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文藝理論研究刊物《文藝研究》刊出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彬彬長文，引述例子指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輝寫于1988年的博士論文兼成名作《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多處存在抄襲——抄襲自李澤厚、勒文森、林毓生等中外學者的專著。
事件過程
2010年3月25日，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南方周末》以及北京的《京華時報》于同一天分別以全文轉(zhuǎn)載和摘錄的方式報道了王彬彬?qū)ν魰煶u的指控。
因該博士論文以魯迅為主題，《京華時報》同時采訪了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京華等多名魯迅研究專家，認為其“引文不規(guī)范不同于剽竊”；《京華時報》也采訪了汪輝本人，得到汪暉的簡短回應：他在國外，尚未讀到王彬彬文章，手頭也沒自己20多年前的著作，很希望此事由學術界自己來澄清。
媒體跟進
王彬彬文章在媒體轉(zhuǎn)載后，更多媒體跟進，如廈門大學在媒體做通俗文史知識介紹的易中天、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qū)歷史系退休教授林毓生。
學者鐘彪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學術編輯部主任舒煒則發(fā)表了兩篇反駁王彬彬的分析長文，但這些就具體材料進行分析的文章并沒有在媒體得到重視，在媒體得到廣泛傳播的仍是一些個人意見。
就此問題，著名學者李陀發(fā)表公開信回應林生，稱：
“有幾篇很認真寫就的與王文爭辯的文字，如鐘彪的《駁王彬彬的誣蔑：學術"私律"與莫須有》、舒煒的《"王彬彬式的攪拌"對學術的危害》、魏行的《媒體暴力與學術獨立--關于一起媒體公共事件的備忘錄》，這些文章與網(wǎng)絡上的許多所謂"倒汪"和"挺汪"的意見和言論有所不同，是嚴謹?shù)模菍ο嚓P材料作了認真研究的，是針對王文（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有的放矢，提出了不同的具體材料和論據(jù)，逐條與王彬彬等人商的。
匿名信
從2010年4月開始，有人向國外翻譯、評論和出版過汪輝著作的譯者、評論者、刊物和出版社廣泛寄送匿名信，一些與汪暉合作過的學者和學術機構(gòu)也成為這些匿名信的目標。這類以匿名信方式對學者進行人身攻擊的行為引起了收信學者與單位的關注。
公開信
第一封聯(lián)署
有鑒于此，這些學者開始收集并研究有關“汪暉事件”的各類文章和討論，并將相關情況向國際學術界的同行們通報。2010年6月9日，國際學者致信清華大學校長陳述了他們的看法。
海外學者聯(lián)署信的突出態(tài)度，是“聲援正在被大眾傳媒攻擊的汪輝教授”，海外學者聯(lián)署信的發(fā)起人、萊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白露（Tani E. Barlow）和紐約大學歷史系與東亞研究副教授卡爾（Rebecca Karl）表示，他們從3月開始關注汪暉被指抄襲的問題，他們以及其他學者連續(xù)收到指控汪暉的匿名信，到后來林毓生的介入，引起他們對事件的狐疑。卡爾表示，他們原來并不愿意在公開媒體上討論這個問題，信早已在6月上旬郵寄給清華大學，后來信的內(nèi)容泄露了出去，他們才決定將信完全公開。她也表示譴責媒體“在冷靜的學術討論上造成敵對氛圍的作用”，也譴責由激烈爭議所引發(fā)的、不斷針對汪輝以及其他人的敵意。
信中說，“作為學者、譯者、編輯、歷史學者和文化批評者的國際共同體的成員，我們給您寫信，聲援正在被大眾傳媒攻擊的汪暉教授。關于汪暉涉嫌抄襲的指控，汪暉教授著作的譯者檢查并且復查了汪教授在過去三十年中著作所采用大量參考書目的注釋。他們當中沒有一人發(fā)現(xiàn)有任何剽竊的現(xiàn)象——不管我們多么寬松地定義剽竊這個詞。”
“首先，汪暉教授被指責抄襲。這個指控已經(jīng)在鐘彪、舒煒、魏行和其他學者的嚴謹分析文章中被辯駁，它是不足信的。在這封信上簽字的也有汪輝教授著作的譯者，他們無疑是最熟悉汪暉教授的寫作的。每位譯者都檢查并且復查了汪教授在過去三十年中著作所采用大量參考書目的注釋。他們當中沒有一人發(fā)現(xiàn)有任何剽竊的現(xiàn)象—不管我們多么寬松地定義剽竊這個詞。
第二，我們之中有許多中國研究和亞洲專家。我們可以證明汪教授的學術誠信以及他在國際亞洲研究中的重要性。2010年春季，他被亞洲研究協(xié)會邀請在年會上做基調(diào)演講，成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來自中國的亞洲研究學者。這份榮譽源自汪教授研究的廣度、深度和可信度，以及他提出的問題的重要性，這些問題在他的著作所吸引的學者、追隨者和有原則的批評者中引起了很大反響。在我們的學術共同體中，這是最高層次的承認。汪輝影響了國內(nèi)和國外的學者，同時與這兩個群體對話，并且在我們之間搭建了交流的橋梁。
第三，在社會和經(jīng)濟的激烈轉(zhuǎn)型期，媒體對大學的攻擊是很常見的現(xiàn)象。我們中的很多人見證過媒體攻擊，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對研究的不屑，并且絲毫不理解大學的學術研究是怎樣在豐富著人們的日常生活，當然也包括科學的、社會科學的、人文和藝術的社會生活。當媒體文化針對一個特定的學者發(fā)起無端的攻擊時，大學作為機構(gòu)就被削弱了：合乎邏輯的下一步就是對大學本身進行攻擊。
最后，當大學內(nèi)部正常的文化政治被判為非法的時候，學術、高等教育、實驗藝術和人文科學概論的正當性也同樣受到了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大學作為社會發(fā)展的中心機構(gòu)的功能實際上就被取消了。
我們—這封信的簽字者—很熟悉這個事件中已經(jīng)公布的事實，并曾讀過、在教學中使用過、友好地分析批評過或者翻譯過汪輝教授的著作。”
這封信件公開發(fā)表時，聯(lián)合簽名者已達90多人，領銜者為9名汪暉著作譯者。簽名學者來自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德國等國高校及研究機構(gòu)，也有多名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學者參與其中，其中有英國艾塞克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杰出訪問教授羅賓·布萊克本；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古斯塔夫 ·F·斯威夫特和安· M· 斯威夫特杰出貢獻教授、芝加哥大學國際關系委員會成員布魯斯·柯明思、杜克大學文學系系主任、教授邁克·哈特、霍爾伯格國際紀念獎獲得者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等人。
2010年7月9日，由于種種在主流媒體上發(fā)表這份文件的努力都遭遇了挫折，此信不得不在鳳凰網(wǎng)發(fā)表。
第二封聯(lián)署
2010年7月7日，《中國青年報》刊發(fā)一封63名中外學者簽名附議的公開信。在這封寫給清華大學及汪輝博士學位授予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信中稱，“為對汪暉教授負責，澄清這一爭議，我們聯(lián)名要求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清華大學迅速答復，履行職責。在組成調(diào)查委員會時，應邀請貴院、貴校之外的學者，乃至海外學者參加，公示委員會成員名單和調(diào)查結(jié)果。我們同時要求，調(diào)查結(jié)論以及各委員投票意向最終能公布。”
簽名附議的63名學者中，有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董健、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吳中杰等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知名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鳴、復旦大學英文系教授陸谷孫等。
汪暉接受采訪
采訪概況
汪暉在2010年7月底，接受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就此事的采訪。這也是他在三月表示“希望學術界自己澄清”簡短表態(tài)后，對此事件再次表態(tài)。
在采訪中，他表示：該期《文藝研究》出版前他已獲友人告知王彬彬的文章要發(fā)表。他當時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托人找《文藝研究》主編要求看文章并同時作出回應，遭到了拒絕。《文藝研究》面市后，《南方周末》與《京華時報》針對抄襲事件的報道幾乎在同一時間見報了。此后，“抄襲門”迅速上升為輿論熱點，報道在大量網(wǎng)站上被轉(zhuǎn)引轉(zhuǎn)貼，多家平面媒體跟進報道。在第一時間內(nèi)，輿論界就出現(xiàn)“挺汪”與“倒汪”兩種聲音的對峙。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錢理群、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京華表示對“抄襲說”的質(zhì)疑，他們基本都認為《反抗絕望》被指出的多數(shù)為引文不規(guī)范的技術問題，與具有道德內(nèi)涵的剽竊、抄襲是不同概念。學者鐘彪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學術編輯部主任舒煒則發(fā)表了兩篇反駁王彬彬的分析長文。
另一方面，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教授、也是當年《反抗絕望》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的嚴家炎則對《中國青年報》說，王彬彬?qū)?a href="/hebeideji/6351162866668593664.html">汪輝的批評“有點夸張”，但“覺得王彬彬先生有些地方引出來的文字，看上去確有根據(jù)”，對汪暉而言是“硬傷”。他認為，雖然事過20年，討論這類問題對于純潔中國學風有好處與必要性。
談到此，汪暉強調(diào)：《南方周末》在2010年3月25日與2010年4月8日兩次大版面地報道“抄襲門”，過程中全沒有聯(lián)系他。舒煒的8000多字長文最初投遞給《南方周末》，卻被告知最早兩周后才可能刊登，而且要做大幅刪節(jié)。舒煒最后將稿件轉(zhuǎn)投《北京青年報》，于2010年4月3日刊出。
2010年4月13日，《南方周末》編輯劉小磊電郵汪暉，表示“王彬彬文章確有不夠穩(wěn)妥之處，想聽聽他的意見”。但汪暉認為，如果明知王彬彬文章有問題，媒體就應該為之前的嚴重指控，包括編者按語和小標題公開道歉。
在汪輝準備回復的同時，2010年4月14日，他被告知劉小磊群發(fā)郵件附清華大學公示獲政府特殊津貼名單，情勢看來是向清華大學施壓質(zhì)疑汪暉入列，汪暉對該媒體的公正性與動機產(chǎn)生了強烈懷疑，他沒有回應劉小磊，這也成為在抄襲爭議中《南方周末》與他的唯一一次聯(lián)系。
受訪時，汪暉總結(jié)他這一階段的回應方式：“作為學者，我反對學術不端行為，也倡導學者應該遵循基本的學術規(guī)范。因此作為當事人，在面對學術批評和指控的時候，最坦蕩的態(tài)度就是李鼎聲面對學術界的評判。學術共同體的判斷是最終的，個人辯解并不是決定性因素，如果有錯就得承認，如果舉報不實，學術界也會有公論。”
他提出，鐘彪、舒煒以逐條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實，但在媒體中沒有受到重視。他又補充說，3月下旬，《中國青年報》記者寫信要求采訪，他建議該報暫緩報道，表示愿意在回國后與該報記者逐一核對原文，做出全面的回應，避免不必要的錯誤和混亂，但媒體不愿意等待。汪暉在2010年4月11日回國后，將有關資料交給有關方面進行核查。他認為只有通過對相關規(guī)章、法律的研究，以及細致的查證，才能說明問題。
汪輝回答《聯(lián)合早報》記者：“我從不拒絕真正的學術批判！”
采訪實錄
問：您自己如何回應關于“抄襲”的批評？為什么至今不公開回應？
答：關于對我的所謂“抄襲”的批評，將會有專門的調(diào)查報告出來。要說明這個問題，首先是要認定抄襲的標準，其次是要認定抄襲的事實；前者需要研究相關的規(guī)章、法律，后者需要以文本為據(jù)，詳細比對和研究各條指控。很不幸，雖然媒體就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jīng)累積了數(shù)十萬字，但在抄襲標準和事實認定方面的討論卻很少見。坦白地說，我在閱讀了王彬彬文章后，的確感到很驚訝。根據(jù)研究，王文對于《反抗絕望》的指控共計十條，其中六條原著提供了注釋，但他忽略或掩蓋這些注釋，或者將所謂參見式注釋曲解為抄襲。這些做法只要稍加核查就可以發(fā)現(xiàn)。有兩處原著提供注釋，但重版時由于編輯分段，而將原注釋與分段后的引文脫節(jié)，但注釋仍然存在，屬于技術性的失誤。另外的例子則用完全不能成立的‘偷意’概念來指控，有很強的隨意性。我對《文藝研究》和《南方周末》的主要意見是：在發(fā)表這類文章時為什么在發(fā)表之前不與當事人核實，在發(fā)表之后又以各種方式拖延發(fā)表不同意見？
《反抗絕望》是1988年的著作，就像許多著作一樣，存在一些缺點、疏漏，有些是當時的學術和出版慣例造成的，有些是校訂和寫作中的問題，在重版中未能加以糾正；重版過程中，由于校訂不細，還造成了一些新的問題，如前面提及的由于分段而造成的脫注現(xiàn)象。如果就這些問題進行分析和批評，我不但愿意接受，而且一定持歡迎態(tài)度，并在再版時吸納這些意見。但這些疏失與抄襲、剽竊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刻意捏造事實或掩蓋證據(jù)，用莫須有的定義對早期作品進行攻擊和構(gòu)陷，就是另外一種性質(zhì)的問題了。我至今沒有看到對于捏造事實或掩蓋證據(jù)等行為的嚴肅批評——如果一個社會容忍這樣的行為，將會對公民權(quán)利造成很大傷害。這類問題在媒體中很難說明，應該由學術共同體來澄清，作者個人可以提供一切必要的幫助。由于這些指控涉及20多年前的著述，也需要從當時的學術規(guī)范出發(fā)研究相關的例證，才能全面客觀地說明問題。
4月回國后，我將相關資料交給專門研究和處理著作權(quán)問題的法律機構(gòu)進行研究。相比于在媒體中炒作，我覺得只有對相關法律、規(guī)章進行研究，對具體指控進行核實，才能有助于澄清問題。
問：您如何看待學術規(guī)范問題？
答：學術規(guī)范問題看起來很簡單，其實也有其復雜性，離開歷史的脈絡和學科格局的發(fā)展，按照2010年的規(guī)范對以往的論著加以判斷往往會造成很大問題。以注釋的體例而言，不同的領域與時期有不同的學術慣例，引注的嚴格性方面也會有所不同。此外，還有歷史條件的約束和一些出版慣例。八十年代當然是有學術規(guī)范的，但由于時代氛圍不同，整個學術風格與今天不一樣。這只要拿當時的一些代表性著作與今天的著作做個對比就很容易了解。中國對學術規(guī)范問題的討論始于20年前《學人》叢刊創(chuàng)刊之際。我是這場討論的親歷者和推動者之一。在倡導學術史和學術規(guī)范的過程中，我和我周圍的朋友們曾對我們自己在八十年代的學術方式做過深入的自我批評。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不拒絕批判和自我批判——但這個批判應該是真正的學術批判，也應該是從歷史的觀點展開的學術批評。
問：您對這次爭論的評價？
答：在21世紀初中國社會的大轉(zhuǎn)變中，有爭論是好事情，但如果為了達到打倒論敵而采取捏造證據(jù)、向國內(nèi)或國外大規(guī)模寄送匿名信等方式，這樣的爭論就會走向反面。如果媒體以學術規(guī)范的名義展開批評，那么至少自己也應該遵守基本規(guī)范；如果媒體工作者一面發(fā)表單方面的觀點，另一面又參與組織針對某個作者的社會動員，你就很難信任這樣的媒體。林毓生先生公開發(fā)表自己的意見，本是很好的事情，但他不做核查，以不實的例證作為指控的根據(jù)，就不合乎規(guī)范。他對我的思想觀點展開批評，我也很歡迎，但他既沒有引證，也沒有上下文的關聯(lián)，近于無的放矢。以這種方式在大眾傳媒中發(fā)言除了起到“動員”作用外，很難引起有意義的爭論。
2010年8月2日，汪暉向王彬彬發(fā)出律師函，要求“停止失實指責并書面道歉”。
相關單位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宣傳部宣傳科表示：“學校一直高度關注這件事情，我們也注意到了學術界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還在繼續(xù)爭論之中。我們將繼續(xù)對此予以關注。”
社科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辦公室表示：“國家是有規(guī)定的，我們會按規(guī)定去做。”但具體什么規(guī)定，并未解釋。社科院紀檢組張老師表示：“我們是有專門的部門對這些進行具體管理的，有程序的。應該是由信訪處來處理。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2010年9月10日下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王偉光的帶領下，社科院2007～2010年間500多名新入院人員莊嚴地宣讀了學術道德誓詞。社科院監(jiān)察局局長王延中指出，優(yōu)良學風建設不僅需要廣大科研工作者提高認識，加強學術道德修養(yǎng)，培養(yǎng)良好的學術習慣，同時也需要科研管理機構(gòu)加強對優(yōu)良學風的宣傳教育，強化制度建設，完善學術評價機制，改進科研組織方式，嚴格處理和懲戒學術不端行為，打造風清氣正的學術環(huán)境。
事件爭論
周少明：《王彬彬式"私律"對學術的危害——駁《再說〈興起〉的剽襲問題》
白露：《時代周報專訪美國萊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白露》：這本來不是一封公開信，而是寫給清華大學同仁的私信。它的起因是，我們當中的很多人從四月開始收到一些無端的、內(nèi)容一致的匿名信，要求我們注意“汪輝的剽竊”。一位署名“Kev”或“Kevy”的人，自稱是此類信件的作者之一，聯(lián)絡了我們當中的很多人。我多次給他寫信，問他是誰，還希望知道他有些什么證據(jù)，他都沒有回答。這個事件標志著我們介入的開始，我們同時越來越懷疑一場有組織的活動可能已經(jīng)把我們當做對象。所以當某位不知名人士把我們給清華校長的信泄露給了中國媒體后，我們最終決定自己發(fā)表該信，以驅(qū)除對我們的懷疑、表明我們的意圖。
郭世佑：《事實評判與職業(yè)倫理》
程廣云：《學術打假何以為繼？》
姚新勇：《錯位的學術反腐——“汪暉抄襲門”之中國學術界癥候分析》
陳青：《從法律角度看汪暉事件》
《“別求新聲——汪暉的學術世界與當代中國思想之進路”學術座談會摘要》
張耀杰：《中國學術史上的抄襲爭議——從馬敘倫到汪暉》
奚密：《關于汪暉涉嫌抄襲事件——一位美國學者的六點質(zhì)疑 》
鄧曉芒：《渾沌的學界》
周澤雄：《沉默權(quán)的邊界》
《別求新聲——汪暉的學術世界與當代中國思想之進路》
耿硎：《中國學者要有氣派》
汪輝：《我從不拒絕真正的學術批判》
韓詠紅：《“汪暉抄襲門”當事人接受本報專訪：不回應是坦蕩面對學術批判》
姚櫓：《汪暉是抄襲嗎？》
鄢烈山：《朱學勤不需要“同情”》
何春蕤：《我為什么參與維護汪暉權(quán)益的聯(lián)署》
白露：《汪暉沒有剽竊》
謝勇：《學術界應再啟學術規(guī)范大討論》
潘采夫：《汪暉與朱學勤的雙城記》
張守東：《當代中國思想文化流行款式批判——以于丹、余秋雨、汪暉為例》
邢人儼：《從汪暉“抄襲”到學界的“中國模式”》
薛涌:《學術界互相揭短未必是壞事》
張鳴：《學界大腕，欺人太甚》
《就汪暉教授涉嫌抄襲事件給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的公開信》
賀衛(wèi)方：《從程序角度看“長江讀書獎”的缺陷》
鳳凰網(wǎng)：《80位海外名學者致信清華校長支持汪暉》
丘慧芬：《基本人權(quán)和西方民主》
郭宇寬：《抄襲事件使我對汪暉教授的印象有所改善》
謝源卿：《汪暉抄襲及其學術研究風格》
王建民：《就汪輝抄襲與否請教舒煒先生——汪暉事件評論之二 》
王建民：《就“80年代學風”請教靳大成先生——汪暉事件評論之一》
張志成：《打倒剽竊與東方學術傳統(tǒng)的重構(gòu)》
汪暉：《必要的沉默》
李陀：《致林毓生先生的一封信》
郭宇寬：《派系斗爭推動學術凈化》
肖鷹：《魯迅專家為汪暉抄襲開脫是對魯迅的背叛》
閻延文：《汪暉“抄襲”事件，我為清華悲哀》
易中天：《請盡快成立汪暉涉嫌抄襲調(diào)查委員會》
熊丙奇: 《誰來鑒定汪暉博士論文是否存在抄襲？》
《林毓生論汪暉事件：清華大學應負起政治與道德責任》
陳夏紅：《法眼看剽竊——波斯納、汪暉及其他》
王彬彬：《讀汪暉教授《現(xiàn)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獻疑——僅限于第十二章第四節(jié)》
靳大成：《文風、規(guī)范與八十年代學術思想氛圍》
吳良：《駁汪暉新罪之“偽引”》
項義華：《規(guī)范的缺失與自我的迷失》
李葵：《汪暉有關《新青年》的歷史論述的出處》
楊念群：《學界批評之亂象》
趙勇：《“汪暉剽竊事件”的警示意義》
傅庚生：《是“學風問題”還是“歷史的錯位”》
舒煒：《“王彬彬式攪拌”對學術的危害》
肖鷹：《學界要有勇氣直面抄襲》
鐘彪：評《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
王彬彬：《汪暉的學風問題——以<反抗絕望>為例》
報道：
冰點周刊編輯部：《愿汪暉事件和朱學勤事件共啟學術轉(zhuǎn)機》
李懷宇：《汪暉“抄襲事件”海外學者：爭論多是聾子對話》
參考資料 >
鐘彪：“學風”問題還是文字獄？--評《汪暉的學風問題》.人文與社會.2012-06-07
清華社科院態(tài)度不明 誰能給汪暉事件一個說法？.edu.qq.com.2019-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