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1957年—）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學者之一，也是當代最優秀的批評家之一。他于1957年出生在上海，祖籍武平縣，是漢族。于2004年獲得悉尼科技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朱大可目前擔任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中心和同濟大學人文學院的教授，同時也是四川大學、云南大學、廈門大學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客座教授。他還是《新世紀》周刊和財新網的專欄作家。朱大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嶄露頭角，成為前衛文化的重要代言人。作為同濟大學研究生院文化批評專業的教授，他致力于對中國文化進行研究和批評。他以獨特的語言風格、先進而敏銳的思想以及理性的知識表達能力而聞名。他曾被《鳳凰生活》雜志評選為“影響世界未來50華人榜”的人物之一，被譽為“中國文化守望者”。2014年6月，朱大可推出了他二十多年的學術研究成果《華夏上古神系》。他的貢獻和影響使他成為中國文化界的重要人物。
人物經歷
1983年7月，朱大可從華東師范大學畢業，被分配至上海財經大學漢語教研室工作，講授“大學語文”課程。由于與所學專業和研究領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學時代的人文環境，他的心境轉向壓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懶，無所事事。”此間，除了一篇《電影系統論》，他幾乎中止了所有的寫作，蟄伏了近兩年之久。
轉機出現在兩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參加在廈門大學舉辦的全國文藝批評新方法研討會，“這改變了我的未來。”這次盛會幾乎云集了中國當時最優秀和最走紅的人才。而朱大可則是“無名鼠輩”。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詩歌評論《焦灼的一代和城市夢》問世，并于1986年發表在著名的前衛雜志《當代文藝思潮》上。
“這篇文章完全背離了批評的一般準則，很幼稚，但有殺氣，充滿奇思怪想，與其說是在闡釋他人作品，不如說是在自我賣弄。”對于這篇當年引起文學界普遍關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并不以為然。
1986年，他發表《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該文發表后，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當時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鐘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閃光處，除了作為理論的概括和勇氣，更重要的是他把電影作為文化現象，表現了對整個社會和文藝的責任感。”
之后，憑借一系列文學研究和批評文章，朱大可在中國文壇聲名鵲起，并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鋒批評家地位。“那時候我年輕氣盛啊，狂得要死。”他說，在很高規格的學術會上，也可以藐視與會者，自己隨性說一通，然后當場退會，“得罪了很多人，因為根本不顧別人的感受。”
“這和我的成長環境有關。我是獨生子，精神上極度渴望自由和獨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獨慣了。”從小學到中學，他的成績單上，評語里總有“驕傲自滿”這幾個字，“老師總希望我‘戒驕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與人爭論，他覺得“那個沒意義，浪費時間而已。”他說這個的時候，還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來的傲氣。
朱大可今年50歲（2007年時）。“其實我40歲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喜歡，有人討厭”。他低頭又抬頭，“其實，爭議是最好的狀態。沒有爭議才是不正常的。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歷史是最好的評判者。”（摘自《懷堯訪談錄》）
相關言論
關于文物市場的言論
2011年6月，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撰文稱，眼下文物市場的博彩化，是古器物及其文明傳承的最大悲哀。賭場效應制造出一大堆超級賭徒，而無法培育器物文化的熱愛者、鑒賞者與保護者，更不能轉換為推動中國文化復興的良性動力。朱大可認為，一方面是文物價格的驚天哄抬，另一方面是總體文化價值的崩盤，這種對比形成了尖銳的諷喻。文物市場和紫禁城的故事向我們證實，殘剩的歷史文化資源，已經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貶損和荼毒。
關于魯迅的言論
在《殖民地魯迅和仇恨政治學的崛起》中，朱大可寫到：“魯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該文原稿上立下了著名‘遺言’。這一‘遺言’全部以否定句式寫就，與其說是向家人作告別演說，不如說是他的最高宣言。魯迅利用這個言說時機進行了最后的審判--判處這個骯臟的殖民地烏托邦和自己一起死亡。由于這份‘遺言’的出現，一種我稱之為‘仇恨政治學’的意識形態誕生了，并對中國的二十世紀政治運動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在我看來，魯迅提前公布他的‘遺言’，是企圖將‘個人事務’或‘家族事務’公共化，也就是試圖將其轉換成一個重大的政治綱領。它表明，在經歷了長期的搖擺之后，魯迅終于置棄了已經殘剩無幾的愛語（這種充滿絕望的愛語在‘野草時代’曾是魯迅的基本話語姿態），也就是徹底置棄了愛的情感及其倫理，成為一個純粹的仇恨主義者。耐人尋味的是，由于利用‘個人遺言’的話語策略，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文獻中，魯迅巧妙地規避了他過去一直贊同的共產主義運動（許多魯迅研究者都在竭力回避這一事實）。顯然，任何對以愛恨交織并飽含著人本主義色彩的卡爾·馬克思學說的愛戴，都將令魯迅從這種極端和無愛的仇恨立場后退，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朱大可在訪談《我就是魯迅的孩子》中說："反思魯迅，是對新文化運動進行整體反思的一部分。我一直堅持要把早期的北京魯迅和晚期的上海市魯迅分開。北京魯迅無疑是現代中國最杰出的作家，他的《吶喊》《彷徨》《野草》《墳》和《故事新編》，具有無與倫比的魅力。但上海魯迅卻是需要反思的。他在晚年失去了愛，只剩下仇恨，他的晚期仇恨政治學被人利用，成為歷史暴力的話語源泉。這是魯迅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魯迅本是復雜的人性組合體，他的單一造型誤導了民眾。應當把魯迅還原成人，而不是一尊完美的金剛神像。這方面我有深切的教訓。我不是完人，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斷自我調試——一方面保持文化批判的力度，一方面避免人身攻擊。這是一種平衡游戲。我時常感覺自己像一個體操運動員，艱難地行走在話語的鋼絲上。魯迅和胡適都是杰出的原創者，而不是守望者。還原和重新認識魯迅，就是要正確地清理他的話語遺產，過濾掉不健康的部分，復興他所發動的文學事業。
朱大可的器物研究言論
關于寶劍：這真是英雄輩出、光芒四射的年代。大批劍客在江湖中誕生和死亡，他們的鮮血譜寫了古典劍學 的瑰麗篇章。最不可思議的暴力，與愛情、友誼、勇氣和終極關懷一同生長。眉間赤，那株身影弱小而孤獨的小樹，卻成為一座堅實的紀念碑，向我們昭示生命擴展的全部可能性。最堅硬的事物與最柔弱的生命，結成了神圣同盟。（摘自《寶劍：站在利刃上的精靈》）
關于銅鼎：王室對民間和大自然的狂征暴斂，加劇了社會沖突，一種叫做“銅鼎綜合癥”的政治疾病，在商代開始蔓延，又隨著“九鼎”傳染給周人，并且在姬宮湦那里再次惡性發作，導致西周帝國的敗亡。沉重的銅鼎改變了唐人的廣闊戰地，使之被迫徹底放棄游牧的習俗。經過數百年的農業馴化，彪悍的獵人變得無限溫存起來，它甚至不能抵抗犬戎族這樣的小型游牧部落的襲擊。銅鼎與其說是社稷穩定和諧的象征，不如說是國家災難和病變的征兆。但隨著鐵器時代的成熟，皇帝跟民眾的分歧日益嚴重。就在劉徹統治的時代，規模巨大的民用鐵器托拉斯已經形成，少數鐵器制造商壟斷了整個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生產和銷售，而鐵器成了農業耕作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用以生火的立體支架再度出現，鼎的支足淪為畫蛇添足的累贅。八千年前的鍋子獲得了重生，但它的材質已由陶土變成了生鐵。鐵鍋徹底取代銅鼎，成為百姓灶臺上的主體。在歷經近千年的“銅鼎綜合癥”苦難之后，鼎器黯然退出了華夏民族的歷史空間。鍋就此回到了它的原初形貌。它本來就是人民的器皿，從屬于柴米油鹽之類的平凡事物。由于鍋的起死回生，美食不再為統治者和貴族所專有，而是成為人民餐桌上的大宗商品，重新散發出美妙的世俗氣息。而鼎則變成一種美妙的帝國記憶，它時常閃現在皇帝的夢里，展示著昔日政治筵席的浮華場景。（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2月15日）
關于靈玉：玉的道德化完成于春秋儒家集團。在周代日益衰微的背景中，儒家學者形成了最早的世俗玉學家團隊，他們的贊美驚天動地，把玉推舉到道德象征的高度。他們描述玉的質地堅硬慎密，色澤皎潔冰瑩，性情溫澤細潤、聲音清越舒遠。這是罕見的譽辭，儒學和玉學就此結成了堅固的聯盟。他們的作為，為玉學在歷史中的延展，提供了卓越的樣本。玉所承載的世俗倫理語義是如此宏大，令先秦的道德哲人感到了無限驚喜。我們被告知，孔子出使別的諸侯國時，恭敬謹慎地拿著玉圭，好像舉不起來的樣子，向上舉時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面時好像是給人遞東西。臉色莊重得像戰栗的樣子，步子很小，仿佛沿著一條直線往前走。這不是出自對王權的敬畏，而是一種不同尋常的道德表演，旨在宣諭儒家和玉的生命聯系。孔子是卓越的演員，他要藉此向世人演示人與器物的嶄新關系。玉不是神器，而是君子靈魂的凝結物，散發著士人知識分子德行的濃郁香氣。越過玉的形態和氣質，儒生看見了自身的端莊面影。玉就是士人精神投射在礦物上的偉大鏡像。
人物評價
朱大可在中國文化界享有盛名。他思想前衛、睿智，話語閃耀著理性、激情和啟事的光輝。他用獨特的話語方式——“朱語”對中國文化現狀和社會弊端制造了許多激烈的、尖銳的批評；他學識淵博，扎實的學術功底以及守望文化現狀的理性和深刻，對當代文化研究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
茅盾文學家得主麥加曾這樣評價朱大可：“他讓有些人害怕，因為他拒絕媚俗；他讓害怕他的人依然對他心懷敬意。”“他就是安徒生筆下那個喊出‘他什么也沒有穿’的孩子！”
外部鏈接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