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約瑟夫·戈培爾（德語名：Paul Joseph Goebbels，1897年10月29日-1945年5月1日），德國政治家，演說家，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擅長講演，被稱為"宣傳的天才"、"納粹喉舌"，以鐵腕捍衛希特勒政權和維持第三帝國的體制，被認為是"創造希特勒的人"。希特勒自殺前任命他為德國總理。
1897年10月29日，保羅·約瑟夫·戈培爾出生于萊特鎮，先后在波恩大學、弗萊堡大學和海德堡大學求學，1921年在海德堡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后，戈培爾曾在科隆銀行擔任小職員，也曾作為記者和證券交易所傳喚員。他還嘗試撰寫小說及喜劇，但不被出版商認同。后開始接觸反猶太人思想，并逐漸成為納粹思想的擁護者以及希特勒的追隨者。1924年，戈培爾受到希特勒演講的感染，加入納粹黨。同年，他擔任《民族自由》專欄主編，期間多次發文鼓吹阿道夫·希特勒。次年，戈培爾正式被任命為北萊茵黨區日常事務負責人，后因出色的理論才能得到希特勒的賞識，被任命為"柏林黨區代理領導人"。在此期間，戈培爾提出的關于種族和民族團結的新社會思想，為民社黨吸引了650萬張選票，在國會上獲得了107個席位，成為德國第二大政黨。
1933年，希特勒及納粹黨執政后，戈培爾被任命為宣傳部長。上任后第一件事即是將納粹黨所列的禁書焚毀，他對德國媒體、藝術和信息的極權控制隨之開始。1934年，德國總統保羅·馮·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去世，其葬禮由戈培爾負責。后戈培爾開始在德國文化領域清洗猶太人，禁止猶太人從事文化行業和出入文化場所，并組建帝國文化委員會，這讓戈培爾進一步掌握了德國宣傳權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戈培爾主要從宣傳上攻擊英、法和蘇聯等國，并參與被占領區納粹宣傳工作。1943年，戈培爾作為唯一一位指揮民眾躲避柏林空襲的納粹高官而再次受到阿道夫·希特勒的欣賞，開始擔任柏林市主席，并被委任建立帝國民事防控措施審查機構，同時管轄帝國專署辦事處的宣傳工作。1945年4月29日，希特勒自殺，戈培爾作為始終陪伴其到最后的親信繼任總理，隨后與蘇聯溝通投降事宜，但蘇聯要求無條件投降，戈培爾無法接受。1945年5月1日，他毒死五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之后，與妻子瑪格達自焚而死。
希特勒稱戈培爾是“一個非常機智甚至是狡猾的人”。《約瑟夫·戈培爾》的作者赫爾穆特·海貝爾認為戈培爾是“沒有信念的投機主義者和已呈瘋狂之態的市儈，最終使其成了可笑之人”。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97年10月29日，保羅·約瑟夫·戈培爾出生于萊特鎮（今德國萊茵地區萊特市）奧登基爾欣街186號（今為202號）的一個小套房里。他的父親是弗里茨·戈培爾，是W.H.萊納爾茨燭芯廠的小職員，母親叫卡塔麗娜·奧登豪森，曾是一位農莊女仆，全家信奉天主教。戈培爾一共有兩個哥哥和兩個妹妹。
戈培爾一兩歲時就因患有肺炎而差點喪命，雖然挺了過來，但他身體也一向羸弱。后來又得了脊髓炎，他的右腿出現麻痹癥狀，雖然得到了醫師的盡力救治，但無法治愈，并且會隨著年紀的增長，他的右腿將變得畸形。戈培爾10歲時，他父母帶他前往位于明興格拉德巴赫的瑪利亞濟世醫院做手術，但失敗了。1904年，戈培爾在自己家附近的國民小學上學。由于大腦袋，右足萎縮，戈培爾時常會受到老師和同學的欺負。戈培爾喜愛讀書，在瑪利亞濟世醫院治病的3個星期里，他一直都在讀從同學那里借來的童話，從這以后，戈培爾愛上閱讀，并且認為自己可以通過學習來彌補自己身體上的不足。小學畢業后，戈培爾就讀于市立九年制中學。1914年，奧地利儲君弗蘭茨·費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在薩拉熱窩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戰蠢蠢欲動，德國開始全國動員參軍。戈培爾因殘疾而被拒絕加入軍隊，為了彌補無法參軍的失落，他去帝國銀行做了幾周的義工。1915年，戈培爾的妹妹伊麗莎白（Elizabeth）因癆瘵而去世。兩年后，戈培爾以優異的成績從中學畢業。
大學時光
1917年4月，戈培爾前往波恩大學報到，開始了自己的大學生涯。在大學里，他認識了一位名叫卡爾·海因茨（Karl Heinz）的法律專業大學生，戈培爾對他十分敬仰，經常跟隨著海因茨參加堅定祖國信仰的烏尼塔斯-西格弗里迪亞的活動。在這個活動中，戈培爾因其對“威廉·拉貝”的出色演講，而引起了波恩師生的關注。同年9月，戈培爾因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的向科隆天主教阿爾伯特一馬格努斯協會遞交了一份助學金申請。10月份，戈培爾獲得了貸款。但由于這筆錢沒有及時償還，戈培爾多次被起訴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直到1930年，才還清了貸款。1918年5月，戈培爾跟隨卡爾轉到弗萊堡大學繼續學業，在此期間，他又認識了一位名叫安卡·施塔爾海姆（Anka Stalherm）的富家女，兩人談起了戀愛，兩人的戀愛遭到了施塔爾海姆母親的反對。8月學期結束兩人各自回到家鄉，戈培爾開始創作劇本《加略人猶大》，并每天向施塔爾海姆匯報創作情況，這部作品反映出戈培爾懷疑信仰天主教是否真的能帶來對公正的渴求，因此遭到神甫助手反對，戈培爾接受神甫助手毀掉稿件的建議。次年1月，戈培爾回到家鄉萊特，2月，戈培爾在家繼續創作自己之前沒有完成的第二部劇作《海因里希·凱姆普菲爾特》，講述的是主人公在工作奮斗的同時還要每天為面包奮斗的困境。8月，戈培爾開始著手寫作《米夏埃爾·福爾曼的年輕歲月》，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批判式的真實自我寫照：在病態的好勝心驅使下，竭力彌補殘疾帶給自己的影響，并在取得成就后變得高傲而霸道。1919年底，戈培爾與施塔爾海姆前往巴伐利亞州首府求學。1920年2月底，戈培爾因經濟窘迫又與施塔爾海姆鬧翻而回到萊特，在此期間，戈培爾通過教授輔導課來賺取接下來的學費。
與施塔爾海姆分手之后，戈培爾與一位名叫查理德·弗利斯格斯（Charlie De Frisgos）的人成為了好朋友。1920年夏天，戈培爾前往海德堡求學，而施塔爾海姆繼續留在弗萊堡大學念書。同年的圣靈節前后，施塔爾海姆前去看望戈培爾，之后音信漸疏。后來，戈培爾得知施塔爾海姆被一位名叫格奧爾格·穆梅博士的律師求婚，戈培爾立即向施塔爾海姆請求訂婚并還在往來的信件中以自殺向威脅，但都沒有結果。
1920年的冬天，戈培爾在查理德·弗利斯格斯的陪同下前往海德堡尋找施塔爾海姆，但沒有找到。然后，查理德·弗利斯格斯在戈培爾的要求下繼續前往慕尼黑尋找施塔爾海姆。過幾天，戈培爾收到查理德·弗利斯格斯的來信，并得知施塔爾海姆已經與一位有錢的貴族在一起了。后來，施塔爾海姆與穆梅律師結婚。1921年的春天，戈培爾全身心投入學習以期望獲得博士學位。同年11月18日，戈培爾前往海德堡大學答辯并得到了博士證書。
謀生中的思想變化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沉重的《凡爾賽和約》和嚴峻的經濟環境，讓德國的就業環境十分惡劣。但戈培爾比較幸運，1922年1-3月，他在《西德意志報》先后發表了六篇議論時局的文章，這讓他得到了公眾的認可。秋天，戈培爾因其出色的文筆和獨特的見解，被《西德意志副刊》錄用為按小時計薪的實習生。正當戈培爾期望能夠轉正的時候，他被解雇了，因為該報主編需要安置另外一個早報的員工。10月，戈培爾在萊特工商學校大禮堂做了一場關于德國文學的報告，另外時不時還有一些輔導課可以為他帶來一些收入。在這段時間，戈培爾談了一個女朋友，她名叫艾爾瑟·楊克（Elsher Yank），一位小學老師，是在一次天主教商人聯合會的慶祝活動上認識的。
離開《西德意志報副刊》之后，楊克一直積極為戈培爾四處尋找工作，最終在德累斯頓銀行科隆分行找到一個職位。在楊克和家人的勸說下，戈培爾不情愿地接受了這個職位。1922年以后的人生經歷，讓戈培爾對猶太人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在銀行工作的經歷，讓他見到富裕的猶太人和貧窮的雅利安人之間的差距。這些促使戈培爾思考猶太人的種族問題，最終他認為猶太人是德國遭遇不幸的罪魁禍首。雖然楊克對戈培爾幫助諸多，但因為其具有猶太血統，而逐漸被戈培爾疏遠。1923年1月2日，戈培爾早上五點半乘坐火車從萊特到科隆上班，然后晚上八點左右回到萊特。幾天后，戈培爾與楊克一起搬到了科隆。在銀行工作中，戈培爾看到馬克不停地貶值以及周圍糟糕的社會狀況，他厭倦了呆在銀行工作，于是在7月份時候，他請了一個為期6周的病假。但不料在找醫生開請假證明的時候，他真的病倒了。病好了之后，他和楊克去巴爾特盧姆島旅行。
9月份，戈培爾結束旅行回到了科隆，不久后，他也接到了科隆銀行的辭退信。戈培爾向父母隱瞞了他失業的消息，他的生活也隨之陷入了窘境。實在支撐不下去的時候，戈培爾以自己得了神經病為由寫信給父親希望回家修養。他父親讓他以身體健康為重，并給他郵寄了路費。12月，戈培爾在探望了因礦難喪生的朋友的母親后，構思了一部小說。1924年1月，戈培爾給《柏林日報》寫了一份很長的求職信，希望能夠得到一份編輯的職位，但沒有得到任何回響。在2月底3月初，戈培爾用了幾天時間就寫出了那部1923年底構思的小說《米夏埃爾·福爾曼——日記中的一個人的命運》。1924年初，戈培爾讀了反猶太主義者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國際猶太人》一書，這更加讓他確信猶太人是罪惡的。由此，他更加堅定了反猶太主義。
初涉政治
1924年2月，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因為發動酒館政變而接受審判，他在審判席上大肆宣揚納粹主義。這吸引了戈培爾。4月，戈培爾與中學同學弗里茨·普朗（Fritz Plann）有了來往。8月，普朗通知戈培爾將要帶他去魏瑪參加全德民族團體和黨派的聚會。但因普朗只湊到了自己的車票錢，戈培爾未能與他同行。不過，后來有人給戈培爾送來了車票錢，他立即乘坐火車前往魏瑪。
一到魏瑪，戈培爾立即前往民族劇院，那是全德民族團體和黨派的聚會的召開地。在這里，他見到了埃里希·馮·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將軍。戈培爾隨著“德國青年理想主義者”小組與魯登道夫溝通，他對時局的見解得到了魯登道夫的贊許，戈培爾信心大增。在魏瑪，戈培爾見到了國會議員、德國民族自由黨創建人阿爾貝特·馮·格雷費，還有民社黨的主要人物來自巴伐利亞州的藥劑師格里哥·斯特拉瑟，以及反猶煽動性報刊《沖鋒隊員》的創辦者尤里烏斯·施特萊歇爾。
1924年8月21日，戈培爾與普朗組建了大德國民族社會主義自由運動拉巴赫地方小組。10月1日，戈培爾獲得了《民族自由》主編的位置。11月8日，他將《民族自由》專欄給了希特勒，專門介紹希特勒。此時他認為希特勒是“偉大的德意志使徒”。12月20日，服刑9個月的希特勒出獄了，并委托最忠實的追隨者格雷戈爾·施特拉塞（Gregor Strasser）重新組建效忠自己的民社黨。同年，戈培爾通過施特拉塞的親信卡爾·考夫曼（karl kaufmann）接近希特勒，并加入了民社黨，即納粹黨。1925年1月20日，戈培爾被《民族自由》解聘。
追隨希特勒
1925年2月25日，在卡爾·考夫曼的舉薦下，戈培爾擔任北萊茵黨區日常事務負責人。雖然戈培爾積極參加工作，但自己領取的津貼無法滿足生活。4月份，戈培爾又陷入了經濟的困境之中。但這并未讓戈培爾退縮，還擔心自己會被退黨。3個月后，戈培爾去魏瑪參加一個會議，阿道夫·希特勒在這次會議上發表了自己關于信仰、戰爭和運動的目標。這引起了戈培爾的強烈共鳴，并認定自己一定要追隨此人。
同年8月25日，戈培爾、考夫曼與施特拉塞會面，商議創辦民社黨黨刊《民族社會主義通訊》。他們約定戈培爾擔任主編。次月10號，民社黨在哈根舉行會議，與會人員決定成立“西北勞動聯盟”，由戈培爾擔任日常事物負責人。同時，戈培爾也正式出任《社會民主主義通訊》主編。11月6日以及接下來的十幾天里，戈培爾兩次見到了希特勒，他的理論能力也得到了希特勒的關注，所以第二次見面的時候，希特勒主動與他打招呼。
希特勒同意“西北勞動聯盟”成立。該聯盟章程第二十二章明確要求聯盟成員要接受希特勒的領導。12月中旬，戈培爾和考夫曼共同修改由施特拉塞擬定的“民族社會主義基本問題”草稿，并于1926年1月24日在漢諾威王國舉行的會議討論。1月初，戈培爾完成了這份文件。然而在會議上，戈培爾的對外思想遭到了與會者的批判。雖然戈培爾進行了反駁，但他起草的文件并未受到重視，只是當作起草黨綱的一個可能被需要的材料。
阿道夫·希特勒在1926年的2月初親自給戈培爾寫了一封信，邀請他前往班貝克參加一個領導人會議。希特勒與施特拉塞漸行漸遠，因為希特勒不想被黨綱所束縛，而施特拉塞支持制定黨綱。2月10號，施特拉塞告訴戈培爾，大多數人都是支持他的。但戈培爾不為所動，依舊前去參加班貝克參加會議。希特勒在會議上的發言，讓戈培爾心悅誠服，認為希特勒的理想值得自己追隨，他決定脫離施特拉塞加入希特勒陣營。所以當施特拉塞示意戈培爾幫自己反駁阿道夫·希特勒時候，戈培爾一動不動。
4月8日，戈培爾與考夫曼等人接受希特勒的邀請前往慕尼黑會面。在這次會面中，希特勒和他們專門談起了“黨內的爭論”。此后幾天，戈培爾與希特勒多次會面，并且與希特勒以及希特勒的情人格莉·勞巴爾（Gree Raubar）一起吃晚飯，討論德國外交政策。希特勒對戈培爾的“特殊關注”引起了希特勒跟隨者的嫉妒。例如5月初，希特勒親信之一費德爾攻擊戈培爾說他是一個共產主義宣傳鼓動者。另外，施特拉塞等人也指責戈培爾屈服于希特勒。為了應對這些攻擊，戈培爾在他擔任主編的《民族社會主義通訊》發表一份公開信為自己辯解，指出“黨內”不應該糾結理論而應該成為一個革命現實主義者，解決實際問題。他在公開信中坦言他跟隨希特勒是因為他是一個現實的革命主義者。
宣傳納粹
1926年8月，戈培爾被民社黨領導機構要求暫任“柏林黨區代理領導人4個月”。同年11月7日，戈培爾來到柏林。兩天后，戈培爾在柏林塞尚街的戰士協會大樓舉行紀念慕尼黑政變死難者活動中首次亮相，并進行了長達數個小時的演講。9日，戈培爾發布指令，禁止黨內討論各派系之間的爭論，并宣布違反這一禁令的人會被開除黨籍。
1927年初，戈培爾將柏林黨區日常事務部從波茨坦街19號背街骯臟的地下室里遷出，搬到了呂措街44號臨街房子的二樓。同年2月11日，戈培爾要在德國共產黨勢力范圍內的法魯斯大廳發表演講，結果被事先來到這里的德國共產黨黨員圍毆，但沒有受傷。他希望這次圍毆事件能夠登上報紙好增加民社黨的知名度，但效果并不太好。
3月20日，他在特雷賓集市廣場舉行集會，進行演講，主題是反猶太馬克思主義，演講完成之后，便率領車隊前往柏林，并在途中的特雷賓火車站與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紅色陣線戰士同盟成員，雙方因理念不同而發生斗毆，戈培爾站在后面指揮手下趁機毆打猶太人，最終形成了騷亂。戈培爾策劃這次騷亂最終讓民社黨出名，各大報社紛紛報道，申請加入民社黨的人數也越來越多。而策劃者戈培爾也只是被警察例行公事詢問一番之后就不了了之。
后續戈培爾繼續策劃事件以增加民社黨的曝光度。5月4日，戈培爾在戰士協會大樓發表極端的反猶太演講，激怒了在場的聽眾，自己也被圍毆。這件事情引起了轟動，第二天，柏林警察局依據憲法要求民社黨柏林-布蘭登堡黨區及其下屬組織解散。戈培爾提出上訴但無功而返。民社黨被禁期間，戈培爾一直想方設法進行納粹宣傳，比如成立“政治學校”等。在被禁止活動后的11月8日，戈培爾又可以公開演講了，在這次演講中，戈培爾重點攻擊警察局領導人。1928年2月28日，因去年5月份在戰士協會大樓煽動事件，戈培爾被法庭傳喚，最終戈培爾被判罰款600馬克。3月31日，柏林警察局對民社黨的禁令解除了。
競選期間
1928年4月13日，柏林民社黨“重建”，這讓戈培爾興奮，但讓他擔心的是德國5月20日的大選迫在眉睫，于是，戈培爾不竭余力地宣傳民社黨理念，試圖在國會中取得更多席位。戈培爾的努力并沒有給民社黨帶來任何起色，在競選期間，只有1.5%的選民投票給民社黨。納粹黨失去了近 10 萬選民，僅獲得全國 2.6% 的選票。柏林的結果更糟，他們只獲得了 1.4% 的選票。戈培爾是首批當選德國國會議員的 12 名納粹黨成員之一。選舉后不久，阿道夫·希特勒考慮任命戈培爾為黨的宣傳部長。但他猶豫了，然而戈培爾認為自己非常適合這個職位，并開始制定有關如何在學校和媒體中使用宣傳的想法。到 1930 年，柏林已成為該黨僅次于慕尼黑的第二大支持基地。
走進政壇
1928年到1930年初，戈培爾主要工作就是宣傳民社黨理論，試圖獲取更多的選票。1929年11月17日，民社黨在柏林市議會選舉中獲得了5.8%的選票，這是民社黨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了。民社黨在柏林市議會取得了13名席位，并成立了民社黨議會黨團，為首的是戈培爾。12月17日，戈培爾父親去世，他回到萊特奔喪。1930年4月26日，戈培爾被阿道夫·希特勒任命掌管民社黨的全國宣傳工作的領導人。5月1日，戈培爾將黨區日常事務部遷到了距離總理府很近的克羅伊茨貝克的赫德曼街10號。7月14號，德國國會再次被解散，并宣布于兩個月后重新進行選舉。為此，戈培爾全身心投入緊張的競選宣傳中。他不僅在《進攻報》上發表各種文章，還去全國各地進行公開演講。在此期間，戈培爾因侮辱他人遭受指控，并于8月中旬審理。但這次審理并未將戈培爾送進監獄，反而讓他在各種報刊上大出風頭。另外，戈培爾提出了一個關于種族和民族團結的的新社會，這為民社黨吸引了650萬張選票，在國會上獲得了107個席位，并成為德國第二大政黨。
進入權樞
1930年底，戈培爾遇到了剛加入民社黨幾個月的瑪格達·柯邦特（Magda Quandt），她主要工作是幫助戈培爾整理私人文件。次年12月19日，兩人結婚。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將軍保羅·馮·興登堡任命為德國總理。但戈培爾并沒有在內閣中獲得任何職位，他期望獲得的文化部長職位被阿道夫·希特勒給了伯恩哈德·魯斯特。不過，3月，希特勒內閣新成立了一個帝國公共啟蒙和宣傳部，該部門的首要目標就是集中控制文化和思想領域的方方面面。戈培爾因為其手段多樣、富有創意的宣傳特長，被希特勒任命為該部部長。擔任部長后，戈培爾宣布德國人民必須從此“思想一致、行動一致、全心全意為政府服務”。不久之后該部在戈培爾的領導下成立了各個部門，分管不同領域宣傳事項，包括教育系統、廣播、電影、報刊、戲劇，而后又經希特勒授權，帝國公共啟蒙和宣傳部可以代表政府處理所有公共關系。
5月10日，納粹在柏林焚燒書籍，戈培爾在這次活動中發表了演說。6月份，戈培爾被希特勒提拔為納粹黨第二高政治級別，僅次于希特勒的級別。10月20日，戈培爾在柏林體育館發表演講，并解釋德國退出國際聯盟和裁軍會議不是為了準備戰爭。11月8日，戈培爾出席最高法院國會縱火案審判現場作證，但法院依然將納粹指控的德國共產黨主席恩斯特?臺爾曼（Ernst Th?lmann）被拘捕，共產國際西歐局領導人、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Mikhailov）等人無罪釋放，這讓戈培爾認為法院不在納粹的掌控之下，應該設法更換。
1934年的復活節，戈培爾購買了一個白色的游艇“巴爾度”，有時會在勃蘭登堡州湖區舉行游艇聚會，經常會邀請演藝界的一些明星比如燕妮·尤格（Eugenie Walter）、路易絲·烏爾里希（Luise Ullrich）等參加。這些女明星大多都成為了戈培爾的幽會情人。為了進一步控制電影界，戈培爾讓宣傳部的電影處處長澤格爾（?Zengel）監管整個電影業的影片制作。并且在此后的幾年了，戈培爾每天晚上一有空就會親自用自己綠色的“部長筆”審核劇本，并進行修改。從1935年10月起，納粹德國電影任何政令的發布皆有戈培爾主導。
1934年4月15日，戈培爾的女兒希爾德（Hield）誕生。6月中旬，戈培爾被希特勒派去波蘭進行外事訪問，向波蘭釋放納粹德國的“善意”。6月17日從波蘭回國后，戈培爾在格臘舉行的圖林根州黨區大會上直接攻擊資產階級保守派，并在第二天，在弗萊堡的一個大型聚會上攻擊不滿希特勒的時任德國副總理巴本（Papen）不具備領導才能。12天后，戈培爾接到通知，希特勒命他火速前往巴特戈德斯堡。戈培爾以為希特勒下定決心要剿滅類似巴本這樣的反動派。然而，到了那里，他才知道，這是讓他參加斬首沖鋒隊的任務。雖然戈培爾并不認為沖鋒隊會影響到納粹政權，但他依然忠心地接受希特勒的安排。
第二天早上，戈培爾跟在希特勒的后面前去達巴特維塞的漢斯鮑爾旅館，逮捕了沖鋒隊首領恩斯特·羅姆（Ernst R?hm），他們隨即回到慕尼黑。到了之后，戈培爾立即通知赫爾曼·戈林可以開始“蜂鳥行動”了，即清除柏林地區的沖鋒隊隊員。晚上戈培爾陪同希特勒返回柏林。一向與希特勒對著干的、戈培爾的死對頭施特拉塞也在這次清剿活動中被殺害。7月4號，戈培爾通過德國廣播電臺針對6月30日的清剿活動發表講話，并將這次活動粉飾為制止了德國走向混亂，并一再強調這次活動是合法的“國家緊急防衛”。
同年8月1日，希特勒向內閣提交了繼任法，將總統和總理的權限和在一起，第二天德國總統保羅·馮·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去世后，該法也就隨之生效。興登堡的葬禮由戈培爾負責，他先于8月6后安排國會在科洛爾歌劇院舉行惦念大會。次日，在戈培爾的安排下，興登堡的遺體被運往為紀念興登堡1914年大捷而修建的紀念碑旁。
黨內斗爭
阿道夫·希特勒宣稱興登堡沒有留下任何遺囑，但在興登堡總統去世12天后，巴本給希特勒帶來了興登堡的遺囑，該遺囑多次提到希特勒會帶領德國走出備受壓迫的深谷。但這個遺囑的真實性受到了質疑，一個是語言表達不符合興登堡日常的習慣，另一個是多次提到希特勒，但是沒有提到興登堡一直念念不忘的德皇和雅威。這份不合時宜出現的遺囑并未給希特勒繼位增加合法性，而是引來了諸多爭議。為了讓自己合法繼位，希特勒必須另辟它徑，由于他們還沒有掌握軍隊，于是希特勒決定再來一次選舉，通過選舉的合法性來擺脫興登堡遺囑的負面影響。為此，戈培爾在此開始全國的宣傳，為希特勒獲得更多的支持。然而，戈培爾的對頭、監管民社黨精神和世界觀教育的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Alfred Rosenberg）趁機攻擊戈培爾，聲稱戈培爾6月30日所發表的演講給國民留下了糟糕的印象，不利于吸引投票。
雙方首要爭奪的就是德國的音樂代表人物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勞斯（Richard Strauss?）。戈培爾搶先一步任命施特勞斯為他一手扶持的德國文化協會下屬的音樂協會的主席。在施特勞斯70歲生日時候，戈培爾以宣傳部的名義贊揚他的音樂成就。但羅森貝格立即指責戈培爾讓施特勞斯請一位流亡的猶太人寫歌劇《沉默的女人》是不可被接受的。戈培爾表示這是一位居住在奧地利的猶太人斯臺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寫的，不是流亡的猶太人寫的。由于這個歌劇已經得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首肯，所以并未對戈培爾造成實際的影響。
11月初，羅森貝格轉向攻擊戈培爾手下的德國音樂會會員、作曲家保羅·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認為他文化政治方面不夠合格，是頹廢文化的代表。11月25日，音樂協會副主席、指揮家威爾海姆·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ngler）撰文說欣德米特是一位天才不能輕易放棄。然而，當天晚上，富特文勒在國家歌劇院《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結束后，觀眾以長時間的鼓掌來抗議富特文勒對欣德米特的抗議，戈培爾與“蓋世太保”創建者赫爾曼·戈林（Hermann Wilhelm G?ring）也都在場。戈林事后向阿道夫·希特勒匯報說有人公開表達厭惡民社黨國家領導人。戈培爾也很惱火，對富特文勒說他會讓別人知道誰更有力量。12月4日，富特文勒因無法抵抗羅森貝格的攻擊而辭去音樂協會副主席并決定流亡美國。
由于受到對頭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的阻撓，富特文勒赴美計劃沒有成行。戈培爾趁機于1935年2月28日在希特勒的示意下與富特文勒談判。這次會談后，富特文勒先為之前觀點表示道歉，同意政治文化方面也很重要。隨后，戈培爾立即撰文為富特文勒辯護，拒絕羅森貝格進一步處理富特文勒的要求，并聲稱富特文勒并沒有進攻帝國文化政策。另外，他還表示帝國的文化政策只能有阿道夫·希特勒以及希特勒授權的宣傳部長決定。
10月，羅森貝格插手了電影協會主席和語言工作者協會主席接替事情，這讓戈培爾決定重新建立一個帝國文化委員會，以此重新確立起自己在文化領域的領導地位。不過在戈培爾真是行動之前。羅森貝格已經于9月11日在希特勒的授權下組建了帝國文化委員會。為了擠掉羅森貝格，戈培爾特意找到希特勒，并進行一次詳談。這次詳談讓希特勒意識到帝國文化委員會與文化協會這兩個名字及功能及其相似的機構同時存在并由兩個人分別負責對帝國沒有好處。于是，希特勒叫停了羅森貝格的計劃，并允許戈培爾親自組建帝國文化委員會。10月22日，戈培爾與文化協會的負責人共同決定了105名帝國文化委員會成員名單。
雖然羅森貝格是自己的死對頭，但是戈培爾也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無法徹底扳倒他，于是想和談，并邀請他加入文化委員會，但遭到了羅森貝格的拒絕。1936年6月，一直尋找機會攻擊戈培爾的羅森貝克有了新發現。蓋世太保截獲了時任德國音樂協會主席施特勞斯給歌劇《沉默的女人》作者斯臺芬·茨威格的一封信，在這個信中施特勞斯表示自己擔任音樂協會主席并非忠于納粹而只是想做一些善事，防止更大的不幸的發生。面對這封信，戈培爾只得向羅森貝克屈服，并強迫施特勞斯辭職。
清洗猶太人
1935年開始，戈培爾在德國文化協會開始清洗猶太人。這一年秋天，戈培爾下令要求經營藝術品、古董的猶太商人在12月10日之前必須賣掉自己的企業。另外，他也命令猶太人書商在年底之前賣掉自己的企業。同時，戈培爾也發布命令，10月1日起，德國不允許出售和陳列面向猶太人的雜志。雖然戈培爾這些舉措遭到了時任經濟部長亞爾馬·沙赫特（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以顧全經濟大局為由的阻攔，但戈培爾仍舊堅持清洗。1936年初，戈培爾清洗猶太人計劃被暫時擱置，因為沙赫特多成功說服阿道夫·希特勒戈培爾的猶太人清洗政策會影響德國的進出口貿易。
1936年1月22日，民社黨國外組織、瑞士小組組長威廉·古斯特洛夫（Wilhelm Gustloff）被謀殺。2月12日，希特勒在古斯特洛夫的葬禮上聲稱猶太人應為此負責。戈培爾趁機繼續啟動文化領域的猶太人清洗計劃。4月底，戈培爾發布新的清洗指令，要求德國文化協會內所有擁有四分之一猶太血統或者與擁有一半、四分之一血統猶太人結婚的人都要被清理出去。
1938年11月7日，德國駐法大使館三等秘書法姆·拉特（Fam Ratt）被猶太人槍殺。戈培爾迅速發表演講，抨擊猶太人。并趁機鼓動納粹沖鋒隊員打砸燒搶德國猶太人教堂、商鋪。此次行動中大約有520座教堂被燒毀，也有說法是燒毀了1000多座教堂；約7500所猶太人商店被搶劫燒毀。并且有20000多猶太人被裝上悶罐車送去位于達豪、不痕瓦爾德或奧拉寧堡的集中營。由于這次針對猶太人的清洗運動受到德國民眾的反感，阿道夫·希特勒下令戈培爾終止對猶太人的報復行動。并要求戈培爾消除不良影響。之后，戈培爾在宣傳部新聞發布會上說一切關于搶砸猶太人的報道都是謊言。
同時，由于納粹發現猶太人受到的損失都會得到保險公司的賠償，這意味著任何損失最終都要轉移到了德國的經濟上來，于是希特勒等人開始籌劃如何將猶太人徹底清除出德國的經濟生活之中。1938年11月12日，戈培爾與赫爾曼·戈林等人在帝國航空部會議大廳商議以何種方式終結徹底終結猶太人問題。戈培爾建議禁止猶太人出入任何文化場所以及參加任何文化活動，也不允許猶太人和德國人共用一個火車隔間。然而戈培爾這種不顧及猶太人在德國經濟生活中作用的做法引起了戈林的嘲諷。不過會議最終決定德國保險公司不準對猶太人所遭受的損失進行賠償。并且政府當天命令猶太人必須交出10億馬克的集體罰款為射殺政府官員法姆·拉特贖罪。緊接著，戈培爾宣布，猶太人必須廉價出售其在德國的企業，并禁止猶太人出入任何文化場所，12月16日，政府開始抓捕猶太人，然后釋放承諾一定會離開德國的猶太人。1938年11月10日到1939年9月1日，約有11.5萬猶太人離開德國；自從納粹掌權以來約有40萬人逃離德國。
清洗文化
1936年11月26日，戈培爾對自由藝術進行批評，認為它是“公眾生活之癌”，并發布禁令，禁止藝術家從事自由藝術。戈培爾要求任何藝術批評都必須建立在民社黨提倡的民族社會主義理念與“心地純正”的基礎之上，并且必須在規定的尺度內，少評價多表述，以正面報道為主。
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與戈培爾以民社黨掌權4周年紀念日為契機，吸收內閣中“無黨派”成員加入民社黨，但遭到了信仰天主教的交通郵電部部長埃爾茨-呂本納赫的拒絕，這讓戈培爾與希特勒感覺受到了羞辱。2月22日，希特勒在“教會問題大會上”認為基督教與猶太教混淆不清，并認為基督教已被猶太人控制，所以在德國消滅“基督教”迫在眉睫。3月21日，基督教教皇庇護十一世要求德國天主教牧師在天主教布道壇上朗誦他諭旨《心急如焚》，該諭旨主要就是批評納粹種族主義。而在前一天晚上，戈培爾才得知這件事情，雖然生氣，但并沒有采取過激舉動。而是要求收下禁止和沒收印有庇護十一世牧函的教會宣傳片，并通過“經濟制裁”來處罰教會。4月之后，戈培爾以一名男孩在比利時一個修道院被強暴致死的慘案為開始去猛烈攻擊天主教會。戈培爾宣傳聲稱就是在希特勒的保護下，德國的青少年才能夠免遭教會的毒手。5月28日，戈培爾向兩萬名納粹分子發表演講并全國直播，宣傳天主教會神職人員的腐化墮落（性犯罪），以此讓普通天主信徒遠離該信仰進而關閉宗教學校，鼓勵人們前往“去宗教化”的社區學校學習。
1936年，戈培爾就想籌備一個“墮落時代的藝術”展，以此來讓民眾學會甄別藝術的好壞。雖然戈培爾這個展覽在黨內沒有多少人支持，但6月29日，希特勒批準了該展覽，并要求戈培爾全權負責。戈培爾命令手下在德國各級博物館搜查17000件墮落藝術品，然后被集中拉到柏林。次年5月，小部分油畫、水彩畫、素描和版刻被賣往國外以換取外匯。還有5000多份藝術品在1939年3月20日被集中銷毀。
在清洗文化之余，戈培爾依舊繼續清理文化領域的猶太人，并慫恿[yǒng]阿道夫·希特勒同意他起草一份“禁止猶太人進入德國戲院和參加文化活動”的文件，并以警察局通令的形式發布。由于193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給被納粹投入集中營卡爾·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戈培爾十分惱怒，于是特別設置了一個獎金為30萬馬克的“科學藝術國家獎”。
戰爭前期
進攻奧地利
1938年，希特勒準備出兵奧地利，以滿足其擴張德國領土的愿望。3月11日晚，德國聯邦國防軍越過德奧邊界線進軍奧地利，夜里12點鐘，戈培爾在希特勒授意下通過無線電廣播發表演講，聲稱德國此舉是應奧地利新成立的民社黨政府請求而行動，目的是確保奧地利公平自由地選舉出民主政府。4月9日，戈培爾來到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市政廳陽臺上，并宣布該日為“大德意志帝國日”。
在進軍奧地利的同時，希特勒也決定要對猶太人加大壓力，并要求將猶太人從德國經濟生活中趕出去，同時頒布法令，要求財富超過帝國五千馬克的猶太人必須申報。德國隨即掀起了驅趕猶太人的浪潮。戈培爾在6月3號的演講中就直接表明要將猶太人全部從柏林中去趕出去，20天后的奧林匹克體育館演講中，戈培爾也重申了這一觀點。但德國聲勢浩大的清除猶太人的行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反對，德國外交部長為此顯得憂心忡忡，戈培爾與外交部長在凱撒霍夫飯店見面，保證行動會溫和一些。
糜爛生活
1938年3月，戈培爾指使帝國首都柏林市長利佩特（Lippett）以柏林市政府的名義購買了羅特施爾德銀行行長位于天鵝島海島街12/14號的一處位于9600平方米的別墅，只花了117500帝國馬克，價格十分低廉。然而，最后簽署合同的時候，買主從柏林市政府變成了戈培爾。就這樣，一處綠樹環繞的豪華別墅成為了戈培爾的囊中之物。在戈培爾收購豪宅的同時，希特勒已準備開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為了配合阿道夫·希特勒，戈培爾取消了不允許討論德國與捷克斯洛伐克戰爭的禁令。隨著戈培爾事業的蒸蒸日上，他的婚姻出現了危機。戈培爾讓他的情婦、德國著女演員麗達·巴洛娃（Lida Baarova）前去和自己的妻子瑪格達坦白戈培爾想過三人世界。瑪格達無法忍受這種生活，立馬去找希特勒，要求元首準許他們離婚。但希特勒認為戈培爾與瑪格達離婚會引起外界議論從而影響自己的權威，所以不允許他們離婚。待瑪格達走后，希特勒立馬召戈培爾過來，要求戈培爾斷絕與麗達·巴洛娃的關系，并明確告訴戈培爾，他的政治生涯與瑪格達的婚姻緊密相關。戈培爾無奈只得強硬地與麗達·巴洛娃斷絕關系，而麗達·巴洛娃的德國電影生涯也隨之結束。
由于瑪格達拒絕與戈培爾緩和關系，堅持要求，讓戈培爾大為惱火。瑪格達前去希特斯加登找到阿道夫·希特勒，強烈要求與戈培爾離婚。10月23日，戈培爾被希特勒叫了過去，瑪格達也被叫了過去。希特勒要求他們嘗試著過3個月，期間戈培爾必須對瑪格達規規矩矩。如果兩人還沒有任何和解的可能，那么戈培爾必須交出自己的職務。1938年年底，戈培爾越來越焦慮，因為瑪格達的最終態度將決定他的職業生涯。1939年1月5日，阿道夫·希特勒讓戈培爾去見他，兩人進行了一次長談。在這次談話中，希特勒要求戈培爾盡快解決自己的婚姻問題。最終，戈培爾以孩子為要挾，令瑪格達不再堅持離婚。1939年初，戈培爾給自己在赫爾曼·戈林街修建了豪華的柏林官邸，十分奢華，裝修費320萬帝國馬克。
1939年，戈培爾開始開始準備擴建自家的朗科別墅。但遭到了當地政府的反對，因為朗克別墅位于利浦尼茨湖自然保護區。此舉被羅森貝格獲知，他支持當地政府阻撓戈培爾別墅的擴建。但他的支持并沒有效果，身為帝國林務官的戈林同意了戈培爾的擴建。1940年11月，戈培爾與戈林聯手，以電影的名義將226萬帝國馬克資金投入到朗克別墅的建設之中。同年10月份，戈培爾搬入了赫爾曼-戈林街20號的官邸之中。此次，戈培爾與瑪格達生下了第六個孩子，海妲（Hyde）。這個孩子也讓夫婦二人的關系進一步緩解。
進攻捷克斯洛伐克
1938年8月31日，希特勒告訴戈培爾，他要出兵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并安慰戈培爾說，德國已經做好了英國全面干涉的準備了，但他預計這次行動，英國不會真正干涉。所以戈培爾可以放心大膽地去做宣傳了。同時，戈培爾領導的宣傳部門也被正式編入國防軍一個獨立的指揮部參加9月份德軍的演習。為了緩和與歐洲諸國的緊張關系，阿道夫·希特勒聲稱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地區地區是德國在歐洲最后的領土訴求，即占領蘇臺德后不會再進一步擴張。然而，第二年1月30日，希特勒違背之前的承諾，捷克斯洛伐克危機升級，3月14號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國攻占。4月份，恰逢希特勒的生日，所以安排在這個月的閱兵儀式也就十分重要，為了給希特勒慶生，戈培爾特親自安排12名精心挑選的攝影師拍攝了長達9000米的閱兵儀式膠帶，然后仔細挑選出二十分之一來編輯、配樂制成閱兵儀式紀錄片。該紀錄片受到了好評。
襲擊波蘭
希特勒想聯合波蘭去對抗蘇聯，但遭到了波蘭的拒絕。因此阿道夫·希特勒決定要先解決波蘭。1939年4月28日，希特勒宣布終止德國與波蘭簽署的互不侵犯條約以及與英國簽署的海軍協定。在希特勒的示意下，戈培爾將宣傳的矛頭對準英國。戈培爾撰文指出英國處心積慮地圍堵德國是為了阻止德國崛起，在歐洲大陸構建大陸均勢。5月份，德國和意大利簽訂了《鋼鐵盟約》，雙方關系進一步親密。戈培爾對外宣稱此舉是為了應對英國的“封鎖政策”。從5月開始，戈培爾一直在給各類日報下達指示，要求針對波蘭進行仇恨宣傳：好像波蘭所有的德意志人（其中以但澤為主）都一直在忍受波蘭人日益嚴重的暴行，波蘭人在往死里欺負德意志人。6月17，波蘭戰爭爆發的前夕，戈培爾在國家劇院發表針對英國的挑釁性演講，以刺探英國的反應。7月14日，阿道夫·希特勒下令德軍進攻波蘭的波美拉尼亞首府格但斯克。
波蘭媒體對德國的攻擊怒不可遏，認為德國只不過當年波蘭的一個附屬國，因為德國發源地東普魯士是波蘭共和國的一個封地。戈培爾立即將波蘭這些具有挑釁的報道分發到各個編輯部進行報道，以增強德軍的向心力。
在戈培爾看來，希特勒不僅要和波蘭打，還要和英國、法國打，甚至是蘇聯。戈培爾認為這是極其危險的，所以他立即終止與蘇聯、布爾什維主義的論戰，以達到安撫蘇聯，減少德國對抗壓力的目的。戈培爾此舉得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肯定，蘇聯也害怕將德國推向英法海底隧道陣營，于是也積極與德國溝通，表示不對出手救助波蘭。8月，德國與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德國攻打波蘭時候再無后顧之憂。隨后帝國宣傳部的反共產國際辦公室也被戈培爾取消。
8月23日，戈培爾飛去薩爾茨堡與希特勒見面。此前英國大使亨德森已經向希特勒遞交了張伯倫的信，信中表示英國不會坐視不管波蘭戰役。希特勒與戈培爾會談時候表示，攻打波蘭要像攻打捷克斯洛伐克一樣迅速，唯獨不知道英國等國家是否會出兵干涉。不過希特勒并不在意英國是否會插手，執意進攻波蘭。在希特勒授意下，戈培爾繼續加強對波蘭的輿論攻勢，聲稱波蘭一直在迫害德意志少數民族。
8月31日，德國正式入侵波蘭。戈培爾在當地時間晚上23點左右發布了特別新聞，宣布因波蘭突襲德國電臺，所以德國予以回擊，出兵波蘭。同時，為了國外新聞制造混亂，戈培爾起草了《無線電廣播特別規定》，禁止德國人民偷聽或者傳播國外電臺消息，違者將會被送入監獄，特別嚴重的甚至會被判處死刑。在戈培爾的領導下，德國針對波蘭的每一次戰爭都配有宣傳攻勢，通過羅列波蘭人的罪行或假消息來擾亂波蘭人并提振德國民眾的信心。德國對波蘭的戰爭比較順利，但戈培爾卻遭遇到了挑戰。9月8日，阿道夫·希特勒命令對外宣傳的職責主要有外交部負責，這意味著戈培爾對外宣傳的權利被分了出去。9月底，戈培爾開始反擊，為了將新聞報道權利抓住，每天上午十一點，戈培爾召開宣傳部下屬各個科室負責人和主管的“碰頭會”，主要是自己下達命令，安排該如何宣傳、如何報道等任務。在宣傳中，戈培爾更是極力渲染波蘭人對在波蘭境內的德意志人造成種族滅絕上的威脅。
占領波蘭后，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戈培爾開始“馴服”波蘭人。他在波蘭占領區的克拉科夫總督以及克拉科夫、盧布林、拉多姆和華沙四個區分別開設一個公共啟蒙宣傳部。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授意下，德軍在波蘭開始驅逐和屠殺猶太人。這些做法，如果沒有一個合適的理由，就會引起波德國國內民眾的反感。于是戈培爾開動宣傳機器，說波蘭的德意志少數民族受到了殘酷的迫害。同時，也通過《永恒的猶太人》《猶太人蘇斯》等影片，向德國民眾宣傳猶太人的殘暴，以證明德軍針對猶太人的暴行是有據可查的。
對決英法
波蘭很快就被德國拿下，希特勒將矛頭對準英法等國。戈培爾得到希特勒的指示，加強對英法的宣傳攻勢。9月3日，一艘“雅典號”遠洋郵輪被擊沉，船上28名美國公民喪生。英國說是德軍擊沉的。戈培爾立即通過媒體反攻說這是英國擊沉的。10月19日，戈培爾對外宣稱“雅典號”是時任英國皇家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命令擊沉的。兩天后，戈培爾繼續撰文稱丘吉爾此舉是為了挑撥德美之間的矛盾。截至1941年4月，戈培爾所領導的宣傳部對外宣傳處人員迅速擴充，從原來的20名，擴充到了41名。同時，戈培爾也通過投放宣傳單、香煙等方式挑起盟軍之間的矛盾，比如投放英國士兵覬覦法國婦女的漫畫，甚至給香煙盒上印制了丘吉爾丑陋的外形。
入侵丹麥挪威
1940年4月9日拂曉，納粹軍隊以進行“威悉演習”的名義入侵丹麥和挪威。戈培爾無法將這次入侵說成自衛反擊，于是便吩咐媒體說，這是因為英國想要將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變成對德作戰的戰場，而德軍此舉是不得不做出的回應。由于英法等國的支援，此次入侵丹麥挪威并未像預期那樣順利，德軍應對較為吃力。戈培爾不得不想方設法隱瞞德軍在這次戰爭中所遇到的危機。例如，他禁止國內媒體報道已經有2萬名英軍、法軍和波蘭軍隊在納爾維克（挪威北部的不凍港）登陸。德軍與英法等軍隊開始了僵持階段。
加強宣傳
1939年11月，戈培爾就決定要創設一個新的報紙，因為他發現公眾對德國媒體的單調性是不滿意的，并且納粹德國也需要擴大對外宣傳。最初該刊物的擬定名字為《德國評論報》。1940年春天，該報紙名字確定為《帝國周報》。戈培爾要把該報辦成類似德國《觀察》那樣的精英報紙，除了面對國內精英讀者之外，主要面對的是秉持中立態度的外國讀者。戈培爾也借著這次機會，重新開始撰文作宣傳用。緊接著，德國出版集團與戈培爾簽訂了一份合同邀請戈培爾撰稿，每篇稿費2000帝國馬克。這段時間，戈培爾第一個撰稿的報紙是《人民觀察報》，每天文章大約在1個小時左右撰稿完成。戈培爾喜歡用電影來增強宣傳效果，比如《猶太人蘇斯》《羅斯柴爾德》等，其中《猶太人蘇斯》是典型的反猶太電影。9月30日，負責納粹黨衛隊和警察的希姆萊也要求黨衛隊與警察要在冬天時候看到這部電影。
10月17日，阿道夫·希特勒召見戈培爾，要他負責法國占領區的宣傳任務。戈培爾與希特勒商量想制作一個“偽裝系統”，讓法國民眾感覺不到是誰操控輿論。為此，戈培爾特別重視電影，因為1939年德國的電影工業創造了50億帝國馬克。并且1940年德國電影純收入為7億帝國馬克。戈培爾為了能夠從財政部那里弄來一筆錢，特別推出一個新影劇院建設的“特別基金”，并跑去向希特勒邀功。另外，他還設置500萬帝國馬克的文化基金、1500萬帝國馬克的冬季戰爭救濟會基金，其目的也是向希特勒邀功。
戰爭后期
攻擊英法
1940年11月起，戈培爾的在新聞方面的權限被明顯縮減，希特勒將新聞大權移交給了約瑟夫·迪特里希（Josef Dietrich），戈培爾關于新聞的指示、政令都需要經過迪特里希特審核。隨著英國對德國的攻擊越來越猛烈，戈培爾也抓緊對英國的宣傳攻擊。他連續寫了《英國及其財閥》《丘吉爾的謊言工廠》《偽社會主義者》等發表在《帝國周報》上的社論，向英國發起輿論攻擊。同年，美國通過《租借法案》，美國可以無償將武器裝備租借給英國。戈培爾立即撰文予以攻擊，認為此舉威脅了美國的威望，也暗示著英國已經輸掉了，現在只是依靠美國的“輸血”才可以茍延殘喘。
羅森貝格一直批評德國電影屆“爛拍親英片”，戈培爾立即拍攝以因反抗英國南非政策而遭逮捕的保羅·克呂格爾（Paul Krüger）的故事為原型的《克呂格爾大叔》，以強化突出英國的反面形象。另外，戈培爾認為應該拍攝一些輕松的娛樂影視節目，比如1939年拍攝的《我們跳遍世界》反響就不錯，好讓德國軍民保持愉悅的心情。1940年和1941年，在戈培爾的主持下，德國宣傳部先后制作了電視節目《點歌》和電影《曠世之戀》。
1941年3月28日，阿道夫·希特勒在宴請日本外相的空檔私下跟戈培爾說了自己想要攻打蘇聯的打算。后來，戈培爾手下，對外宣傳處處長波默爾在柏林保加利亞大使的招待會上因為醉酒而把德國將要攻擊蘇聯的絕密情報泄漏出去。戈培爾在得到希特勒的首肯之后，立即撰寫了一篇《克里特島戰役》的陰謀文章，字里行間透露出的是德國要全力以赴進攻英國。因而，國際外交界反而認為德國宣傳部的對外宣傳處處長透露的攻打蘇聯的事情是聲東擊西，為了遮掩其攻打英國目的。
對蘇作戰宣傳
然而，1941年6月15日，戈培爾被希特勒召見，希特勒決定對蘇聯攻擊。7天后的早上5點30分，宣布希特勒將德國的命運交給了德國聯邦國防軍，這也是戈培爾發出的戰爭宣言。當天，戈培爾在蘇聯部長會議中認為如果不解決蘇聯，那么德國就無法集中精力征服英國。就是同一天，德軍已經進入蘇聯邊境。7月6日，戈培爾在《帝國周刊》上發文宣傳德國針對蘇聯的戰爭是文明對決邪惡的正義之戰。該篇文章被視為德國正式進攻蘇聯的號角。同月，德國宣傳部曾經被廢除的反蘇宣傳部門又被重新設立。另外，為了做好反蘇宣傳，戈培爾特別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反蘇宣傳機構，獨立于他領導的宣傳部，另外，他還成立一個秘密電臺從事反蘇宣傳。采取的宣傳措施拍攝電影、印制宣傳單海報、給廣播車制作唱片等。戈培爾領導下的秘密電臺也從3個增加到22個，每天用18種語言播放34種不同的政治節目，全部都是攻擊約瑟夫·斯大林政權。而德軍是為了解放那些被蘇聯政權壓迫的人而進攻蘇聯的。
11月9日戈培爾再次發文，號召全體民眾打一場“社會主義“戰爭。12月14日德意日三國最終簽訂協定,約定在戰勝美國與英國之前共同作戰,決不放棄。2月7日,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美國太平洋艦隊，這一系列事情讓戈培爾認為這場戰爭已經成為一場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因此培爾認對局勢報道應該客觀，不再屏蔽了所有壞消息。但是對蘇聯作戰的報道中，他一再宣傳是寒冷的天氣導致了作戰的困難，全然不提領導層的戰略失誤。12月18日，戈培爾立即著手:冬季賑濟捐獻。他號召民眾為東線士兵募捐冬衣,稱之為“家鄉贈予前線的圣誕禮物”。捐獻衣物的人蜂擁而至,活動還不得不延長到1942年1月11日。1月14日，戈培爾通過帝國廣播電臺發表演說稱，這六千七百多萬衣物是“強有力的證據，表明了德意志民族意志堅定,暫將這場戰爭進行到底，直至勝利。”
到1942年5月末為止，國防軍占領了刻赤半島，在哈爾科夫南部的包圍戰中殲滅三支蘇聯軍隊。6月初,德軍開始進攻克里米亞半島,并在為期四周的艱苦奮戰后攻下這一要塞。在這些軍事行動進行期間,戈培爾的宣傳主要是“分辨”蘇聯以及盎格魯撒克遜“虛假不實”宣傳，就是當事情的進展與敵軍從前的樂觀報道以及預測不一致時，這些報道就被打上了“不實宣傳”的烙印。針對軍事行動也只報道局部情況。而且出于帝國境內食品配給日漸縮減的情況,突出報道對蘇戰爭的經濟目的——爭奪原料來源。9月中旬,阿道夫·希特勒的新用主任約瑟夫·迪特里希表示,斯大林格勒爭奪戰正在接近“勝利的結尾”。盡管并沒有獲勝,但是德國各大報紙仍宣布了勝利即將到來。在以粉飾太平為基礎的宣傳路線中,戈培爾也堅持宣稱勝利仍然可能到來。
2月1日剛剛晉升為陸軍元帥的弗雷德里克·威廉·保盧斯（Friedrich Wilhelm Ernst Paulus）就帶著他的殘部在斯大林格勒戰役投降了。戈培爾在宣傳中，隱瞞了德軍幸存者向敵軍投降的事。等到希特勒同意將此事公之于眾后,戈培爾在報道中通過矯飾色彩的言辭報道了德軍的失敗，但是還是遮掩了投降的事實。2月6日前往波茲南參加黨區領導人會議前,戈培爾就開始在柏林黨區著手實施他的計劃，下令關閉那些不是為戰爭服務的企業。即便面對的是覺的高層，也絲毫不能退縮，因為他害怕“如果不拿出點態度”，民眾會覺得自己受騙上當了。但希特勒對于動員國內,只是泛泛地表示很有必要,并沒有做出具體部署。
2月18日下午，戈培爾前往柏林體育宮準備演講，在演講中他把斯大林格勒戰役是英勇斗爭的象征，并描繪著各種各樣的恐怖場景，目的就是鼓勵民眾以暴制暴，宣傳斯大林格勒戰役失敗是通往救贖的道路，讓德國群眾意識到只有總體戰爭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據當時媒體報道，群眾的確因為這場演講而大受鼓舞。1943年7月,盟軍的一支部隊在西西里島登陸,就此開始進人歐洲大陸;在東線,德軍在庫爾斯克附近發起的進攻與蘇軍坦克進行了艱苦戰斗，由于紅軍已經成功地開始反攻,德軍最后不得不退了下來。但是德國境內的宣傳對此只字不提。與之相反,戈培爾等人只是號召大家堅持到底,反復鼓吹對最后勝利的信念，并污名化蘇聯。認為如果歐洲不想要一朝覆亡,就必須要抵御他們對德軍防線的進攻。面對東西線的進攻，于4月15日他在其發表于《帝國周報》發表社論，呼吁繼續抵抗，不到最后一刻絕不認輸。4月16日清晨柏林戰役打響。為了能在最后一刻挑撥西方列強與蘇聯反目,4月19日,戈培爾在例行的廣播講話描繪蘇聯以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可怕”。
“總體戰”計劃
1942年，戈培爾計劃“后方陣線”，即逐步將德國變成一個巨大的兵營，戰爭是唯一的主導，只允許“戰爭所需”，禁止其它的一切。沒有參加戰爭的人后方生產軍備與食品，這一計劃于10月初獲得了希特勒的贊同。然而直到12月初希特勒也沒有著手實施該計劃。12月21日,國防軍的增援在距斯大林格勒戰役不到五十公里的地方止步不前，無法繼續進攻,這讓戈培爾都明白了形勢的嚴峻性。1942年圣誕節假期結束后，希特勒開始讓戈培爾實施“后方陣線”軍備生產的計劃，委托戈培爾盡快草擬出總體戰所需的公告，即“所有具備勞動能力的男性與女性均需全面投人到保衛帝國的工作中去”。
1943年1月，戈培爾在部長級會議上開始迫切要求阿道夫·希特勒宣布全民皆兵，發動總體戰（total war)。希特勒雖然支持這一想法，但是實施進程十分緩慢，戈培爾準備發動公眾集會向希特勒施壓。2月，戈培爾在柏林體育館發動演講，全國播放，煽動總體戰計劃。總體戰一昧壓制國內民眾消費，將資源轉移到軍工生產中，提高軍工產量，但德國境內原材料早已缺乏，即使取締與戰爭無關的生產消費，德國軍工生產也難以為繼。
滅絕猶太人
與此同時，戈培爾開始謀求清理德國的猶太人，1941年8月18日,戈培爾面見阿道夫·希特勒時請求盡快解決“猶太問題”。希特勒答應戈培爾，只要交通工具一到位,就首先將柏林的猶太人“驅逐"到東方。10月18日,第一列驅逐猶太人的火車載著一千零一十三名猶太人駛離柏林開往羅茲。11月初戈培爾參觀了維爾紐斯的猶太人聚居區,之后他更堅定了自己的想法，必須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
1942年1月20日的萬湖會議上，將歐洲猶太人驅逐到蘇聯地區猶太人聚居區。3月19日，戈培爾與希特勒會面，在立法方面，希特勒贊同戈培爾的建議，于是戈培爾開始大力推動構建相關法律基礎,對那些違背民族社會主義領導下約定俗成的原則的人處以監禁，嚴重情況下處以極刑。戈培爾認為種族滅絕進展得一直都不夠快。因此,5月18日，當有人襲擊了位于柏林魯斯特加滕的反蘇展覽時，他馬上把責任推到了猶太人頭上，于5月27日被速捕殺害一批猶太人，另外,5月29日,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前往位于布拉格附近的潘內斯科一布列扎尼新莊園的路上遭到襲擊，戈培爾再次故技重施。除殺戮行動外，柏林的猶太人仍不斷被趕往東部的猶太人居住區,一系列針對猶太人的措施相繼出臺，其中大部分是由戈培爾發起制定，如5月29日頒布的禁止猶太人去理發店,6月11日的禁止猶太人購買煙草制品等。5月30日戈培爾與希特勒在帝國,總理府見面，他再次敦促希特勒“清理”仍然生活在柏林的四萬名猶太人。
在夏天，除了德占區的猶太人外,帝國境內的猶太人也將被裝在牲口車的圍欄里被運往集中營，主要目的地是奧斯維辛。與此同時，人民法院的法官奧托·提拉克（Otto Thierack）升職為司法部長，提拉克聽從戈培爾建議，宣布以“轉移危害社會的人,執行對他們的判決”為口號,為驅逐所有猶太人、吉卜賽人以及其他不受政府歡迎的人構建相應基礎，可不經訴訟就將這些人趕往集中營，將猶太人驅往奧斯維辛的行動就此拉開帷幕。1943年1月到5月，大量猶太人被被驅逐出帝國首都,其中大部分送往奧斯維辛。5月19日,戈培爾的黨區宣布已經“肅清猶太人〞，他認為這是他的“最大的政治成就”。
從1942年末開始，英國廣播電臺和蘇聯信息處都對大居殺的規模和形式進行了報道，報道比較真實,部分采用了德語。對此,戈培爾的境外宣傳更多地將重心放到攻擊蘇聯上,將其貶損為“臭名昭著的世界公敵”，敗壞其作為盟軍反法西斯同盟的名譽。
承擔重任
1943年11月中旬,英國人和他們的盟友開始有計劃地對帝國首都發起空襲。于缺乏全面的防空措施，也沒有時間構建相關設施，戈培爾不顧反對堅持開放了地鐵交通設施，當空襲開始時，數千人為了躲避熊熊烈火逃到了井道中去。在解除空襲警報的時間段,戈培爾是唯一一位奔波于火光四起的柏林民社覺“高層"領導，這引起巨大的公眾反響。包括在柏林，很多人都蜂擁而至，與他握手或是和他交談。他的努力最終為他贏得了希特勒的嘉獎。1943年12月21日,希特勒委任他掌管新近建立的帝國民事防空措施審查機構。自12月15日起,除文化政策與新聞報業這兩個工作領域外，各帝國專署辦事處的宣傳處全部歸屬戈培爾的宣傳部管理。
此外一年多以來盟軍一直表示要發動人侵，德國民眾人心惶惶。為此戈培爾幾個月以來都試圖讓德國民眾、甚至自己相信，對方是不可能打敗自己的。在希特勒五十五歲生日前夕,他將戈培爾任命為柏林主席,給子他“指揮領導帝國首都的絕對權力”。在祝壽詞中，戈培爾再度表示,能有幸為阿道夫·希特勒分擔困難對他來說是至高無上的幸福。
7月20日的暗殺希特勒行動時，戈培爾恰巧是納粹黨在柏林的唯一最高干部，對鎮壓反叛者立下汗馬功勞，因此同年7月25日被希特勒任命為總體戰全國領導者，有權對整個民事領域以及帝國最高部門負責人做出指示。8月3日,黨區領導人大會在波茲南宮召開。會上戈培爾詳細地向與會人員解說了有關總體戰的各項措施。哪怕只是稍微違反總體戰法令的人送上斷頭臺,戈培爾計劃出臺一部框架法律來推行實施他的動員措施。戈培爾身邊的人都因為害怕他而裝作對戰事很有信心。盡管如此，仍然有人被戈培爾指責為“悲觀主義”。1945年4月29日，希特勒在自殺前與愛娃·布勞恩結婚，戈培爾為證婚人之一，并且見證兩人于4月30日自殺死去。希特勒自殺同一天，戈培爾按照希特勒的遺言繼任帝國總理。
戰敗自殺
面對敵軍進攻，繼任總理后，戈培爾同意總參謀長克雷布斯出任談判特使，并且和蘇聯軍隊交涉投降條件，但是約瑟夫·斯大林的指令是如果德國不能全境投降或者柏林不能投降,那么蘇聯紅軍將繼續向德國政府所在區域發起沖擊。蘇聯要求無條件投降讓談判破裂。1945年5月1日，把五個女兒和一個兒子用氰化鉀毒死，之后和瑪格塔夫人一起自焚殉黨。
人物評價
阿道夫·希特勒稱戈培爾是“一個非常機智甚至是狡猾的人”。
《約瑟夫·戈培爾》的作者赫爾穆特·海貝爾認為戈培爾是“沒有信念的投機主義者和已呈瘋狂之態的市會最終使其成了可笑之人”
《約瑟夫·戈培爾博士》的作者維克托·賴曼認為戈培爾是理性的宣傳鼓動者。
《第三帝國的真面目》作者約阿希姆·費斯特將戈培爾描述為“最后的尼可羅·馬基亞維利主義者”
家族成員
人物故事
拜訪希特勒
1933年完成經濟雅利安化后，德國高層開始腐敗化，但是通常被指責的是希特勒的下屬，而希特勒本人很少有人指責。比如一則笑話中，戈培爾的孩子被請到赫爾曼·戈林等領導人家里做客，回家后，孩子們興奮地描述那些奶油蛋糕有多好吃，他們吃了多少糖果。但是孩子們去希特勒家里做客的時候，只吃到了麥芽咖啡和小蛋糕。于是孩子們就問戈培爾，元首已經退黨了嗎。
初遇麗達·巴洛娃
1936年柏林運動會期間，麗達·巴洛娃開著自己買的寶馬車去天鵝島。下車散步后，巴洛娃遇到了正牽著女兒散步的戈培爾。戈培爾主動與巴洛娃打招呼，說自己剛在這里買了房子，是他們的新鄰居。戈培爾邀請巴洛娃與他一起參觀弗勒利希先生的房子，巴洛娃欣然同行。后來8月19日，戈培爾親自邀請巴洛娃與弗勒利希乘坐他的游艇出游。到了晚上，弗勒利希因為要拍電影而提前離開，巴洛娃也要跟著走，但被戈培爾留了下來并在戈培爾的別墅里喝了一杯酒。從這以后，巴洛娃就保持與戈培爾的聯系了。
人物作品
相關影視
參考資料 >
《百戰經典》 20141115 卐字旗下的罪魁·戈培爾.央視網.2025-08-03
帝國的毀滅 Der Untergang (2004).豆瓣電影.2023-07-06
希特勒的最后十日 Hitler: The Last Ten Days (1973).豆瓣電影.2023-07-06
無恥混蛋 Inglourious Basterds (2009).豆瓣電影.2023-07-06
戈培爾和耐心.豆瓣電影.2023-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