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表法”出自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墨子的作品《墨子·非命上》，是墨子在認識論方面提出的用來判斷是非真偽的三條標準。
“三表法”的依據與目的在于“愛利萬民”，體現的是墨家以民為本的立場與兼濟天下的精神。墨子意識到樹立正確行為導向和價值指引方法的重要性，為了明斷人的認識的是非真偽，需要“立儀”“立法”，為此他提出了檢驗一切認知的標準：要從“本”（即本源）、 “原”（即原因）、 “用”（即效用） 三個方面加以分析，即“三表法”。其中，“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是以歷史的間接經驗作為衡量認識真偽與是非的標準，“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是以直接經驗作為衡量認識真理性的標準，“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是以社會政治實踐的效果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與“三表法”密切聯系，墨子在方法論意義上首先提出了“類”與“故”的概念——“察類明故”，以此為明辨是非、審查異同而行之有效的科學方法。
墨子構建出了“三表”的理論評價方法，明確提出了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問題，是對哲學思想特別是認識論發展的一個重大貢獻。后期墨家對“三表法”進行了完善和發展，創立了“辯”學即邏輯學。但是以“三表法”代表的墨家“重經驗歸納，輕理論演繹”的思維認知方式，也受到爭議以及東漢思想家王充等人的批駁。
提出者
墨子（約公元前480～公元前390年，一說約公元前475～公元前395年），名翟，春秋戰國之際魯國人，思想家、科學家、教育家、軍事家和社會活動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曾是個體勞動生產者，做過工匠，有較高的技術造詣，后來由工匠上升為知識分子的"士"，曾擔任宋國的大夫。墨子的思想體系充滿平民政治色彩，內含三個基本的支撐點："尚賢""節用""兼愛"，"尚賢"聯接"尚同"，為其政治綱領；"節用"聯接"節葬""非樂"，為其消費觀念的核心；"兼愛"聯接"非攻"，為其現實關懷的基礎。三個支撐點聯結在同一根線上——"國家百姓之利"。墨子的思想主要反映了勞動人們的利益和愿望。他認為自利而不相愛是社會無序、人民痛苦的根源，進而提出了“兼相愛，交相利”的救世之道；在國家觀上，他認為沒有強有力的國家就無法做到兼愛互利、實現眾利，因而主張尚同、尚賢，即建立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國家制度，并選賢任能；他認識到統治者節儉的政治意義，批判統治者奢侈無度的行為和儒家厚葬久喪的思想，主張節用節葬。
思想背景
民本主義
民本主義是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成就于先秦時期，是一種以民眾為君國生存利益根本、闡發“固本”以“寧邦”道理的古代政治理論，是一種尊君與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民本主義曾為儒、墨、道、法等先秦諸子所共奉，以儒家的民本主義思想最為系統和典型。“講民本”是墨家文化的重要核心理念之一，為了實現造福于天下生民的期愿，墨子率先意識到了科學原則和哲學方法論的重要性，認識到科學的方法論對于人們的實踐活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所以，墨子從民本立場出發，提出了指導為政者民生建設的“三表法”，認為為政者施政行事要從“考圣王事” “察民之實” “觀民之利”三個方面加以參照，依照“察類” “明故”的思想指引，以實現“愛利萬民”的價值目標。
原文出處
墨子“三表法”理論主要闡述于《非命上》以及《非命中》《非命下》，收錄于《墨子》卷九。
墨子對“三表法”的論述出自其作品《墨子·非命上》：“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墨子·非命中》又說：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于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偽，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書；用之何，發而為刑。此言之三法也。”
《墨子·非命下》又說：“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眾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
提出目的
“三表法”的依據與目的在于“愛利萬民”，體現的是墨家以民為本的立場與兼濟天下的精神，也即墨子所追求的是為政者如何能夠更好地施政于民，為政者如何行事才能夠給民眾帶來最大的利益。墨子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意識到樹立正確行為導向和價值指引方法的重要性，他認為，失去標準就無從辨別是非利害，一切也就難以謀求而不可明知其由，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無法做到“察類明故”，也就無法實現“愛利萬民”，由此他從民本主義的立場出發，為了明斷人的認識的是非、真偽，構建出了"三表"的理論評價方法，并提出了"察類明故"的指導原則。
墨子提出要“立儀”“立法”，就是說要有客觀的標準，否則就會像在旋轉的車輪上觀測日影的方位一樣沒有固定的標準，這樣是不可能辨別是非、真偽的，為此他提出了衡量為政者的社會主義(理論)和作為是否可行，也即檢驗認識的標準，并且必須從“本”（即本源）、 “原”（即原因）、 “用”（即效用）三個方面（即"三表"）進行檢驗。
"三表"的內容
主要內容
也即考究其本源，意思是說為政者要考究古代圣人先賢的作法及成功經驗，以其作為施政行事的效法借鑒。“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以歷史的間接經驗作為衡量認識真偽與是非的標準。
也即探求其原因，意思是說為政者要考察民情，審察民眾所聞所見的實情，考察施政過程是否符合民意和國情。“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就是以直接經驗作為衡量認識真理性的標準。
也即審查其效用，意思是說要評估給國家和民眾帶來的利益，作為檢驗施政效果的標準。“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以社會政治實踐的效果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
內在邏輯
第一個標準
墨子提出的第一個標準“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以過去的間接經驗作為衡量真偽是非的標準，過去的經驗記載流傳下來就是歷史。“本之者”是古代圣王的成功事跡，可作為參照行事的典型范例；由于圣王的作為是遵循天鬼之志，因此最高的標準還是在于天志，可作為演繹法的大前提。墨子很重視歷史，他在辯論中論證一個問題時，經常引用《詩》《書》及各國《春秋》中所記載的事跡，作為建立他的觀點的根據。他強調要通過歷史的實際找出深刻的教訓。墨子雖然將間接經驗提高到真理標準之一的地位，但卻主張多在直接經驗上下功夫，從這一點上說，墨子是更注重直接經驗的。
第二個標準
墨子提出的第二個標準“原察百姓耳目之實"，這是以直接經驗作為真理的標準。“原之者”是眾人共同的感官經驗，一種客觀性的判準；先王之書所記載的史事，也要找出其中共同的客觀性，可將共同的經驗結果視為歸納法的結論。墨子所謂的直接經驗并不是指個別人的經驗，因為個別人的經驗容易夾雜許多主觀的成分，而是指“百姓”“眾人”即多數人的經驗。只有多數人的經驗，才能作為真假和有無的標準。他還將這個認識論的觀點直接應用到政治上，提出一個統治者必須運用眾人的經驗，了解情況，判斷是非，決定措施。在三個標準中，這個標準是最主要的，因而是墨子的經驗論的最根本的觀點。
第三個標準
墨子提出的第三個標準“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注意從社會政治的效果方面檢驗知識的真假和言論的好壞，這是他的認識論上比較有特色的地方。“用之者”則是由實用的效果來做為檢驗言談、思想、政策的標準，具有實驗性。 他認為一種好的學說不可能是在實踐中不能運用的，因此，在實踐中不能運用取得效果的學說，就是不能成立和不值得提倡的。但他也是主張重視動機的，提倡從志(動機)與功(效果)的統一去觀察行動，因此所謂效果并不局限于立竿見影的眼前利益。
三個標準的關系
墨子所提出的三個標準是統一的。在這三個標準中，第二個標準即直接經驗的“耳目之實"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因為第一個標準所注重的間接經驗最后是以直接經驗為基礎；而比較起來，墨子又是更重視直接經驗的。第三個標準也是以直接經驗為基礎，強調任何真理都是通過可以直接經驗的效果而得到檢驗，是第二個標準的進一步具體化。"三表法"中既有作為直接經驗的百姓耳目之實，又有作為間接經驗的歷史傳說或故事，還有作為驗證效果的萬民利益，三者結合起來，大致涵蓋了日常生活經驗中的各主要領域。
相關概念
名辯學
名辯學是先秦時期興起的“名學”與“辯學”的合稱，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對名、辭、說、辯的理論總結，泛指中國古代的邏輯學說。春秋戰國時期，諸子各家的邏輯思想大都是圍繞名實問題和正名問題展開的，孔子最早提出正名思想，公孫龍和后期墨家才真正從邏輯的角度提出正名的原則和方法；荀子集先秦正名思想之大成，形成比較成熟的正名邏輯理論，從而使正名思想成為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辯學”主要用作指稱由墨子創立并由后期墨家繼承發展的以《墨辯》邏輯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的邏輯思想。墨家辯學理論是中國古代關于論辯形式、方法及其規律的科學，它通過辯學對自然語言中廣義邏輯問題的研究得以表現，其中包含有形式邏輯的思想，《墨辯》六篇更被認為是中國邏輯思維的重要經典。墨家辯學是中國古代邏輯學說比較成熟的思想體系，其中除涉及正名思想外，更著重研究“辯”的性質、目的、論式、規律和謬誤等。“辯學”中的邏輯思想包含名學關于正名和名實關系的討論，但其內容不限于名學的范圍，更主要的是論辯立辭的原則與內容。荀子、韓非子等人的邏輯思想也包含有辯學的內容，對“辯”或“辯說”的作用和規律等作過討論。
關聯學派
墨家學派是由從事工藝技術的能工巧匠組成的勞動群體。墨子博通當時歷史文化的典籍，他的弟子接受他的教育后，不但組成了一個思想統一的學派，并且成為一個組織嚴密的社團。這些弟子被墨翟推薦到各國參加政治活動后，嚴格遵守墨子的思想原則。社團的每個成員都能為了實現其主張“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社團的頭目叫做“巨子”。
墨家學派思想的核心特征為“興萬民之利，除萬民之害”，其理論基礎是墨家的根本宗旨——“兼相愛、交相利”。墨學指出，“愛利百姓”是“天志”的實質內涵，是實現“尚賢”“尚同”規范的主導性原則。墨家學派思想的顯著特征是其特有的實踐性，高舉“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旗幟，以崇高的人格和富有強烈針對性實踐的入世精神，行勞天下，拯世救弊。墨子針對列國存在的弊病和社會無序，提出了十大治國理政方略：＂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要求弟子去列國從政務民，必需依據各國存在的不同問題采取具有針對性的方略。墨家學派思想的獨具特征為“道技統一”的科技思想，認為技術發明創造的目的是為了滿足民生的需求，實現其“兼愛”“非攻”等主張。《墨經》一書記載了墨家關于哲學、數學、光學、力學等多方面的觀點。
在先秦諸子中，墨家學派的思想觀點多以儒家的反對命題而提出，儒、墨辯難，分庭抗禮，在春秋戰國時與儒學并稱“顯學”。墨學的一些重要思想為儒家所吸收，道教的產生、流傳與墨家學說也有密切關系；此外，墨學在《淮南子》《鹽鐵論》和《論衡》等典籍中的影響，更為深刻和具體。墨學在社會治理、發展經濟、哲學思想、科技學、人學、軍事學、倫理學、宗教學、民俗學等方面，均有其影響和貢獻。2016年8月16日，被命名為“量子科學實驗衛星”的中國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開啟星際之旅，它將首次在空間尺度驗證量子理論的真實性。
相關著作
《墨子》全書非墨子自著，許多篇是墨者及其后學所作。《漢書·藝文志》稱《墨子》七十一篇，今本《墨子》實存五十三篇。經清代學者整理和近現代學者研究約可分為五組：第一組是卷1的《親士》《修身》等七篇，系墨家數傳弟子利用墨子某一言論論述自己的主張；第二組即卷2至卷9的《尚賢》（上、中、下）等二十四篇；實是墨子門人或再傳、三傳弟子教育學生或駁斥其他非難墨家學說而成文的，記載了墨子主要的社會社會主義；第三組即卷10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和卷11的《大取》《小取》，共六篇，是墨子所著所講及墨家辯者之言；第四組包括卷11至卷13《耕柱》等五篇，為墨子言論、行跡的記錄，系墨子門人或再傳弟子所寫；第五組包括卷14《備城門》等共十一篇，記載墨子城市守備的方法，包含兵家之言。
影響與評價
影響
“三表法”明確地提出了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墨子第一個提出對人的認識進行驗證及其標準問題，是對哲學思想特別是認識論發展的一個重大貢獻。墨子在“三表法”中實際上已經提出了一個認識論和方法論領域的重大問題——真理的標準問題，這也成為至今哲學界仍然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三表法”貫穿了整個墨子思想，成為墨子思想開展的主要論證模式，體現了墨家思想的中心架構，并且影響了中國邏輯思維的重要經典《墨辯》。
評價
正面評價
近代學者梁啟超在《墨子學案》“論理的方式”中評價：“《墨經》論理學的特長，在于發明原理及法則，若論到方式，自不能如西洋和印度的精密，但相同之處亦甚多。”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著的《中國哲學史》（第2版）中評價：墨子首先自覺地對概念、判斷、推理等認識活動進行了初步的探索，而后為后期墨家發展成為比較系統的邏輯學說，這在中國哲學史上是具有獨特的成就的。
哲學家張岱年主編的《中國哲學大辭典》（修訂本）中評價：墨家以墨子為代表，提出判斷言論是非問題的“三表”法。后期墨家在認識論上提出“心之察”和“不可偏觀”的思想，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墨子狹隘經驗主義的局限。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中國墨子學會顧問朱傳棨評價：墨子學說中比較光輝的部分，就是極有價值的“三表法”，即認識論的核心部分和最根本的辯證思維方法。
負面評價
針對墨子“三表法”中“重經驗歸納，輕理論演繹”的思維認知方式，東漢思想家王充對此有所批評：“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為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為非”“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茍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為失實”，王充在此強調了認識必須經過理性思維對感覺經驗進行加工，以獲得正確的認識。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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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原｜理論思維，匡謬揚真——王充論證邏輯與批判哲學的本質屬性.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2024-03-01
墨子:卷九.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2024-02-16
名辯學.中國大百科全書.2024-03-02
朱傳棨:墨學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2024-02-22
“墨子號”開啟星際首航——全球首顆量子衛星揭秘.中國政府網.2024-03-02
【解啟揚】二十世紀墨學研究述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2024-03-02
墨學概觀.光明網.2024-03-01
《墨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2024-02-16
梁啟超的墨辯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2024-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