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漢簡是瑞典人貝格曼于1930年在居延烽燧遺址中發掘的簡牘。居延漢簡與殷墟甲骨文、敦煌遺書、哈拉浩特文書被稱為20世紀中國文明四大發現。
1972年，發掘漢簡兩萬余枚，稱為“居延新簡”。2000年前后，考古專家對居延漢代烽燧遺址先后實施了三次發掘活動，前后獲得的漢簡共計500余枚。人們把出自額濟納河流域的漢簡，叫作“額濟納漢簡”。居延漢簡主要被內蒙古博物院、甘肅簡牘博物館、阿拉善博物館、額濟納旗文物保護中心等機構收藏。居延漢簡多是漢代邊塞屯戍檔案，小部分是書籍、歷譜和私人信件等。居延漢簡數量之多，在全世界范圍內，也是首屈一指的。居延漢簡分為竹、木兩類，竹簡占少部分，木簡主要以當地所產胡楊、多枝檉柳為原材料。在木簡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漢尺牘的簡冊，尺寸在22.5厘米到23.5厘米之間。居延漢簡是記載居延地區歷史的百科全書，是研究漢晉時期社會歷史的第一手資料。
居延漢簡為漢代歷史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居延漢簡內容包括了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方面。居延漢簡以其本身形狀、書寫名稱區分有牒、檢、板、檄、槧、簡、兩行等類。以其性質和用途區分，則分為文書類、簿冊類、信札類、經籍類、雜類。居延漢簡的紀年簡中，書寫時間最早的是劉徹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的是劉宏建寧二年（公元169年）。居延漢簡彌補了文獻古籍略而不載或載而不詳的不足，有的可以糾正史書上記載的錯誤，有的可以詮釋文獻古籍中表述不清楚的地方。因而居延漢簡無論其自身，還是其內容，都具有極高的科學價值、歷史與文物價值。
名稱由來
1930年，瑞典學者沃爾克·貝格曼（Folke Bergman）首先在居延長城烽燧遺址發掘出漢代木簡。因在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居延地區被發現而得名“居延漢簡”。
發掘過程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通過發掘的先后順序分為居延舊簡和居延新簡，這些漢簡總數量大約為三萬枚。這些漢簡時限大致在公元前一世紀初至公元二世紀初，大約三百余年間。“居延漢簡”有紀年可考的，最早為劉徹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最晚為東漢劉秀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前后共經歷143年之久，大部分屬于西漢，武帝末年至王莽時期，屬東漢時期的只有小部分。此外也有少數是和帝、殤帝、靈帝的簡。后據唐人牛僧孺《續玄怪錄·周靜帝居延部落主》記載:周靜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曾令人掘得一古宅基，“于瓦礫下得一大木檻，中有皮袋數千。檻旁有谷麥，觸即為灰。檻中得竹簡書，文字磨滅不可識，唯隱隱似有三數字，若是'陵'字”。文中所謂“竹簡書”，當是漢代邊塞的遺物，應是居延漢簡的最早記載。宇文闡是北周最后一位皇帝，公元579一580年在位。其時距今已1400多年。因年代久遠，當時情況只有只言片語的記載。
第一批是1930年至1931年，1930年，中國瑞典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瑞典籍成員貝格曼（Folke Bergman），在今天甘肅省境內的額濟納河流域古遺址上，開掘了60個考古區，在殄北、甲渠和卅井等亭燧障塞，發掘清理出漢簡1萬余枚。共中出土數量較多的有破城子（A8）4422簡，地灣（A33）2383簡，大灣（A35）1334簡。其中在21區里采集到總計上萬枚簡牘，因為這批漢簡出土地區是居于漢代張掖郡居延縣，故稱之為“居延漢簡”，為研究漢代社會歷史提供了珍貴資料。“居延漢簡”出土后，由于中國學者的阻力，才使這批千余年前的古代簡牘能夠保留在中國。1931年5月底，簡牘運到北京，瑞典方面提出讓瑞典人高本漢、法國人保羅·伯希和參與研究工作，而中國方面則由馬衡、劉半農（即劉復）主持研究工作。他們四人首先將簡牘實物拍照共一式四份，而四人各占其一，大家根據照片考釋、研究，如有疑問，則各自通信聯絡，定期交換研究成果和論文。1934年，劉復往內蒙古自治區綏遠地區考察之際，突然逝世，后來選派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勞干，中國國家圖書館編纂向達、賀昌群，北京大學歷史系助教余遜等人繼續協助馬衡研究，并由傅明德、傅振倫協助整理及編號。然后再根據原倉號、出土日期及地點作登記。其后馬衡利用此批漢簡撰寫《記漢居延筆》《漢兵物簿記略》，傅振倫撰《道院簡牘說》《漢武帝年號延和說》，賀昌群撰《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績》及《烽燧考》，陳槃寫成《漢簡遺偶述》和《漢晉遺簡偶述續稿》等著作。在抗戰年間的艱難歲月中，勞干根據手上的照片資料來研究，1941至1961年，分別出版《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居延漢簡考?版圖之部》《居延漢簡?考釋之部》以及一系列論文，為漢簡研究奠下重要基礎。
1972年至1976年，中國考古隊又在居延地區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發掘，出土了19000多枚漢簡，乃歷年出土最多者。20世紀這兩次大規模發掘的居延漢簡，其書寫年代，上起西漢劉徹元朔元年（前128年），下至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其中又以西劉弗陵（前86一前74年）時期的漢簡最多。作為20世紀的重大考古成果，居延漢簡為研究漢朝的文書檔案制度、政治制度及漢代的社會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居延甲渠簡牘（居延新簡）
1972年秋，甘肅省考古工作者對南起甘肅金塔縣雙城子、北到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居延的區域實施了一次大面積考古調查。在隨后的兩年里，考古人員對地處今天內蒙古額濟納旗政府所在地以南50里荒漠之中的甲渠候官等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后，一共出土了19700枚簡牘，甘肅的考古專家稱之為“居延新簡”。這批居延新簡的尺寸，大部分整簡長度為23厘米左右；個別的簡特別長，竟達88.2厘米。和當年出土的居延舊簡一樣，居延新簡大多為木質簡，有木簡、木牘、觚等，各種類型齊全。其中的紀年簡，涵蓋了劉弗陵始元年間（前86一前80年）至司馬炎太康四年（283年）的全部年份，而明確書有漢昭帝至新朝時期紀年的木簡，就有500枚之多。居延新簡的字體，有篆書、漢隸、古隸、章草等，堪稱不拘一格，形式多樣。
額濟納漢簡
2000年前后，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博物館、額濟納旗文物所組成聯合考察隊，先后對甲渠塞“第七燧、第九燧、第十四燧、第十六燧”和察汗川吉及“第十六燧、第十七燧、第十八燧”東側灰堆進行了發掘清理，前后獲得的漢簡共計500余枚。人們將這批出自額濟納河流域的漢簡，叫作“額濟納漢簡”。這些新獲得的漢簡中，有紀年文字的，有27枚，內容多為書檄、簿籍、律令、檢等各種各樣的行政文書。這些行政文書的字體有古隸、漢隸、草隸、章草、草書等。
發現地
居延漢簡大多發掘于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居延地區和甘肅省嘉峪關以東的金塔縣境內肩水金關、大灣城、地灣城等漢代烽燧遺址，這些烽燧遺址因此而出名。
內容概述
居延漢簡多是漢代邊塞屯戍檔案，小部分是書籍、歷譜和私人信件等。居延漢簡多為木簡，少數為竹簡，書體為隸書章草。內容包括了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方面，具有極高的科學、歷史與文物價值。
政治方面包括漢代的養老制度、撫恤制度、吏制等內容；經濟方面有關于農墾屯田的記載，其內容涉及屯田組織、農事系統、屯墾勞力、田倉儲運、田卒生活、剝削形式和剝削量，以及農具、籽種、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內銷、外運、糧價、定量等等，其學術史料價值是不言而喻的；軍事方面，居延漢簡多是西北邊塞烽燧亭障的文書檔案。根據簡文記載考證，漢代的居延地區設有兩個都尉，即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肩水都尉府即為今大灣城遺址）。都尉有都尉府，都尉府屬官有都尉丞、侯、千人、司馬及其他僚屬，都尉駐地稱城，侯官所在稱障。都尉下屬有司馬、千人、倉長等。都尉府直接下屬的軍事機構稱侯官，侯官的下一級軍事機構是部，部的下一級即燧。簡文中所記載的武器，名目繁多，最常見者為弩；科技文化方面，居延舊簡中記載有《九九表》，同時，居延紀年簡多載有年月日，一般在月名與日序之間注明朔旦，這無疑是研究兩漢朔、閏排列的第一手資料。
居延新簡不僅記述了居延地區屯成活動的變遷，而且保存了西漢中期到東漢初年的重要文獻資料。如簡冊《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該冊是研究漢代的烽燧制度以及邊塞防御系統十分重要的資料。它是居延都尉轄下的甲渠、卅井、殄北三塞臨敵報警、燔舉烽火，進守呼應、請求馳援的聯防條例。條例規定了在匈奴人人侵的不同地點、人數、時間、意圖、動向以及天氣等各種情況變化異常時，各塞燧燔舉烽火的類別、數量、方式，以及如何傳遞應和，發生失誤又如何糾正等內容。又如簡冊《侯粟君所責寇恩事》（共36枚），是一份完整的訴論檔案，闡明了漢代治獄刑訊制度的具體內容與訴訟辭的格式以及訴訟程序等。簡冊《甘露二年御史書》，是西漢宣帝時追查劉徹之子廣陵王劉胥集團陰謀篡權活動的御史書，內容主要是在通緝叛逆逃犯時向全國發布的文件。再如《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簡冊，記載了竇融任河西五郡大將軍期間頒發的居延官吏俸祿文書，文中載有“居延都尉，奉谷月六十石”“居延都尉丞，奉谷月卅石”“居延令，奉谷月卅石”等內容。
《候粟君所責寇恩事》木簡，講述了東漢建武三年（公元27年）來自中原的寇恩與當地甲渠候官粟君的一樁民事案件。寇恩以趕牛車拉貨為生，受粟君雇傭運送貨物，因報酬核算產生爭議。案件審理中，居延縣廷嚴格遵循漢律，經縣廷—都鄉—嗇夫三級復核，最終判定粟君“政不直”，寇恩無需擔責。此案印證了漢代法律已深入邊疆地區，成為維系社會秩序的共同準則。居延地區作為沙漠綠洲絲綢之路與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連接點，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在此交匯碰撞。寇恩遠赴邊塞謀生，粟君與民間的雇傭交易，是漢代多民族、跨區域經濟共生的縮影。
《請麹求葵記》是一封書信，主要內容為某人寫信求一二斗酒曲（麹）和野葵。這封信記載了漢代河西邊塞種植的蔬菜‘葵’和釀酒的酒曲，為了解漢代河西吏卒日常飲食結構、釀酒工藝等提供了珍貴史料。
《甲渠候官以郵行》與《“不中程”處罰》簡并列展示，反映了漢代郵亭傳遞文書的制度。“以郵行”一般為傳送距離較遠的重要文書，多以驛馬、傳馬傳遞。若文書未能在規定時段內送達，會被官府評定為“不中程”或“留遲”，受到相應的處罰。
《倉頡篇》作為漢代童蒙讀物，是習字讀書的基礎教材。漢代重視對官員才與德的考察，能書寫5000字以上的人方可為‘史’。基層官吏為了升遷考核，提高公文寫作水平，會在廢棄簡或空白簡上練字，所以居延一帶出土了很多以《倉頡篇》為主的習字簡。
這些寫滿墨痕的簡牘，上至軍政舉措，下至民生細節，從官吏俸祿發放到戍卒家書往來，從屯田耕作記錄到日常事務條例，全方位再現了2000年前的邊塞社會風貌，為探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根脈提供了重要實物佐證。
形制與分類
居延漢簡就其質地分為竹、木兩類。竹質的為簡，木質的為牘，一般都稱之為簡。根據出土木簡的材料鑒定，有松杉、毛白楊、水柳、多枝檉柳等。根據考古分析，戍卒中有分工制簡的人員。一般是將簡牘材料分散到各烽燧中，讓有專長的戍卒制作成簡，所以長短、寬窄、厚薄各異。出土的漢簡，尺寸最長的有88.2厘米，最短的僅3.8厘米，多數為尺牘（漢代一尺約為今23.3厘米）。根據記載，居延漢簡的制作程序是，先將原材料剖為木片，然后解為札條，加以刮削，最后刻上文字。觀察出土木簡，可見其上下兩端鋸齊后又略為磨平，如鋸得不齊再用刀刮削，削痕清晰可見。木簡兩面光滑平整，棱角分明，木簡橫剖面為正角長方形。居延遺址出土的漢簡依其自書名稱，有牒、檢、板、檄、槧、簡、兩行、觚、冊、符、傳、過所、削衣等類別。
牒：即牒書、通關文牒等。
檢：是一種書署形式，可分為加封泥印鈐者和不加封泥印鈐而僅為器物文書標題的。
板：就是上下兩板相合，便于保密封檢的重要機密文書，這實際上是古代的郵書函信。這類簡一般長度為23厘米左右，恰為漢代一尺，所以尺牘指函信是有其根源的。
檄：即檄書、檄文，長度一般也在23厘米左右，屬于尺牘。重要的檄書還有封泥印鈐，目的是為傳遞保密和引起重視。
兩行：即指簡牘較寬，可書寫兩行字。“兩行”一詞見于簡牘自書，而其他歷史文獻絕少記載。
冊：即多枚簡牘串編而成冊，一般都記錄一個基本完整的內容。
符：即憑證或通行證之類的簡，如虎符是能證明持符人的身份、事由的標記符，還有證明記錄吏卒巡察烽燧是否到界的符，以及倉庫、邸閣值勤的憑證等。
此外，封建等級制度在文牘形式上也有具體反映。有中央文書如詔書、制書等，地方文書如府書、應書、愛書等。記事簿籍如記載功名、奏事、吏卒名籍、糧錢賬務、兵械、郵驛等內容的簡，這類簡在出土漢簡中數量比較多。在居延漢簡的簡文中，經常可以看到一些符號、習慣語和常用詞。符號如□、●、▲等，習慣語除燧名、部名、倉名、人名、職名等外，還有如“不審日”（意思為某一日）、“愛書”（意思即為辯書、證書）、“功令”“秋射都試”（意思即每年秋天的騎射會試）等。
相關研究
數量巨大的居延漢簡甫一出世便轟動了中國和世界學術界，為歷史研究帶來新鮮活力，學術界將貝格曼等人的發現與敦煌藏經洞的打開相提并論。居延漢簡自1930年發現后，于次年5月運抵北京，由勞幹、馬衡、余遜等先生分工合作，對漢簡作整理、考釋工作。1936年，原西北科學考察團首先將勞、余遜二先生的部分考釋用曬藍紙印刷成冊出版，世稱“曬藍本”，這是最早的居延漢簡釋文稿本。抗日戰爭爆發后，原藏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漢簡被秘密護送至香港特別行政區，并拍攝成照片，準備交由商務印書館影印，但在制版過程中書版全部毀于戰火之中。1941年，將居延漢簡運往美國，暫存國會圖書館。勞幹一生致力于居延漢簡之研究，20世紀40年代，根據照片寫成《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1956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漢簡甲編》，圖版和釋文有較大改進。1957年，勞幹的《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在臺灣公布，這是1930年發現的一萬余枚居延漢簡的全部圖版。1960年，他又根據新出簡文照片對《居延漢簡考釋》詳細校改，出版《居延漢簡·考釋之部》，漢簡的照片和釋文有了比較準確的本子。1980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居延漢簡甲乙編》，發表了照片和經過重新修訂的釋文，同時注明出土地點。1998年，《居延漢簡補編》在臺灣出版，對誤釋和未釋的簡牘進行釋文的糾正和補充。近年來對居延新簡的研究也有《居延新簡》《居延新簡釋校》《居延新簡集釋》等大量專著問世。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謝桂華等人還出版了《額濟納漢簡》。
與1930年發掘居延漢簡相比，這次考察的范圍要廣得多，重點發掘的遺址全部嚴格按照考古規范進行。考古學家在每一個考古挖掘點上都畫出探方，在文物出土的地點、層位、斷代、編綴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較系統的資料。考古學家們如此進行作業，不僅有利于整理、研究簡牘，也有利于再現漢代烽燧的面貌。這一批新發現的居延漢簡有一個比較顯著的特點,就是以成冊的公文居多。據初步統計，成冊公文有340多個，其中完整的有46冊，不夠完整的有218冊，殘缺較多的有80多冊。甲渠侯官衙第22號房舍遺址，面積不足6平方米，考古學家們卻在其中發現了900枚極具價值的木簡，而這些木簡包括了從王莽天鳳到建武初年間40余冊公文冊，而且這些公文冊完整或基本完整。考古學家據此判斷，甲渠侯官衙第22號房舍遺址應為當時的檔案室，否則就難以合理地解釋此地為什么會如此集中地保留這么多的公文冊。20世紀70年代的這一次集中考察，為期4年，共發掘出約兩萬余枚漢簡。實際上，這一次考古發掘是中國歷來發現簡牘最多的一次。
居延漢簡自1930年現世至今，從事釋文考訂引用證史的中外學者已有數百人，與居延有關的論文著述已有數千種。學者們從單純研究孤立的簡文，擴大到研究成冊或同類的簡，復原各類文書檔案。同時在研究方法上，也從文字考釋轉向更多更高的研究，以陳夢家、永田英正等人的研究為代表，將古文字學、考古學的方法納人簡牘研究的范疇。近年來，居延漢簡的研究不斷向多領域拓展。如有人研究漢簡在書法藝術上的貢獻，筆法靈動、質樸自然、結構謹嚴的漢簡遺墨篆、隸、楷、行、草諸體咸備，體現了中國藝術思想中“大道至簡”“道法自然”的藝術境界。
館藏與展覽
2014年以來，額濟納旗文物保護中心館先后在上海市、寶雞市、呼和浩特市、酒泉市、武威市、大連市等地進行居延漢簡文物巡展；2019年10月和2023年9月，額濟納旗文物保護中心館舉辦了兩屆居延文化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等18個國內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歷史與考古研究專家學者圍繞“居延文化”主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與探討。2025年12月28日，“簡”讀居延——居延遺址出土漢簡專題展在內蒙古博物院開展，展覽甄選400件（套）居延遺址出土漢簡、器物、文書等珍貴文物，配合沉浸式互動體驗，帶領游客穿越兩千年，體驗漢代邊塞社會的日常肌理。2026年2月3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發《居延漢簡亮相內蒙古博物院 展現兩千年前的邊塞圖景》，報道了“‘簡’讀居延——居延遺址出土漢簡專題展”日前在內蒙古博物院開展。
居延漢簡主要被內蒙古博物院、甘肅簡牘博物館、阿拉善博物館、額濟納旗文物保護中心等多家機構收藏。
相關事件
居延漢簡是在1930年由瑞典人貝格曼在古居延地區的大灣、地灣、甲渠候官遺址等處最早發現的，因它同晉朝出土的《汲冢漢簡》一樣是舉世矚目的珍寶，所以不久后便被北京大學收藏。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寇進占北大校園，將許多古書、碑帖拓片一焚了之，“居延漢簡”也面臨滅頂之災，很多學者憂心如焚。于是在一天深夜，助教沈仲章、語言學副研究員周殿富連同另外一位工友，冒險將簡牘偷出并藏到了工友家中。幾天后，就有一個叫三佐的日本特務來查看漢簡，發現漢簡不見后馬上命令全城戒嚴并進行搜查。沈仲章聞訊后連夜扮成難民逃到了天津市。在被盤查的時候，《居延漢簡》的清理清單就藏在他的草帽中，沈仲章竭力保持鎮靜，假裝聽不懂日本話的憨厚模樣，混過檢查，住進了意大利租界。雖然逃過一劫，但他更擔心的是考慮如何把國寶運至上海市。不久，日軍開始進攻上海，于是他又陷入無所適從的境地。危難之際，他與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徐森玉取得了聯系。徐森玉的愛國激情促使他冒險來津。經過仔細磋商后，徐森玉要沈仲章獨自秘密將木簡由北平市運往天津，再轉運香港特別行政區，由他另外安排人接貨。沈仲章欣然答應。
《居延漢簡》的失落，早已引起日方注意。交通要道上的檢查極為嚴密，運走國寶極其困難且危險重重。經反復籌劃之后，沈仲章佯裝逃難，將國寶交給中立國瑞士的伯利洋行代辦托運，《居延漢簡》終于順利到達天津市。木簡到津后，一晃半年過去了卻仍無法起運香港。1937年12月底，日本特工人員注意到了沈仲章。此后，他只好三天兩頭在租界內調換住處。然而，最使他放心不下的還是寄存在伯利洋行的兩箱國寶。沈仲章心急如焚，只得冒險買票，希望盡快離津去港。眼看開船日期就要到了，沈仲章還是沒有想出上船的好辦法。他只好事前買通檢查員和搬運工，最終躲過了日本兵的檢查，將國寶運上輪船。趁輪船在青島市裝貨之機，沈仲章上岸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發電。可沒想到這時候有11艘日艦向青島港開來，船長擔心發生不測，丟下上岸的乘客逃走了。沈仲章只好又費盡周折想辦法去香港。《居延漢簡》到達香港后，由蔣夢麟先生存放到香港大學圖書館。沈仲章在港期間，廢寢忘食地將木簡拍照、剪貼、編號、排列、編寫索引。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眼看香港也將淪陷，《居延漢簡》只得第二次逃難。經很多學者商量后，由胡適先生設法運到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國寶方最終躲過劫難。
價值影響
居延漢簡為研究居延邊塞乃至漢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邊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科技、民族、宗教等學科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彌補了文獻古籍略而不載或載而不詳之不足，有的可以糾正史書上記載的錯誤，有的可以為文獻古籍記載述而不明之處作詮釋。因而居延漢簡無論其自身，還是其內容，都具有極高的科學價值、歷史與文物價值。
居延漢簡是民族傳統文化的結晶，它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第一，居延簡牘的研究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彌補正史記載之不足。簡牘作為出土的一種歷史資料，它雖屬歷史語文學的范疇，但它內容豐富繁雜，涉及范圍很廣，自身又具有一種獨立的文化內涵。就拿居延漢簡來說，根據勞干先生的研究，可把它歸納為七大類:第一類是簡牘之制，如封簡、檢署、露布、版書、符券等；第二類是公文形式與一般制度，如詔書、璽印、小官印、剛卯、算貲、殿最、別火官、養老、撫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馬、司空屬、地方屬佐、文吏與武吏、期會、都亭部、傳舍、車馬、行程等；第三類是有關史事文件舉例，如劉徹詔書、王路堂、王莽詔書、用月令文、西域、羌族等；第四類是有關河西四郡問題，如四郡建制及福祿縣、武威市、居延城、居延地望等內容；第五類是邊塞制度，如邊郡制度、烽燧、亭障、塢堡、邸閣、兵器、屯田、將屯、農都尉、罪人徙邊、內郡人與戍卒、邊塞吏卒之家屬、雇傭等；第六類是邊塞生活，如糧食、牛犁、服御器、酒與酒價、塞上衣著、縑帛、古代記時之法、五夜等；第七類是書牘與文字，如書牘、“七”字的繁寫、《倉頡篇》《急就篇》等。從分類看，居延漢簡的內容包羅萬象，把邊塞地區的政治制度、軍事防御、屯戍生活、社會狀況記述得詳盡入微。其中的許多記載都是正史和其他文獻資料上沒有的，這為研究漢代的歷史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其價值不可低估。
第二，居延漢簡不僅形成了一門學科簡牘學，而且這門學科已成為國際顯學。自《玄怪錄》記載北周末年發現第一枚居延漢簡以來，直到20世紀初在居延一帶出土大批漢簡，漢簡引起了世人矚目，國內外潛心研究者不乏其人，其中王國維、勞干、陳夢家等專家學者的成就較大，《流沙墜簡》《居延漢簡考釋》《漢簡綴述》等一批專著相繼問世，為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礎。但這一時期的發掘尚屬初期階段，發掘手段也較落后，真正運用科學考古方法發掘是在建國以后才開始的。1959一1992年，先后在破城子、肩水金關、大灣城等地方發掘出土大批漢簡，從事整理和研究簡牘的工作者也不斷增加，一批科學論文不斷豐富和充實了簡牘研究體系。20世紀80年代以來，簡牘研究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簡牘學。簡牘學開始走向世界，成為從事秦漢魏晉歷史研究的專家學者極為重視的一門學科。這門學科包括歷史學、語文學、社會學等各方面的內容。因而，隨著簡牘的不斷發掘、整理和研究，使這門學科在學術領域內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研究范圍十分廣泛的國際顯學。
第三，居延漢簡是一部完整而珍貴的漢代編年體檔案史。居延漢簡內容豐富，有詔書、奏記、檄、律令、品約、牒書、爰書、符傳、簿冊、書牘、歷譜、術數、醫藥等，是一部完整而珍貴的漢代編年體檔案史。它不僅記錄了漢代居延地區屯戍活動的興衰歷史，而且還保留了一些從西漢中期到東漢初年的涉及漢代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法律、哲學、宗教、民族等領域的珍貴資料。特別是完整的簿冊，反映的內容豐富而有價值，表現在它全部為原始記錄的文書檔案，是當時當事人的筆錄，或為部屬記述經主吏過目，或為原文書的抄本。不少文書檔案，詳述了基層社會的具體情況，人物、事件明明白白，使不少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躍然簡上。其中有紀年簡1222枚，從劉徹元朔元年至新朝及東漢建武初年，年號基本上是連續的。比如簡文中對漢代邊塞地區的侯官、部、關三種軍事建筑的規模、布局、結構、建筑方法以及軍事性能的記載，不僅豐富了古代建筑史和軍事建筑學的內容，彌補了正史記載之不足，而且對研究我國古代軍事防御工程體系及屯戍活動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到20世紀90年代，除少數愛書簡、律令簡已發表外，學者對其他漢簡仍在繼續研究，包括考釋文字、復原冊簿形制和全面整理分析簡冊內容等。
第四，居延漢簡科學發掘保證了進行綜合研究所需要的資料。居延漢簡是以科學發掘而獲得，這就為我們提供了層位與地點的準確位置，從而可以較為準確地判明其時代、地點與機構性質。如發掘記錄、攝影、測量、繪圖以及等高線測定等，都為簡牘研究提供了準確的數據和依據，科學挖掘保證了進行綜合研究所需要的資料，為歷史學、考古學研究開拓出一條寬廣的道路。
參考資料 >
“簡”讀居延 看漢簡中跨越兩千年的邊塞故事.新華網.2026-02-10
戈壁遺珍——居延漢簡(下).內蒙古新聞網.2024-03-21
CCTV.央視網.2024-03-21
中國“四大漢簡”，美了2000多年!.騰訊網.2024-03-21
隸書系列 | 〔西漢〕居延漢簡 多圖看細節.澎湃新聞.2026-02-10
居延漢簡:穿越千年的國之瑰寶.實踐雜志社.2026-02-10
居延漢簡:穿越千年的國之瑰寶.騰訊網.2026-02-10
阿拉善印記:居延漢簡.內蒙古新聞網.2026-02-18
重現漢代生活——居延漢簡.中國文化研究院.2026-02-10
資訊 | 跨越兩千年的邊塞家書!居延漢簡專題展亮相內蒙古博物院.搜狐網.2026-02-10
戈壁遺珍居延漢簡.中國民族文化資源庫.2026-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