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田等觀（Tada Tokan，1890—1967）是一名日本僧人，出生于1890年7月1日，出生地為日本秋田縣土崎港。他的父親多田義觀是當地凈土真宗本愿寺系統寺院——弘誓山西船寺的第十四世住持。多田等觀初中畢業后前往京都游學，偶然的機會讓他與西藏自治區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是因為土登嘉措派遣阿旺羅桑到日本留學一事。
概述
多田等觀的父親多田義觀是當地凈土真宗本愿寺系統寺院——弘誓山西船寺的第十四世住持。初中畢業以后，多田等觀從秋天縣來到京都游學。一個偶然的機會，讓這位當時對西藏毫無所知的青年與西藏結下了不解之緣，這就是十三世達賴喇嘛派遣阿旺羅桑到日本留學一事。
1911年4月，受達賴喇嘛派遣的赴日留學生阿旺羅桑一行三人抵達京都時，多田等觀之弟多田義正正在大谷光瑞創辦的神戶武庫中學接受所謂的“英才教育”。大谷光瑞從多田義正的口中獲釋其兄正在京都游學的情況后，就指名讓多田等觀給阿旺羅桑一行教授日語，同時跟阿旺羅桑學習藏語。正想半工半讀上學的多田便愉快地接受了這項任務。
接受任務以后，多田等觀便和阿旺羅桑及其兩位隨從一起住在西本愿寺的飛云閣，一邊給他們教授日語，同時學習藏語。阿旺羅桑對這位來自日本東北地方的老師非常滿意。多田知道他的這個學生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留學生，說“這些西藏自治區人的到來與其說是為了研究日本的佛教，倒不如說是帶有某種外交目的，他們似乎具有西藏外交官的身份，擦瓦（即阿旺羅桑）就是一位具有這方面才智的人物”。因此，多田對他們教授日語時非常認真。但是，過了半年以后，當大谷光瑞召見來自西藏的這位留學生時，卻根本聽不懂他講的日語。原來多田等觀給阿旺羅桑教授的是一口地產的日本秋天方言。這引起了大谷大學的不快，于是重新找了一位京都人給他教授日語。但多田一直跟隨阿旺羅桑學習藏語，并一起搬到了大谷光瑞在神戶修建的豪華別墅——六甲山二樂莊。大谷光瑞在這里給阿旺羅桑專門修建了一處具有西藏自治區風格的“西藏堪布室”。多田說自己因為有三個藏語老師，所以藏語進步很
快。
不久，阿旺羅桑因為收到了達賴喇嘛催他返藏的電報，準備
返回西藏。臨行前，阿旺羅桑要求多田與他們同去印度，但因經費不足，多田表示猶豫，后經大谷光瑞發話，他只好答應送他們到加爾各答。1912年1月23日，他們離開神戶港，起程返藏。隨阿旺羅桑等三名藏族同行的除多田等觀以外，還有上述的青木文教以及藤谷晃道二人。此時，多田等觀自己還沒有進藏的愿望。
1912年3月，阿旺羅桑及多田一行六人抵達印度噶倫堡。在阿旺羅桑活佛的引見下，21歲的多田與青木文教一起見了正在這里滯留的土登嘉措。達賴喇嘛看到多田能講藏語，非常高興，給他取了藏文名字叫“土登堅贊”（Thubbstanbkra－sts），并贈送了一套高檔的西藏自治區僧裝。這是多田等觀初次謁見達賴喇嘛。
當時達賴喇嘛想急于了解辛亥革命以后中國內地的形勢，因此，在此后兩個多月時間里，多田幾乎每天給阿旺羅桑講述日本報紙上的相關新聞，再由阿旺羅桑講述給達賴喇嘛。6月24日，達賴喇嘛一行從噶倫堡起程進藏，阿旺羅桑活佛作為達賴的隨從堪布，也離開了這里。達賴臨起程的前一天，讓侍從給多田等觀送來了入藏許可證書，讓他日后一定來西藏。多田等觀自己說，達賴喇嘛還給他留下了兩名藏族。一位名叫霍爾康·札薩的拉薩市貴族，給他教授純粹的藏語，另一名是僧官赤東·羅桌，擔任達賴喇嘛與多田之間的聯絡員。這兩名藏人很可能是當時西藏地方政府駐噶倫堡辦事機構的人員。青木文教在其《秘密國西藏》中記載說，達賴喇嘛在離開噶倫堡的前一天即6月23日，召見了青木、多田二人，二人請求提供入藏幫助，達賴喇嘛欣然允諾，說若有困難就去找西藏政府派駐噶倫堡的代表，一定會得到他們的幫助。
雖然達賴喇嘛歡迎多田等觀到拉薩學習，但他當時還沒有下定決心進藏。不久，在英國駐錫金王國的行政長官查爾斯·貝爾的介紹下，他與青木一起移居到大吉嶺，住在一個名叫固帕里的車站附近的人家。9月初，青木離開這里踏上了進藏旅程，多田則在這里等待著大谷光瑞的指示。1913年1月，多田等觀在大吉嶺收到了西本愿寺本山發來的信，命他“進入西藏自治區，鉆研其教理，并計劃長期駐留西藏。關于研究等方面的具體問題，遵照法主的指示進行。”多田等觀接到本山的進藏指示后，便開始了他的入藏活動。
由于英國人對與西藏連接的印度、錫金王國、尼泊爾的邊境控制很嚴，所以多田認為從這些地方難以進藏。加之英國人獲知青木文教已經秘密入藏的消息后，對多田等觀的行蹤一直予以監視。于是，為了不引起英印警察的懷疑，多日決定從沒有英國人駐扎的不丹邊境進藏。為此，他托別人給自己發來母親病危的電報，慌稱自己要返回日本。當地警察信以為真。1913年8月，多田從大吉嶺抵達加爾各答再從這里乘火車向不丹邊境進發。進人不丹后，化裝成當地人，風餐露宿，與不丹人一樣赤腳走路，吃盡苦頭。越過邊境進入西藏自治區境內以后，他便拿出想必能派上用場的、達賴喇嘛簽發給他的入藏許可證，出示給當地的藏族。因為這種證明書惟有西藏上層才能得到，但當時多田等觀衣衫襤樓，形似乞丐，誰也不相信他是達賴喇嘛的客人，當地人對他的要求都婉言謝絕。此后，直至抵達拉薩市，達賴喇嘛給他發給的這張路途優待證書未能派上什么用場。
1913年9月28日，多田等觀歷經艱辛，終于抵達目的地拉薩。他拜訪了阿旺羅桑，阿旺羅桑又帶他拜訪了達賴喇嘛的基巧堪布（即總管），并在羅布林卡謁見了達賴喇嘛。吉巧堪布向他轉達了達賴的意見，即休息一段時間以后進入寺院學習。正在拉薩的另外兩位日本人青木文教、矢島保治郎聽到多田抵達拉薩的消息后，前來問候。
據多田記載，剛抵拉薩的他當時還沒有立即進入寺院及長期學習西藏佛教的愿望，而是象青木文教一樣，希望達賴給自己安排一名家庭教師，住在藏族家中學習。但他的這種想法遭到了達賴喇嘛的訓斥，告誡他說：在西藏自治區學習佛教必須進入寺院修行，佛教重視的是對學習的內容進行體驗，既然從遙遠的日本來西藏學習佛教，一定要下定決心，刻苦修行，否則不如回到日本。受到達賴的這種訓斥以后，多田只好同意進入寺院學習。
然而，多田入寺學習一事遭到了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高僧們的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是：西藏佛教是沒有任何混雜物的最純潔的宗教，寺院中純潔得如牛奶一般，如果一個外國人進入寺院，猶如牛奶中滴進了一滴血，這樣牛奶如果不被全部染紅，也會弄臟。當多因為進不了寺院而暗自慶幸時，達賴喇嘛表態說：“日本是一個佛教國家，我想一個佛教國家的人進入我們的佛教寺院沒有什么妨礙吧”。達賴的以上意見通過吉巧堪布傳達給寺院方面后，再沒有人反對多田進寺學習了，而是竟相邀請到自己的寺院學習，最后用擲子的辦法決定進入色拉寺學習。1913年11月，多田便開始了在色拉寺長達十年的佛教修行生活。
拉薩留學生活及其它
進入色拉寺以后，多田等觀被安排在罕東康村。這個康村的僧人多系來自安多地區的蒙古族和藏族。因為，多田是來自西藏自治區東方的日本人，所以也被安排在這個康村。以后多田在該寺居住了十年，基本上如同西藏喇嘛一樣過著嚴格的修行生活。不過多田是一位來自日本的特殊“喇嘛”，因此他在色拉寺受到了很好的待遇，住所寬敞，還雇傭了一個名叫羅桑貢噶的年輕喇嘛照料自己的生活。寺院上下對他都相當尊敬，多田自己說他在色拉寺受到了相當于一個活佛的待遇。因受到寺院的特殊照顧，進寺三年以后，多田通過參加答辯，獲得了低于格西學位的“卻杰”（相當于助手）稱號。臨回國的前—年，即1922年正式獲得格西學位。
多田等觀不同于同時期受西本愿寺派遣入藏的青木文教，他對政治以及西藏自治區與日本的關系等方面關心較少，而是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對西藏佛教的理解上。客觀地說他在西藏度過的是十年嚴格的修行生活。多田等觀于1923年9月15日撤給西本愿寺的留學總結報告《入藏學法始末書》，詳細記載了在色拉寺學習過的教材及任課老師等。他學習了一年多的論辯以后，又學習了般若、中觀、律學。1919年9月，達賴喇嘛在羅布林卡給28歲的多田等觀授予具足戒。此后學習密宗，接受了灌頂。由于常年在昏暗的油燈下誦讀佛經，多田離開色拉寺時，患上了嚴重的眼病，右眼幾乎失明，曾求英國軍醫R·L·肯尼迪大佐治療，他還留下了一張1921年在拉薩市與肯尼迪大佐的合影。
在西藏自治區長達十年的留學生涯中，多田等觀與達賴喇嘛建立了密切的友誼，取得了達賴的信任和深切愛護。在得到達賴恩惠這一點上他超過其它進藏者。多田說，他抵達拉薩后，在達賴的行宮及其它非正式場合多次見到了達賴喇嘛。在入藏的第二年，達賴喇嘛給拉薩的高級僧侶們講授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時，破例讓當時尚無聽受資格的多田等觀也來聽講，以后還親自給他授了比丘戒。當他把日本報紙上的相關新聞翻譯成藏文呈上時，達賴喇嘛詳細過目后，總是給予評點，指出文章的不足，使多田了解到了達賴喇嘛深厚的修辭學造詣，還經常賜給宮廷中的藏式點心“莫頓”。達賴還把自己親手繪制的宗喀巴畫像送給多田。土登嘉措非常喜歡花草，多田曾按照達賴的要求，將日本的荷花運到拉薩市。在多因離開拉薩歸國時，達賴喇嘛給他贈送了許多珍貴的西藏自治區經典和其它文獻，還力排眾議，贈送了一套尚未傳到國外的德格縣版《大藏經》 。多田還說，他臨離開拉薩的前一天，與達賴躺在床上，交談至深夜。多回返回日本后，及至20世紀30年代，達賴喇嘛仍與他保持著通信聯系。
多田等觀在拉薩期間，除得到了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深切關心外，還得到了達賴的基巧堪布和擦絨札薩的關照。這位基巧堪布即繹巴土旺，曾先后對另兩位日本進藏者河口慧海及專本婉雅提供過幫助。多田說自己受到了巴土旺無微不至的關懷。當他初進色拉寺時，絳巴土旺替他辦好了一切手續，還準備好了袈裟和一切必需品。不能及時收到從日本寄來的生活費時，絳巴土旺總是慷慨解囊，給予幫助。如果對達賴喇嘛有難于開口的要求時，絳巴土旺總是通過達賴把事情處理得十分妥當。多田將這些歸結為“大概是由于當他（指絳巴土旺）陪同達賴喇嘛住在北京日本公使館時，曾親身感受到那里的日本人對他們非常友好的緣故。”
多田等觀在藏期間，擦絨噶倫達桑占堆對他也極盡照顧。尤其是基巧堪布去世后彥田從擦絨那里得到了許多幫助。比如當多田外出巡禮時，擦絨給他提供護身的武器及食物；當多田在搜集西藏自治區佛典等方面遇到困難時，也不時得到擦絨的斡旋和經濟幫助，德格縣版的《大藏經》就是擦絨出資幫他印刷的；每當擦絨家請客時，時常請多田去作陪；多田說擦絨“是一個對日本抱有極大信任的人，對我們日本人經常給予各種方便。”。多田等觀歸國以后直到20世紀50年代，仍與擦級噶倫保持著通信聯系。多田等觀在其《西藏滯在記》中，對擦絨噶倫的生平做了比較詳盡的記述，有不少珍貴資料，可以補足藏、漢史籍中對擦絨記載的不足。
除佛教修行生活外，多田等觀還在西藏自治區參加了一些其他活動，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以下事情：
（一）提議征收人頭稅。據多田等觀記載，他在西藏期間，槍炮等武器很少，急于想強化西藏地方軍隊的西藏上層，渴望得到軍火武器。這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英國人正欲處理一批英印軍隊中的廢槍，為了獲取藏族的好感，有人提出將這些廢槍送給西藏。西藏方面于是派多田去商談。多田認為無償接受槍支不太合適，提出購買，并要求每支槍配帶300發子彈。但是當時西藏的稅收都是實物稅和勞役支付，沒有錢來買槍。經過再三磋商以后，多田提出向西藏自治區民眾征收人頭稅。
據多田說，西藏當時還沒有人頭稅。他提出的人頭稅，即除寺院僧侶外，讓每個人頭交出一個章嘎。當時一個章嘎相當于日本的二十錢，四個章嘎等于一個印度盧比。結果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很多的錢。這時有人提出家畜也要征稅，一頭牛或羊要繳兩個章嘎。多田認為這不太合理，于是請求達賴喇嘛仲裁。“達賴認為牲畜雖然是一個頭，但有兩只耳朵，于是便制定出了所謂的‘阿姆章法’。阿姆或阿姆卻，是耳朵的意思，章即章嘎之略。但寺院的牲畜仍不交一文錢”。多田說，他當時提出征收人頭稅的另外一個目的是為了掌握西藏自治區的世俗人口。但“阿姆章法”制訂以后，由于官員們的阻撓，人口數字依然搞不清楚。
（二）幫助制造金幣。西藏有豐富的金礦資源，但是西藏政府一直沒有進行過開采。當時西藏的貨幣也只有銀幣。據多田的記載，他到了拉薩市后不久，西藏地方政府的有關人員就開采金礦、鑄造金幣一事與他商量。多田指出日本是個金本位的國家，為此還把日本的金幣出示給達賴喇嘛看。不久，西藏政府終于鑄造出了兩側都有花紋的圓形金幣。但是，當把金幣投入市場流通時，尚未見過金幣的藏族以為這是政府在制造假幣，企圖高價出售，似乎把它當做了從印度進來的金色玩具，沒有任何流通的跡象。于是，西藏自治區方面聽取多田的建議，發出政府公告，強調西藏人都要服從使用金幣的命令，如果有人拒絕使用金幣，就要砍掉他的手。在這種強制措施下，金幣逐漸在西藏開始流通。然而事過不久，這些金幣突然在市場上消失。據說這是因為西藏商人把金幣帶到了印度，印度商人以高出純金幾倍的價格收買了這種金幣。“西藏政府認為這是英國的毒辣陰謀，是想掠走西藏的黃金，于是停止了金幣的鑄造，中止了采掘黃金的工作，并且還封閉了金礦穴。”
多田等現在西藏自治區期間的費用，雖然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的資助，但主要還是由日本西本愿寺提供。但是，他入藏后不久，派遣他進藏的大谷光瑞已經從西本愿寺法主的位置上退了下來，西本愿寺給他的匯款時斷時續，很不穩定。因此，他不得不求助于自己的父母。當達賴喇嘛為了裝飾佛像讓多田搞到一批日本京都的織錦緞時，他寫信給父母商量。他的母親于是拿出靠賣中藥材脫下的錢，買了錦緞以后寄去。當然，這不僅僅是贈送給達賴喇嘛的禮物，而是給多田進行經濟支持的一種形式，多田無疑會從達賴那里得到相應的這部分錢。另外，多田在西藏自治區期間，在北方的羌塘牧場買了十頭牦牛，托人飼養，每到秋季，他可以收到他們送來的酥油甚至干肉，多田稱此為“查麥其麥”稅制。多田在西藏期間，在經濟方面還得到了日本佛學家島地大等（1875—1927）的幫助。
歸國及其藏學成就
在拉薩市度過了十年的佛教修行生活以后，1923年2月，多田等觀以探望父母及到日本治療眼疾為由，向達賴喇嘛提出了歸國的想法。達賴喇嘛挽留多田留在色拉寺繼續潛心學習，但若回國去探望父母的話，一年以后再返回拉薩繼續學習。達賴允準多田的歸國要求以后，給他簽發了蓋有達賴喇嘛金印的特殊通行證，還給他授予了一種寫在綢布上的、表示在西藏自治區修行了十年的“畢業證書”。不久，多田把通過各種途徑獲得的西藏文獻24279部。馱載在80多頭騾馬上，離開拉薩市向印度加爾各答進發。臨出發時，達賴喇嘛還給多回贈予印有自己雙手手印和金印的一條哈達。多田說他歸國時，擦絨噶倫不僅給他提供了護衛，而且由西藏政府提供經費和馬夫，將他的這些行李運到了加爾各答。
其實，這是歷史上西藏文獻向國外最大規模的一次公開流失。據著名藏學家山口瑞鳳先生介紹，多田搜集的文獻幾乎沒有脫頁，是西藏自治區木版印刷中最清楚的。這大概是使用了考究的紙張的緣故。其中屬于大藏經的文獻有21872部。這些《大藏經》，除德格縣版外，還有納塘版和拉薩市版。多田還收集了《大藏經》以外的大量藏文文獻，其中有西藏高僧的全集2083套，現藏在日本東北大學。雖然這些“藏外文獻”以后在印度等地先后重刊，但在國外一下子能集中如此之多的文獻是罕見的。東京大學文學部現藏有多田等觀收集的相關醫學、歷算、傳記及相關佛教教義方面的名著425種。
1923年3月，多田等觀回到了闊別11年之久的日本。當年6月，當時正在上海市大谷光瑞身邊工作的青木文教來信邀請多田等觀到上海，讓他在以大谷光瑞為中心成立的組織“光壽會”從事翻譯工作。但多田以整理從西藏自治區攜歸的文獻為由，拒絕了這一邀請。1923年9月1日，日本爆發了舉世震驚的“關東大地震”。此消息傳到西藏以后，達賴喇嘛給多因寫來了慰問信。當達賴從多田的回信中獲知從西藏帶去的文獻幸免于難時，又寫信說“那是因為你過去對喇嘛很好，因此作為報答使你避開了災禍。
多田等觀回到日本以后，馬上投入到了對西藏文獻的整理以及藏語教學之中。1925年受聘擔任帝國東北大學的藏語講師，教授藏語。與此同時在日本著名佛學家島地大等建議下，與佛學家宇井伯壽合作，給德格縣版的《丹珠爾大藏經》進行編目錄的工作。1934年出版了《西藏大藏經總目錄》1942年以后，多田受聘擔任了東京大學和慶應義塾大學的藏語講師，并受東京大學文學部的囑托，從事西藏文獻的整理工作。此間出版了介紹西藏社會情況的《西藏》一書。1953年，在佛學家羽田野伯等人的協助下，完成了《西藏撰述佛典目錄》一書，因此業績，1955年被授予“日本學士院獎”。1951年6月至1953年11月，擔任美國加里弗尼亞大學亞洲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并帶去不少西藏自治區文獻。1956年擔任日本東洋文庫藏學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員。1965年在東京出版了英文版的《土登嘉措》（ThreeThirteenthDalaiLama,TheCentreforAsianCulturalStudies,Tokyo.）一書。
從多田等觀的藏學研究成果中可以發現，雖然他撰寫了許多相關西藏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著作，但其研究的重點在西藏佛教方面，尤其在西藏佛典的整理方面取得了成就，并獲得了學術界的好評和肯定。因此，他被學術界認為是日本藏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這里順便介紹一下多田等觀的另一部著作《西藏自治區滯在記》。這是由多田等觀口述、牧野文子記錄并編輯成書的。雖然該書完稿于1965年，但正式出版是完稿28年之后的1984年。當時，兩位著者都已經去世，他們未能看到此書。該書為我們了解土登嘉措時期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提供了不少鮮為人知的珍貴資料。但大概是口述記錄的緣故，加之著者本人未能看到清樣等原因，書中錯訛不少，在此不贅。
1967年2月18日，多田等觀患心肌梗死去世，享年76歲。
總之，多田等觀赴藏留學是十三世達賴喇嘛與日本西本愿寺之間建立了文化交流關系的直接結果。多田等觀在拉薩市長達十年之久的留學生活期間，不僅與達賴喇嘛建立了密切的友誼，同時對西藏的社會、政治、文化、宗教等有了深刻的了解，這為他以后的藏學研究及成為日本著名的藏學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