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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男，1943年2月9日出生于美國印第安納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公共政策分析師和哥倫比亞大學金融與商業教授教授，并擔任該大學全球思想委員會主席。

1960年，斯蒂格利茨考入美國東部的阿默斯特學院。1967年他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之后在劍橋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69年至1974年他分別在耶魯大學和斯坦福大學任教。1979年進入普林斯頓大學任職；同年，他獲得了美國經濟學會頒發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1987年，他創辦了《經濟學展望雜志》。1988年他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同年起在斯坦福大學任經濟學教授。1993年，斯蒂格利茨步入政界，成為克林頓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CEA）成員，并從1995年6月起任該委員會主席。1997年起，他又擔任了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并于2000年被要求辭職。2001年，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重新開始他的教學和學術研究生涯。2008年，斯蒂格利茨擔任法國經濟績效和社會進步衡量委員會主席。2009年，他被任命為聯合國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改革專家委員會主席。2011至2014年，斯蒂格利茨任國際經濟學協會主席。

2017年3月，斯蒂格利茨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并在論壇上發言。次年4月，他出席了2018高層峰會。2019年3月，斯蒂格利茨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并對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建議。次年8月，他在中國財富論壇“全球劇變下的財富管理趨勢”上闡述了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化有三點影響。他在2021年12月和2023年5月分別參加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第六屆國家發展論壇和在日本舉行的七國集團（G7）部長級會議。

斯蒂格利茨對現代經濟學重要的貢獻是在信息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方面，特別是對不對稱信息的研究。他也成為信息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他所倡導的一些前沿理論，成為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標準工具。他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年2月9日出生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加里。

1960年，斯蒂格利茨考入美國東部的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1964年獲學士。1967年，本科畢業僅三年，僅24歲的斯蒂格利茨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

工作經歷

斯蒂格利茨在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后，在劍橋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僅26歲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魯大學聘為經濟學正教授，三年后他被選為計量經濟學會的會員，這是一個經濟學家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之一。1974年至1976年，斯蒂格利茨任職于斯坦福大學。

1979年，斯蒂格利茨進入普林斯頓大學任職；同年，36歲的他獲得了美國經濟學會兩年一度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該獎項用于表彰對經濟學做出杰出貢獻的40歲以下經濟學家。1986年，斯蒂格利茨和同事布魯斯·格林沃德以比較復雜的數學模型證明，當市場不完備、信息不對稱、競爭不完全時，市場機制不會自己達到帕累托最優。這些內容形成了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1987年，他創辦了《經濟學展望雜志》，降低了其他主要經濟學雜志所設立的專業化障礙。1988年他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同年起在斯坦福大學任經濟學教授。

1993年，斯蒂格利茨步入政界，成為克林頓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CEA）成員，并從1995年6月起任該委員會主席。1997年起，他又擔任了國際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身為世界銀行的高級官員，他卻不斷對該機構提出尖銳的批評，斯蒂格利茨的行為引起世界銀行的不滿，2000年，他被要求辭職并很快得到了批準。2001年，他選擇進入哥倫比亞大學，重新開始他的教學和學術研究生涯。2001年，因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信息經濟學的創立做出的重大貢獻，斯蒂格利茨獲得了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7年，斯蒂格利茨的重要貢獻使得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獲得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2008年，斯蒂格利茨應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的邀請擔任經濟績效和社會進步衡量委員會主席。2009年，他被聯合國大會主席任命為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改革專家委員會主席。

2011至2014年，任國際經濟學協會主席。截至2024年9月12日，斯蒂格利茨擔任哥倫比亞大學金融與商業教授，并擔任該大學全球思想委員會主席。

研究領域

專業領域

發展經濟學，經濟學與政策，國際金融，貨幣理論。

主講課程

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公共部門經濟學、金融學和組織經濟學。

社會活動

1989年，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邀請斯蒂格利茨發表了題為“政府的經濟角色”的演講，并邀請七位學者進行書面評論，包括后來獲得諾貝爾獎的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North，1920 –2015）。1998年，斯蒂格利茨第一次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進行專題演講，演講的題目是《中國第二代改革戰略》，該演講在中國引起了高度重視，隨后全文登載在人民日報、經濟日報。

2017年3月18日至20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斯蒂格利茨出席并發言。2018年4月12日，斯蒂格利茨在紐約哈佛俱樂部出席“2018高層峰會：新世界格局下的中美商務關系”。

2019年3月23日，斯蒂格利茨參加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新）成立大會暨中國經濟學70年演進與發展學術研討會，表示“對于中國來說，現在處在一個非常令人興奮的轉型時刻。中國正面臨著全新的經濟上的挑戰，但中國可以運用新的工具來建造新的模型，解決社會發展中的關鍵問題。同年3月23日至25日，斯蒂格利茨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并對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建議。首先，中國要考慮增加研究方面、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投資，包括學前教育和農村的投入，此外還要繼續為婦女和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機會參與到勞動力的隊伍。

2020年8月22日，斯蒂格利茨參加在青島市舉辦的中國財富論壇“全球劇變下的財富管理趨勢”，闡述了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化有三點影響。2021年12月19日，斯蒂格利茨應邀參加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第六屆國家發展論壇，并就從特朗普到拜登，中美兩國之間在經濟關系方面產生的不同、包括在氣候、環境、海洋、醫療等領域的全球合作的作用等方面與國發院名譽院長林毅夫進行了探討。

2022年3月2日，斯蒂格利茨與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李曉教授圍繞著兩位的新著《雙重沖擊》和《美國真相》中的部分核心論點，以及近期在大國博弈和疫情“雙重沖擊”下的全球化分裂、世界經濟增長困境和2022俄烏沖突升級對全球經濟、金融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跨洋對話。

2022年4月26日，斯蒂格利茨出席第四屆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研討會，會上指出有效率的經濟體需要市場與政府間的平衡。單靠市場無法做到高效率，也無法實現公平和可持續發展，政府必須扮演監管、投資和協調的角色。面對新冠疫情，人們需要依靠政府來控制疫情傳播、推廣疫苗接種和保護經濟。另一項重要的工作是新型冠狀病毒疫苗開發，它同樣需要政府投資于基礎研究、引導基礎研究過渡到應用研究再過渡到生產。

2023年5月12日，斯蒂格利茨在日本新潟參加七國集團（G7）部長級會議上警告稱，美國兩黨民主黨和共和黨，競相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可能會破壞有關應對氣候變化和其他全球危機的國際行動。

觀點與理論

論風險問題

斯蒂格利茨對風險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與邁爾·羅斯柴爾德（M.Rothschild）在70年代早期合作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之中。斯蒂格利茨在與羅斯柴爾德合作的論文《遞增風險：定義》（1970）中，首先對風險的傳統定義進行了總結，并提出了新的定義方法。斯蒂格利茨在與羅斯柴爾德合作的《遞增風險：經濟影響》（1971）論文中，進一步對遞增風險的經濟影響及其具體應用進行了論述，分別就不確定性對儲蓄收益率的影響、資產組合選擇問題、廠商的生產問題和廠商多期計劃問題等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斯蒂格利茨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研究，直接導致了他對委托－代理及道德風險、信息甄別、不完全競爭等問題的研究。這些研究既是它對前述分析工具和基本思想的理論應用，又構成了他對各種具體經濟問題進行分析的立足點。

“一帶一路”對全球化貢獻大

斯蒂格利茨很關注中國經濟變革和發展，在《中國世紀從2015年開始》一文中指出：中國經濟以后將會長期位居世界第一。對此，美國不能遏制，必須加深合作。“一帶一路”倡議對推進全球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因為很多國家，特別是一些窮國、一些被忽視的國家都被納入進來。同時，幫助他們實現跟世界經濟的聯通，這是推進全球化的一個好方式。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創立的國際秩序大不相同。新的秩序必須擁護多極世界，實現更持續、更平衡的發展，全球化也會繼續支持各國的國力提高，提高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平。

注重發展中國家的狀況

斯蒂格利茨注重發展中國家的狀況，常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角度闡述問題。他曾尖銳地指責引導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有關國際機構漠視貧困人群的利益，在消除貧困，促進社會公正方面無所作為。對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銀行的“消滅貧窮計劃”——自由貿易，斯蒂格利茨的觀點是：與19世紀一樣，歐洲人和美國人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處沖破壁壘打開市場，卻阻礙第三世界的農產品進入他們的市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西方用戰爭來推行他們的不平等貿易；今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使用的金融和財政手段幾乎一樣有效。

中國在重建世界新秩序方面承擔的作用和角色

斯蒂格利茨在他的著作《自由市場的墜落》中提到：截至2012年中國的GDP仍然大約只有美國的一半，要想超過美國，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想接近美國的人均收入，中國要走的路則更長，中國人均收入大約是美國的1/8。中國可能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國、最大的汽車生產國及廣義上最大的制造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雖然比危機發生之前有所減緩，但增速每年仍超過美國7個百分點，如果以該速度持續發展，中美兩國GDP的差距每10年會縮減一半。如果發展得好的話，在未來的25年內，中國很可能成為在亞洲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體。在經濟總量上，亞洲很可能超過美國。

中國經濟增長有許多潛在的戰略轉變方式，例如，通過創建更多的地方性銀行，給予中小企業更多的扶持。在大多數國家，中小企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有利于國民收入的提高，從而改變收入分配結構，以增加國內消費。中國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反映了中國經濟政策方面的一些沖突。該刺激計劃的大部分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綠色”經濟。新的高速鐵路系統的建設使中國的經濟地理環境瞬間發生巨變，這有助于打造出更強大的國民經濟實力。

從2015年開始，世界進入“中國世紀”

2015年初，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場》雜志發表《中國世紀》一文，文中說道，在出口、居民儲蓄、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中國甚至早就超過了美國。在創新和專利方面，中國雖然落后于美國，但差距也正在縮小。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2014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從2015年開始，世界進入“中國世紀”。

批評美國的相關政策

2024年5月，斯蒂格利茨接受了英國《金融時報》專訪，談及中美貿易爭端時指出，問題的根源在于美國從未預料到會有中國這樣的競爭對手，并非是中國出現貿易違規，而是美國出現了戰略錯誤。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書籍《通向自由之路》認為美國社會不平等及由此產生的絕望感，催生出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主義。他稱特朗普為“新自由主義”的產物，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自私”、“唯物主義”和“不誠實”等特征，同時建議美國政府在網絡監管、帶薪病假和帶薪假期等方面向歐洲學習。

美聯儲加劇了通脹問題

2024年9月，斯蒂格利茨在采訪中表示，美聯儲抑制通脹的激進舉措可能反而加劇了問題。他呼吁美聯儲在即將召開的政策會議上降息50個基點。

主要作品

備注：僅列示部分信息

影響與評價

影響

斯蒂格利茨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信息經濟學的創立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所倡導的一些前沿理論，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已成為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標準工具。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門經濟學領域最著名的專家。他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斯蒂格利茨是數以百計的學術論文和著作的作者和編者，包括十分暢銷的本科教材《公共部門經濟學》（諾頓公司）和與安東尼·阿特金森合著的《公共經濟學講義》。

評價

斯蒂格利茨為人和善，天性樂觀，樂于在演講臺上闡述自己的觀點，在經濟學領域中是一名無可爭議的巨人。他的名聲來自于一種有趣的理論，這種理論用簡單的語言來表述，聽起來就和非經濟學的常識一樣。（《經濟學家的故事》主編何曉波、梁勝評）

斯蒂格利茨在不對稱信息的研究上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他把他在理論上的洞察力，應用于看上去沒有關聯的不同市場。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推動了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改變了我們認識經濟行為和現象的方式，也為我們分析制度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原院長錢穎一評）

在2021年的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中，斯蒂格利茨博士對不對稱信息經濟學理論的貢獻最大。斯蒂格利茨曾多次強調假如不考慮信息的不對稱性的話，那么經濟學模型很可能是誤導性的。他的這一警示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因為就不對稱信息來說，不同的市場會有不同的特征。這一結論同樣適用于公共管理的研究領域。可見斯蒂格利茨的一系列論著不僅是進一步探索信息經濟學理論的主要文獻，而且也是有關領域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瑞典皇家科學院評）

斯蒂格利茨博士在信息經濟學文獻中堪稱是被人們引用得最多的經濟學家，在更廣泛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領域內也是如此。他所倡導的一些前沿理論，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成為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標準工具。他所著的《經濟學》在1993年首次出版后，一版再版，被全球公認為最經典的經濟學教材之一，成為繼保羅·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格里高利·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之后西方又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入門教科書。（《經濟學家的故事》主編何曉波、梁勝評）

重要榮譽

參考資料：

個人生活

他斯蒂格利茨從小聰明好學、成績優秀，尤其具有數學天賦。在就讀阿默斯特學院時，他開始喜歡上了經濟學。21歲本科畢業后，斯蒂格利茨直接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深造，師從著名經濟學泰斗薩繆爾森，兩年后就獲得了經濟學博士頭銜，并創下了當時最年輕的博士獲得者紀錄。

斯蒂格利茨有一個勤奮的家庭，他的父親95歲才從保險代理人的崗位上退休，他的母親在67歲時按規定從小學教師的崗位上退休后，又開始教人糾正閱讀，一直工作到84歲。斯蒂格利茨博士在大學的時候，學習成績非常優秀，對社會活動也很感興趣。1963年，也就是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成了學生會主席。那期間，美國民權運動正如火如荼，斯蒂格利茨博士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參加了馬丁·路德·金博士領導的大游行，那次游行的高潮就是金博士名垂青史的演講《我有一個夢》。這些社會活動對于塑造他為人和善、天性樂觀的性格和他成名后的力倡公平、公正的市場思想應該說都具有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