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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耀先（1894年9月27日-1946年8月18日），男，又名車榮華，四川大邑人，中國共產黨黨員。

車耀先出身于一個小商販家庭，五歲時進私塾，斷斷續續讀了兩年多的書。1908年，車耀先剛滿十四歲，被介紹到崇慶州“益盛榮”商號當學徒。1911年，四川發生保路風潮，揭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曾經為民除害的“同志軍”對車耀先是很有吸引力的，于是他下決心棄商從軍。1912年未滿十八歲的車耀先加入川軍。1918年，車耀先升任連長。一次，他在陜南鎮巴縣被圍二十一天，因堅守孤城有戰功，得到北洋政府頒發的一枚“文虎勛章”。1926年12月，川軍劉湘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一批共產黨員到劉湘部隊工作，車耀先深受他們影響，開始接觸到共產主義。1927年3月，劉湘與蔣介石勾結，制造了殘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三三一慘案”，車耀先憤而離開川軍。1928年，他東渡日本求學。1929年，車耀先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后，車耀先長期在成都做地下工作。1934年，車耀先在成都主辦“注音符號傳習班”，引導許多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1月，他在成都創辦《大聲報》。1940年春，國民黨特務將車耀先逮捕。在獄中，敵人對車耀先進行威逼利誘，許以高官厚祿，被他嚴詞拒絕。被捕入獄后，車耀先就作好了隨時犧牲的準備，給子女寫下了萬言遺書，教育他們堂堂正正做人。1946年8月18日，國民黨反動派將車耀先和羅世文一起殺害，并毀尸滅跡。

車耀先把監獄作為一個特殊戰場，同其他難友一起建立了獄中黨支部，組織領導監獄中的黨員與敵人進行堅決斗爭。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為車耀先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周恩來總理親自為他題寫了墓碑碑文。“投身元元無限中，方曉世界可大同。怒濤洗凈千年跡，江山從此屬萬眾。愿以我血獻后土，換得神州永太平。”這是車耀先在入黨后寫的一首詩。正如詩中所表達的那樣，他以自己的一腔熱血，獻給了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車耀先，1894年出生于四川省大邑縣灌口場一個小商販家庭，五歲時進私塾，斷斷續續讀了兩年多的書。他8歲那年，母親因和鄰居打官司，導致家道中落，父親、哥哥出走，嫂子回娘家，家中只剩下他和母親。

學徒經歷

1908年，縣城一位發售火柴的商人介紹車耀先到崇慶州“益盛榮”商號當學徒，老板的五叔胡價人見車耀先喜歡讀書，便把他當作弟子。他在崇慶的四年中先后讀了幾十部小說和歷史書籍，養成了愛好讀書的習慣。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17歲的車耀先已升為管賬先生，每年有12吊錢的工資。

參軍經歷

1912年，車耀先進入川軍，當時胡價人在連里當司書，因為眼睛不好，寫字吃力，把車耀先留在連里幫著抄寫公文表冊。第二年，胡價人被淘汰解職回家，車耀先便下連當兵，一個月后由二等兵升為一等兵，半年后經過考試升為下士，一年后當了司務長，1918年，車耀先升任連長。一次，他在陜南鎮巴縣被圍二十一天，因堅守孤城有戰功，得到北洋政府頒發的一枚“文虎勛章”。1922年，車耀先駐軍簡陽時，認識了在聶生明，聶生明給他介紹自然科學和文學書籍，也介紹基督教義，車耀先則從經濟上幫助聶生明上大學讀書。1923年，車耀先在簡陽附近賈家場的戰斗中頭部負重傷，被丟棄在戰場上，聶生明把他救出來，護送到成都醫治。

白色時期

1926年12月，車耀先開始學習革命知識，接受馬列主義理論。1927年，重慶發生“三三一”慘案，出于對國民黨軍閥叛變革命的不滿，車耀先離開舊軍隊，遠游日本、朝鮮及國內等地，1929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在成都開設“努力餐”餐館作為抗日活動的地點。以此為掩護，他利用與劉文輝是大邑同鄉的關系，進了二十四軍的特別班，在二十四軍發展黨的組織。1930年10月，他參加了策動“廣漢起義”。1931年，車耀先為了創造便于進行革命活動的條件，在成都組建了大邑縣旅省同鄉會，在他的引導下，大邑一些青年先后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壯大了黨組織力量。

抗日救國

1932年5月9日，他在成都少城公園召開的紀念“五·九”國恥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怒斥蔣介石對外不抵抗的賣國投降政策。1933年，他從冷寅東處獲得搜捕地下黨的黑名單，當即多方設法通知黑名單上的同志轉移，為保護革命力量作了很大努力。1934年以后，車耀先在省立成都師范學校和省立女師校任“國音”（注音符號）教員；還主辦了幾期以小學教師為主要對象的“注音符號傳習班”，通過講課和課后談話，給學生灌輸抗日救國的思想，啟發了不少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其中的許多人成了四川抗日救亡運動的骨干，有的后來還成了黨的優秀干部。1936年10月8日，車耀先以四川注音符號促進會的名義，聯合成都40余個社會團體組成“成都各界救亡聯合會”。1937年1月17日，車耀先創辦《大聲》周刊。1938年4月，先后組織成立了“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協會”“中蘇文化協會成都分會”等，廣泛團結文化界進步人士，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及同國民黨當局進行合法斗爭。

被捕入獄

1940年3月，國民黨反動派在成都制造了“搶米事件”，造謠誣陷共產黨，車耀先等100余人被捕。車耀先被押往重慶后，最初被關在重慶望龍門監獄，1940年底，車耀先被轉押至貴州息烽峰集中營。在集中營里，車耀先與羅世文兩人在獄中組建了中共地下臨時支委會，團結獄中革命志士，與國民黨當局進行了堅決斗爭。車耀先被捕后，戴笠見嚴刑不能達到使車耀先背叛革命的目的，便改用軟化的辦法，聽說車耀先對主張抗日的馮玉祥比較尊敬，便向車耀先表示，只要他發表一個聲明，就請馮玉祥介紹他加入國民黨，并委派他出任四川民政廳長。車耀先斷然拒絕。威脅利誘不能達目的，他們拿來曾國藩的《曾文正公家書》，要車耀先每天必讀，并寫心得，以達到軟化的目的，使其轉變革命立場。不過，車耀先既未軟化，更未轉變，只是這本書啟發了他，要利用犧牲前的一段時間，寫一些東西給子女，把自己走過的道路告訴他們，教育他們繼承遺志。

被害犧牲

1945年，國共談判期間，毛澤東、周恩來曾要求蔣介石釋放羅世文、車耀先等共產黨員，蔣介石謊稱羅、車已被槍決，拒不釋放，將他們改名換姓，從貴州息烽集中營悄悄轉移到重慶渣滓洞。

1946年7月，車耀先和羅世文被轉押到重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白公館監獄。蔣介石全面發動反共反人民內戰后，下令秘密殺害羅世文和車耀先。”1946年8月18日，車耀先和羅世文一道走向刑場，國民黨特務使用美國提供的武器將他們殺害于松林坡戴笠的停車場，并澆上汽油，焚毀了遺體。車耀先犧牲時年僅52歲。

個人生活

車耀先在商店當學徒期間，認識了街對門經營冥紙冥錠的黃家三姑娘。兩人在1918年冬開始共同生活。那時的女子，一般都是有姓無名的，還要裹小腳。車耀先認為夫妻間是平等的，替妻子取名為黃體先，還堅決支持她放了腳，解除了裹腳之苦。黃三姑娘沒讀過書，車耀先送她進婦女學習班學了一年多的文化。在一次戰斗中，車耀先身負重傷，黃三姑娘守候著丈夫，為丈夫端水拿藥，幾天幾夜都沒合眼，直到車耀先脫離危險。車耀先被捕犧牲后，黃三姑娘把兒女都培養成人，全部參加了革命工作。成都解放后，黃三姑娘將“努力餐”捐給了國家，自己在小南街口擺了個小攤賣小商品，身體力行教育子女自食其力。

車耀先共有三女兩子，建國后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辛勤工作，經歷磨難依然不改本色。他的一個女兒還專門以父親留下的家訓為子女取名為少謙、少儉、少勤。

受父親車耀先影響，女兒車崇英和車毅英在十多歲就開始協助父親的地下工作，并發動同學參加革命。

個人作品

車耀先在擔任“注音符號促進會”常務理事時，于1935年出版了《語言》雜志，親自撰寫了許多宣傳漢字改革的文章，還設計了一套成都話拼音方案。他使用注音符號教“努力餐“館的工友們識字讀書，并通過學術性文章來傳播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革命思想。如他在《實施民眾教育的兩個先決問題》一文中就指出，如果不首先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國民黨政府提出的《掃除文盲方案》便一錢不值。而人民的吃飯問題，在國內外重重壓迫的現實情況之下，是沒有解決可能的。

1937年1月17日，車耀先創辦《大聲》周刊，宣傳團結抗戰，反對妥協投降，并組織“大聲抗敵救亡宣傳社”，開展慰問抗屬及為八路軍“防毒募捐”等。《大聲》周刊從創刊，到更名《大生》《圖存》繼續出版，到后來恢復《大聲》名出版，共出版了61期，為四川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了大量的宣傳和組織工作。

車耀先被捕入獄后，掛念兒女的成長，在獄中車耀先受到《曾文正公家書》的啟發，想到今后能否出獄斷難預料，應該給兒女們留下引導人生的文字。于是借口要寫《曾文正公家書》讀后感，向獄方要來筆和紙，完成了自己的《自傳》。《自傳》的《自序·先說幾句》中寫道：“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余因政治嫌疑被拘重慶，消息不通，與世隔絕。禁中無聊，寢食外輒以《曾文正公家書》自遣。遂引起寫作與教子觀念。因念余出身勞碌，磨折極多；奮斗四十年，始有今日。兒女輩不可不知也。故特將一生之經過寫出，以為兒輩將來不時之參考。使知余：出身貧苦，不可驕傲；創業艱難，不可奢華；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謙”“儉”“勞”三字為立身之本，而補余之不足；以“驕”“奢”“逸”三字為終身之戒，而為一個健全之國民。則余愿已足矣。夫復何恨哉。”

所獲榮譽

車耀先在陜南鎮巴縣被圍二十一天，因堅守孤城有戰功，得到北洋政府頒發的一枚“文虎勛章”。

后世紀念

在成都金河路和小南街交界的拐角處，有一棟二層青磚小樓，這是成都市黨史教育基地“努力餐”的所在地，其創始人是車耀先。

中鐵隆工程集團有限公司檔案館特藏部的藏品中，有一本革命烈士車耀先生前留下的書籍《大同世界》。此書于1934年由成都大中印務局出版，1936年作者曙光贈送給了車耀先。

1937年，車耀先為成都女子師范學校畢業班的黃玉珍同學在筆記本上題寫畢業贈言道：“經濟生活和文化確實有密切地聯系。人類的經濟生活，是人類文化的基礎。而人類的文化，又只是經濟生活的上層建筑。但這種聯系，并沒有證明有錢人一定文明和窮人一定野蠻。這聯系只是表現為這樣的事實：哪怕是在社會上處于被屈辱的地位的人，哪怕在這地位上不斷地感到經濟生活的恐慌和窮乏，如果這恐慌和窮乏是逼著他們向上，逼著他們對屈辱和被掠奪的現狀起來反抗時，他們的反抗的努力就是“知榮辱”的表現。他們在反抗的努力中就同時會促進了文化的向上。反之，對別的國家或人民實行侵略掠奪，或者幫著侵略者掠奪別人，以達到自己的豐衣足食的人，才真正是“不知恥”的人群，是文化的破壞者。”這個筆記本，黃玉珍同學一直珍藏了近60年，1996年捐獻給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她希望烈士的遺言能教導更多青年樹立正確的“榮辱觀”。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為車耀先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周恩來總理親自為他題寫了墓碑碑文。“投身元元無限中，方曉世界可大同。怒濤洗凈千年跡，江山從此屬萬眾。愿以我血獻后土，換得神州永太平。”這是車耀先在入黨后寫的一首詩。正如詩中所表達的那樣，他以自己的一腔熱血，獻給了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