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原指作史者在“本紀”“列傳”之后評述所記史事和人物的文字。后來凡是關(guān)于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論文，也都稱為“史論”。
概念區(qū)別
在中國古代歷史學及有關(guān)歷史文獻中，史論即關(guān)于客觀歷史如史事、人物、歷史現(xiàn)象等的評論，其概念是清晰的；而史評即關(guān)于史學自身如史家、史書、史學現(xiàn)象等問題的評論，其概念則顯得模糊。
基本介紹
從史學發(fā)展趨勢看，中國古代史家對史論的自覺意識要早于對史評的自覺意識。這里說的“自覺意識”的標準，是指他們明確地使用這兩個概念而言，而不是就他們針對某個具體問題所發(fā)表的言論。一般說來，對于概念的運用，都要晚于針對某個事物所發(fā)表的具體的評論。
《后漢書》作者范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對其所撰史論著墨甚多，充分表明了他對史論的重視。他寫道：
本未關(guān)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漢》，轉(zhuǎn)得統(tǒng)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后贊于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nèi)發(fā)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在這一段文字中，范嘩有五處講到史論問題：涉及對一般歷史人物的評價，即“雜傳論”；對同類歷史人物的評價，即類傳論并兼及民族傳論；對典章制度的評價，即有關(guān)“志”的論等；其所論之參照物則是賈誼《過秦論》，并認為班固《漢書》后贊“于理近無所得”。概括說來，范曄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對于他本人史論的評價，二是說明了史論在史書中的重要位置。這里，我們不評論范曄對自己的史論的評價是否中肯的問題，我們所要關(guān)注的是范曄對史論在歷史撰述中的重要地位作了明確的表述。可以認為，對于史論的重視，并把它作為一個重要問題明確地提出來，范曄確已超過了以往的史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范曄所處的時代即南北朝時期，史論已開始受到更多的人們的關(guān)注。例如：
在南梁，梁人蕭統(tǒng)編《昭明文選》一書，于卷49、卷50設立“史論”上下兩卷。它們分別收錄班固《漢書·公孫弘傳》贊、干寶《晉武帝革命》論、《晉紀·總論》，范曄《后漢書·皇后紀》論(以上為卷49，“史論上”)；范曄《后漢書》二十八將論、《宦者列傳》論、《逸民列傳》論、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恩幸傳》論(以上為卷50，“史論下”)。兩卷共收錄史論9首，而范曄《后漢書》的史論占了4首。
《文選》是文學總集，編纂者為什么要收入史書的評論，并名之為“史論”呢？蕭統(tǒng)在《昭明文選》序中作了這樣的解釋：
至于紀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
由此可見，編纂者十分清楚，盡管史家之書在內(nèi)容上和形式上都不同于文章家的作品，而其之所以要收錄“史論”，是因為“史論”和文章家的作品畢竟還是有其共同之處的，那就是“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蕭統(tǒng)的這幾句話，不僅揭示了文章家的文章之本質(zhì)特點，而且在思想淵源上也隱約地包含了孔子、孟子所講的關(guān)于史書的事、文、義等幾個重要元素(即事、義、翰藻)。此外，《隋書·經(jīng)籍志二》正史類著錄“《后漢書贊論》四卷，范曄撰”，顯然是他人所編，可見時人對范曄史論的重視，同時亦可見范曄自評其史論高妙、深沉并非虛言。
在北朝，北齊魏收所撰《魏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合一百三十卷，“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后二表一啟”。從中可以看出魏收對史論的重視。《北齊書》為唐初李百藥所撰，他在《魏收傳》中明確地列舉這些數(shù)字，也表明唐初史家對史論的重視。《魏書》因有“穢史”之誣稱，故對其史論則少有研究者。通觀《魏書》，其史論之作，確有特點，如其《前上十志啟》在簡述了“志”的歷史后，扼要地概括了《魏書》志的特點，作者寫道：
竊謂志之為用，綱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標著，搜獵上下，總括代終，置之眾篇之后，一統(tǒng)天人之跡。偏心未識，輒在于此。是以晚始撰碌，彌歷炎涼，采舊增新，今乃斷筆。時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閣含毫，論敘殊致。《河溝》往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藝文》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
所謂“事重尤應標著”，是強調(diào)志的內(nèi)容的重要性；所謂“一統(tǒng)天人之跡”，是揭示志在史書中的重要位置。至于《釋老》、《官氏》二志，更是當時社會生活中的兩大特點。又如《地形志》序，概述了自《禹貢》以下至西晉的地理建置及其演變，反映了歷史與制度的認同思想，魏收寫道：“《夏書·禹貢》、周氏《職方》中畫九州，外薄四海，析其物土，制其疆域，此蓋王者之規(guī)摹也。戰(zhàn)國分并，秦吞海內(nèi)，割裂都邑，混一華夷。漢興，即其郡縣，因而增廣。班固考地理，馬彪志郡國，魏世三分，晉又一統(tǒng)，《地道》所載，又其次也。”這一段話，充分反映了作者對于歷史脈絡和歷史學傳統(tǒng)的認同。初讀似為常理，細察乃可見其深刻思想。
關(guān)于唐初史家、政治家重視史論，還可以舉出一些有力的證據(jù)。第一，是魏徵為《隋書》紀傳作論，史載：“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值得重視的是，魏徵作為李世民統(tǒng)治集團中的決策人物之一，他的史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初統(tǒng)治集團中的主流見解，而這一見解在“貞觀之治”中成為政治決策的思想基礎之一。魏徵本是政治人物，他因史論之作而被譽為“良史”。第二，是貞觀二十二年(648)，唐初史家新修《晉書》告竣，唐太宗為《晉書·宣帝紀》、《武帝紀》、《陸機傳》、《晉書·王羲之傳》撰寫了四篇后論，因此《晉書》一度被稱作“御撰”。第三，李百藥的《封建論》、朱敬則的《十代興亡論》等，皆為名篇。唐人重史論，于此可見一斑。
宋人編纂《文苑英華》，包含“史論”四卷(卷754—757)，匯集前人史論專文29篇，又有《唐鑒》、《唐史論斷》等史論專書的問世，中國古代史論由此進入了新的發(fā)展階段。
這里，要特別指出，章學誠對于初學者學習史論的重要性有很好的分析，可以認真研究，看看從中能夠得到怎樣的啟發(fā)。
章學誠在一封信中這樣寫道：
學問大端，不外經(jīng)史，童蒙初啟，當令試為經(jīng)解、史論。經(jīng)解須讀宋人制義，先以一二百言小篇，使之略知開合反正，兼參之以貼墨大義，發(fā)問置對，由淺入深，他日讀書具解亦易入也。史論須讀《四史》論贊，晉宋以后，姑緩待之，史家論贊本于《詩》教，……若馬、班諸人論贊，雖為《春秋》之學，然本左氏假設君子推論之遺，其言似近實遠，似正實反，情激而語轉(zhuǎn)平，意嚴而說更緩，尺幅無多，而抑揚詠嘆，往復流連，使人尋味形中，會心言外，溫柔敦厚，《詩》教為深。蒙幼初開，得其調(diào)達，正如春草初生，郁蔥氣象，妙于青碧有無之間，較之夏器高粗，尤為美含不盡；而且其體本于風人，其事關(guān)乎學識，其體參乎記述，其流達乎辭章，他日變化無窮之業(yè)，盡于此中寓之，以是不可不急務也。又且短篇易于結(jié)構(gòu)，淺近易于仿摩，俾與經(jīng)解相間為之，即使欲為舉業(yè)文字，亦自燦然可觀，又何憚而不與習邪！
章學誠的這一段話，至少說了三層意思：第一，是交待史論的淵源，即淵源于《詩》教，其后受到《春秋》之教學的滋養(yǎng)。按我的理解，《詩》有諷喻的功能，而與“論”的作用較近，《春秋》則寓褒貶于史文之中，且同“史論”有關(guān)。第二，是闡明馬、班史論在意境和表述上的特點。第三，是強調(diào)學習和研究史論的必要性，即對于學識、辭章、寓義都有關(guān)系。這幾點，對于我們深入認識中國古代史論、進一步研究中國古代史論都很有啟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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