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1823年7月7日-1882年2月27日），字禹生，又作雨生，號持靜，豐順縣人，清末洋務派政治家、詩人、書法家、藏書家。
丁日昌幼年好學，20歲考中秀才。清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丁日昌因潮州市軍功被授江西萬安知縣，開始步入仕途，后成為曾國藩幕僚。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丁日昌被派往廣東省督辦厘務和火器。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起，歷任蘇淞太兵備道、兩淮鹽運使、江蘇巡撫、福建巡撫、福州船政局大臣、欽賜總督銜會辦南洋海防、節制七省北洋水師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等職。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因病卒于揭陽市，終年59歲。
丁日昌是晚清洋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認為“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以制器為先”，先后創辦了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開平煤礦和輪船招商局，并在馬尾船政學堂附設了中國第一所電報學堂。就任福建巡撫期間，他遍巡臺灣島，整頓吏治、改革稅征、重視農耕、農墾和開礦，為臺灣架設了中國第一條電報線。他提出海軍統一指揮分區設防的主張，建立新式海軍的構想，以及主動進取積極應變的外交主張在當時都是先進的思想。此外，他還認識到華僑的重要性以及華僑問題的嚴重性，曾提出遣使設領、保護華僑的建言。書法上，丁日昌多作行楷，喜用圓筆，晚年注重魏碑，融匯各家，形成拙中見巧、雄渾豪健的書風。丁日昌被譽為“咸豐三大藏書家”之一，其生前藏有眾多宋元鈔校之本，有著“百宋千元”之稱，所藏書目由中華書局出版《持靜齋書目·持靜齋藏書記要》做了統計。著有《撫吳公》五十卷、《百蘭山館政書》三十六卷、《丁中丞文鑒》五卷、《百蘭山館藏貼》二冊等。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愛新覺羅·旻寧三年六月初一（公元1823年7月7日），丁日昌出生于豐順縣湯坑圩金屋圍，其父丁賢拔在湯坑圩開藥店、鹽店。從八歲開始，丁日昌便在三兄丁達夫的私塾中就讀。九歲時，他讀書就過目成誦，能作詩文，被譽為“神童”。
但好景不長，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隨著丁賢拔的逝世，丁日昌家境中落，只能依靠生母黃氏樵蘇紡織勉強維持生計。貧寒磨礪了丁日昌，道光二十二年，二十歲的丁日昌考中秀才，次年補生。此后，他在趕赴潮州市應試的途中，因饑餓昏厥，幸得農婦救治，方才活下。清醒過來的丁日昌，前往縣衙擊鼓鳴冤，高喊“青天白日，餓死廩生”，縣令招他試對詩札、對聯，丁日昌均一一對出，縣令由此將他留在縣衙。再而后，丁日昌三次參加鄉試，均落第。期間，他也曾設帳授徒，在湯坑圩發起建立藍田書院。
初入仕途
清咸豐四年（公元1854年）7月，海陽縣（今潮州）三合會吳忠恕等人圍攻潮州府城，丁日昌以邑紳的身份管理組織起鄉里民團，率領湯坑鄉勇三百人前往救援，駐扎韓山師院。在其帶領下，吳忠恕駐東津部被擊潰，潮州府城東路之困遂解。清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丁日昌由廩貢生選授廣東省瓊州府學訓導，居廣州市（廣州）。同年，因之前的潮州市軍功選授江西萬安縣知縣，并在廣東省議敘同知銜。
清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三十七歲的丁日昌正式履任萬安縣令。彼時萬安縣內，剛經歷戰亂，居民流散，地方土豪惡霸，私設厘卡，侵凌行商。丁日昌到任后，嚴加懲治了一批不法之徒，使得社會秩序趨于安定。此外，他還重視審理訟案與發展教育，規定“有告必審，有審必結，有結必辦”，使得縣衙訟案效率大大提升，呈期狀紙由百余份降至二三份。在每月的初一、十五，丁日昌還將生童集中在考棚中，親自為他們講學，并捐出自己的部分俸銀，為生童改善伙食。
丁日昌在萬安縣的優良政績，獲得了贛南道李瀚章（李鴻章長兄）的賞識。清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春，在萬安才任知縣四個月的丁日昌，被調回廣東省辦理洋務，在萬安縣紳民的多番挽留并上告請求下，同年六月，丁日昌又被調回萬安縣任縣令。
入幕曾國藩
清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八月，丁日昌調任吉安府邑廬陵縣令。次年，太平軍攻下吉安縣府邑，雖然丁日昌與吉安知府曾詠在吉安府城被占三日后，即快速收復，但朝廷仍將他革職并追償遺失公物。去職后的丁日昌，收到時任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的曾國藩延攬人才的消息，于是前往九江行轅晉，其思路清晰，富有策略，很快便被曾國藩請入幕府。
入幕曾國藩后，丁日昌分析當時形勢，向曾國藩提出了“求實用、久職守、禁文飾、厚民風、留有余、泯域、均肥瘠、正根本、清糧額與奮獨斷”等主張，其多種想法切中時弊，獲得了曾國藩的采納。丁日昌的才能也引發了當時軍中關注，李鴻章、曾國荃等都曾向曾國藩借調過丁日昌，但曾國藩對他做了另外的安排。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曾國藩奏請朝廷派員赴廣東省督辦全省厘務，以接濟蘇浙皖三省軍餉，丁日昌因“廉正明干，熟悉厘務”作為左副都御史晏端書的隨員，前往廣東督辦厘務。
丁日昌到達廣東后，先是調和了卓興、方耀兩支隊伍間的矛盾，又籌劃了當地的剿匪事宜。在其謀劃下，卓興、方耀兩支隊伍協力合作，將當地持續多年的匪患，在數月之內，就清繳干凈了。除了“協助籌劃職守”外，丁日昌還積極“督辦火器”。由他親自設計并監制的大小硼炮（又名“開花炮”）三十六尊獲得成功，另外還制成了大小硼炮子二千余顆。由此，丁日昌在廣東省開始聲名鵲起。
赴滬辦洋務
在粵督辦厘務期間，丁日昌向李鴻章上奏的《上李中丞書》中提出了“師夷人之長技”的主張。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春，李鴻章向廣東咨調丁日昌到上海市主持火器制造，但廣東大吏不肯放丁日昌離去。同年八月，李鴻章采用專摺向朝廷奏調丁日昌前往上海主持火器制造，言其“學識深醇，留心西人秘巧”。朝廷批準了李鴻章的奏調，丁日昌由此前往上海開始督辦洋務。
丁日昌在上海期間，不僅負責主持制造軍火，還參加了軍務及辦理與洋人交涉事件等。其主持仿造的短炸炮（又名田雞炮，迫擊炮的前身）及各種炮彈，以及制造的能容納八十磅炮彈的開花炮，均是當時上海各軍所僅有。在遣裁戈登常勝軍的事件中，丁日昌明確善斷，處理適宜，使遣裁工作順利完成。這些亮眼的成績讓李鴻章對丁日昌的能力格外賞識，李鴻章由此多番在給朝廷的奏折中推薦丁日昌。由此，丁日昌迅速從同知銜江西省候補知縣，升到江西候補知州，賞戴花，進而又擢升為候補知府。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丁日昌奉命署理蘇松太道（也稱為上海道），其在蘇松太道任職一年有余，政績斐然。吏治方面，其著重審理訟案、嚴懲豪惡，整飭不良風習；在涉外問題上，積極整飭海關，收回英法軍占借住地，保護華商航運等。兵工方面，其積極模仿西方，制造船炮，將此前其負責的炸彈一局及韓殿甲負責的二局，合并為“江南機器制造總局”，為兵工建設作出有效貢獻。
履職江蘇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丁日昌升任兩淮鹽運使，在深入各個鹽場，向鹽商、鹽丁、灶戶等了解情況后，他根據調查結果，擬訂了《淮鹽章程》《兩淮甄別章程》《淮北總略》等章程和規劃，實行改革，興利除弊，使得淮鹽的銷路大增，鹽稅收入也獲得了極大增長。次年，英國領事頻頻希望進入潮州市城的要求難住了當地地方官，原因是早前英國領事曾進入汕頭市、潮州城等地，均遭到了地方紳民的強烈反對，潮州地方官由此不敢讓英國領事進入。此事最終被呈報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在總署的協調下，丁日昌被派往潮州解決該問題。
丁日昌接到朝廷諭旨后，向李鴻章奏報了此前他在上海處理類似事件的經驗，而后，他就該事向朝廷提出三條建議：1、向百姓立威應留有余地；2、勸諭百姓應順應民心；3、對應地方紳士應德才并由。并指出，要考慮的并不是外國人能不能進城，而是要擔心他們進城后，會不會誘導百姓，滋生禍事。丁日昌的相關意見受到了朝廷的重視，朝廷由此曉諭廣東省地方配合丁日昌處理該事。在丁日昌的策劃下，該事得到快速解決，百姓對英國領事進入潮州城的猜疑逐漸消失，而英國領事也得以進入潮州城。事情解決后，時任兩廣總督葉赫那拉·瑞麟向朝廷表奏，贊揚了丁日昌。
潮州城英國領事入城問題解決后，丁日昌返回揚州市。彼時他身患疾病，正想調養，不料清水潭發生決口，李鴻章認為，只有丁日昌能處理好這樣的大工程，又調丁日昌去處理。丁日昌由此在清水潭督工數月，終于妥善解決了該次決口事件。
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丁日昌升任江蘇布政使司，同年，又擢升為江蘇巡撫。直至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丁日昌因母親逝世，回鄉丁憂，他在江蘇省主政了近四年時間。在這近四年的時間里，丁日昌通過倡自強、培才干、建兵工、辦航運、改軍制、整吏役、清獄訟、苛稅、培生機、正風化等十個方面對江蘇展開治理。他曾深入各鹽場，向紳士、場丁、灶戶等了解具體情況，先后完成了10余萬字的調查報告，制訂出《淮鹽章程》《兩淮甄別章程》《淮北總略》等章程和規劃，對鹽政實行改革，興利除弊。也曾親自主持下屬候補官員考試的命題、監考工作，對下屬官員呈遞的報告，均在認真核閱后作出詳細批示，他在江蘇巡撫任上留下的自撰對聯“官須呵出，干來若處處瞻顧因循，徒負刑章終造孽；民要持平，待去看個個流離顛沛，忍將膏血入私囊”成為江蘇省及以后從政人的座右銘，對澄清江蘇吏治作出有效貢獻。在整肅吏治之外，他還加強清理訟案、積案，在他的帶動下，江蘇全省清理積案達27萬宗。此外，在江蘇期間，他還積極推動了學童赴美留學事宜。在丁日昌的治理下，江蘇獲得了有效發展，他也因此獲得了江蘇廣大士民的好感。
丁憂懷國
在鄉丁憂的三年里，丁日昌不忘政事，他在所撰寫的《百蘭山館古今體詩》《榕江試舍記》等著作中，瀝陳了眾多揭陽縣、潮州城的發展問題，以及自己對相關問題的見解。此外，他還就潮郡水患，根治韓江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丁憂結束后，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丁日昌上書朝廷稱，因為要回原籍營葬，且身體有疾，申請暫緩入京。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日本借1871年高山族民殺死幾十名琉球船民事件，出兵進攻臺灣，并妄圖久占臺灣。事件發生后，朝野震動，丁日昌先后呈報《海洋水師章程（別議）》《海防條議》。《海防條議》上奏后，引發朝野激烈討論，李鴻章對奏議給予了充分的支持，但朝中反對者也不少，認為不應購買機器輪船，也不應開廠制造。直至光緒元年，丁日昌入宮覲見，朝廷才命丁日昌前往天津市，幫助李鴻章督辦洋務。
履職福建
清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在沈葆楨的推薦下，丁日昌被清政府任命督理福州船政局。其到任后，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致函稱，中國制造落后，希望一方面派人出國學習，另一方面聘請外國人員來中國教習，并主張自行開煉煤、鐵等資源。同年，丁日昌獲旨兼任福建巡撫。次年，其船政職務交由吳贊誠接辦，丁日昌專任巡撫之職。
清光緒三年（公元1877年），因舊病復發，丁日昌申請回原籍養病。其在福建任職兩年，為建設福建作出了不少貢獻。他研究了船政學生難有所成的原因后，一方面聘請西方技師來華教學，另一方面促成學生前往歐洲留學，為中國培養出了嚴復、劉步蟾、薩鎮冰等船政人才；他認為電報可以軍用，對海防有利，在丹麥大北公司建福州市至羅星塔電報線出現爭議時，他親自與丹麥大北公司交涉，收買了該段電報線，使之成為中國自營的第一條電報專線；在閩期間，他積極處理了多件涉外事務，還根據實際情況，制訂了《海難救護章程》，成為中國第一個海難救助章程；此外，他延續一貫作風，積極整頓吏治，清理訟案，懲治貪污官吏，使得福建省吏治獲得一陣清明；丁日昌還很關注臺灣，他在1868年所擬的《海洋水師章程》中，就設想將臺灣設為南洋海防中心，在福建任職后，他曾離閩渡臺，巡視全島，對臺灣的吏治、稅征、番務、墾務、電線、鐵路、防務等均作出細致安排。
晚年生活
清光緒四年（公元1878年）四月，丁日昌的退休申請獲得批準。次年，丁日昌獲賞加總督銜，專駐南洋，會同沈葆楨及各督撫籌辦海防，節制南洋沿海水師，之后，又獲命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不過，這兩次的職務安排，丁日昌都并未前往就職。
退休后的丁日昌雖然身在家中，卻依然心系國家，清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他先是前往福州市協助解決了福州烏石山教案，后又上奏朝廷，針對海防事務擬定了《海防應辦事宜》十六條建議，相關建議大部分被朝廷采納，他在該建議中還斷言，因為琉球的廢滅，日本“三五年不南攻臺灣，必將北圖高麗（朝鮮）”，呼吁朝野內外要齊心協力，急謀自強，否則將國無寧日。同時，他認為“民心為海防根本、吏治為民心根本”，只有讓老百姓的生計有著落，元氣得到恢復，同時大力整頓吏治，團結民心，才能眾志成城，使海疆安如磐石。清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丁日昌獲悉法國人對越南的經營日趨積極，他隨即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寫去信函，提醒他們應關注此事。
清光緒八年正月初十（公元1882年2月27日），久病的丁日昌在揭陽寓所逝世，終年60歲。離世前，他自知時日無多，喊來兒子丁惠衡等人，口述遺折，內容均是關于國家，而無半點家事，他希望朝野內外能同力合作，以圖國家之自強。丁日昌離世后的次年，光緒帝下旨為他祭葬，并授他光祿大夫建威將軍賞戴花翎正一品封典。
主要成就
政治成就
丁日昌曾官至江蘇巡撫、福建巡撫，先后主政江蘇、福建兩省。在兩省主政期間，他均積極治下，整肅吏治，提倡為政清廉，嚴懲貪官惡役，對下屬官員展開全面考察，行文取諦地方鄉紳惡霸私設的關卡，使得當地社會環境獲得較好改善；他關注舊案、積案，積極清理訴訟，躬親平反冤獄，厲行清理積案，在他主政江蘇省的四年間，江蘇全省清理積案達27萬宗，極大提高了結案效率，由于“有告必審，有審必結，有結必辦”，府衙中的積案得到了極大清理；丁日昌秉持“治道之隆替，系于風俗之盛衰，風俗之盛衰，因乎人心之正邪，而人心之正邪，則由教化之興廢”的觀念，通過宣講圣諭、整肅大祀、設立社學、禁毀淫詞小說、禁開戲館演淫戲、禁止迎神賽會及為神仙請加封號、禁婦女上茶館、封尼庵、禁火葬、禁賭、禁種罌粟等方式來引導社會風氣，雖部分方式曾招致社會批評，但其教化行為使得當地社會風氣獲得了一定改觀；在百姓民生上，丁日昌積極剔除陋規積弊，減免茍捐雜稅，關心社會救濟，倡修水利，注意治水促耕，他曾多次親臨搶險救災現場，對治水患之事，有一套自己的心得。
發展實業
丁日昌身歷愛新覺羅·旻寧、咸豐、同治、光緒四朝，他親眼目睹了國家遭受外侮的過程，深感只有自強才能自立。曾向李鴻章上奏《上李中丞書》，提出了“師夷人之長技”的主張。在曾國藩、李鴻章的重用下，他積極參與洋務運動，首創了中國輪船航運事業；參與創設了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倡辦了開平煤礦和輪船招商局；并在馬尾船政學堂附設了中國第一所電報學堂；就任福建巡撫期間，他還遍巡臺灣島，籌劃在臺灣開礦藏、筑鐵路、架電線、造船械、辦農墾，為臺灣架設了中國第一條電報線。
文化教育
丁日昌建議變更八股為八科，以改革科舉制度，在他的推動和促成下，第一批留美學童得以順利派遣。在督理福州船政局期間，他力主派人出國學習新技術，以及聘請外國技術人員來中國教習技藝，在他的推動下，部分船政學堂優等生得以前往歐洲留學。此外，他還組織專人翻譯出版西方科技書籍，同時又積極編撰府志政書，為教育傳播作出了積極貢獻。不僅如此，他還主張在通商口岸創辦報館，倡導廣設社學和義學，先后捐資在上海創辦了龍門書院，又募資在潮州市擴建了金山書院、韓山書院，創辦了榕江書院和藍田書院、鵬湖書院等。
國防建設
丁日昌認為，因為承平日久，當時的國家軍隊戰斗力已急劇下降，應該進行軍制改革，他在上奏《蘇省營制改革摺片》中提出，將原江蘇撫標兵一千六百人縮為一千人，提高單兵軍餉，加建營房，調整軍事訓練方式，由原先的只操練土槍、刀、矛等武器，改為加練洋槍、開花炮等，并組織人員翻譯材料，到軍隊宣講圣諭，在其改革之下，江蘇的兵勇紀律嚴明，槍法嫻熟，成為中國近代軍制發展史的一個案例，為清末新建陸軍的全面改革開辟了道路。丁日昌強調精兵原則，認為“自古強兵之道，以多而弱，以少而強，以散而弱，以聚而強”。在陸軍軍制上，他還提出了將分設野戰部隊與地方治安部隊的主張。但由于他的任期都不長，很多改革計劃并沒有獲得完全推廣。
除陸軍建設外，丁日昌還提出了建立新式海軍的構想，他向朝廷建言稱，應不計資歷，從實際中羅致選拔北洋水師將才、外國使才、以及制造通才。此外，他還提出海軍統一指揮分區設防的主張，提議創建北平、東洋、南洋三支水師以聯為一氣，統一指揮、分區設防。
在軍工制造上，他曾在上海市主持火器制造，他所主持仿造的短炸炮（又名田雞炮，迫擊炮的前身）及各種炮彈，以及制造的能容納八十磅炮彈的開花炮，均是當時上海各軍所僅有。
對外交涉
在對外交涉上，丁日昌力主維護主權和收回權利，曾處理多起涉外事務。在其策劃努力下，索回了英法海底隧道駐軍在吳淞炮臺等占地，又將洋兵驅逐出上海城外。他重視主權問題，曾禁止外國輪船駛入中國內河，遇止外商在浦東新區、福州市架設電線，在福州烏石山教案中，他積極斡旋，最終迫使英國教堂遷出了侵占的烏石山基址。此外，他還關注華僑華工，建議嚴禁外國人在沿海招收誘騙華工出國；并向朝廷奏請設立市舶司，派使節前往各國有華人的地方設使館進行管理，以維護華僑的權益。
藏書成就
丁日昌喜好藏書，曾不遺余力地搜羅古刻善本，收集了大量宋元鈔校之本，有著“百宋千元”的美稱，其所藏書目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蘇州顧沅藝海樓的舊藏，二是上海郁松年宜稼堂的舊藏，三是丁日昌在上海的書店中零星搜訪所得。所藏書目曾多達十萬余卷。后有莫友之將其所藏書目輯為《持靜齋書目》五卷。丁日昌逝世后，這些藏書由其子丁惠康保管。不過，自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起，至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丁日昌的藏書陸續被出售盡。其中，大部分輾轉被上海涵芬樓收購，另有一部分被日本書商收走，還有一部分則流轉到了廣東省藏書家李文田、莫伯驥等處，中華書局曾出版《持靜齋書目·持靜齋藏書記要》對丁日昌所藏書目作有統計。
人物評價
丁日昌逝世后，光緒帝下諭令祭葬，《祭葬文》中，丁日昌獲贊：“鞠躬盡，臣子之芳蹤，賜恤報勤，國家之盛典”，評價丁日昌為國一生，性行純良。
丁日昌的好友，晚清政治家翁同龢在丁日昌逝世后，送上挽聯“政績張詠，學術陳亮，在吾輩自有公論。文字百一，武功七二社，問何人具此奇才？”，贊揚丁日昌是個文武雙全的奇才。
中國近代學者桂坫，給丁日昌的《百蘭山館政書》提寫的跋語中，以“老臣心事月輪孤，義膽忠肝近世無。讜論能傳千載后，熱腸要使萬民蘇”來贊揚丁日昌。
主要作品
著述
丁日昌的著述頗多，有沈葆楨選評的《撫吳公牘》五十卷，還有他的門生劉瑞芬、陸潤庠校訂的《丁禹生政書》三十六卷，以及門生李風苞編輯的《百蘭山館政書》十四卷。此外，他在晚年還著有《百蘭山館古今體詩》五卷和《百蘭山館詞附楹聯》一卷。
編校
丁日昌累計編校有《牧令書輯要》《百將圖傳》《炮火圖說》《地球圖說》《法人游探記》《西洋兵略》等七部作品。
家族成員
后世紀念
丁氏光祿公祠
丁氏光祿公祠位于揭陽市榕城區元鼎路，原為丁日昌故居，于清同治至光緒初年間建立。該祠具有典型的潮汕地區祠堂風格，被稱為“百鳥朝凰”，在潮汕地區建筑史上具有代表意義和研究價值，是一個集祭祀、起居、藏書、教育于一體的綜合功能建筑組群，2013年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丁日昌文化園
丁日昌文化園位于豐順縣湯坑鎮第一中心小學內，該小學前身是丁日昌倡建的“藍田書院”，文化園通過介紹丁日昌的生平和歷史功績、“藍田書院”的發展與變遷史、丁日昌故居、以及與丁日昌相關的歷史文化等。全方位地展示了丁日昌的“能見其大、能盡其實、能致其精”的精神品質。
參考資料 >
丁日昌題豐順太平寺聯.潮州日報.2023-05-30
愛國革新政治家丁日昌.梅州市人民政府.2023-05-30
丁日昌在中國藏書史上的定位.揭陽日報網.2023-06-07
主要景區景點簡介.揭陽市人民政府.2023-06-14
揭陽城隍廟躋身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揭陽市人民政府駐廣州辦事處.2023-06-14
點亮心 傳播愛——記廣東省梅州市豐順縣湯坑鎮第一中心小學特色辦學.中國教育報.2023-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