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文化博物館位于建成的明故城墻內，建成后將分為狀元成長、狀元之路、狀元文化三部分，收集了包括古代的考卷、皇榜、圣旨等珍貴文物近千件，形象系統地展示古代萬千學子的狀元之夢和狀元之路。
基本介紹
曲阜市正加緊興建中國首座狀元文化博物館。９月下旬，這座狀元文化博物館將正式落成，并對游人開放，這是曲阜打造明故城為“博物館城”后的又一杰作。曲阜利用城墻的中空特點，在明故城墻內先后建起了中外酒器博物館、毛澤東像章博物館、漢畫像石博物館、中國票證博物館、中外錢幣博物館、孔府老照片博物館等８處博物館。雖然館址毗鄰孔府，但并沒有引來眾多觀瞻的腳步。據執掌博物館的劉曉介紹，他是懷揣著熱切的希望從外地到曲阜這塊文化寶地來的。他覺得作為歷史文化的一個側面狀元文化，應該與儒家文化相映成輝，相諧成趣，相得益彰。日前，記者應邀來到曲阜市，對這所新興文化館藏進行了探訪。獨特的文化價值 這座博物館它坐落在孔府后門，后作街東首。展覽館面積約1000平方米，共分為“梅花香自苦寒來”、“一日看盡長安花”、“孔圣千秋狀元師”、“飛入尋常百姓家”等四個展區，陳列珍貴文物千余件。而給記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四件鎮館之寶。第一展廳內，有一塊寬71厘米，長171厘米，底板由松屬制作的古匾，乃明代披灰工藝，整體呈暗棗紅色，上有兩行墨字，上款為“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夏寅書”，下款是“大名天順丁丑科黎淳進士方中”，這件古匾距今已有550年的歷史。博物館館長劉曉解釋說，黎淳其實是該榜狀元，之所以獲進士匾，是因明朝初期，官方并沒有將“狀元”作為殿試第一名的專稱，迄今為止，我國尚未發現第二塊與之類似的古匾，堪稱國寶。清同治七年洪鈞的狀元及第匾、光緒三十年朱汝珍的榜眼及第匾、乾隆五十四年劉鳳誥的探花及第匾，也極具重要文化價值。狀元、榜眼、探花就是殿試的冠軍、亞軍、季軍，合成“三鼎甲”。洪鈞的狀元及第匾，本來懸掛在蘇州市洪鈞的“狀元府”門上，文革時不知去向。再次出現的時候，已經在日本東京了，館長劉曉在當地華僑和留學生的幫助下，花費了5萬美金把這件國寶搶救回來。另有18幅古代狀元的文物書畫，也讓記者感慨不已：能將所有出過狀元的省份的狀元手筆真跡全部保留至此，足能說明該博物館的分量。還有一件是清朱高熾的圣旨。因為他在位時間極短，他的墨跡也就最難得，圣旨能夠流傳到民間，就更是稀奇罕見。這樣的絕本，當然也堪為鎮館之寶了。博物館中，還陳列著陳豪家教圖、童生試卷、鄉試試卷、家族舉人匾、鄉試朱卷、考生使用的書籃、水壺、封夫人的貴族服飾、黃馬褂、只有狀元才能擁有的翰林院出入腰牌、六品涼帽，5厘米見方的、上刻506個字的朱用純治家記等。另外，還有紀昀贈予當時得中第11名進士的朱寵的一塊用金箔所鑲的匾額，匾上的“魁”字少了上面的一撇，據說與孔子不信鬼神的思想有關哩。 ?“將這些狀元用過的東西和文物古跡展現出來，其實是對我們中華文物的一種保護，讓人們真正了解‘狀元’的含義。”博物館館長劉曉說，“將狀元文化同孔子文化相結合向世人展現出來有其獨特意義，因為究其根源，孔子文化才是狀元文化的根。”中國的狀元與科考 我國封建社會科舉考試制度自隋朝大業二年（606年）創始，至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結束，歷時一千三百多年。這期間共產生狀元504人，其中唐代139人，五代十國時期11人，宋代118人，元代32人，明朝90人，清代114人。另外，遼、金兩代也以名列榜首的進士為狀元，遼有18人，金有15人。張獻忠的大順有狀元l人，太平天國有狀元14人。如將這些狀元同唐、五代十國、宋、元、明、清的狀元算在一起，則中國歷代狀元共有552人。在我國，“狀元”名稱是從唐朝開始的。當時舉人們到京師應禮部會考時，都必須先投狀文，得第一名者為“狀元”。“狀”指“狀文”，“元”指“第一”、“魁首”的意思。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狀元是李淵武德五年（662年）壬午科狀元孫伏伽，最后一個狀元是清代光緒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的劉春霖。在這漫長的科舉年代里，只有一些著名的狀元為人們所熟知。如唐代的賀知章、王維、顏真卿，宋代的張孝祥、文天祥，明代的楊慎，清代的張謇等等。他們有的是實業家，有的是政治家，有的是軍事家，還有的是文學家和藝術家。狀元中，在政治上影響最大的是宋朝的文天祥和清朝的翁同騄。文天祥21歲考中狀元，后官至丞相。文天祥在宋被元滅后，繼續組織武裝抵抗，后被元朝俘虜，在獄中仍堅貞不屈，寫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一直為人們所敬仰。翁同騄被人稱為“變法狀元”，對于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他都極力主張抗戰，反對妥協投降，《馬關條約》簽定后，他當面斥責李鴻章是“中國頭號賣國賊”。考中狀元非常之難。如宋朝每年約有四十萬考生應試，40萬人中出一個狀元，這個狀元可謂難得。狀元中，還有“連中三元”，是指在鄉試、會試、殿試中得第一名。據統計，一千多年的科舉考試中，只出了17名“連中三元”的狀元。考中狀元所得的官位并不高，一般只封一個六品或七品的官位，即使被皇帝看中，選為附馬都尉，也不過是個三品官。科舉是中國古代重要的選官制度，也是人才升的主要途徑。科舉考試雖然包納了一定的封建糟粕，但與以往的“世卿世祿”相比有了極大的進步。科舉考試的出現，使社會各階層人士，特別是下層文人，有進入仕途的機會，結束了魏晉以來世家大族的世襲壟斷。開科考試從隋朝首興，到1904年盛行了1000多年，成為影響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風貌的重要人文基礎。歷朝考試制度的實質是依照規定的考試形式與考試科目，在基本固定的時段與地域范圍內，按照考生比例與成績優劣，擢舉一定數額人選。考試內容、形式和科目以儒家經典文獻的釋解、詩文寫作、對國家大政的策問為主。在科舉考試中獲得進士乃至狀元的文人，必須具有深厚的經學、文學功底，對國家大政、治國治民方略有敏銳觀察力與獨到見解。科舉考試的前提是教育。重視教育這一觀念的形成與對教育的投資是需要一定的社會背景，地方社會政治、經濟、習俗都與教育的成功與否有關。博物館館長劉曉說：“我們現在關注這些，就是關注文化與教育，就是讓后人在借鑒歷史的基礎上，享受更先進的文化與更科學的教育。中國所有的博物館都是為了展示古代工藝文明和技術文明，而狀元博物館以展示精神文明為目的。”十年辛苦不尋常 說起狀元文化博物館，就不能不說館長劉曉，正是由于他多年的心血，才澆開了這朵文化之花。從開始有意于狀元文物的收藏，到如今的正式狀元文化博物館的開館，劉曉走了13年不尋常的收藏之路，也嘗遍了其中的酸辣苦甜。劉曉其實并非濟寧市人，而是來自江蘇省徐州。他因為出生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所以自幼喜愛與尊重文化，并且煉就了一雙鑒賞古字畫的慧眼。（他有一個承諾，如果經他鑒定的字畫，如果有贗品和假貨，他就包賠2萬元）。照這條道走下去，他是可以吃喝不愁，甚至發財致富的，但三代教師家庭這一文化背景，卻讓他念念不忘教育與文化，特別是對古代科考中的狀元文化產生了興趣。他認為，狀元是古代教育的塔尖，是古代教育的典范，以此為切入點，便可以更透徹地認識古代教育文化，也可以給當代教育提供一些借鑒與啟示。劉曉是1987年高中畢業，高考時因數學與英語成績稍差，與大學失之交臂。之后，在姥爺的指導下，搞書畫鑒賞，收集了不少齊白石的畫，這成為他后來事業發展之基。1993年開始收藏以來，他跑遍了大江南北，祖國各地。飛機票就用了一箱子，累計有數幾萬元之多。明代的黎淳狀元匾，就是他在江西省買到的。那是2002年的春節，他帶愛人和孩子去江西婺源旅游，在這個縣城里，他逛賣舊書的書店，看中了書架上面擺著的這塊匾，便毫不猶豫地用一萬元買了下來。等回家后，他查了明代進士題名錄，方知：黎淳后來考中狀元。這是中國獨一無二一塊匾牌。專家評估說，一千萬，都值。明代狀元趙秉忠條屏，是一個朋友從北京中國嘉德購得，原為北京書畫院院長陳半丁收藏，后被浙江省的朋友收藏，劉曉得知后，非常想要，前后8次協商，于2000年購得，現已升值40萬元。清官轎，原為洪鈞做的，從洪鈞后人處購得。前面談到的洪鈞的狀元及第匾，也是劉曉費盡周折弄來的。 ?2000年適值全國允許個人建博物館，建一個狀元博物館的念頭，便在他心中悄然萌動了，他先用110多萬，補充展臺等裝飾，又將價格1000萬左右的展品從徐州運到曲阜。隨著文物收藏的漸多，劉曉在界內的名氣也是越來越大了。有人要高價收購他的藏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朋友想用5000萬元買下來博物館；有的地方也想請他到當地建館；但劉曉卻最終選擇了曲阜市，選擇了濟寧市這一古老而深厚的文化大地。劉曉說，狀元文化的源頭來自于教育，而教育的源頭又來自于孔子，博物館設在濟寧的曲阜，才是真正找到了“家”。安了這個文化之“家”，并準備大干一場的劉曉，其實還在辛苦著，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比如在經濟上，博物館每年20多萬元的費用，怎樣來補貼這些開支，劉曉只得通過別的產業去掙錢，否則難以為繼。博物館里很多物件都是無價之寶，“可是咱不能賣啊！”劉曉說。在全國所有的館藏里，狀元之物之多之豐，無出其右者，但他還是有一種“養在深閨人未識”的感覺，他想讓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來看，從狀元文化中獲得教益與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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