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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白話史記》是2008年4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司馬遷，譯者是盛廣智。

本書包括上下兩冊，主要講述了用白話合譯有關《全本史記》等方面的內容。

《白話史記》（全譯本）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在臺靜農先生的倡議下，匯集了臺灣省十四所院校六十位學人，經過兩年的努力，將《史記》全部語譯，凡一百六十萬字。由臺靜農先生題寫書名并作序出版。司馬遷的《史記》貫穿經傳，整理諸子百家，述了三代而下以至其當代的史事，為中華民族保存了紀元前千余年的歷史文化，這一巨著，是先秦所有典籍無可相比的。作為一個中國人，要了解自家的歷史文化，必讀《全本史記》。惟有透過《全本史記》的認識，才能真正找出中國人的“根”。但因其文字古質，沒有相當學歷的人是不易讀懂的。尤以今時學術分科，除專門文史學研究者外，有能力讀此書的更少了。

簡介

中國大陸最早的《白話史記》是由岳麓書社于1987年3月翻版臺灣省同名書籍。

《白話史記》系臺灣六十教授合譯，1979年初版于臺灣。

內容提要

司馬遷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在劉徹為鞏固封建統治而實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政策的年代里，戰國以來的百家爭鳴漸趨沉寂，許多作家或皓首窮經，或歌功頌德，其作品多顯得思想貧乏或流于一般。唯有司馬遷超世拔俗，格調獨標，以他的反抗精神和創造精神，寫成一部彪炳千古、輝耀百代的偉大的歷史著作和文學著作，這就是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全本史記》，從而開創了紀傳體歷史學和傳記體文學的光輝范例，也奠定了司馬遷在史學和文學領域中的獨一無二的地位。

司馬遷(前145—約前87年)，龍門(今陜西韓城)人。他的一生基本上是與劉徹相始終的。

司馬遷生在一個有治史傳統的家庭中，他的先世都是周代的史官。其父司馬談是漢武帝時的太史令，學識淵博，見聞頗廣，曾“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談寫過一篇《論六家要旨》，把春秋、戰國以來的百家之學概括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逐一對這六家的思想進行評述。對于前五家，司馬談多取分析批判或排斥的態度，而對道家則多所褒揚，并作了更多的肯定，認為它兼有各家所長而無其所短。司馬談的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在《論六家要旨》中表現出的敢于與正統的儒家思想相抗衡的批判精神，對司馬遷的人格發展與思想成長，無疑會產生良好的影響。幼年時司馬遷跟父親住在家鄉，“耕牧河山之陽”，后隨父至長安，曾就師于經學大師董仲舒、孔安國，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

司馬談作為朝廷史官，有接觸“天下遺文古事”的方便，曾立志要撰寫一部為“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作傳的史書，但一直未能如愿。公元前110年，司馬談去逝。臨終前，他囑咐司馬遷說：“余死，汝必為太史姓。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激動地表示：“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全本史記·太史公自序》)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職為太史令，便開始為《史記》的撰寫搜集材料，準備寫作條件。約在公元前104年，他正式開始了《史記》的寫作。

作者簡介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漢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字子長市，左馮夏陽（今陜西韓城南芝川鎮）人。著有《全本史記》，《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司馬遷賦》八篇；《隋書·經籍志》有《司馬遷集》一卷。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寫古今通史的愿望沒有實現，臨終要司馬遷完成其夙愿。后來，司馬遷繼任父親太史令之職，開始寫《史記》，十多年后，終于完成。

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跡，了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軼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

劉徹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官藏的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國第一部歷書《太初歷》完成，隨后他就開始撰寫《全本史記》。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為替李陵辯護，而被關入監獄，并處以宮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馬遷出獄，后當了中書令。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記》全書得以完成。

成書原因

司馬遷著《史記》，其歷史學觀念在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并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視天人之間關系的演變，從而了解“古今之變”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全本史記》的宏愿。

司馬氏世代為太史姓，為繼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劉徹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全本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并以劉徹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歷下限，撰寫史記。

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而且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全本史記》。

三、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

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司馬遷身為太史公，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全本史記》。

在《報任安書》中也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參考資料 >

白話史記（上中下）.豆瓣讀書.202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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