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濟納漢簡》是由魏堅主編，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師范大學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聯合整理而成的圖書，于2005年3月由廣西大學出版社出版。
該書主要介紹了額濟納漢簡的發現、研究和價值，額濟納漢簡是中國歷史上發現的最早的蒙古文書寫材料，對于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語言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釋文校本孫家洲先生著有《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創作背景
居延遺址是我國重要的大型考古遺址之一，屬全國重要文物保護單位，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民族背景使該地具有特殊的研究意義。額濟納漢簡的出版，為研究西漢中期至東漢初期特別是新朝時期的政治、軍事、法律、漢匈關系和居延邊塞屯戍、社會生活等方面，均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漢朝與匈奴的關系，在王莽秉政及統治時期出現急劇的惡化。新莽在發兵徼討匈奴知單于的同時，施以分匈奴為十五單于的政策。這段史實很重要，但史籍中記載約略。額濟納漢簡第九燧十二枚簡文，提供了一些新的資料信息，包括分封史事的工作細節等，印證了王莽實施徼討匈奴知單于方略是徹底失敗的。
第一批居延漢簡
即著名的“居延漢簡”。這是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重要成果?？疾靾F團長由中瑞雙方共同出任，考察團成員由中外科學家共同組成，考察成果由雙方發表?？疾靾F的考古學家有瑞典的貝格曼和中國的黃文弼。黃文弼先生曾在樓蘭土垠遺址發現漢簡72枚，而貝格曼則在居延地區掘得漢簡10200多枚，是有史以來出土數量最多且內容十分重要的一次重大發現。
第二批居延漢簡
又稱“居延新簡”。為了與上世紀30年代發現的“居延漢簡”相區別，我們把1949年以后在該地區發現的漢簡統稱為居延新簡。居延新簡的大宗是1972―1974年間在甲渠候官遺址、甲渠塞第四隧和肩水金關三個地點發掘的。甲渠候官（破城子遺址）出簡7944枚，第四隧出簡262枚，肩水金關出簡11000多枚，總共20000多枚。這是居延漢簡的第二次重大發現，數量相當于上世紀30年代出土的兩倍，而且內容豐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冊書就有70多個。
第三批居延漢簡
1999、2000、2002 三年間，由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陸續發掘，地點分別是沿額濟納河流域、從金塔縣到額濟納河下游居延海大約250千米的地段的第七隧、第九隧、第十四隧、第十六隧、第十七隧、第十八隧和察干川吉烽隧7處，掘獲漢簡500余枚，其中王莽時期的冊書頗為重要，現稱“額濟納漢簡”。
內容簡介
額濟納漢簡是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9年至2002年間在額濟納旗漢代烽燧遺址進行考古調查清理時出土的，簡之釋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謝桂華先生、中國文物研究所李均明先生、內蒙古師范大學白音查干先生、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堅先生合作完成。
這是繼1930年至1931年間發現第一批居延漢簡及1972年至1982年間發現第二批居延漢簡之后的第三次重大發現。其形制有簡、兩行、牘、、楬、封檢等，存二件較完整冊書，其一尚系有編繩，保存了冊書的原貌，尤為可貴。其時代以西漢中期至東漢早期者居多，最早紀年見漢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晚者見東漢劉秀建武四年(28年)，若從字體考察或有極少東漢中期物。
經過我國文物考古專家和歷史學家近一年的整理，從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境內出土的一批漢簡研究最近獲得許多重大發現。
這批額濟納漢簡是1999年至2002年間由內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額濟納旗漢代居延遺址發掘出來的，總數達500多枚。
據參與整理的白音查干、特日格勒等介紹，收入《額濟納漢簡》的簡牘，大致分為書檄、簿籍、律令、檢、其他等5大類，各類下又細分數小類：書檄包括詔書、上行文書、下行文書、視事書、病書、府記、官記、私記等10小類；簿籍包括被兵簿、錢財出入簿、日跡簿、計簿、吏奉賦名籍等12小類；律令包括烽火品約、士吏行政規范等3小類；檢包括實物檢、文書檢等3小類；其他包括歷譜檢、術數檢、人面像等。
由于《額籍納漢簡》和居延《舊簡》《新簡》，均是從漢代居延烽燧遺址出土的。所以，無論就文書的內涵，或者簡牘的形制，總的來說，基本相類，或互相印證，或互為補充。
《額濟納漢簡》以行政文書居多，涉及漢代政治、經濟、軍事諸領域，盡管《額濟納漢簡》和居延《舊簡》《新簡》在宏觀上具有基本相類的一面，但在微觀上又能推陳出新，不僅內涵頗為豐富和精彩，且在簡牘形制上亦有新的突破，亦不乏新史料，如王莽登基詔書、分封單于詔書、行政條例等皆屬首見；涉及歷史地理學的從涇陽縣到高平市等地的驛置里程簿可與前此所出居延漢簡驛置里程相比對；有關名籍、債券契約等亦多異于舊簡。
《額濟納漢簡》的出版，為研究西漢中期至東漢初期特別是新朝時期的政治、軍事、法律、漢匈關系和居延邊塞屯戍、社會生活等方面，均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或者與史書記載互相印證，或者補載籍之闕，極具研究價值。此外尚見《晏子春秋》、《田章》及《蒼頡》、醫方、日方等殘簡，對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亦具有參考價值。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甲渠候官第十六隧發現的一完整冊書，共有八枚簡，保存了冊書的原貌。
作品目錄
序——李學勤
《居延考古的新里程》代序——林澐
《額濟納旗漢代居延遺址調查與發掘述要》——魏堅
《額濟納漢簡概述》——白音查干等人
《初讀額濟納漢簡》——謝桂華
《額濟納漢簡法制史考》——李均明
額濟納旗出土漢簡圖版及釋文
額濟納漢簡綜合索引
作品評價
額濟納漢簡中發現有紀年簡27枚，從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到建武四年（公元28年），時間跨度87年，為額濟納漢簡的年代范圍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封底上的漢簡簽牌《額濟納漢簡》以行政文書居多，涉及漢代政治、經濟、軍事諸領域，盡管額濟納漢簡和居延漢簡、居延新簡在宏觀上具有基本相類的一面，但在微觀上又有自己的特點，不僅內涵頗為豐富和精彩，且在簡牘形制上亦有新的突破，亦不乏新史料，如王莽登基詔書、分封單于詔書、行政條例等皆屬首見；涉及歷史地理學的，從涇陽縣到高平市等地的驛置里程簿，可與前此所出居延漢簡驛置里程相比對；有關名籍、債券契約等，亦多異于舊簡。
《額濟納漢簡》的出版，為研究西漢中期至東漢初期特別是新朝時期的政治、軍事、法律、漢匈關系和居延邊塞屯戍、社會生活等方面，均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或者與史書記載互相印證，或者補載籍之闕，極具研究價值。此外，額濟納漢簡中又見《晏子春秋》《田章》及《蒼頡》、醫方、日方等殘簡，對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具有參考價值。
作品影響
據著名漢簡專家、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謝桂華介紹，多年來，由于史料記載有限，有關新莽朝（公元9年－公元23年）的史料一直受史學家關注。這批額濟納漢簡在這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共發現新莽朝下達的赦令冊書簡12枚。
其中有一枚記載王莽登基詔書的殘簡。經整理確認如下：“父母為天下至，定號為新，普天莫匪新土，率土之賓，莫匪新臣”殘簡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改為“普天莫匪新土”，將“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改為“率土之賓莫匪新臣”。
這與王莽以改革自居，為自己篡漢建立新朝，尋找儒家經典作為歷史根據有密切的關系，王莽在位16年，建國號“新”。史籍中提到新莽朝與周邊少數民族關系很緊張，但缺乏詳盡記載。
作品解析
伴出文物這一部分大致是分封十五單于事項的往返文書等。其中談到同意對降者蒲等人的安置意見。所提“” ，乃是戴級, 是奉命赴邊地執行分封十五單于使命的另一位命官。他對上述處置意見有強烈的不同意見，似也有申辯奏文上達。但上面以詔命方式肯定了前者意見。前者，恐即是藺苞, 該簡與前一簡之間在事脈上相系，但從公文形式上看，似是由上達下的回復。
《漢書·王莽傳》載詔書，“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并出，共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即是指第三簡記之事。又始建國四年王莽再度提起這次討伐時曰：“乃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誅滅虜知，分為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胸腹，或抽其兩脅。”可與第四簡簡文下半段參讀。第五簡似為討知單于及進一步落實分匈奴為十五單于之事進展的呈報文。王莽有好大喜鋪排的個人風格。上行則下效，臣屬仿效溢現于呈文中。
作者簡介
魏堅，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典志組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師范大學兼職教授。
1985年獲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領隊資格，1989年被國家文物局選拔參加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理論研討班”的學習，同年任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1992年評為副研究員，1997年評為研究員。2004年獲吉林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
參考資料 >
古籍整理留言薄.國學網.2024-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