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三藏記集》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佛教文獻目錄，由南梁梁代僧撰寫，又稱《僧祐錄》《祐錄》，成書于510年代（天監(jiān)年間）。僧祐在齊、梁間，憑借定林寺豐富的經藏，在道安《綜理眾經目錄》的基礎上，旁考諸目，“訂正經譯”，撰成此書。全書共15卷，包括撰緣記、名錄、總經序、述列傳四部分，著錄佛經2162部4328卷，分12類，各類有小序，敘述該類佛經源流。書后附“雜錄”，著錄中國學者和僧人撰寫的論文或論著。《出三藏記集》不僅對后世編佛經目錄有一定影響，而且它的“總經序”“述列傳”對后世編制一般文獻目錄也有一定的影響。
作者簡介
僧祐（445～518），俗姓俞，祖居彭城下邳（今江蘇邳縣），生于建康（今南京）。14歲出家先后入揚都建初寺、鐘山定林寺，受業(yè)于法達、法。精通律學。曾搜校佛經，建立“經藏”。編有《三藏記》《釋伽譜》《弘明集》等。僧祐兒時到建初寺禮佛，表現出對佛道的極大喜愛，以至于不愿歸家。十四歲時，為避免家人為他安排的婚姻，逃至定林寺出家，師從法達法師。后從事法穎，兩人均為律學大家，僧祐在律學上的造詣超過了先哲。永明年間，朝廷命令僧祐入吳試選僧尼，并宣講《十誦律》，尤其是講清受戒之法。他將所獲得的施舍全部用于定林、建初寺，或修繕其他廟宇。他造立經藏，搜集、整理經卷，使得到處廣開佛寺，佛法弘揚。梁天監(jiān)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僧祐在建初寺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內容
本書編纂的用意，重點在于對佛典翻譯“沿波討源”，所以將全書分為四個部分：撰緣記，詮名錄，總經序，述列傳。正如僧祐自己所說：“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詮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征，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只有從四個方面來看佛典翻譯，譯經的源流才能一目了然。四個部分的內容，大致如下：
一、卷一為撰緣記，記述佛典結集和翻譯的起源。首先引《大智度論》、《十誦律》、《菩薩處胎經》等經律論，敘述佛典結集的緣起、經過及八藏的名稱，其次論胡漢譯經音義的同異，最后列舉新舊譯重要名相的不同。撰緣記相當于普通目錄的輯略或總序。
二、卷二至卷五為詮名錄，這可以說是全書的主體部分。從漢至梁六代四百多年之間譯出和撰集的一切佛典，不管有無譯者姓氏，一一搜羅歸納為十五錄。每錄之前有小序，略述該錄源流。因對其所依據的《綜理眾經目錄》有所增訂，一律稱為“新集”，其具體名錄如下：
1、新集撰出經律論錄。在《綜理眾經目錄》的基礎上加以擴大和補充，是以朝代為次序，按譯者編排的譯經目錄。《綜理眾經目錄》自后漢安世高至晉朝末法立，共著錄十七人（其中誤以竺法護和曇摩羅剎為二人，所以實際只有十六人）。僧祐對于這些譯本，都參照其他經錄，注出異同存缺。另外于法立以前補出張騫等七人，法立以后補出衛(wèi)士度等五十五人。僧祐對這一部分用力甚勤，使得六代譯經的內容粗具規(guī)模。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是最為重要的一類。
2、新集條解異出經錄。收錄有譯者姓氏、同一種佛經的不同譯本。異出經即同本異譯的佛經。
3、新集表序四部律錄。智升的《開元釋教錄》卷十云此錄“卷中無”，可知此錄至遲在唐開元年間已佚，其中內容已無從知曉。
4、新集安公古異經錄。收錄《綜理眾經目錄》中所集早期譯出且已散失不全的佛典殘篇。
5、新集安公失譯經錄。收錄《綜理眾經目錄》中所集的譯者姓名不詳的佛典。《綜理眾經目錄》原列有一百三十四種，但經名簡略，未列卷數。僧祐均加以整理，注出異名、出據、存缺，厘定為一百三十一種，又從《綜理眾經目錄》注經末移來十一種。
6、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錄。轉錄《綜理眾經目錄》中遺失譯者姓名、流傳于甘肅黃河以西地區(qū)的佛經。
7、新集安公關中異經錄。轉錄《綜理眾經目錄》中遺失譯者姓名、流傳于陜西關中的佛經。
8、新集律分為五部記錄。記錄佛陀涅盤后，優(yōu)波離誦出律典，印度佛教律學分為五部的情況。
9、新集律分為十八部記錄。記錄五部律演變?yōu)槭瞬康倪^程。
10、新集律來漢地四部記錄。記錄《十誦律》、《四分律》、《僧律》、《五分律》在漢地的流傳情況。
11、新集續(xù)撰失譯雜經錄。收錄譯者或傳抄者不詳的失譯經和別生經。僧祐經過多年的搜集鑒定，共得一千三百余種。
12、新集抄經錄。收錄齊竟陵王蕭子良等人摘要抄寫的佛經。
13、新集安公疑經錄。收錄道安鑒定為偽托的佛經。
14、新集疑經偽撰雜錄。收錄僧祐考證出來的偽托佛經。
15、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收錄道安的佛學著述，共二十四種。
以上十五錄共收佛典二千一百六十二種，四千三百二十八卷（據《歷代三寶紀》卷十五總計）。這比《綜理眾經目錄》增加了一千五百余種，三千三百余卷。但他所搜羅到的佛典，側重南方，因地區(qū)的限制，不免有所遺漏。
三、卷六至卷十二為總經序。卷六至卷十一輯錄一些佛典的前序與后記，共一百一十篇，其中七十七篇未見于現存的佛典。輯錄前序后記很有價值，這些序記實際上就是佛典提要，保存了許多可貴的資料，使后人知道譯經的經過、內容、地點和時間。卷十二為“雜錄”，收錄陸澄的《法論》、齊竟陵王蕭子良的《法集》以及僧祐的《釋迦譜》、《世界記》等書的序文和篇目。這些書除《弘明集》外都已佚失，現在根據這些書的篇目即可略知其內容。
四、卷十三至卷十五為述列傳，敘述歷代譯家和義解僧人的生平事略。前兩卷記敘外國僧人如安世高等共二十二人；后一卷記敘中國僧人如法祖等共十人（附見者尚有多人）。這是現存最早的僧傳，其史料多被寶唱《名僧傳》、慧皎《高僧傳》所采用。慧皎以后，各代僧傳的敘述方法，大都因襲《出三藏記集》，只不過是略變其體例而已。
調查研究
僧祐對佛經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總集經藏，訪訊遐邇，躬往咨問，面質其事。”然后認真整理，“悉更刪整，標定卷部，使名實有分，尋覽無惑焉”，“校歷年，因而后定”。可見他對所著錄的佛典大都作過鑒定，甄別其異同和真?zhèn)危卸ㄗg者和翻譯的時間地點，考證佛典的卷數、存闕，注明出自何種大本以及所依據梵本的來歷，使其著錄《出三藏記集》更為可靠。
價值
僧祐在《出三藏記集》一書中使用多種體裁，以經錄為主，又有前序、后記、列傳相輔，互相補充，大大加強了目錄的功能。他利用前序、后記來代替解題和提要，使讀者知道譯經的源流、佛典流傳的過程及其大意，這在中國目錄學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后來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朱彝尊的《經義考》都在《出三藏記集》的影響下，發(fā)展成為輯錄體的解題目錄。“總經序”后的“雜錄”收錄了佛教論文總集的篇目，使目錄兼具索引的功能。陳垣先生對此作了很高的評價：“不幸而其書不存，吾人亦可據此篇目，略知其書之內容為何，此目錄學家亟當效法者也。”“述列傳”不僅對經錄內譯者事跡和譯經年月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而且使經錄與僧傳相結合，為后人研究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南北朝時期，佛教專科目錄的價值超過了同時期的普通目錄，這與僧祐等佛教學者努力尋求佛教專科目錄的獨自發(fā)展是分不開的。隨著佛教在中國的進一步流傳和發(fā)展，以儒家思想為正統(tǒng)的普通目錄也著錄了佛典，如劉宋王儉的《七志》、南梁阮孝緒的《七錄》都附有佛典。普通目錄雖然著錄了佛典，但由于受封建正統(tǒng)思想的影響，對日益增多的佛典抱著歧視的眼光，對佛典采取排斥的態(tài)度。一些佛教學者于是在普通目錄之外尋求佛教專科目錄的獨自發(fā)展。僧祐注意借鑒普通目錄的編纂方法和分類體系，努力探索適應佛典的分類體系，促使佛教專科目錄進一步的完善。反之，僧祐創(chuàng)立的體例如輯錄序、記等，又反過來影響了普通目錄的發(fā)展。
《出三藏記集》在類目設置方面也有創(chuàng)新之處。一些佛典有數種譯本，而且還有譯本不同、經名也不同的現象。因此，佛教專科目錄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詳細著錄各種譯本。《出三藏記集》設置了“異出經”的類目，以譯經先后為序，將“胡本同而文言文異”的佛經收在同一書名之下，加以比較，可以考證該經的流傳和各種譯本的情況。這實際上是中國古代版本目錄的雛形。
佛經譯出后，就有人根據某一種佛經抄撮其要旨，從而成為一種新的佛典，這一類佛典稱為“抄經”。抄經出現較早，一直未引起人們的重視。在《綜理眾經目錄》中，抄經與所據佛經混在一起。僧祐在《出三藏記集》中則專門設立“新集抄經錄”，使抄經與所據佛經分開，不致于本末倒置。《出三藏記集》還將律典從佛經中獨立出來，對律學的源流、部派以及在中國的流傳情況詳加敘述。
《出三藏記集》的類目設置為以后佛教經錄的編纂開創(chuàng)了許多法門，促進了佛教目錄學的進一步發(fā)展。此后法經的《眾經目錄》，分一譯、異譯、失譯、別生、疑惑、偽妄等六類，幾乎全采用《出三藏記集》的分類方法。智升的《開元釋教錄》，分有譯有本錄、有譯無本錄、支派別行錄、刪略繁重錄、拾遺補缺錄、疑惑再詳錄、偽妄亂真錄等七類，亦未超出《出三藏記集》的范圍。
失考之處
《出三藏記集》也有失考之處，如卷十三《康僧會傳》將《阿難念彌經》、《鏡面王經》、《察微王經》、《梵皇王經》與《六度集經》并列。其實這四部佛經全收入《六度集經》中，不應當單獨列出。又如《佛說盂蘭盆經》一卷，《出三藏記集》卷四作失譯，其實此經為竺法護譯。被《出三藏記集》卷四列作失譯的佛經還有《觀無量壽佛經》（實為畺良耶舍譯）、《法華三昧經》（實為智嚴譯）。不過與僧祐的考據成就相比，這些失誤僅僅是白璧微瑕而已。
梁啟超曰：“吾試一讀僧祐、法經、長房、道宣諸作，不能不嘆劉《略》、班《志》、荀《簿》、阮《錄》之太簡單，太素樸，且痛惜于后此踵作者之無進步也。鄭漁仲、章學誠治校讎之學，精思獨辟，恨其于佛錄未一涉覽焉，否則其所發(fā)揮必更有進，可斷言也。”由此可見《出三藏記集》的目錄學價值非常之高。這主要是由于佛教學者的思辯能力強，邏輯思維能力高出一般學者之上，他們編纂的經錄也就具有很高的目錄學價值。遺憾的是，歷代大多數目錄學家由于受封建正統(tǒng)思想的影響，不愿深入鉆研佛教經錄，否則古典目錄學還會取得更大的成就。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