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干（國涂），生于1892年，四川銅梁人（今重慶銅梁）
1912年考入熊克武創辦的蜀軍隨營學校，畢業后歷任四川陸軍第五師所屬排長、連長、營長、團長等職。在反北洋軍閥及討袁護國等戰爭中轉戰南北。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劉伯承同志參加瀘順起義和南昌起義。1927年冬，受黨派遣去蘇聯學軍事，1929年回國返川搞軍隊上層統戰及秘密情報工作，曾任中共成華特別區委軍委秘書。1934年潛入敵營支援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抗日戰爭時期為黨籌集活動經費辦企業和掩護黨的地下工作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黨和人民的壯麗事業。
人物生平
為國從戎
農民家庭出身的周國干，是周家的長子，少年時，性情剛直爽快，言行規矩，勤奮好學。1911年，周國干隨遠房叔輩周庶積、周仲等一道去重慶考學校，他考上了重慶府中學，由于受辛亥革命影響，認為革命時代學文難成，只有學武從軍，才能平治天下，因而投筆從戎，于1912年考入熊克武在重慶浮圖失辦的蜀軍隨營軍官學校。由于學習成績優異，畢業后即在四川陸軍第五師熊克武部下十九團任排長。
1913年7月，孫中山先生起兵討袁，發動“二次革命”。同年8月，熊克武響應孫中山的號召，通電全國，在重慶市率領四川陸軍第五師誓師討袁，熊由重慶兵分兩路進攻成都北洋軍閥所屬部隊。周國干參加了這次戰斗，由于他在激戰中英勇頑強，后被提升為連長。
1915年冬，袁世凱復辟，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12月25日，云南省都督蔡鍔首先通電全國，宣告云南獨立，起義護國。接著分兵兩路入川討袁。1916年初，云南護國軍已攻入川南敘永、瀘州市、納溪區一帶，時任川軍五師十九團二營五連連長的周國干積極投入了護國討袁戰爭。他擔任由重慶至江津沿長江南岸一段河防，襲擊北洋軍由長江到瀘州的運輸兵輪，對支援云南護國軍在瀘州、納溪決戰的勝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周國干在反對北洋軍閥和援鄂戰爭中，在川東的巫山、湖北的巴東縣、秭歸縣、宜昌市一帶作戰。他在歷次戰斗中，英勇善戰，顯示了他的指揮才能，被熊克武等長官賞識，連續晉職。1918年由連長升為步兵營營長；1921年又升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師機關槍營中校營長；1922年升任第一師第一團團長。
1922年為討伐北洋軍閥，周國干在援鄂戰爭中，率部協同劉伯承攻克宜昌城對岸之安安廟，擊潰北洋軍閥兩個團，繳獲全部武器，取得極大勝利。
1923年孫中山任命熊克武為四川討賊軍總司令(討伐曹賄選中華民國大總統)，周國干奉命率部在川北一帶與依附于北洋軍閥的鄧錫侯、田頌堯、劉湘等作戰，曾于三臺戰役中保護城而走的熊克武退經中江、廣漢去成都。
1924年秋，孫中山出任大元帥，任命熊克武為建國川、滇、黔、桂、湘五省聯軍副總司令兼建國聯軍川軍總司令，熊率部進駐湖南省，準備北伐，周國干任建國聯軍川軍第一師第三團團長，率部進駐湖南辰溪、蘆溪兩縣。
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湖南督軍趙恒惕下令驅逐客軍(熊部)，熊克武率部取道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貴州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前往廣東省，部隊在酷暑中轉戰貴州、廣西、湖南等省的山岳地帶，行程一萬余里，苦戰4個多月，歷盡艱辛，于1925年9月初，部隊才陸續進入廣東境內，總部駐連縣，周國干團奉命駐星子鎮。
同年秋，汪精衛、蔣介石電邀熊克武到廣州市共商軍事，熊應邀前往，蔣、汪懾于熊部人多勢眾，陰謀扣捕熊等，于是在中秋節次日，將熊克武及其隨行人員喻培棣、余際唐及司令部文職人員等囚于虎門。熊部失其統帥，汪精衛、蔣介石、譚延闿、朱培德等策謀收編建國川軍，派出第二軍和第三軍圍攻川軍，桂軍白崇禧也進行攔截，要川軍繳械。建國川軍派周國干率全團官兵及魏鎮西團迎戰，經激烈戰斗，將桂軍擊潰，川軍沖出重圍，退出粵北，川軍退至湘粵交界處，由李萼(湖南省人，喻培棣師的旅長，李當時指揮喻師，李被湖南督軍趙恒惕收買)下令川軍交槍給湘軍，部隊徒手到長沙后被分別資遣返川。
此時，周國干一腔報國之志成了泡影，思想上充滿了悲憤和失望，他痛苦的感到跟隨軍閥沒有出路，他便毅然離開部隊去了重慶市與劉伯承相見。在劉伯承、陳達三(左派人士，周國干的同鄉同事)的引見下，結識了吳玉章。在吳的幫助下到了武漢、上海市，于是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周國干同志由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的信仰者。
瀘順起義
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和軍閥在中國的統治，1926年夏，國民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參予下，率領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當時，四川軍閥勢力較強大，劉湘、楊森、鄧錫侯、劉文輝、賴心輝、劉存厚等都打著北洋政府旗號，擁有數十萬軍隊。這樣，四川軍閥的向背，就成為北伐戰爭能否沿長江流域勝利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黨為了排除北伐軍西側的障礙，派周國干回四川省，利用他在川軍中的舊關系搞軍運，策動四川軍閥倒戈易幟，配合北伐戰爭。黨對四川軍閥的方針是：前面抵，策動傾向革命的駐軍起義，建立自己的武裝；后面拉，利用軍閥問的相互矛盾，彼此牽制，抑止其出兵東下，使之有利于北伐戰爭。
周國干回川后，在中共重慶地委領導下，于1926年9月，參加了中共重慶地委書記楊闇公主持的以國民黨四川省(蓮花池)黨部名義召開的“重慶革命軍事會議”，秘密集中部份傾向革命的川軍師、旅長，以國民政府的名義策動他們響應北伐、參加國民革命軍行列。會后，楊闇公根據中共重慶地委掌握的力量和各部對革命的態度，初步確定策動順慶區(今南充市)、合川區方面的黃慕顏、秦漢三、杜伯乾三部，瀘州市方面的袁品文、陳蘭亭、皮光澤等部舉行起義，隨即又召集準備起義的部隊將領開會商討起義的具體問題，為加強統一指揮，當即一致推舉劉伯承擔任國民革命軍四川各路總指揮，會議要求各路參加起義的部隊，回駐地積極進行準備，務必嚴守秘密。
同年11月上旬，重慶地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由楊闇公、朱德、劉伯承三同志組成“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楊闇公兼任軍委書記。軍委負責領導全川軍事運動，統一指揮全川軍事斗爭。軍委會討論了瀘(州)順(慶)起義方案，起義時間初步定于12月初舉行；會后，全力以赴加緊準備順慶、合川區、瀘州起義，先后派遣30多名共產黨員分別潛赴預定起義地區，進行組織工作和思想發動。周國干受黨組織派遣，前往瀘州市參加起義的準備工作，重點是做袁品文的工作。
12月1日，瀘州起義爆發，按預定方案，由袁品文、陳蘭亭率領起義官兵將反動的第二混成旅旅長李章甫及其隨行人員扣捕，并向李部發起進攻，經整夜激戰，李部兩個團先后投降，少數殘部向南逃去，起義軍占領瀘州城，起義取得初步勝利。瀘(州)順(慶)起義，有力地策應了北伐戰爭，實現了中共中央關于抑止川軍東下威脅武漢的戰略目的。
在順慶方面起義失敗后，瀘州局勢不穩定，劉伯承同志于1月下旬馳往瀘州，采取果斷措施，立即整頓起義部隊軍紀及瀘州城防。首先建立總指揮部(總指揮部相當于臨時權力機構)。軍民一體，統轄瀘州軍、政、財大權，任命韓伯誠為總指揮部參謀長，周國干任參謀，作為劉伯承的主要助手，參加指揮工作。劉伯承把加強政治工作，向起義官兵貫注革命精神當作整頓瀘州市的根本大計，隨即又陸續調來2、30名政工人員，分派各起義部隊，進行思想政治工作。
與此同時，劉伯承又抓緊部隊的軍事訓練，提高起義軍的素質。為培訓基層官佐和革命骨干，劉伯承主持開辦了“瀘納軍團聯合軍事政治學校”，劉親任校長，委周國干為教育長，此時，周國干還到重慶市動員原建國川軍部屬巫朝漢等到滬州參加起義軍，一起干革命。
軍政學校于1927年初開學，學員500多人，分4個區隊。軍政學校除進行正式的軍事操練外，還重視政治教育。周國干常以教育長身份給全體學員作政治報告，講解國際、國內形勢，揭露帝國主義和軍閥走狗禍國殃民的罪行，啟發官兵的革命覺悟。教育方法上，打破舊軍隊的傳統方法，經常培養下級軍官和士兵上臺講話，培養他們的主人翁思想，破除雇傭軍觀念；在管理方面，周國干根據總部劉伯承同志的指示，實行新式帶兵方法，禁止對士兵進行體罰辱罵，著重說服和思想教育，對違犯軍紀的官兵，不野蠻責打，對屢教不改的，也只關人禁閉室進行反省。劉伯承要求這些規定，首先由軍政學校模范帶頭遵守執行。由于對官兵進行了政治訓練，使官兵提高了覺悟，初步接受了革命思想，官長能關心士兵生活。出現了官兵平等相待，上下團結和睦，嚴肅認真的氣氛，影響所及，整個起義軍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新的變化，對改造舊軍隊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四月初，重慶市“三·三一”慘案消息傳到瀘州市，周國干向全校官兵講話，揭露四川軍閥鎮壓革命，屠殺革命人士的血腥罪行，官兵無不激憤。后得知蔣介石電令川黔各軍向瀘州圍攻的消息，周國干根據劉伯承的指示，向全校官兵宣布：“蔣介石叛變了革命，殘殺人民，我起義軍必須反抗到底，根據總部命令，軍政學校立即停辦，所有學員遣回，分配到各部隊去，作好一切準備，迎擊來犯敵軍。”周國干在作好停辦工作后，仍回到總部，協助劉伯承指揮瀘州保衛戰。
四月中旬，反動軍閥劉湘、劉文輝、賴心輝及黔軍等帶領6、7萬兵力，號稱10萬，比起義軍約大lO倍之數，占領瀘州市城郊，包圍了瀘州城。瀘州起義軍民，一方面與圍攻瀘城的反動軍隊進行殊死搏斗：一方面又與內部的叛徒、奸細進行極其復雜的斗爭，堅守一個多月。周國干緊密配合劉伯承工作，協助劉策劃軍事，指揮戰斗，掌握起義軍的動態。
瀘州起義勝利后，在劉伯承親自指揮下堅持了5個多月，起義官兵雖經多次英勇戰斗，但終因長期被困，外無援軍，敵眾我寡，彈盡糧絕，處于困境，更嚴重的是起義軍將領陳蘭亭、皮光澤等被軍閥賴心輝收買(許以師長職誘降)，暗中密謀出賣總指揮劉伯承及中共黨員和左派起義人員。袁品文將此情報密報總部。劉伯承分析此情況后，認為起義軍實已無法繼續堅持。此時，總指揮部了解到反革命聯軍中劉文輝想奪取瀘州市地盤，便通過關系與劉聯系，決定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從劉文輝部防線突圍，劉急欲輕取瀘州，即令該部旅長張仲明迎請起義軍通過他的防線突圍。到5月中旬，形勢急劇逆轉，陳蘭亭等謀叛日急，劉伯承率部突圍已不可能，在瀘城的黨內同志和中國國民黨左派人士，見劉伯承處境十分危險，一再勸促劉總帶領少數人先行出走。劉伯承遂于1927年5月16日傍晚，偕總指揮部參謀長韓伯誠、參謀周國干移到瀘城西南側的龍透關下，在第六路二團臨時指揮所詢問了該團副團長李際權的情況后，從容地由龍透關縋城而下，悄然出走，沖出包圍圈后，劉、韓、周3人向西北方向疾走。
瀘州起義和瀘州守城戰，堅持了167天，牽制了川軍出川，粉碎了蔣介石調四川省軍閥赴鄂逼壓武漢革命政府的陰謀，既支援了北伐戰爭，又為我黨在大革命時期推動四川革命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南昌起義
劉伯承帶著參謀長韓伯誠、參謀周國干離開瀘州市后，劉湘聞訊，立即一面懸賞通緝，一面派人追捕搜索，當他們3人走近富順縣縣城時，周國干發現城墻上貼著印有劉伯承畫像的通緝令，懸賞5萬元捉拿劉伯承。見此情形，他們立即向農民買了幾套舊衣服，化裝成農民，迅速改向隆昌市、榮昌區方向前進，他們一邊走，一邊談笑風生，若無其事地聊天。劉伯承詼諧地說：“我的腦殼還值5萬塊錢哩！老蔣和劉湘真舍得出價錢喲!”參謀長憂郁地說：“右派們霸了江山，百姓可就遭殃啦!”接著血氣方剛的周參謀憤怒地說：“東方不亮西方亮，瀘州市垮了還有別的地方，拉起隊伍再跟他們斗!”忽然，迎面碰上了劉湘派來搜捕劉伯承的死對頭，重慶“三·三一”慘案的劊子手蘭文彬。他的弁兵向蘭報告：前面發現有幾個人的腳印，蘭野獸般地嚎叫道：“快追！快追!”可是，劉伯承等人早已急步流星地隱人叢山峻嶺之中。他們脫險之后，便夜行曉宿，經大足區境，潛人銅梁區少云鎮——周國干的老家。一方面暫避風險，進行休整；一方面打探消息，再定行動方向。他們在周國干家住了半個月，每天設法從各方面打探起義軍消息，分析斗爭形勢，后來了解到瀘州起義軍陳蘭亭、皮光澤、袁品文均為軍閥收買，就任了賴心輝所委任的第二、三、四師師長，瀘州起義已完全失敗。此時，他們在周國干家已引起當地人士的懷疑，周國干的母親也為三人的安危擔憂。
三人分析了當時形勢認為，瀘州起義已經失敗，四川省革命力量遭到嚴重打擊，再謀發展很困難，決定前往武漢與吳玉章、朱德等同志會齊，請示中央，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他們仍化裝成農民，從銅梁區出發，沿山路步行，取道達州市(今達縣)又繞道陜邊，翻越天險秦嶺，在崎嶇山路和峽谷中穿行，旅途極為艱險，又遇惡虎擋道，又遭土匪搶劫，真是九死一生。7月初始達西安市，此時，三人已兩手空空，一貧如洗。正在危難之際，幸得同盟會員鄧寶珊先生(時為陜西軍務幫辦)慷慨解囊，接濟銀元300元，他們才脫離困境到達鄭州市，于7月11日抵達漢口。
周國干隨劉伯承到漢口后，立即向中共中央報告了瀘順起義和堅守瀘城經過，并對四川省軍事問題提出了建議。
七月中旬，周國干參加了朱德同志在漢口貫中里黃慕顏寓所召開的四川革命人士緊急會議，討論瀘順起義部隊善后事宜。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和劉伯承、吳玉章、朱德等詳細分析和討論了當時形勢和發展革命軍事及應付緊急情況的問題。朱德當時在江西省任軍官教育團團長兼南昌市公安局長，設想在江西打開軍事局面，提出：“歡迎大家到江西去干。”
1927年7月下旬，劉伯承帶了參謀周國干抵南昌，周國干作為劉伯承的主要助手，隨即投入了起義前緊張的準備工作。根據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的決定，組織起義軍總指揮部，劉伯承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的參謀長。參謀團下分六個課，周國干被任命為第一課的參謀課長，協助劉伯承同志工作，參加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
赴蘇學習
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后，革命轉人低潮，為了迎接第二個革命高潮的到來和以后進一步開展大規模的武裝斗爭作準備，黨中央決定有計劃地培養我黨的軍政骨干，決定派一批參加起義的人員到蘇聯學習政治和軍事，劉伯承和周國干受黨的派遣前往蘇聯學習軍事科學。他們接到通知后，隨即動身去上海市，于1927年11月由上海乘蘇聯商輪“安迪吉”號到海參威。和劉伯承、周國干同船去蘇的有吳玉章、梅子乾(南昌起義時賀龍教導團特務連連長，現任溫江政協委員)、唐澤英(順慶人)、劉安恭(成都人，烈士)等幾十人，到海參威后，又一同乘火車到莫斯科，然后分別進入不同學校，周國干和劉伯承、梅子乾、唐澤英等進入莫斯科軍事學院(即蘇聯高級步兵學校)。
周國干在軍事學院學習很努力，政治、軍事課程成績俱佳，有時還在他們自己辦的“中國學生”報上發表文章，曾有一篇“一早晨出了三次拐”的諧話，描述了瀘州起義失敗后，他和劉伯承等出走時在路上一個小旅館內老板娘的笑話，十分風趣。
暑假時，周國干還和一些中國同學和蘇聯同學一道去里海邊雅爾塔度假。和他們一起洗海水浴，以恢復他在長期戰斗生活中帶來的體弱和疲勞。
1928年，東北軍閥張作霖受日本帝國主義驅使向蘇聯邊區進犯，劉伯承被調到戰地觀察，準備成立一個游擊隊，擬派周國干和梅子乾帶領游擊隊擾亂張作霖的后方，配合蘇聯紅軍打擊來犯之敵。由于張作霖進犯之軍不堪蘇軍一擊，很快就結束了這次試探性的戰爭，建立游擊隊之事則作罷。
1929年，國內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急需干部，根據需要，步兵學校的中國班學生提前結業回國，考慮到歸國路途安全，回國人員分散行動，先后陸續回國參加革命工作。
周國干和梅子乾回到上海市后，被黨派至陜西楊虎城部帶兵，掌握隊伍，后因馮玉祥也派有一個留蘇學生(非共產黨員)在楊部作師長。由于彼此認識，不便開展工作，于是周、梅又轉回上海由黨另派工作。
1929年冬，周國干由中央派遣回四川省，主要作四川軍隊的上層統戰工作和秘密情報工作。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后遭到嚴重破壞的四川黨組織，1929年底到1930年初，已有相當大的恢復和發展，黨員由幾百人發展到2000多人，各地先后恢復和建立了黨的組織。1929年1 1月中旬，省委召開第二次全委會，決定成立中共成華特別區委員會。12日取消中共成華縣委成立中共成華特別區委員會，周國干任特委執委兼軍委秘書。周為了掩護身份，便于開展工作，在黨組織的授意下，1930年春節寫信去銅梁區老家，將愛人蘭淑欽接到成都市，組織家庭，先住北門鐵井，后遷至王家塘街，成華特委機關即設在王家塘周國干家，特委書記張春帆(蘇雁秋)、秘書賀竟華(賀玉笙)、文書蔡小霞，均以親屬名義住在這里，約兩三個月，5月末特委機關遷到商業街，后機關撤銷。
1930年8月，四川省委為了配合全國暴動，遵照中央指示決定將各級黨、團、工會組織合并為各級行動委員會，領導各地武裝起義。同年9月，將成華特區委改為川西行動委員會，周國干任行動委員會軍事負責人，化名“文清”。
川西行委根據省委按中央指示制定的全川起義計劃，決定策動當時川西基礎較好的廣漢駐軍第二十八軍(軍長鄧錫侯)所屬第二混成旅(旅長陳離)起義。周國干化名“文清”積極協助行委主席張春帆組織這次起義，負責籌劃軍事行動，培養起義骨干。川西特委調集部份縣委負責人，成都市大、中學生和黃埔軍校畢業生中的共產黨員30人，舉辦游擊訓練班，作為起義骨干，周國干和車耀先兩人輪流在訓練班講授軍事課。廣漢起義前，周曾去廣漢檢查起義準備情況，并提過很好的意見。
1930年12月25日夜，廣漢起義爆發，駐廣漢的第二混成旅3000余士兵舉行兵變，組成紅二十六軍第一路，起義部隊占領縣城后，于次日成立了廣漢縣蘇維埃。起義部隊根據川西行委指示，在廣漢起義后，及時撤離，向綿竹進軍。鄧錫侯得知廣漢兵變后，隨即調兵遣將向起義軍追擊，由于劉的均的叛變和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的重兵圍剿，起義軍遭到失敗。鄧錫侯、劉文輝隨即下令成都軍警團聯合辦事處，在成都大肆捕殺革命志士和共產黨員，大搞白色恐怖。
由于反動軍閥對共產黨人搜捕日緊，加以叛徒活動猖狂，周國干夫婦不得不頻繁地改變居住地點。1931年前后近兩年時間，先后住過成都長順街、東門街、陜西街、君平街、煙袋巷、三橋南街、明遠樓街、皇城壩等地，以開紙煙鋪或油米錢鋪“日日需”小商店為社會職業，以商人身份作掩護作秘密情報工作。周國干家經常成為羅世文、車耀先、秋霞(程子健)、謝春帆、蔡小霞等黨內同志秘密碰頭的聯絡地點之一。
1932年后，白色恐怖更加嚴重，周國干為了避開敵人搜捕，1933年春要愛人帶著子女回銅梁老家居住，自己經常到鄉下躲避，后來中國國民黨反動派在農村實行突擊“清鄉”，周國干又利用舊關系去東華門易體人家(易與周國干過去在熊克武部下共過事，有交情)和好友陳君模家(陳當時是鄧錫侯部下楊秀春師所屬團長)隱蔽，逃脫了敵人的搜捕。
支援紅軍
在白色恐怖嚴重情況下，沒有正當社會職業是很難長期隱蔽下來的。1934年春夏間，周國干根據黨的指示，通過好友陳君模“保薦”，打入川軍鄧錫侯所屬楊秀春部工作。當時劉湘奉蔣介石令，組成6路大軍進攻大巴山紅四方面軍，鄧錫侯任一路軍總指揮，楊秀春任副總指揮，進駐廣元市，一二六師旅長劉躍奎任一路軍兵站部部長，調周國干任兵站科長，6路大軍進攻時，派周國干進駐廟兒灣(今旺蒼縣)負責進攻軍糧補給任務(任主任)。周國干多次借口民夫運糧不力，不能按時將糧食運到前線，以牽制部隊對中國工農紅軍的進攻，曾引起進攻部隊的疑惑，請求處辦周國干，因礙于楊秀春的關系未予追究。
1935年3月，鄧軍楊部奉命在嘉陵江上游一帶阻擊我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徐向前部，兩軍在嘉陵江兩岸對峙，這時，周國干根據黨的指示，同鄧軍中的秘密黨員一起，利用掌握糧食、軍用物資的機會，秘密用小木船將鄧軍中的軍糧偷運至對岸接濟紅軍，佯稱“遭紅軍堵劫”向上交差，暗中支援紅軍北上抗日。
紅軍沖破敵人的圍追堵截，進行長征離川北上后，1936年下半年，周國干又奉黨的指示，利用舊軍隊中的關系，改任眉山市專區保安副司令，同地下黨員徐集生、陳齊蓉夫婦(徐、陳利用其姐夫在眉山專署任教育建設科長的關系，徐在科內作技術員，陳在小學教書)一起，在眉山境內開展黨的工作。
周國干能在敵人營壘站住腳，這與他為人正直嚴謹，沉著機智分不開，他身在敵營，非常注意同各方面的關系，他對上級和同級不卑不亢，應對自如，對士兵和顏悅色，對朋友重友情，因而能夠化險為夷。如他和黃爵高曾同在熊克武部共事，又一同參加過瀘順起義，以后又都在鄧錫侯部工作，黃任第八混成旅參謀長，雖然彼此所走的道路不同，但友誼常存。1934年黃到六路總指揮部接洽工作，去廣元周國干駐地河街看望周時，周熱情款待，約黃一同喝酒敘舊，以至周被人懷疑是共產黨時，黃為其掩護。
周國干在熊克武部任職時，即受到同事的好評，據巫朝漢回憶說：周國干和其他軍官不同，作風正派，不吸鴉片煙，不亂搞女人，不擺官架子，對下級和士兵，說話和藹，平易近人，注意部隊紀律，對士兵重教育。他說：1921年我到二營候差，營長周國干令我到第七連任排長，他說話溫和誠懇，要我下去帶好管好隊伍，特別士兵紀律要嚴加注意，違紀的先施教育，教而不改，才加懲處，古人說：‘不教而殺是謂棄之’。這是周的一貫作風。在行軍途中，他非常注意官兵紀律，老百姓不但不躲避我部，還主動為我們作響導，因此戰斗能順利進行。
創辦企業
1937年周國干在成都市，曾向車耀先同志表示，要求為黨作工作，從而與劉連波同志建立了聯系。“七七”事變爆發，全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步步入侵我國，已經忍無可忍。作為軍人出身的周國干更是義憤填，為了振救危亡，發揮自己的特長，于是年底前往武漢中共中央長江局請戰出征。黨組織考慮當時斗爭形勢的需要，說服周國干回川辦企業，為地下黨籌集活動經費，以利于發動和組織群眾開展抗日救亡斗爭。于是黨當即撥款800元，并指示：“可以在黨員和黨外社會名流中集資人股，把企業辦成一個社會各方知名人士的合資企業，以便迷惑敵人，利于掩護革命。”
1938年春，周國干由武漢回成都市后，受羅世文同志直接領導。四川省工委又把任眉山特支書記的徐集生及其愛人陳齊蓉調到成都協助周國干辦企業。他們在省工委領導下，由羅世文同志介紹幾位統戰工作的同志協助，立即著手籌集資金。黨內有條件的同志，如熊揚、王文鼎、徐集生、陳齊蓉、曾秀娟等都入了股；周國干又利用舊的社會關系向軍政界的老朋友、老同事以及成都銀行界、實業界人士集資，周國干自己又變賣了家產，大約湊集了銀元4、5000元。
在集資的同時，又積極籌劃辦什么企業的問題，起初根據徐集生和陳齊蓉的建議，擬辦一個植物油廠，考慮到徐有化工方面的技術，即在成都新西門外五塊石梅家祠買了40余畝田地作農場，種植蓖麻籽，作為植物油廠的原料基地。后因部份股東認為資金、人力有限，要兼顧農場和工廠，恐怕顧此失彼，搞不過來，一些同志認為，根據當時抗日戰爭的需要，汽油等軍用物資奇缺，中國國民黨已將部份軍車改燒乙醇，發展液體燃料很有前途。最后決定辦酒精廠，廠址設在五塊石街道梅家祠周國干家后院(即現在的省社科院圖書資料大樓處)，并命名為“華光酒精廠”，由周國干任經理，向成都市政府登記。周國干作為該廠的主要負責人，無論是修建廠房，或是購置設備，還是購買原料，以至招雇工人，開工生產等等一系列重大事情，都必須由他親自辦理，工作十分辛苦。如他為了采購原料(白酒廠)，每隔兩三天就要去東門大橋“趕酒市”，酒市是晚上8點至凌晨l、2點鐘，每次都要步行穿城回西門五塊石住地。長年如此，從不間斷。從1938年至1945年抗戰勝利，長達8年時間。這段時期，酒精廠因舊法幣不斷貶值，物價飛漲，加以中國國民黨的重稅，又先后因工人操作不慎，發生兩次火災而兩次重建，經營十分困難，幾次面臨絕境，但考慮到該廠不僅是我黨地下工作的經濟堡壘，所獲利潤全部上交給組織統一使用，而且是我黨地下活動的一個重要據點，由于該廠地處背靜偏僻的市郊，黨內同志秘密接頭，交換情報便于在此進行，有些同志為躲避敵人的追捕，也到酒精廠暫避。1940年皖南事變后，組織大批干部疏散，該廠有力的供給了經費，輔助了疏散任務的完成。因此，該廠無論有多大的困難，也要排除萬難堅持辦下去。周國干為此費盡了心血。因徐集生1940年還任成都市市委組織工作兼北區書記，工作繁重顧不到酒精廠。1944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又派了陳問宇(陳于彤)同志到華光酒精廠任副經理，據陳自己說他是掛名的，為了掩護，并不管廠里的事，所以酒精廠的事，全部由周國干頂著干。
周國干的家，也成了黨的接待站，由組織上輸送去延安的一些干部或烈士家屬等也常安排在他家以親戚身份暫住待命。
周國干除了主辦華光酒精廠外，還兼作秘密情報工作。1938年川康特委將周國干的組織關系交給由長江局轉來的上海特科周俊烈同志單線聯系；周俊烈同志于1937年底回川，1938年春關系轉川。川工委才派他作軍事工作，他在劉湘武德學友會和稅警隊潘部建立了組織，管理下層統戰工作約90余人，后因川軍出川，許多同志到了前方，關系轉移了。
這時，周俊烈、劉連波的組織合并起來，周俊烈負責，以周國干、劉文哲同志參加組織一單科(劉連波同志因黨籍問題派南方局解決)。張(張曙時)老所管理的仍稱為上層工作，不與周發生關系。羅世文同志則自由的不固定的領導張(張曙時)、周所管理的組織，除羅外一切由常委管理。
1939年8月，羅世文同志由南方局回成都，按照南方局指示，特委成立統戰部，以張老負責，羅不定期出席會議領導統戰部分上層會議與部委會議。上層會議由羅世文，張老，張秀熟3同志組成，必要時風平(鄒風平)參加。部務會由統戰部各科組成，統戰部內分軍事，通訊，組織3科，各科一人負責。由張老每周出席會議，有時羅去，有時風平去。這一下層關系由張、羅分別管理，張秀熟同志不管組織而作上層推動活動的工作，下層組織由統戰部3科分別管理。
下層3科：組織科劉連波同志所管理的有航委會的成員及飛行員，歐亞航空公司，無線電臺，共20余人。通訊科劉文哲同志所管理的主要有各航空機械學校的組織，省政府、國民黨省黨部、中央軍校、行轅、青年黨高級機關等通訊員共30余人。軍事科周國干同志所管理的有在蓉川軍同志10余人。
周國干對黨的工作積極認真負責，對同志熱情關懷，遇同志有困難，總是鼎力相助。1937年張春帆同志在上海被捕出獄時，沒有路費回川，他聽說周國干在眉山市當保安司令，即寫信要周給他匯路費去，周收到信后，立即匯款接濟。周國干在辦酒精廠時，凡有同志在經濟上遇到困難，只要向他提出，他總是設法給以滿足，甚至不惜把分配給啟己的生活費也支援了同志，而對自己則很刻苦，他把自己的生活費壓在黨規定的水平線以下，即使患了結核病，也未給自己增加營養，甚至弄得無錢為自己治病，周國干同志這種舍己為人的崇高品德令人贊譽不止。
周國干同志因操勞過度，積勞成疾，1944年患了嚴重的肺結核，冬天曾大量吐血，經治療稍有好轉，又投入緊張的工作。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局勢發展很快，工作更加繁忙，周國干未能得到很好治療和休息，病情突然惡化，由組織送華西壩肺病療養院治療，但終因身體極度虛弱，繼續吐血不止，醫治無效，于1945年10月15日與世長辭，時年53歲。
周國干同志去世時，抗日戰爭已經結束，黨根據當時的情況認為酒廠已無再辦的必要，南方局指示：由陳問宇、王文鼎等同志領導處理酒精廠的善后工作，給周國干的愛人和未成年的子女留下一些生活費，由幾位黨員同志代管，按期支付使用，屬于黨的經費部分，由陳問宇同志交給了南方局，并為周國干帶去最后一次黨費(30萬元舊法幣)交給了中共中央南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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