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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弗里達·卡羅（英文名：Frida Kahlo，1907年7月6日－1954年7月13日）出生于墨西哥城南部的的科約阿坎街區，墨西哥女畫家，其本名為Magdalena Carmen Frieda Kahlo y Calderón。弗里達以其肖像畫、自畫像以及具有墨西哥民族風格的作品而聞名，她的畫作也被描述為超現實主義或魔幻現實主義。

弗里達6歲患小兒麻痹癥致右腿萎縮，1925年9月17日遭遇嚴重車禍導致終身殘疾，康復期間開始自學繪畫。弗里達對藝術與政治都很感興趣，并在1928年加入了墨西哥共產黨。1929年，她與墨西哥藝術家迭戈·里維拉結婚；次年兩人前往美國，在此期間，弗里達發展了自己獨特的墨西哥民間藝術風格，并根據自己在美國的經歷，進行繪畫創作。1938年在紐約朱利恩·列維畫廊舉辦首次個展，其藝術風格被超現實主義團體關注但本人拒絕該流派標簽，靈感多源自墨西哥民間藝術色彩。此次畫展獲得了成功，弗里達被藝術家們以及不少著名人士所認可；次年，她又在巴黎舉行了一次作品展覽。1943年，弗里達受邀擔任了墨西哥教育部繪畫與雕塑學院藝術教師，然而不久，她的身體狀況便不斷惡化，直至最后臥床不起。1953年，她在墨西哥舉辦了首次個人展；次年7月13日，弗里達逝世，享年47歲。

自從弗里達去世后，她的聲譽逐漸提高，并成為一位女權主義英雄：一位拒絕讓長期的肉體痛苦擊垮自己精神的女性。其故居“藍屋”現為博物館，生平被改編為戲劇《藍色之家》及電影《卡羅》，她的作品對后世的藝術界、音樂界以及民族主義、女權運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弗里達一生創作了200多件作品，她的代表作包括《亨利·福特醫院》（1932年，記錄流產經歷）、《我的祖父母、雙親與我》（1936年，追溯家族史）、《墨西哥四居民》（1938年，描繪鄉愁）等。此外，她還創作了《兩個弗里達》《水的賜予》《帶著荊棘項鏈和蜂鳥的自畫像》《畫框》《摩西》等，其中，憑借《摩西》這幅作品，她在1946年獲得了墨西哥教育部所頒發的“國家繪畫獎”第二名。

人物生平

童年經歷

1907年7月6日，弗里達·卡羅（Frida Kahlo）出生于墨西哥城科瑤坎（Coyoacan）的一個住宅區。幼時的她性格活潑大膽，朋友眾多；在6歲的時候她不幸患上了小兒麻痹癥，病癥康復后，她的右腿變得比左腿更短、更細，她因此受到了不少來自周圍小孩的嘲笑，即使如此，她倔強的性格使她變得更加大膽，通過參加各種運動、游戲來證明自己并不比別人差。

1922年，15歲的弗里達進入墨西哥國立預科學校學習，在這所曾培養過墨西哥多位偉大思想家和領導者的學校里，弗里達交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與他們一同閱讀，討論文學與政治，進行思想的碰撞。此時的弗里達對藝術并沒有太大的興趣，她的志愿是當一名醫生，然而，她的藝術創造力已經開始顯現，她在筆記本書信上涂鴉畫插圖；在托盤上畫了一幅罌粟花的靜物畫，送給她姑媽；此外，她寫的詩還被發表在了報紙上。

在學校就讀期間，因家里的經濟條件不好，17歲的弗里達去了她父親的朋友費爾南多·費爾南德斯（Fernando Fernandez）的工作室做雕刻學徒，在這個工作室里，費爾南多發現了弗里達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藝術天分。他記錄道：“我把一本復刻了安德斯·佐恩作品的書交到她手里，她看了幾眼，就能直接用筆畫出來，我真的對這位非凡藝術家的才能感到震驚……”然而弗里達在這里并沒有工作很久，就遭遇了一場巨大的變故。

變故與創作

1925年9月，弗里達遭遇了一起嚴重的交通事故，她乘坐的公交與一輛電車相撞，導致數人死亡，弗里達也受了重傷：她的盆骨骨折，脊椎三處斷裂，右腿十一處骨折，右腳被壓碎脫臼，鎖骨和兩根肋骨折斷，左肩膀脫臼，一根鐵質扶手刺穿了她的腹部和子宮，從陰道穿出。弗里達被送往紅十字醫院進行搶救，之后住院恢復。因為這次受傷，醫生斷言她以后將無法生育。

一個月后，弗里達回到家里繼續休養，為了緩解痛苦與孤獨感，弗里達在父母的幫助下開始用畫畫來打發時間，母親專門為她定制了一個可以躺著作畫的畫架，并在她的床罩上掛了一面鏡子，使她可以對著鏡子進行自畫像。自此弗里達開始了她的繪畫創作生涯。

由于家庭經濟狀況窘迫，弗里達不得不放棄了醫生夢，也沒有再回去校園。重傷后三個月她就開始正常活動，結果舊病復發，在醫院檢查出她的脊椎有三個椎間盤錯位，她不得不在接下來的兩年里接受各種痛苦的矯正治療。在這期間，弗里達仍然堅持寫信畫畫。1926年，她繪制了作品《穿著天鵝絨禮服的自畫像》（Self-Portrait in a Velvet 連衣裙），畫中的她面容優雅，脖子與雙手纖細，可以看出畫作受到了文藝復興的影響。她將這幅作品作為禮物送給了當時的男友亞歷杭德羅（Alejandro Gomez Arias）。

弗里達在早年嘗試過多種風格的繪畫，她畫過風景水彩畫，也為身邊的親朋好友繪制肖像畫。她在1927年為在學校時的好友米格爾·里拉（Miguel N. Lira）繪制的畫像在風格和構圖上獨具一格，可以看出她之后的自畫像和肖像畫的風格萌芽。在這些肖像畫中，弗里達已經可以用一種微妙的方式融入符號元素，使其與作品主題背景相融合。

弗里達在交通事故中受到的傷害從未完全愈合，加上小時候生病遺留的問題，病痛一直斷斷續續折磨著她。在她尚能健康且自由活動的幾年里，她將自己的精力放在了探索繪畫與政治上，在攝影師好友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的影響下，她于1928年加入了共產黨。同樣在這期間，弗里達邂逅了壁畫家迭戈·里維拉（Diego Rivera），迭戈被她的人格魅力與畫作所吸引，他鼓勵弗里達追求自己的藝術之路，而弗里達也受到迭戈的影響，畫作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墨西哥元素。她在1929年創作的《公交車》（The Bus）、《弗吉尼亞肖像畫》（Portrait of Virginia）等作品有著明顯的墨西哥民間藝術風格，其中《公交車》畫面中是弗里達熟悉的本土景象，車內的乘客包含了墨西哥社會各個階層的人，這也是受到了迭戈作品的影響。

1929年8月，弗里達與迭戈結婚，新婚不久，兩人的生活就遇到了挑戰。迭戈因政治路線問題被共產黨除名，弗里達為了聲援丈夫也選擇了退黨；此外，在結婚第一年，弗里達懷孕了，然而在三個月后因盆骨畸形，她不得不選擇流產。在結婚的這一年，弗里達又給自畫了一幅自畫像，叫做《時光飛逝》（Time Flies），在這幅畫中，她開始將自己描繪為一個墨西哥人，戴著長長的珠寶耳環，身著簡單的白色襯衫。不僅在作品中，在現實生活中弗里達也開始在服飾、搭配等方面將自己定位為墨西哥人，以此來表達對自己墨西哥血統的自豪感。

美國工作

1930年11月，弗里達與迭戈為了躲避政治壓迫，前往舊金山工作。在這段時間里，弗里達作為迭戈的妻子被眾人所知，她在舊金山也進一步發展了她的民間藝術風格，經常穿著一身美洲原住民打扮行走在美國街頭，令人印象深刻。1931年，弗里達在參觀過著名園藝家盧瑟·伯班克（Luther Burbank）的故居后創作了《盧瑟·伯班克的肖像畫》（Portrait of Luther Burbank）這一作品。在這幅肖像畫中，弗里德不再只描繪她所看到的事物，而是開始使用象征主義表達更深層次的意義；她也是從這幅作品開始探索與生命周期相關的主題。在舊金山的幾個月，弗里達因右腳疼痛加劇而前往醫院咨詢，在醫院，她結識了一生的摯友——里奧·伊洛瑟爾（Leo Eloesser）醫生，并為他繪制了一幅肖像畫。在舊金山的最后一段時間里，弗里達創作了《弗里達和迭戈·里維拉》（Frieda and Diego Rivera），將這幅夫妻雙人畫像作為禮物送給了藝術贊助人艾伯特·本德（Albert Bender）。

1932年4月，弗里達和迭戈來到了底特律，在此弗里達又一次經歷了懷孕與流產，她的母親也在同年因病去世。經歷了這些事后，弗里達創作了《底特律的流產》，這是她首張真實而敏銳的自畫像。此外，她還創作了《亨利·福特醫院》（Henry Ford Hospital）、《我的出生》（My Birth）等作品，來表達她失去孩子和母親的痛苦。此外，她還創作了《墨西哥與美國邊界上的自象畫》（Self-Portrait on the Border of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來描繪她所看到的墨西哥與美國的異同。1933年，底特律一家報紙刊登了關于弗里達的一篇文章報道，在文中對她的畫技、畫風、筆法都表達了贊賞。

返回墨西哥并獲得國際認可

1933年底，弗里達思鄉心切，加上迭戈工作不順，兩人啟程回到了墨西哥城。回國后，她完成了在美國就開始創作的《我的衣服掛在那里》（My Dress Hangs There）這幅作品，畫中描繪了蕭條破敗的紐約城，弗里達自己的墨西哥傳統民族風格的連衣裙掛在畫面正中。通過這幅畫，弗利達強力抨擊了資本主義。

1934年，弗里達再次經歷懷孕與流產，右腳的疾病也愈加惡化，使她無法進行創作；同年夏天，她發現了丈夫迭戈與她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卡羅（Cristina Kahlo）有染。多重的痛苦疊加，使她在接下來的1935年里，只完成了《卷發自畫像》（Self-Portrait with Curly Hair）與《輕輕的刺了幾刀》（A Few Small Nips）兩幅作品。到了1936年，西班牙革命爆發，弗里達投身于政治，當年只創作了《祖父母，父母和我》（My Grandparents, My Parents, and I）這一幅作品。

1937年至1938年，弗里達的藝術生涯進入了高產期，創作了《護士和我》（My Nurse and I）、《記憶》（Memory）、《水的賜予》（What the Water Gave Me）等諸多作品。美國演員、藝術收藏家愛德華·魯濱遜（Edward G. Robinson）在迭戈的工作室看到了弗里達的作品，以每幅200美元的價格購買了四幅。這件事極大的地鼓舞了弗里達，使她更加勤勉于自己的繪畫工作。1938年，超現實主義流派的年所領導者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來到墨西哥，在看到弗里達的作品后，他給出了極高的評價，并宣稱弗里達是一位超現實主義畫家，是墨西哥真正的藝術家。

1938年，紐約一家畫廊的老板朱利恩·列維（Julien Levy）邀請弗里達做一次畫展，弗里達因此只身前往紐約，在當年11月舉辦了一場為期半個月的個人作品展。畫展的宣傳冊上有安德烈·布勒東所寫的文章，他將弗里達的作品形容為“炸彈上綁著的絲帶”。畫展進行得很成功，吸引了不少紐約的藝術家與著名人物；所展出的畫作有一半售出，弗里達也因此收到了許多畫作邀約，其中文學家克萊爾·布斯·盧斯（Clare Booth Luce）邀請她為剛自殺的朋友多蘿西·黑爾（Dorothy Hale）畫一幅紀念作品。次年3月，弗里達應安德烈·布勒東之邀前往巴黎參加以“墨西哥”為主題的畫展，她的個人作品成為畫展的一大亮點。在法國，弗里達結識了巴勃羅·畢加索等著名藝術家，她的自畫像作品《畫框》（The Frame）在畫展后法國政府買下，成為了法國公共藝術藏品中第一件20世紀墨西哥藝術家作品。

弗里達返回墨西哥后，與迭戈的關系惡化，因此她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繪畫上。她完成了《多蘿西·黑爾的自殺》（The Suicide of Dorothy Hale）這幅作品，并在同年創作了兩件大畫幅作品：《受傷的桌子》（The Wounded Table）和《兩個弗里達》（The Two Fridas），這兩件作品在1940年1月墨西哥藝術畫廊開展的國際超現實主義展覽中展出。

1940年，弗里達的身體每況愈下，但她并沒有停止創作，當年所畫的《帶著荊棘項鏈和蜂鳥的自畫像》（Self-Portrait with Thorn Necklace and Hummingbird）就是她的優秀作品之一。在這幅作品中，弗里達身穿白襯衫，脖子和肩膀上纏繞著荊棘，荊棘上停著一只死去的蜂鳥，她的兩肩上分別停著一只猴子和一只黑貓，畫面生動且具有沖擊力。1943年，弗里達受邀擔任墨西哥教育部繪畫與雕塑學院的教師職位，她用自己的方式教授學生們如何繪畫；然而不久，弗里達的健康狀況再次惡化，無法在學校繼續教書，她便邀請學生們去自己家，以便進行指導。最后有四位潛心學習的學生跟著她學習了數年。

晚年及逝世

1944年開始，弗里達的健康狀況不斷惡化，這給她帶來了許多痛苦。她在1944年創作的作品《破碎的脊柱》（The Broken Column）反映的就是當時為治療她的脊柱而用在她身上的各種醫療設備。畫面中的弗里達身體千瘡百孔，原本是脊椎的位置被描繪成了一根布滿裂痕的柱子。這一年里，雖然弗里達的身體飽受摧殘，但她仍然堅持作畫。1945年，弗里達根據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書創作了《摩西》（Moses），這幅作品的畫面包羅萬象，既描繪了子宮中的胎兒、巨大的太陽，還畫出了中美洲、東方、羅馬、埃及的諸多神明；在眾神之下，她又描繪了許多偉大的歷史人物；畫面最下方的左右兩側是成群的普羅大眾。憑借《摩西》這幅作品，1946年墨西哥教育部為弗里達授予了“國家繪畫獎”第二名，并贈予其5000比索的獎金。此后幾年中，弗里達陸續創作了《沒有希望》（Without Hope）、《受傷的小鹿》（The Wounded Deer）、《希望之樹》（Tree of Hope）、《宇宙愛的擁抱》（The Love Embrace of the Universe）等作品。

1950年之后，弗里達逐漸失去了自理能力，她減少了創作的頻率，偶爾所畫的作品以水果靜物和政治主題為主，作品風格也不復之前的細小輕微，變得更加粗獷、隨性。1953年4月13日至27日，弗里達在朋友羅拉·阿爾瓦雷斯·布拉沃（Lola álvarez Bravo）的支持下，在墨西哥舉辦了人生中唯一一次個展。展覽開幕當天，弗里達的健康狀況并不好，但她不想錯過這次活動，最終她是被擔架抬下救護車，送到了畫廊中的床上。同年8月，弗里達的一條腿因感染壞而被截肢，這給她帶來了極大的痛苦與折磨。次年，她又拾起畫筆開始創作，其最后的作品是一幅靜物畫，名為《生活萬歲》（Viva la Vida）。1954年7月13日凌晨，弗里達在家中去世，她的遺體被停放在藝術宮，接受公眾的瞻仰，隨后在第二天中午，根據弗里達的遺愿將其火化，她的骨灰盒至今安放在弗里達故居中臥室的梳妝臺上。

個人生活

家庭關系

弗里達·卡羅出生于墨西哥，他的父親圭勒莫·卡羅是著名攝影師，原本為德國人，后移民到墨西哥。弗里達的母親瑪蒂爾德·卡爾德隆是圭勒莫的第二任妻子，她是珠寶店的員工，在她身上同時擁有西班牙和墨西哥土著的血統。

圭勒莫的第一任妻子為他留下了兩個女兒，分別是弗里達的長姐瑪利亞·路易薩（Maria Luisa）和二姐瑪格瑞塔（Margarita），弗里達的母親在弗里達出生11個月后，生下了弗里達最小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卡羅，一家人相處融洽。

情感生活

弗里達的情感生活頗為波折。1928年，弗里達在一次聚會上遇到了迭戈·里維拉，后來她屢次去找工作中的迭戈，讓他評價自己的畫作，迭戈被弗里達的畫作所吸引。兩人在來往中逐漸陷入熱戀，并于1929年8月結婚。迭戈本性風流，在婚后他也沒有收斂自己的性格，弗里達為了維護兩人的婚姻，對他的種種風流韻事視而不見，直到1934年，迭戈與弗里達的妹妹克里斯蒂娜有染，弗里達無法繼續忍受這種痛苦，選擇了與迭戈分居，她將自己的精力放在了繪畫上，在這期間她也與眾多男女開始了紛繁復雜的戀情關系，其中有一位是超現實主義者布雷東。

1939年10月，弗里達與迭戈向法院遞交了離婚申請，兩人在年末正式離婚。不久后，弗里達創作了《剪頭發的自畫像》。然而在離婚后，兩人意識到他們依然愛著對方，于是在1940年12月8日迭戈的生日那天，兩人復婚了。復婚后兩人并沒有變得對彼此忠誠，但是他們開始相互理解，不再追究對方的風流韻事。之后迭戈也多次出現在弗里達的作品中，兩人的婚姻保持著這樣的狀態，一直到弗里達去世。

個人作品

主要畫作

《亨利·福特醫院》（Henry Ford Hospital）

《亨利·福特醫院》是弗里達創作于1932年的一幅金屬板油畫。在該作品創作之前幾個月，弗里達因流產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流產的痛苦在這幅作品中得到了展現。該作品最初被弗里達命名為“失落的渴望”（The Lost Desire），后改為“亨利·福特醫院”，畫作中的背景是荒無人煙的底特律，遠處地平線上可以看到林立的廠房建筑，表現出城市的工業化面貌；畫面近景中的擺設只有一張醫院的病床，弗里達赤裸身體躺在病床上哭泣，她小腹隆起，然而身下的床單已經被血染紅，從腹部延伸出一束紅線被她握在手中，紅線的另一端分別連著懸浮在病床周圍的胎兒、女性生殖器模型、蝸牛、盆骨、蘭花和機器。弗里達對此的解釋是，蝸牛表示漫長的流產過程，蘭花象征著丈夫迭戈給她的情感，機器則表示了她受到的痛苦折磨。這幅作品打破了傳統象征符號的藩籬，大膽創造了鮮明的寓意對比，作品中裸露的女體不再是欲望的象征，而是對痛苦與失落的表達。

《輕輕地刺了幾刀》（A Few Small Nips）

《輕輕地刺了幾刀》創作于1935年，彼時弗里達正因丈夫迭戈出軌了她的妹妹克里斯蒂娜而與之分開，獨自生活，在這一年里弗里達僅完成了兩幅作品，《輕輕地刺了幾刀》就是其一。該作品使用了墨西哥的還愿畫風格，描繪了一個血淋淋的兇殺現場：畫面正中的床上躺著一具血跡斑斑的赤裸女尸，尸體姿勢扭曲，雙眼緊閉，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別朝向不同的方向，右腳上穿著提到小腿的襪子和黑色皮鞋。床邊站著一位戴著帽子的男士，神情漫不經心，他一手插在褲兜里，另一只手中拿著一把帶血的匕首。畫面中飛濺的血跡遍布床上、地上、男人身上以及該作品的畫框上。作品上方的一條絲帶上寫著“只是輕輕地刺了幾刀”，絲帶兩端分別由一白一黑兩只鴿子叼起。弗里達用這幅畫表達了她仿佛“被生活謀殺了”的心境，映射了迭戈對她的傷害，并控訴了當時社會對男女感情作風的雙重標準。

《水的賜予》（What the Water Gave Me）

1938年，弗里達在墨西哥城的圣天使區居住，某次在小浴室沐浴時突發靈感，創作了《水的賜予》這幅作品。該作品以沐浴者的角度去呈現畫面，最遠處是靠在浴缸壁上、涂了紅色指甲油的腳趾，倒映在水面，其中右腳趾間有傷口，鮮血流入了水中；雙腿在水下若隱若現，水面上則是諸多夢幻般的場景組合：一座在熾熱的火山口蔚然聳立的摩天大樓，火山旁的樹枝上躺著一只死鳥；水中躺著一名赤裸的女子，她的脖子上系著一根繩子，繩子的一端被一個帶有白色面具的男人在手中，另一端則系在水中的山石上，緊繃的繩子上爬滿了蟲蛇；弗里達的衣服漂浮在水中，她的父母在一叢水草后邊看她；水草旁邊有一塊漂浮的海綿，上面坐著膚色一深一淺的兩個裸體女人，淺膚色女人靠在深膚色女人的腿上，顯得寧靜平和。雖然弗里達不認為自己是超現實主義者，但這幅作品仍被超現實主義流派所欣賞。

《兩個弗里達》（The Two Fridas）

《兩個弗里達》這幅布面油畫創作于1939年，相較于弗里達以往的作品，其畫幅規模更大，面積達1.73平方米。這幅作品的背景是狂風暴雨的天空，畫面中兩個弗里達手拉手坐在長凳上，左邊的弗里達穿著流行于墨西哥革命前的白色高領上衣，下身著白色長裙；右邊的弗里達則穿著傳統的特旺特佩克服裝，這兩種服飾正呼應了弗里達的雙重血統。兩個弗里達的心臟均裸露在外，并通過一根靜脈相連。左邊弗里達的心臟上延伸出另一根靜脈，被她用手術鉗剪斷，鮮血滴在白色的裙子上；右邊的弗里達心臟上同樣延伸出另一根靜脈，纏繞于她的左臂上，并一直延伸至她手中所持的一枚獎章上。弗里達個人對這幅作品做過不同的解釋，其中有次說：“這代表著孤獨，也就是說，我正在不斷地向自己尋求幫助。”而在她的另一種解釋中，畫作象征著墨西哥：兩個不同的自我是彼此依存的，墨西哥領土上本土原住民的部分和歐洲人后裔的部分也應如此。

作品展覽

創作特點

民族文化性

弗里達的作品中展現了豐富的墨西哥文化元素，有著對墨西哥民族的廣泛認同感，這也是她在推動墨西哥國家藝術運動中所做的努力。在她的作品中，不僅有她家鄉獨特的風景與地形，還有墨西哥典型的動物和植物，如仙人掌科、天堂鳥和各種各樣的熱帶水果。此外，作品中的標題和卷軸部分還使用了流行的墨西哥體裁中的語言，并將一些土著的納瓦爾特語寫入標題。弗里達還挖掘了墨西哥的歷史，將一些考古遺存物和自己家中的收藏品融入了繪畫作品中，包括玉石和珊瑚項鏈，墨西哥無毛犬的雕塑，阿茲特克的葬禮面具等等，通過這種方式，她將不同維度的墨西哥歷史用視覺化的語言表達了出來，消解了民族主義的排外性。

超越“超現實主義”

弗里達的作品經常被認為是超現實主義作品，但她本人并不認同這一點。具體分析來看，她的作品與一般超現實主義作品藝術特征有所差別，可以認為是一種超越“超現實主義”的表達。一般超現實主義作品大多崇尚表象世界，將作品中物象的意義抽離，通過拒絕潛意識來避開世俗意義的規則；但弗里達的作品中對事物組合所呈現的意義很重視，她明確地將自己真實的生活和情感融入作品中。雖然作品中經常將遙遠的事物并置于場景畫布上，但這樣的組合最終是為了表達心中的情感和愿景，她沒有回避世俗的規則，而是通過一幅幅自畫像作品，真誠地表達自己，用自己的生活作為藝術作品的原料，使每件作品都具有一致的向心力，超越了超現實主義。

女性意識

弗里達的作品從自身視角出發看待世間萬物和人生體悟，個人細膩的情感體驗在作品中凝練，流露出了真實、直白的女性意識，這種女性意識體現在她對身體、情感、生育的重視與期盼中。

自小弗里達就忍受著肉體上病痛的折磨，小時候因小兒麻痹失去了健康的右腿，因此，她在畫作《對一處未愈合傷口的紀念》中展示了半截右腿；在作品《事故》中又展現了她青年時一次車禍帶給她的嚴重創傷；在之后的畫作里，她多次將自己殘破的身體搬上畫布。通過展現自我軀體，弗里達在表現自己對生命感悟的同時，用自我形象構建了她的自我女性意識。

弗里達青年時期所經歷的一次嚴重車禍，使她失去了做母親的機會，對生育本能的渴望以及無法生育的傷痛，使弗里達的很多作品中都表現出了女性特有的母性意識。其在1932年創作的作品《弗里達和流產》《亨利·福特醫院》就直接描繪了流產給她帶來的傷害，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生命脆弱性的感悟，展現出了女性意識中母性的光輝。

此外，弗里達在她的作品中已多次表達她與丈夫迭戈的情感狀態，包括她對迭戈的愛，以及迭戈給她帶來的傷害，她與迭戈的感情波折也被繪入了作品之中，通過畫作表達了女性在婚姻感情之中種種情緒，這種直白的表達也催化了其鮮明的女性意識表現。

思想主張

弗里達·卡羅是一位政治積極分子，她在十幾歲就加入了墨西哥共產黨，雖然在1929年9月退黨過一段時間，但在20世紀40年代又重新入黨，其故居藍房子中書屋的書架上還有數十本關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書籍。弗里達自認是一名共產黨員，在其1952年11月4日所寫的一篇日記中，她明確表達了自己對共產主義的了解，對卡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人的唯物辯證法的理解，以及對共產主義的熱愛。在弗里達生命歷程的后期，她成為了約瑟夫·斯大林的追隨者，并在日記中摘抄了不少斯大林語錄；在她去世后，其工作室中未完成的三幅作品是她與共產黨人在一起的肖像和一幅斯大林個人肖像。弗里達的共產主義思想建立在她對社會正義的追求以及對人道主義的向往之上。

在繪畫作品中，弗里達所表達的思想則是對生命、歷史文化、政治的深層次思考和挖掘。她將自己的痛苦經歷描繪在作品中，但所表達出的并不是消極的情調，而是展露出對幸福的向往與對生命的贊美；此外，她也在作品中以鮮明的民族特色表達出對祖國的熱愛。

人物影響

對藝術界的影響

弗里達的藝術創作對墨西哥藝術家以及國際藝術家們都或多或少產生著影響。從20世紀70年代末墨西哥藝術家們的作品中，明顯可以發現弗里達的影響。藝術家那洪姆·曾尼爾（Nahum Zenil）的作品中就有著與弗里達相似的對自身性向、邊緣性和孤獨感的探索；另一位研究墨西哥本土服裝和紡織品構成的著名藝術家約西·阿那亞則與弗利達一樣，將墨西哥傳統繡花襯衫等服飾穿在身上，來展現墨西哥民族藝術文化。此外，不少國際藝術家們也對弗里達·卡羅頗為崇拜。2001年，日本藝術家森村泰昌在紐約路令·奧古斯丁畫廊展出大規模的《自畫像：與弗里達卡羅的內心對話》系列照片，他在這些照片中，喬裝成不同階段的弗里達·卡羅，以對其表示致敬。弗里達·卡羅的作品在許多領域內的一系列藝術創作都有著啟迪作用。

對音樂界的影響

弗里達去世多年后，其生活、藝術經歷被人們流傳，她由此成為了世界范圍內廣受好評的藝術家之一，其影響力也見于各個領域，包括音樂領域。出生于墨西哥的音樂家萊拉·唐斯（Lila Downs）受到弗里達影響，其表演、歌曲、演出服飾以及富于情感表達的聲音，都讓人聯想到弗里達精神；此外，還有部分音樂創作者直接將作品以弗里達·卡羅命名，1994年詹姆斯·牛頓樂團（James Newton Ensemble）發行了作品《弗里達·卡羅組曲》，2006年荷蘭音樂家佩特拉·伯杰（Petra Berger）發行單曲《愛情（弗里達·卡羅）的肖像》，2008年英國酷玩樂隊將其當年的專輯命名為“Viva la Vida”（《生命萬歲》），與弗里達·卡羅1954年創作的一幅作品同名。弗里達·卡羅的精神與經歷給音樂家們帶去了諸多創作靈感。

對女權運動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弗里達·卡羅的經歷引起了女權主義者的關注，女權主義藝術家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和米利亞姆·夏皮羅（Miriam Schapiro）在她們的創作中提到了弗里達，米利亞姆還將弗里達的藝術融入了自己的藝術作品中，并以弗里達的門生自稱。與墨西哥藝術家贊揚弗里達的力量與民族自豪感不同，女權主義者則聚焦于她與迭戈的關系，趨向于認同她的受害人角色，將她作為本質化的女性身份的代表，來推動女權主義。后隨著女權主義的發展，也有部分女權主義者開始強調弗里達的能動性和女性力量。

對民族主義的影響

弗里達在自己的服裝風格、家庭布置、藝術創作中處處都展現著對墨西哥民族的認同。弗里達在生前的穿搭中悉心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具有墨西哥獨特風格的人，她在自己的家中收藏了展現墨西哥歷史的本土民間遺產，并且無論在房屋的色彩還是裝飾上，都體現了墨西哥特有的風格。弗里達在自己的藝術創作中，也插入了非常多的民族元素，她經常繪制故鄉本土的獨特風景，描繪自己國家典型的動植物，模仿墨西哥體裁的語言運用，并將墨西哥土著的瓦納爾特語寫入畫作的標題。此外，她還將墨西哥歷史中出現的特殊藝術品融入作品中。弗里達通過這種種方式，努力參與并推動著墨西哥國家藝術運動，通過自己具有民族性的創作表達，展現多元化的墨西哥，消解了民族主義的沙文主義和排外傾向。

人物評價

弗里達·卡羅的丈夫迭戈·里維拉對她的作品表示贊賞：“她的畫顯露出旺盛的表現力，精準描述而又不失樸實，在原創性中沒有任何取巧，在坦率的造型中透露出個人特色，作品傳達一種生動的感性，其觀察力雖相當冷酷，卻極為敏銳，她的確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并且認為“她是藝術史上唯一一位，剖開胸膛和心臟來揭示她真實生理感受的藝術家”。

墨西哥建筑師、藝術家胡安·歐歌曼（Juan O'Gorman）認為弗里達·卡羅是一個充滿愛的人。他在訪談中說到：“弗里達繪畫的典型特點是她對生命的愛、對生活的愛、對植物的愛、對小動物的愛、對家人的愛、對里維拉的愛、對朋友的愛、對家的愛、對祖先的愛。她是一個熱愛周圍一切事物的人，這正是她與眾不同的個性。她將所有這些愛都融入繪畫之中，繪畫也表現了這些愛。”

英國藝術史家、小說家約翰· 伯格（John Berger）在一本批判批判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書中表達了對弗里達·卡羅的致敬：“她能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偉人，主要是因為這一事實……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對痛苦的分享是重新找到尊嚴和希望最基本的前提之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國立女性美術館館長蘇珊·費什·斯特林（Susan Fisher Sterling）說：“每一種人似乎都能從弗里達這里找到一些慰藉。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著迷于自己和自己的性別。弗里達很大程度上是自戀文化的一部分。”

后世紀念

弗里達·卡羅博物館

弗里達·卡羅去世后，她的丈夫迭戈·里維拉將她的故居藍房子贈予了墨西哥人民；1958年7月12日，藍房子作為弗里達·卡羅博物館對外開放，第一任館長是弗里達與迭戈的好友、一位博物館學家兼詩人卡洛斯·佩利塞爾（Carlos Pellicer），他對藍房子進行展覽設計，將其變為了一座公共博物館。博物館在之后經過多次大規模的整修，但仍舊保留了弗里達·卡羅的骨灰以及她的很多個人物品、書籍文件、家具，并展覽有她與迭戈的繪畫作品、墨西哥民間藝術等。

紀念活動

2007年是弗里達·卡羅100周年誕辰，墨西哥為紀念她，舉辦了一場全國性的紀念活動，在當年6月14日到8月19日期間，其作品在墨西哥城的藝術宮展出。該次展覽不僅借來了世界各地私人收藏的弗里達畫作，還展出了一些從未展出過的弗里達相關信件、照片等，吸引了36萬多名游客，打破了當時藝術宮單個展覽的參觀人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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