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規》（原名《訓蒙文》），是清康熙學者李毓秀創作的三言韻文、兒童行為規范讀物，后經賈存仁（一說賈有仁）修訂改編，命名為《弟子規》。最晚于1704年《訓蒙文》的絳[jiàng]州刻印本便已問世，《弟子規》廣泛流傳是在晚清民國時，期間翻印流傳版本達十余種，清代時，《弟子規》被朝廷高度重視，被定為幼學必讀教材，并廣泛流行于各種義塾、家塾中。
《弟子規》的中心思想圍繞《論語·學而》中“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而闡發，并對孝、悌、謹、信、愛眾、親仁等德行進行具體闡釋。并以三字一句，兩句一韻的文體形式和精煉簡明、重點突出的文辭特點展現了“孝悌”“仁愛”“反求諸已”“德教為先”“知行并進”的主題思想，對于孩童的開蒙養正、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對蒙學教材的編寫與改訂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弟子規》作為中華文化典籍的代表作品，流傳甚廣，存在著英譯本、藏譯本、維譯本等眾多版本，《弟子規》以其便于誦讀講解、切于實用，而被譽為“開蒙養正之最上乘者”。
書名釋義
本書原名“訓蒙文”，“訓蒙”一詞有訓誡、開蒙之意，是孩童啟蒙之書。乾隆經賈存仁修訂整理后“訓蒙文”改名為“弟子規”。所謂“弟子”有兩層含義，一層指年幼的孩子，兒童、少年皆可算作弟子；一層則指學生。廣義而言，“弟子”可以指每一個人。“規”就是規范、道理，即做人應盡的規范，做人應懂得的道理。“弟子規”就是日常生活中人們應該遵循的言談舉止規范。
成書背景
康熙，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清統治者為構建文化認同、強化政權統治，提倡“崇文尊孔”，表示對孔子及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推崇，包括大修孔子廟、春秋祭孔、宣諭以孔子儒教為立國之本，又倡導“崇朱注，褒理學”，并設筵席，講授儒學經義及程朱理學，在選拔人才方面，清政府則恢復與繼承了明朝的科舉制，考試的內容為“四書五經”，仍做八股文章，為能成功進入仕途，當時的士人自八九歲時便開始讀書，到了十幾歲的時候便開始學習訓詁[gǔ]、學寫八股文章，學校亦以培養科舉應試人才為主，長此以往“科舉制”的弊端便逐漸顯露出來，表現在讀書人身上則體現為士人只學考試規定的內容，而鮮少習行禮、義之事，也不講致君、澤民之道，教書育人的本旨漸失。起初，李毓秀也是這應試士子中的一員，作為康熙的秀才，李毓秀經過屢次科舉考試而不中后，放棄了對仕途的追求，轉而跟隨老師黨成游歷四方，潛心學問，講學育人，最終走上了"著書立說，教書育人"的道路。李毓秀晚年曾創辦“敦復齋”，專門講學，在當時當地頗有名氣，被尊稱為“李夫子”。彼時李毓秀雖為塾師，對儒家思想及理學知識卻頗有研究，又深知兒童喜好活潑簡單的心理特點，加之豐富的教學經驗令他認識到當時蒙學材料的不足之處，于是他便在借鑒朱熹所著蒙學書籍的基礎上，參考《論語·學而篇》《禮記·曲禮》等圣賢經典，又結合自身的教學實踐、親身經歷，完成了《訓蒙文》一書，乾隆山西浮山縣人賈存仁將其進行了修訂，并改名為《弟子規》，此書輾轉翻印后流傳南北，成為了一部歷久彌新的國學經典。
主要內容
《弟子規》全書共一千零八十個字，三百六十句，全文皆以三字一句，兩句一韻的形式編撰而成，語言淺顯、重點突出，通俗押韻、易于誦讀記憶。內容編排方面，《弟子規》以《論語·學而篇》中“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余力學文”一句為總綱，大多依次分為“總敘”“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親仁”“余力學文”五部分，總結了童蒙在居家、外出、待人接物、求學等諸多方面需要注意的禮儀規范，其主要內容如下：
個人修養
《弟子規》中有大量的內容都在強調要提高個人修養。其注重誠信品質，強調言行一致、言事符合、言辭恰當；沒有得知真相之前，不要輕易發表意見；不知道真相的傳言，不可輕信而再次傳播。又注重生活規范，強調要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衣著端莊樸素、吃飯營養均衡得當、行住坐走從容大方、對人對事謙和恭敬等；在學習方面要端正態度、立志高遠，讀書認真專一、不可浮躁。同時，個人要在不斷自我反省與認識中逐步提升個人素養。
家庭倫理
在家庭關系方面，《弟子規》強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對待長輩則要恭敬有加。《弟子規》開篇便強調“首孝悌”，隨后以大量篇幅教導子女要關愛父母、孝敬父母，要養父母之身，在物質層面多加照料，也要養父母之心，在精神方面關愛父母，在父母生病時悉心照顧，父母有過錯時柔聲規勸，不要因為身體受傷讓父母擔憂，也不要因為品德有虧讓父母蒙羞。又提出與兄弟、長輩相處時需兄友弟恭、愛上敬長、愛護幼小，推行孝悌之道。
社會倫理
人存在于與他人共在的關系中，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弟子規》提出“泛愛眾”，與他人相處要互親互愛，親近仁德之人，并結交見識廣博、誠心正意之人；《弟子規》還強調謙虛敬人、寬以待人，與他人相處誠信為先，以感恩之心對待身邊的一些人、事、物。
主題思想
孝悌
《弟子規》繼承了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內容——“孝”，這是子女對父母和長輩贍養敬愛的一種基本美德，強調無違，即服從父母的意志，對待父母要和顏悅色、多加順從，《弟子規》中有言“父母呼、應勿緩……父母責，須順承。”正體現了“無違”的觀念；強調敬養，也即《論語·為政》中所強調的“色難”，即說對父母盡孝道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和顏悅色的態度，滿足父母的物質需求只是基礎，對父母言辭溫婉和順、令其心情愉悅才是真正的盡孝道；強調遵循父母之志，《弟子規》繼承了《論語》中“……三年無改于父之道……”的觀念，提出在父母生前、死后皆要以相應的禮節對待他們，祭拜時要盡到誠意，對待去世的父母要像他們在世時一樣，并延續父輩的優良品質，將其發揚光大，父母死后要守孝三年，常追思與感懷父母的養育之恩，生活起居需戒酒戒肉。“悌”意即尊敬兄長，同樣繼承于孔子的德育思想，《弟子規》中所說的“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所描繪的正是兄弟之間和諧美好的關系，強調兄弟之間要相互愛護、尊重，和睦相處。
仁愛
《弟子規》中的仁愛思想同樣來源于孔子，其內涵十分豐富，強調愛人、與人為善、以禮待人，體現在《弟子規》中主要表現為：不可饞富驕貧，不可揚人惡，己所不欲不可強加于人，須報恩忘怨，須從自身行為與才學處提高個人名望，不隱藏自己的能力，對于他人的善心、善行多加稱道提及，給人忠告適可而止不可自辱，對待下級須要寬厚仁慈等，仁愛思想強調不僅要“愛親”，更要“愛人”，須本著愛人之心推己及人。
謹信
“謹”為小心、謹慎、嚴謹，即要求人們做事要低調守規矩，慎重行事，就算事情再緊迫也不能慌慌張張，免得忙中出錯，同時不要畏懼困難。《弟子規》倡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要有規矩，有條不紊。包括早上需要早起，夜晚可以稍稍晚睡，珍惜時間，奮發圖強，站要有站相，坐有坐相，行為舉止要端莊大方、合乎禮儀等。“信”，東漢許慎編著的《說文解字》中將其解釋為“誠也”，這一思想體現在《弟子規》中主要表現為：講話要誠信，凡說出口的話，要以誠信為先，巧言欺騙、口出妄言是不可以的；對自己說出的言語要負責，強調“慎言”，講話的態度要實事求是，尤其在自己做不到或事情不恰當（事非宜）時不要輕易許諾，若輕易許諾（茍輕諾），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因此一旦許下諾言就要去履行這個承諾，將諾言變為事實。
反求諸已
所謂“反求諸己”即《弟子規》中所說的“見人惡，即自省，有則改，無則警。”意思是說面對他人的缺點或不良行為，要反思自己是否也有此行徑，有則改之，沒有則以此為戒，警示自己，這一思想繼承于孟子，強調自我反省的重要性。并強調“改過”，即“過能改，歸于無”，知錯能改是弟子規中又一重要的德育思想，它要求個人在犯錯時要有“羞恥心”，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勇于改正，并主動向品德高尚的人學習，見賢思齊，縱然自身能力與對方相差很遠，也要努力踐行、逐漸趕上，彼此間互相勉勵，培養良好的品德。
德教為先
“德教為先”的思想繼承于朱熹，強調良好的道德品質對個人乃至社會的重要意義，將德育工作放在教育事業的首位，德育工作的開展需順應學生的成長規律，做到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德育需要回歸生活，多從生活小節中入手，培養孩童的道德行為，《弟子規》在內容上對孩童言語、讀書、衣服冠履等的規范細則皆源于此思想。
知行并進
“知行并進”思想強調言行一致，“致知”與“力行”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古人曾深刻闡釋知與行的關系：“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以為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弟子規》中很好地揭示了“知”與“行”的關系，其中“不力行，但學文，長浮華，成何人。”一句說的是若只研讀經典而不能將理論知識應用于實踐，則只是增長自己華而不實的習氣，變成一個不切實際的人，難以成大器，“但力行，不學文，任己見，昧理真。”一句則說的是若不能在正確的理論指導下進行實踐，則會導致固執己見，可能會做出不符合倫理綱常的事情來。于是《弟子規》強調要知行合一，從而提高個人的德行修養。
作品價值
《弟子規》是對儒家倫理道德的簡化宣講與弘揚，自誕生后流傳日廣、影響深遠，清末民初時被廣泛應用于一些義塾、家塾之中，并被看作學生入學時的必備讀物，民國初年《弟子規》被廣泛收錄于多種叢書之中，是當時最流行的兒童讀物中的一種，20世紀80年代國學熱興起，《弟子規》亦是其中重要的經典著作，一些地區還將其融入進當地的村規民約之中，影響范圍不斷擴大。
開蒙養正
《弟子規》作為一部蒙書對于孩童開蒙養正有著重要的意義，《弟子規》中強調提高個人道德修養，包括孝、悌、仁、義、信等，此為正心，又強調學習各種禮儀規范以正身，通過樹立正確的學習觀、端正學習方法與態度來正教，這些內容對于孩童的成長成才有著重要的價值與作用，發揮著開蒙養正的教育作用。
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弟子規》注重美德的培養，包括孝悌、誠實、勤儉、仁愛等，這些既是對以孔子思想為代表的儒家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弘揚，也是傳統儒家德育思想與家訓思想的縮影，《弟子規》中所包含的仁、義、禮、信的思想對于個人修養、家教家風的養成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對于構建和諧社會亦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其蘊含的德育思想在當今社會仍有著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和重要的德育價值。
蒙學教材的示范
《弟子規》對于蒙學教材的編寫有著重要的示范意義，其語言精練、簡明，便于誦讀，用詞深刻、內涵豐富，其在用韻和句式方面的文學特點，以及內容上所體現的禮儀規范對于蒙學教材的編寫與改訂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版本與流傳
《弟子規》最初成書于清朝中期，康熙年間李毓秀為養正童蒙而作《訓蒙文》，最晚在1704年（即康熙四年）《訓蒙文》的絳州刻印本便已問世，隨即不久又有絳州雕刻本流傳，乾隆賈存仁改編而成的《弟子規》更加細節化、生活化，更加便于誦讀講解，切于實用。在1799年以前，《弟子規》不太流行，《賈存仁墓志銘》中也未曾有所提及。其廣泛流行是在晚清民國時，目前可見的十余種版本的《弟子規》皆于此期間問世，著名的有“復性齋本”（清咸豐六年慎修堂藏書）、“滿漢本”（清同治二年刻本）、“清麓外編本”（清同治五年傳經堂藏書）、“李光明本”（清光緒六年李光明莊刻本）、“武昌本”（清光緒九年武昌書局出版）、“增刻本”（清光緒丁酉年中和堂捐刻）、“昌文本”（民國元年昌文書局出版）等。這一時期《弟子規》被看作是培養個人品質的重要工具，一些義塾、家塾皆以其作為學習內容，部分地區更是將其當作學生入學時的必備讀物，同時一些大學者的家中也已普遍誦讀《弟子規》，及至民國初年《弟子規》已成為最流行的兒童讀物中的一種，并被廣泛收錄于多種叢書之中。新中國成立后，《弟子規》的命運幾經波折，并最終退出了正式教育界而日漸成為教育研究者的研究對象。20世紀80年代以后，《弟子規》在一些學術研究者的文章或著作中多有提及，并出現了《圖釋弟子規》（天津人民藝術出版社）、《三字經 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規》（北京少兒出版社）等含有《弟子規》的讀物。《弟子規》再次引起人們的注意并廣泛傳播是在2000年以后，在民間人士的推動下《弟子規》日漸流行，并作為國學教育的一部分而為更多人知曉，2010年前后，每年出版的《弟子規》版本至少幾十種，并作為一種勸善讀物被廣泛應用于社會各界。
譯本
《弟子規》作為中華文化典籍的代表作品，流傳甚廣，存在著英譯本、藏譯本、維譯本等眾多版本，其中英譯本流傳較廣的有顧丹柯、郭著章的兩個譯本，2016年外文出版社又出版了趙彥春教授的《三字經·弟子規·千字文》英譯本，這是中華文獻外譯和西傳的重要轉折。索南達杰堪布、青海民族大學的桑杰老師，以及果洛南杰等大家學者亦先后將《弟子規》譯為藏文。譯者亞森·阿瓦孜則曾將《弟子規》譯作維吾爾語。
作品評價
《弟子規》以其便于誦讀講解、切于實用，而被清廷譽為“開蒙養正之最上乘者”，并將其定為幼學必讀教材。
學界對于《弟子規》的評價則歷來毀譽參半，復旦大學錢文忠稱《弟子規》文字淺顯易懂，說理透徹、循循善誘，是用來教育孩子、使之形成良好行為規范的傳統教材。上海社會科學院余治平評價此書涵攝面廣、操作性強、好懂易學，是一部堪稱經典的生活德育讀本。山西師范大學張慧玲稱《弟子規》繼承和發揚了古圣先賢的智慧和美德，把“孝敬父母、尊重他人、誠實守信”等日常行為規范具體化、生活化，對家庭教育有著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北京師范大學于翠玲稱《弟子規》主要講述了儒家的倫理觀念和弟子規范，承載了復雜的社會文化內容，是一本具有代表性的童蒙讀物，其對《弟子規》的文本、作用及傳播同樣持肯定態度。 除了大量的正面評價之外，社會各界對《弟子規》亦持有一定的負面評價，如北京師范大學黃濟認為《弟子規》有其歷史、階級的局限性，且有些內容過于瑣碎，對于兒童的限制過多，不利于發揮兒童學習的主動性。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弟子規》批注”，如吉林師范大學政治教育系教育專業等《弟子規》批注組編著的《<弟子規>批注》就對《弟子規》予以了嚴厲批判。
作品爭議
有關《弟子規》自身的爭議
社會各界對于《弟子規》的爭議由來已久，其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即《弟子規》是否為儒家經典，《弟子規》的內容是否適合現代社會教育，《弟子規》是否應納入國家體制內教育教材強制學習。
《弟子規》在儒家學系中并非經典，僅是一個蒙學讀本這一事實是沒有爭議的，但社會大眾卻大多將其等同為“經典著作”，對此部分儒家學者對《弟子規》的“經典”地位提出了反對，如北京大學龔鵬程認為《弟子規》的內涵僅出于《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余力學文”一句話，這一句只是儒家文化中的一部分，不足以概括儒家；非儒家學者中，全國百佳幼兒園園長王立華也曾聲稱《弟子規》總體上而言是封建糟粕多于精華，其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經典著作，而是“偽經典”。
關于《弟子規》是否適合現代社會與現代教育這一問題，其爭論的關鍵在于其內容，一種觀點認為《弟子規》包含了許多封建落后文化的糟粕，不適合孩子學習，如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劉夢溪稱：“《弟子規》是舊道德的規范，是在過去社會背景下對童年和少年時期一個太具體的規束，不宜簡單拿來直接當作課本。”“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楊早發文《打死都不能讀<弟子規>！》稱《弟子規》是精神霧霾，北京師范大學徐梓認為《弟子規》中43個“勿”字會壓抑孩子的天性；一種觀點則認為《弟子規》自有其可取之處，可以有選擇的加以學習，不應片面否定其價值，如作家葉傾城稱：“《弟子規》有正面意義，但不必當做寶。”北京師范大學于翠玲認為要以理性的精神、歷史的眼光、中西比較的方法來探討《弟子規》的文化價值，更好地開展現代童蒙養正教育。
對于《弟子規》是否應納入國家體制內教育教材強制學習這一問題，各家態度基本一致，即認為《弟子規》有些內容是可取的，但不能強制性地規定學生學習，儒家學者郭齊勇就指出：“經典誦讀應是浸潤式的、啟發式的，而非教條化的。”上海社會科學院余治平亦認為掌握《弟子規》所蘊含的禮儀規范的方法應是耳濡目染、熏陶涵泳。
有關《弟子規》修改者的爭議
不同版本的《弟子規》對其修改者的記載各有不同，一部分認為其修改者名為“賈有仁”，一部分則認為其修改者名為“賈存仁”。對此，學界較為統一的看法為“賈存仁”。復旦大學錢文忠在其著作《錢文忠解讀弟子規》中稱《弟子規》應是賈存仁修訂的。山西師范大學仝建平在《賈存仁與<弟子規>成書》一文中以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津河廣仁堂刊《弟子規》所載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賀瑞麟序：“……乃知浮山縣賈存仁木齋重為刪定如此……”等文獻為基礎，詳細論證了《弟子規》系賈存仁改訂李毓秀的《訓蒙文》而成。
參考資料 >
【瑯讀吧】《弟子規》.微信公眾平臺.2025-10-12
偽經典？《弟子規》入小學課程受質疑.中國孔子網.2023-08-10
凡訓蒙，須講究——《弟子規》引發國學啟蒙教育新思考.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23-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