即皇帝位(文宗)之史實。對于《元史》中沒有記載的史實，如紅巾軍，本書立有三卷：二十四卷【韓林兒之立】、卷二十五【 察罕帖木兒克服之功】、卷二十六【東南喪亂】，分別詳細記載北方、東南方幾支紅巾軍興起、建立政權、與元軍戰斗及敗亡的過程。
書中史論主要引用前人，如卷七 【阿合馬桑盧之奸】中引用王怦史論，卷八 【科舉學校之制】中的“史臣日”等。書中也出現以“陳邦贍曰”形式發表撰者史論，如卷十五【尚書省之復】。張溥在崇禎年間對此書逐篇論正。其所論有總結經驗教訓的，如評論世祖重用阿合馬等人說:“古來人君好利，未有過于孛兒只斤·忽必烈者也”。有評論制度的，如評科舉學校制度說:“蒙古用人，以國族勛舊貴族子弟為先，而法不專于科目也。前代之官人選士，合二為一；元之官人選士，分而為二。合二為一者，以士為官，而學校尊；分而為二者，官不必士，而徼幸出”。所以“有元數主，文治寥寥”。
思想
陳邦瞻從政數十年，其歷史學方面僅編撰《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兩書，編撰同時也蘊含以史取鑒的史學思想。他提出“夫史者征往而訓來，考世而定治者也” 的修史宗旨，強調史學的社會功能和鑒戒意義。他認為“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 ，是長期苛政暴斂導致。 陳邦瞻通過分析元朝滅亡的原因，進一步認識到歷史發展過程中存在必然性這一史觀。他在評價制度得失、朝廷腐敗時，力求客觀公正，堅持歷代史家秉筆直書的歷史學傳統。 如卷八【科舉學校之制】、卷十二【漕運】中肯評價了元朝的科舉、漕運制度。 卷四【日本用兵】一卷指出孛兒只斤·忽必烈出兵日本、安南造成惡果。
學術特點
紀事本末體的特點是展現給讀者一個完整的歷史事件，清代編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專門在史部中設立“紀事本末類”，標志著紀事本末體作為一種史書體裁地位的確立。明清時期是紀事本末體史書嬗變期，其編撰方法從鈔錄向學術研究過渡，《元史紀事本末》體現這一特點，對紀事本末體的發展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后世均以陳邦瞻所撰為范例。
影響與評價
影響
《元史紀事本末》取材精煉，敘事簡明扼要，輪廓清晰，條理分明，可作元史入門之學。梁啟超在其《拈花笑佛》中推薦本書給年輕人以“凈心啟智”；費正清《劍橋中國史》認為明代在對元史的糾錯和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元史紀事本末》，…該書真實地再述了元史，同一作者亦完成再述宋史的相同著作。這部書在中國傳統歷史學中的評價很高”。當代一些目錄學專著和歷史辭典中收錄本書，如畢素娟、熊國禎主編的《中國古代著名史籍》、高振鐸主編的《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柴德賡的《史籍舉要》、方寶觀主編的《中國人名大辭典》、方鳴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要籍大辭典》等。
評價
《四庫全書總目》對陳邦瞻所撰的宋元兩種紀事本末給予很高的評價。四庫全書總目評：“于一代興廢治亂之跡，梗概略具。袁樞義最為博，其鑄貫串亦極精密，邦瞻能墨守不變，故銓敘頗有條理。諸史之中，《宋史》最為蕪穢，不似《資治通鑒》本有脈絡可尋，此書部列區分，使一一就緒，其書雖亞于樞，其尋繹視樞為倍矣。惟是書中紀事既兼及遼、金兩朝，當時南北分疆，未能統一，自當稱‘宋遼金三史紀事’，方于體例無乖，乃專用‘宋史’標名，殊涉偏見。至《元史紀事本術》，邦瞻已別有成書，此內如蒙古諸帝之立、蒙古立國之制諸篇，皆專紀元初事實，即應析歸元紀之中，使其首尾相接，及以l杭州市未破，一概列在宋編，尤失于限斷。此外因仍《宋史》之舊，訛疏漏未及訂正者，亦所不免。然于紀載冗雜之內，實在披榛得路之功，讀通鑒者不可無袁樞之書，讀宋史者亦不可無此一編也。”在對《元史紀事本末》指出其斷代問題的同時，又評說其對元代文化典制和運漕政策記錄詳細，“攬其指要，固未嘗不可以資考鏡也。”
當代學者對于本書評價是“史書清晰、線索清楚、可讀性強、觀點鮮明”，但史料價值有限。雖內容精簡，但取材狹窄，對元朝各項史事記述并不完整，有一定錯訛之處，對比《宋史紀事本末》略顯粗略。如華世認為本書選題設篇精當，每篇史事記載完整，對元朝制度得失和元朝衰亡原因的評論很有見地。論文論述先列事綱，敘事簡明扼要，史料剪裁得當，條理清晰，行文流暢等。但也指出其記載史事不夠完整、取材狹窄、政治傾向明顯、史實文字出現錯誤等不足。
王樹民認為，陳邦瞻的兩部史書，立場觀點一致，言宋事較詳，本書敘事過于簡略，斷代存瑕。對元代歷史，只著重記述關系到統治階級成敗的事件和制度，史實不完整。又存在史實考證及史料處理不夠精當的缺略，如卷十三，“泰定三年四月，修夏津縣、陽武河堤三十三所。”此文出于《元史》卷三〇【孛兒只斤·也孫鐵木兒紀】，原無“陽”字，“武”字上下當有脫文。所書地名應去夏津不遠，陽武的地理條件不合，可知“陽”字為妄補。又如卷二十二，至順二年記皇子燕帖古思，三年又作燕帖古思，中間改名，本書失于記載。又王保保退出太原市后，仍追隨劉奭于大漠南北，洪武八年（1375）卒于塞外。朱元璋很慨嘆地說：“王保保（擴廓的本名）真奇男子，吾不得而臣！”事跡甚為明白。而陳書認為“后不知所終”（卷二十七），史實失真。
版本
《元史紀事本末》成書后通常與《宋史紀事本末》合刻，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王樹民點校時搜集到18種版本。
文藝影視
《元史》連環畫，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出版時間2003年1月。主要根據《元通俗演義》《元史紀事本末》《元史》等著作編繪，分十冊出版。
參考資料 >
元史紀事本末.中國國家圖書館.2023-04-29
元史紀事本末.浙江圖書館.2023-05-01
聯機公共目錄查詢系統 .中國國家圖書館.2023-04-29
評《元史紀事本末》.貴州師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23-05-12
【鄉土中國】走進陳邦瞻故里，感受荷嶺上寨村祠堂文化.微信公眾平臺.2023-04-28
中國古籍資源庫.中國國家圖書館.2023-04-29
歷代紀事本末合編.西北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2023-04-29
聯機公共目錄查詢（元史紀事本末）.中國國家圖書館.2023-05-12
清光緒二十四年湖南思賢書局校刻本元史紀事本末.網易.2023-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