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伯魯（1886－1940年），字壽昌，四川省重慶府巴縣冷水場人（今屬重慶市九龍坡區(qū)華巖鎮(zhèn)），世居重慶南紀門水溝巷。歷任巴縣中學監(jiān)督（即校長）、夔府中學、重慶府中學堂教師、學監(jiān)、重慶圖書館館長、川東師范學堂（今西南大學）校長、重慶大學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重慶大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重慶大學教授等職，是享譽重慶乃至國內(nèi)教育界的著名教育家。
教學生涯
文伯魯自幼聰慧好學，幼年入私塾讀書，即十分發(fā)憤，1902（壬寅）年參加清末科考，一舉中了巴縣第一名秀才。是年，清光緒帝下令推行新政，興辦新式學堂，選派優(yōu)秀成績生員到國外留學，學富國強兵的方法。文伯魯和同里鎮(zhèn)好友任鴻雋（字叔永）相約去美國，因父堅決不允出國讀書，失掉這次出國學習機會，視之為終身憾事。
1904年，他開始從教，后來由巴縣小學的國文教師直接調(diào)任巴縣中學監(jiān)督（即校長），年俸銀50兩，維持家庭費用。兼之其父有病，家計維艱。但他生性曠達，從不以為苦，一面勤奮任教，一面嚴謹治學。以后又在夔府中學、重慶府中學堂執(zhí)教。文伯魯教書誨人，更是悉心傳授，不敢稍有怠惰，因之，他的學生多有取得卓越成就者，胡子昂曾在巴縣中學讀書四年，是文校長在巴中市執(zhí)教時的得意門生之一。
1912年夏，鑒于重慶市（巴縣縣治）缺乏文化設(shè)施，群眾精神文化生活匱乏，他與友人共同籌款募書，將“重慶書報社”所藏書籍及“字水書院”遺存的書籍一并接收過來，租佃渝中區(qū)神仙口的文昌宮（今東華觀附近）設(shè)為館址，創(chuàng)辦成圖書館，這是重慶第一家公共圖書館，供眾閱覽，開啟民智，此時的圖書館定名為“重慶圖書館”，公推文伯魯為館長。次年，他又與巴縣教育會長周文欽合作，建起了巴縣圖書館（今重慶巴南區(qū)圖書館）。
其時，四川省“蜀學會”重慶分會亦設(shè)在該館內(nèi)，正副會長王子固、向仙喬（向楚）、胡汀帆常在此聚會議事。革命的功用再次加強了圖書館在戰(zhàn)時的地位，但也給后來的查封的隱患埋下了伏筆。也是在這同一年，九月的一個下午，陰風驟至，黔軍和袁軍長蛇直入巴縣龍崗、界石鎮(zhèn)，直逼重慶市。寧靜安謐的圖書館，也難逃劫難，無奈地浸淫在戰(zhàn)亂的硝煙戰(zhàn)火里。越二年，袁世凱復辟帝制，討袁軍起，重慶響應。隨后，四川當局遂將“蜀學會”誣為叛逆，認定重慶圖書館為秘密機關(guān)，委派劉存厚來重慶處置，將文伯魯私產(chǎn)沒收，圖書館也一并查封。何日是一個盡頭，誰也預料不及的。漫漫長夜，期待黎明的曙光。1916年，袁世凱倒臺，一出歷史鬧劇，就這樣畫上一個句號。黨禍解除了，冤案平反了，文伯魯館長的私產(chǎn)及圖書館圖書器物，始獲發(fā)還，此時寂清的安然，倒有些悲欣交集。
1918年，文伯魯任川東師范學堂第八任校長（1918年10月-1921年7月），他不僅治學有方，教學盡責，而且十分愛惜人才，熱心勉掖后進，對成績優(yōu)秀而家境貧寒的學生，總是竭力資助，如后來成為知名教授的向宗魯就曾得他的關(guān)懷和濟助，向宗魯在四川大學為祖國造就不少人才，如楊明照、王利器、屈守元等弟子成就斐然。
1928年重慶市地方士紳和學者發(fā)起籌辦重慶大學，文伯魯為籌備委員。重慶大學成立后，他又在該校執(zhí)教多年。1935年5月，當時四川省政府教育廳決定將重慶大學文學院、農(nóng)學院并入四川大學。10月，該兩院正式并入四川大學。文伯魯不愿遠離家鄉(xiāng)，辭不就聘，乃薦門人向宗魯前往川大。文伯魯晚年，妙手行醫(yī)，仁心濟世，樂此不倦。
重慶大學“三魯先生”
上世紀三十年代，重慶大學校園里有三位名字中都帶有一個“魯”字的教授，這三位教授即文伯魯、向宗魯、何魯，人稱重慶市學界“三魯”。在“三魯先生”中，文伯魯是年紀最長的一位。
比文伯魯小十二歲的向宗魯，是巴縣白市驛龍鳳鄉(xiāng)人氏，幼年父母早逝，寄養(yǎng)于族兄家中。也許是少無雙親，家無恒產(chǎn)，八歲進入私的向宗魯，讀書發(fā)憤，努力上進，小小年紀，能講解文義，讀書過目不忘。1909年就讀于川東師范學堂，經(jīng)龔秉權(quán)（清朝舉人）、梅際郇（前清舉人）、文伯魯?shù)让抑附蹋薪?jīng)史文學，并于1911年入成都存古學堂（次年更名為四川國學院）深造，深得經(jīng)學大師廖平（字季平）之器重。從1930年起，向宗魯先后在重慶大學、四川大學任教授、中文系主任，在教學及著述方面均有杰出成就，但向宗魯不忘文伯魯?shù)闹鲋鳌?/p>
何魯1894年生于廣安縣。1904年考入成都機器學堂。畢業(yè)后，被保送入南洋公學，繼入清華就讀。1912年赴里昂大學深造，1919年成為第一個獲得科學碩士學位的中國人。何魯懂英、法、德多國語言，詩詞書法，極有功力。培養(yǎng)了著名物理學家嚴濟慈、吳有訓、錢三強等一大批弟子。文伯魯與向宗魯、何魯三人，在那個時代結(jié)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常在一起談國事，話教育，探索中國光明之路。
早年曾參加同盟會
文伯魯雖是文人雅士，但十分關(guān)心國是，對時局有獨到的見解，并積極投身于革命活動之中。
文伯魯在重慶市府中學堂任教時，同盟會重慶支部的領(lǐng)導人楊庶堪（即楊滄白）為重慶府中學堂監(jiān)督，當時以楊庶堪為首的同盟會員占據(jù)了重慶文教界，并將同盟會重慶支部設(shè)在學校內(nèi)，以此為基地開展活動，文伯魯同張培爵志同道合，秘密相約，加入同盟會，從此步入革命行列。1911年，楊庶堪登高一呼，四川省各地盟員便齊集重慶。是年11月22日，楊庶堪與張培爵、朱之洪等人領(lǐng)導重慶辛亥起義推翻了清朝在重慶、川東地區(qū)的統(tǒng)治政權(quán)，宣布重慶獨立并通電全國，11月23日重慶蜀軍政府成立。
重慶光復后，張培爵任蜀軍政府都督，曾聘請文伯魯作夔關(guān)監(jiān)督。夔關(guān)是長江上的重要關(guān)口，對過往川江的商船征收商稅，其通關(guān)厘稅一直是四川第一大稅收來源，全省最主要的財政支柱。在舊時官場中，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肥缺。但文伯魯恪遵父訓“不做官、不要錢”，婉辭不受，轉(zhuǎn)薦同盟會員燕梓材擔任此職。重慶起義不久，楊庶堪出川追隨孫中山先生繼續(xù)革命，文伯魯即接替楊庶堪出任重慶府中學校長。1913年，孫中山發(fā)動“二次革命”，熊克武起兵討伐袁世凱及其在四川省的代理人胡景伊。文伯魯在教書育人同時，仍心系國家安危，1915年，袁世凱陰謀稱“中華帝國皇帝”時，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和反對，全國各地反袁浪潮蜂起，文伯魯亦奮起聲討，援筆親撰《討袁檄文》，痛斥袁世凱禍國殃民的罪行，發(fā)表在《商務日報》上，社會輿論為之轟動，不少文士擊節(jié)稱快。但文伯魯因作此文措詞犀利遭到緝捕抄家的大禍。那時，他的莫逆之交陶闿士寫了一首慰友詩，用以勸慰老友，并鳴不平。詩曰：
文子巴山秀，門前春水生。
興來三日醉，老去一橫經(jīng)。
身隘屠龍志，兒皆作鳳鳴。
哪堪重陽節(jié)九，喑口代躬耕。
注釋：
隘：通“溢”，充盈之意。
口：疑漏字。代躬耕：謝靈運《初去郡》：“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
《巴縣文史資料》第三輯，1986年
學術(shù)研究
文伯魯一生有三大建樹：一是辛勤地教書育人，桃李競芬芳；二是研究經(jīng)學，造詣頗深；三是晚年悉心鉆研中醫(yī)學，以醫(yī)技普濟眾生，因醫(yī)術(shù)精湛，得到“儒醫(yī)”稱號。
他早年與陶闿士、龔秉權(quán)（即龔春巖）、賴以莊相交甚契，過從甚密，時相唱和詩詞。
1920年，文伯魯任川東師范學堂學校校長時，駐防重慶市的軍閥劉湘曾親自到學校，敦請他去擔任軍部秘書長，文伯魯以矢志教育，無意軍務為由，婉拒不就。當時，四川省軍閥割據(jù)，混戰(zhàn)不休（四川從1912年到1933年，共發(fā)生大小軍閥混戰(zhàn)四百七十多次），生靈涂炭，民不聊生。文伯魯不愿同流合污，之后辭去川東師范校長職務，從此不再擔任行政工作，致力于學術(shù)研究。
文伯魯治學嚴謹，對《詩經(jīng)》研究尤為精深，文章簡潔明暢，為著名文學家趙熙所稱許。他所存手稿甚多，但謙抑不肯輕易示人。1918年1月，經(jīng)學大師章太炎奉廣東軍政府命來渝謀商國是，住在重慶中營街向楚私宅，得讀《討袁檄文》，也備極稱賞，以為是不可多得的妙文。文伯魯晚年，專心研究中醫(yī)學，欲窮究竟，醫(yī)理頗精。他于1933年曾在成都市參觀華西協(xié)和大學醫(yī)學院的解剖室，與院長莫爾斯(William R.Morse)教授交談，介紹中醫(yī)中藥的優(yōu)越性，由于論述精辟，使莫爾斯贊嘆不已。文伯魯在研究中醫(yī)學時，特在重慶開設(shè)一藥房，囑二弟文仲宣（重慶市名醫(yī)）在此掛牌行醫(yī)，文伯魯也有時應診，因醫(yī)術(shù)精湛，得到“儒醫(yī)”雅號，他曾自撰楹聯(lián)，聯(lián)曰:
受一而為民，高蹈未就，所業(yè)期于人有濟;
經(jīng)十載仍似舊，美成在久，此心原與世無爭。
文伯魯一生勤奮好學，篤志敦行，敝屣名利，厚德載物，堪為一代師表。無論從教從醫(yī)，志在救民濟世，終因生不逢辰，壯志難酬，1940年然病逝。國學大師馬一浮曾題寫文伯魯先生像贊，贊曰：
窈而穆者其容，淵而藏者其胸。
嘉有子之肯構(gòu)，孰抱璞而永終。
——叟敬題
（《馬一浮集》第二冊，274頁）
文伯魯藏書極多，達數(shù)千卷，其中有宋、明善本及國內(nèi)外珍本，尤以門人向宗魯購贈的《中醫(yī)診斷學》日本手抄本最為珍貴。解放后，他的長子文德陽將藏書全部捐獻給國家，其中《中醫(yī)診斷學》日本手抄本一冊及其他診本兩冊由次子文復陽捐獻給重慶市衛(wèi)生局。
編纂《巴縣志》
重慶城實際上就是老巴南區(qū)的地盤，巴縣建縣還早于重慶府建府628年，重慶府治又在巴縣縣治領(lǐng)域內(nèi)異名而同城達七百四十余年。巴縣與重慶市歷來是郡、州、府、縣同城而治，在以前可以說重慶即巴縣，巴縣即重慶。巴縣同重慶的分出是在上世紀初。《巴縣志》就是編寫老重慶志書的根底。長久以來，本埠史家曾多次修繕《巴縣志》，均因種種原因未得大成。民國14年（1925），文伯魯受聘參加編《巴縣志》，負責編纂兼總校，主纂《工業(yè)》、《交通》、《商業(yè)》篇。與著名學者向楚、梅際郇、陶闿士、龔春巖、賴以莊等一起共事，經(jīng)過四年努力，終于完成《巴縣志》的刊訖工作，凡23卷，附文征1卷，共24卷。重修的《巴縣志》雖對清代舊志有所參閱，但體例構(gòu)架，因時制宜，新增"工業(yè)"、"商業(yè)"、"交通"、"軍警"、"交涉"、"自治"、"學校"、選舉"、"市政"、"物產(chǎn)"、"事記"、"蜀軍革命始末"，實為舊志所無。《巴縣志》被譽為民國以來國內(nèi)稀有之名志，博得學界交口贊譽。至今，學界專家學者想要研究重慶市的歷史風物，民國《巴縣志》仍是不可或缺的參考書。上世紀八十年代，巴縣人民政府，組織了本埠的專家學者，對民國《巴縣志》進行了篩選，加了簡要的注釋，方便了仿人使用這部皇皇巨著。可惜受當時左的思想影響，刪減許多不應當刪減的內(nèi)容，有損全書的完整嚴密。
社會評價
歷史文化名城重慶市的文化遺產(chǎn)是植根于老巴縣文化基礎(chǔ)之上的。巴渝鐘靈秀，人杰地靈，世載其英。從兩漢以來文教之興，名士迭出，燦若繁星，更仆難數(shù)。遠有馮時行、蒲國寶、蹇義、江朝宗、劉春、王應熊、王爾鑒、廖春瀛，近有鄒容、朱之洪、楊庶堪、梅際郇、向楚、周文欽、文伯魯、陶闿士、任鴻雋、向宗魯、胡子昂……，他們或封疆大吏、或入值中樞、或執(zhí)掌南京夫子廟、或鼓吹革命；或以教化育人為己任，并致力于宣德達教，博化篤俗；這些巴地前輩賢達，其言為世范，其行為表則。“高足以振玄風，功業(yè)可傳國垂世”。（語出《華陽國志》）
二十世紀初葉，重慶市文教界曾廣為流傳著“四大金剛”之說。所謂的“四大金剛”，并非橫眉怒目的赳赳武夫，反倒個個都是飽讀詩書，溫文爾雅的大學問家，這四位學人即向楚、文伯魯、梅際郇、陶闿士。1933年，巴南區(qū)成立文獻委員會時文伯魯任委員，他學識淵博，品德高尚，深受人們的尊崇敬重。
1940年夏，清貧一生的文伯魯因病去世，享年僅五十有四。但他為重慶以及我國的教育事業(yè)所做出的杰出貢獻，卻銘刻在歷史的豐碑里。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