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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lián)網

鐘兆琳（1901～1990）中國電工專家。號瑯書。中國電機工程學專家、電機工程教育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14年，鐘兆琳考入上海交通大學（交通大學前身）附屬中學，1918年升入大學部電機科學習。1924年鐘兆琳赴美國康奈爾大學電機系攻讀研究生，1926年獲碩士學位，并進入西屋電氣公司任工程師，1927年回國。1927年至1942年，他擔任交通大學電機系副教授、教授；1945年，他任交通大學教授，并擔任臨時大學教務長。1956年，鐘兆琳隨交通大學西遷至西安市，歷任交通大學電機系主任、電工器材制造系主任、西安交通大學教授。（著名工程力學、計算力學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大連理工大學工程力學研究所所長鐘萬勰之父）。

人物生平

1901年生于浙江省。1918年入南洋公學就讀，1924年赴美入康奈爾大學電機工程學研究生院，1926年獲碩士學位，隨即任西屋電氣公司工程師。從20年代開始，鐘兆琳從事電工教育先后逾60年，培養(yǎng)了數(shù)以萬計的科技人才。其中許多人成為知名學者、實業(yè)家，如錢學森、王安、褚應璜、丁舜年、張鐘俊、周建南等。鐘兆琳在1990年3月病重時，遺言捐贈2萬元建立教育基金。西安交通大學設立鐘兆琳獎學金以資紀念。

1901年8月23日出生于德清縣新市鎮(zhèn)。

1923—1924年上海滬江大學數(shù)學教員。

1926—1927年美國WestingHouse電機制造廠工作。

1927—1942年交通大學電機系副教授、教授。

1933—1937年兼任華生電機廠工程顧問。

1943—1944年上海新聞報館理工學生輔導工作。

1944—1945年上海中華工程建設公司工程部經理。

1945年交通大學任教授，并擔任臨時大學教務長。

1946年交通大學電機系主任。

1956—1957年隨西安交通大學附屬中學西遷至西安市，任西安交通大學電機系主任，教授。

1957—1990年西安交通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教學委員會副主任。

1990年4月4日逝世于上海市。

赤子愛國心

鐘兆琳，1901年8月23日生于德清縣新市鎮(zhèn)。鐘兆琳的父親鐘養(yǎng)圣（1878～1940）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過辛亥革命，也和邵力子先生一起到過祖國大西北，是一個見多識廣，且有現(xiàn)代資產階級民主意識的讀書人。鐘兆琳的母親俞姓，是家庭婦女（1876～1920），在鐘兆琳不滿20歲時便去世了。新市鎮(zhèn)早在明末便有工業(yè)手工業(yè)作坊，清末之際從事工商業(yè)的人更不鮮見。在這種環(huán)境中誕生的鐘兆琳，對他以后的成長和事業(yè)，應該說不無關系。

1908年，鐘兆琳開始在新市鎮(zhèn)仙潭小學讀書。這個時期，正是辛亥革命醞釀，爆發(fā)的時期，由于家庭和社會的影響，鐘兆琳在小學時，即對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小學時期的鐘兆琳，越南語、算術都是學校的頭等。1914年，鐘兆琳13歲便入上海南洋公學附屬中學讀書。那時南洋公學附屬中學和南洋公學一樣，以學習洋人為美事，搬取了洋人的教育方法，所以鐘兆琳在4年的中學階段，受到了近乎現(xiàn)代的教育，這為他以后的事業(yè)奠定了基礎。

1918年，鐘兆琳由附屬中學升入南洋公學電機科，中間因病休學一年。1923年，鐘兆琳大學畢業(yè)，取得學士。

大學畢業(yè)后，鐘兆琳到上海滬江大學當了一年教師，教數(shù)學和物理，旋即于1924年到美國康奈爾大學電機工程系留學。

康奈爾大學電機系當時由著名教授卡拉比托夫主持。卡拉比托夫在眾多的學生中間，發(fā)現(xiàn)了這個來自太平洋彼岸的黃皮膚青年的與眾不同；鐘兆琳有非凡的數(shù)學才能，數(shù)學考試幾乎總是第一名。有一位比鐘兆琳年級還高的美國學生，考試常不及格，竟請鐘去當他的小老師，鐘兆琳的學位論文，也深為卡拉比托夫欣賞。所以，卡拉比托夫經常以鐘的成績和才能勉勵其他學生。1926年春，鐘兆琳獲得康奈爾大學的碩士學位，經卡拉比托夫介紹推薦，鐘兆琳到了西屋電氣公司制造公司當了工程師。

天才教育家

1927年，交通大學電機科長張廷璽（號貢九）向鐘兆琳發(fā)出邀請，熱切希望他回國到交通大學電機科任教，此時鐘兆琳在美國正是春風得意，事業(yè)上鵬翅正舉，生活上待遇優(yōu)厚之時，但激蕩的報國愛國之心，使他毅然扔下美國的一切，立即回國。到了交通大學，擔任了電機科學教育授，先教授機械工程系的電機工程學，同時主持電機系的電機實驗室及其課程。在30屆電機系學生眾口一聲的推崇之中，鐘兆琳教授接任了“交流電機課程”，一直擔任主講。很快，鐘兆琳便成為交通大學的著名教授。鐘以其認真負責的精神，引人入勝的啟發(fā)式教學方法贏得了學生的一致好評，正如他的學生們所說：“鐘先生屬于天才型教授，講起書來如天馬行空，行云流水，使人目不暇接”。“他先把一個基本概念（特別是較難理解的概念）不厭其煩地詳細而反復地講清楚，當同學們確實理解后，他才提綱挈領地對書本上其他內容作簡要的指導，隨即布置大家去自學。令人信服的是，每當先弄清基本概念后再去消化書本上的知識，會發(fā)覺既清楚又易懂，而且領會深，記得牢”。當時，教材都是英文版的，鐘兆琳用英語講解，鐘很注重英語語法，并通過嚴謹?shù)恼Z法結構，使他講授的“電機工程學”，“交流電機”等課程中的基本原理和概念得以準確地表達出來。經過融會貫通，同學們便可以觸類旁通。

波特蘭開拓者隊和奠基人

鐘兆琳教授通過教學，把一屆又一屆的學生培養(yǎng)成祖國電機科學和電機工業(yè)的骨干

。在20年代以前，中國基本上沒有搞電機的人才，微弱的工業(yè)所用的電機，連技術人員都來自西方。以后，隨著一批又一批中國學子從校門走出，被輸送到民族電機工業(yè)的前沿陣地上，中國才開始使自己的電機工業(yè)起步和發(fā)展。鐘兆琳教授不但以其出眾的才能培養(yǎng)出大批優(yōu)秀人才，而且身體力行，把自己的教學和祖國的工業(yè)發(fā)展結合起來，為民族電機工業(yè)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32年初，他說服華生風扇廠總工程師楊濟川先生，制作他設計的分列芯式電流互感器頻率表、同步指示器、動鐵式頻率表等，均取得成功。隨之，受總經理葉友才先生的聘請。鐘兆琳作了華生電扇廠兼職工程師。1933年，他又說服華生廠買下南翔電燈廠，并介紹自己的助教褚應璜也進廠，和他一起設計制造交流發(fā)電機，由新中動力機器廠制造柴油機配套進行發(fā)電，成為一個系統(tǒng)。中國的電機工業(yè)從此真正發(fā)展起來了。

1934年初，鐘兆琳教授又說服由漢口到上海市來的實業(yè)家周錦水先生，和華生廠合作，辦起了電動機廠，起名“山東華成集團”，他又介紹并帶領自己的九個學生和助教，開始制造電動機，他自己擔任技術指導，掌握、指點技術關鍵，配套成龍，使發(fā)電機、電動機等制造業(yè)都發(fā)達起來。他還親自培訓廠里的工人掌握技術，使這些工廠，一方面成為民族電機工業(yè)的濫觴；另一方面，又成為交大電機系學生參觀、實驗、實習的場所，他常帶學生到這些廠去學習、實踐，而畢業(yè)生一畢業(yè)，他又介紹很多人參加到或國營或民營的民族企業(yè)中去。他為了能經常下廠，便于在學校和工廠之間奔波以及去杭州市兼課，鐘兆琳先生自己買了一部小汽車，不但自己能開，還教會了他的夫人蔣志學開車，他去杭州，就由鐘夫人開車去車站接送。

1937年日軍侵華，戰(zhàn)火所及，一片瓦礫。交大為日軍所占，只好遷至紹興路（屬法租界）。鐘兆琳先生到新校址繼續(xù)教書。在這種艱難的困境中，交大電機系仍辦得扎扎實實，出了不少人才（如現(xiàn)在美國的王安）。

有骨氣的民主教授

1942年，日本傀儡汪精衛(wèi)的偽政府“接收”交大，鐘兆琳先生激于民族氣節(jié)，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宣布退出汪偽的“交大”。為解決生活困難、他到張久香先生家擔任家庭教師，另外還在新聞報館擔任中學生理科的輔導工作，又在上海統(tǒng)益紗廠擔任技術顧問，輾轉掙扎在困難的生活之中，堅持不替汗偽政權做事，不畏賣國賊的恐嚇和利誘。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鐘兆琳先生激動地書寫了杜甫的兩句詩：“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高興地重回到華山路交大校園。這時，因為國民黨政府稱抗戰(zhàn)時留在上海市未去重慶市的學生為“偽學生”。予以歧視，鐘兆琳教授復歸交大后，堅持重慶來的學生和上海學生一起上課。做工作讓彼此消除歧見。維持了學生之間的團結。1946年春，校長聘鐘兆琳為電機系系主任。（1945年秋，鐘兆琳曾擔任臨時大學教務主任。1946年，鐘辭去此職）在1945～1946年間，鐘兆琳教授還擔任“蘇浙皖敵偽產業(yè)接收處”接收的工作。1948年，鐘兆琳教授還擔任了該年“高考典試委員”職務。

在解放戰(zhàn)爭期間，交大曾是著名的民主堡壘，鐘兆琳教授常發(fā)表言論抨擊國民黨政府的黑暗和不民主。為著名的民主教授。就在1947年底到1948年，鐘兆琳經其舅父俞寰澄及楊衛(wèi)玉介紹，在上海加入了中國民主建國會（俞寰澄先生解放后擔任中國風投委員，系全國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間去世，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美國有大學曾向鐘兆琳教授寄來聘書，國民黨政府也曾想裹脅他到臺灣，但鐘兆琳教授皆不為所動，一面積極參加護校迎接解放，一面繼續(xù)做系主任，多方保護，營救進步學生。

在30年代前后，鐘兆琳教授還受聘在浙江大學任兼職教授，主講“交流電機”課，每星期由上海市去杭州市一次。那時，我國有電機專業(yè)的學校不多，像鐘兆琳這樣的教授，自然很不好找，鐘兆琳擔任的“交流電機”及“電機實驗指導”，兩門課的教材、講義、實驗指導書、補充教材等均由他自己用英文編著。因為這些教案他都能背下來，所以他上課可不用講稿。交大和浙大兩校聽過鐘兆琳教授課的老校友均回憶道，鐘先生教課不僅嚴格，而且系統(tǒng)、扎實，重視實驗，他堅持“好實踐、惡空談”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教學思想。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迎來了教育的春天。鐘兆琳萬分高興，他當時雖然還不是十分了解共產黨的一切，但從解放軍嚴明的紀律、清廉的作風和對教育的重視上，直感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偉大的黨。因而在交大黨組織請他繼續(xù)擔任電機系系主任時，他愉快地表示：一定做得更好，為新中國培養(yǎng)更多的科學技術人才。他每天堅持到系辦公室辦公，了解全系的情況。因為解放后，學校迅速擴大招生人數(shù)，為了了解全系每一位學生的具體情況，他逐一檢閱學生檔案，他能在隨便哪個班級上課時，隨時準確地不用花名冊而叫出學生的姓名，并說出該生的家庭情況甚至父名。為了改進教學，他向組織建議：“我認為①直觀教材極能增加學生之了解能力，擬收集直觀教材方面的資料；②工業(yè)生產與學校必需密切合作，俾得順利地開展科學研究工作。對此事我擬作多方面的考察；③電機的試驗方法我亦擬多加時間研究，因為我感覺國內生產工廠試驗設備太缺乏，太不注意，必需積極地加以改進。”這實際上是相當早地涉及到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工業(yè)發(fā)展要以科學和教育的發(fā)展為前導這一辯證的雙向對流問題。

50年代，鐘兆琳雖已年過半百，仍積極參加科研工作。解決生產中遇到的問題。比如1955年，他親赴大連電機集團有限公司指導實驗中遇到的科研問題，使問題得到迅速而圓滿地解決。以后還多次在西安市、上海市等地講過上述有關課題，推廣應用新技術。

1954年，鐘兆琳教授當選為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以后又連任第二屆人民代表。1958年任陜西省人民代表。

建言獻策，心系大西北

1954年，國務院決定交通大學內遷西安。當時，鐘兆琳作為校務委員會委員、電機系系主任非常積極地贊成。1956年搬遷時，本來周恩來總理提出，鐘兆琳先生年齡較大，身體不好，夫人又病臥在床，他可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新校，何況，當時情況有了變化。交大已經決定分設西安市和上海市兩個部分，不全搬遷了，但鐘兆琳表示：“上海經過許多年發(fā)展，西安無法和上海相比，正因為這樣，我們要到西安辦校扎根，獻身于開發(fā)共和國的西部”，“共和國的西部像當年的美國西部一樣需要開發(fā)，如果從交大本身講，從個人生活條件講，或者留在上海有某種好處。但從國家考慮，應當遷到西安，當初校務委員會開會表決，我是舉手贊成了的，大學教師是高層的知識分子，決不能失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民”。因而，他踴躍報名，第一批到了西安市。他的表率作用，鼓舞了、激勵了電機系及交大的許多教師、學生，為交大的成功西遷，作出了貢獻。一些了解他的教師說：“遷校時，許多上海市教師對上海有感情，不愿離開上海，但看到解放前夕曾拒絕了美國和臺灣而堅持留在上海的鐘先生積極倡導響應黨的號召到西安，并第一批別妻離子離開上海，我們也沒得說了。”

學校剛遷到西安之際，條件十分簡陋，下雨天泥濘不堪，生活條件極為不方便，比上海差得太多了，鐘兆琳因夫人病留上海，當時兩個兒子一個在沈陽市，一個下放到河北省農村，兩個女兒隨母親留在上海。他自己近屆花甲又患多種慢性病，生活更是艱辛。但就在這種條件下，他第一個到教室給學生上課。那時的實驗室還沒有建好，西安市也難找到一個像樣的電機廠。但作為系主任的鐘兆琳教授事必躬親，一條條解決困難，像老驥樣伏身工作，終于使西安交通大學的電機系迅速走上了發(fā)展的軌道，又逐漸成為國內基礎雄厚，條件較好，規(guī)模較大，設備日臻完善的電機系。

1960年，鐘兆琳教授在西安加入九三學社。1962年作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出席全國政協(xié)會議。一次在北京開會，小組會上發(fā)言，他坦誠地提到要勤儉，在議及有些國營企業(yè)浪費嚴重，管理不善時，他很有感觸地講，解放前我和民族資本家聯(lián)系較多，我認為民族資本家精打細算辦事業(yè)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幸好，他的這段話沒有人深究。不過，正因為沒有人深究，二三十年前鐘兆琳先生的這條有識之見沒能引起應有的重視。今天，應深思鐘兆琳先生的這條有識之見，從近代中國的民族企業(yè)家，解放前專家學者辦企業(yè)、搞科研的經驗中，找到可借鑒的東西。

1963年10月，鐘兆琳在出席中國電機學會理事會時，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于10月10日親切地接見了與會代表并和大家合影留念。鐘兆琳由北京開會回來后，更增添了信心和干勁。他領同學們在大西北實習、考察，除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外，大西北的陜西省、甘肅省、青海省、新疆他都一一考察過，西北不少電機廠，都駐留過他的足跡。他動員一批又一批的西安交通大學畢業(yè)生留在大西北工作，直到晚年，他還很具體地設想；在黃河上游筑壩，中下游建橋，改變黃河流域地貌；在西北增修西安市經延安市到包頭市至蒙，蘇的國際鐵路；修西安過秦嶺到安康，重慶市的鐵路；修西安經商洛市到南陽市的鐵路接京廣鐵路；修西安到銀川市線。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鐘兆琳教授的這些設想國家也正在考慮。他認為，鐵路建起來，就會有物質文明，進而也會有精神文明。他曾多次將實地考察后的建議細節(jié)向在鐵道部工作的交大校友們講述。

“文化大革命”鐘兆琳受到嚴重迫害。因為鐘兆琳講：“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我想不通。一句話就是一句話，怎么能頂一萬句？”為此造反派給他加上“反對毛主席”的罪名，多次對他進行批斗。他被打斷兩根肋骨。但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替劉少奇、彭德懷及交大黨委書記彭康講話。認為“劉少奇、彭德懷沒有重大錯誤。彭康也不能說有重大錯誤。”他的錚錚鐵骨，連當時的造反派也沒有辦法。雖然被打成“反動權威”受盡迫害，他心里卻仍然想著給學生傳授知識。那時，學校招收了“七二一”式的大學生，他沒有“資格”上講臺。但他并不計較這些，而是主動跑到學生中間，給大家輔導功課。他講得有條有理，想辦法讓每一位“七二一”學員都能聽得懂，并給同學們介紹一些好的學習方法。每當他拄著拐杖，走進學生宿舍時，大家都非常激動。那時學生經常下工廠，鐘兆琳教授也跟著去。1971年冬，有一部分同學到離學校20里的壩橋熱電廠實習，鐘兆琳也和同學一起住在廠里，每周六回家拿點東西，周日就趕回班級。一個星期天，下了大雪，同學們想鐘教師來不了啦，但大家正說著，卻見他身穿破大衣，滿身泥雪，跌跌撞撞地撲進了門。看著他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同學們不敢想這一段路他是怎么走過來的，都紛紛上地攙住了這位當年已年過70的老“輔導教師”。

淡泊明志，心懷桑梓

1978年以后，鐘兆琳教授得到徹底平反。這時，他已近乎之年，但他仍很關心學校工作和祖國的現(xiàn)代化建設。1973年他因上消化道出血在上海市動了手術，胃大部分切除，并發(fā)現(xiàn)了癌癥，留在上海治療。在他平反后，因工作需要，他又毅然返回了西安市。他很重視提高同學們的英語水平，主張選一兩門課用英語教學，認為這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xiàn)代化”的必要措施。80年代，他覺得畢業(yè)留校的青年教師英語程度不夠，為了提高他們在專業(yè)方面的聽、講能力，他親自開了一個班，在家中輔導青年教師，這時他已是82歲高齡。可以說，他把一生獻給了祖國的教育事業(yè)。在他因病臥床，在上海華東醫(yī)院住院之際，他仍然以各種方式關心著國家的發(fā)展建設和學校的工作。鐘兆琳教授為人正直，有著科學家實事求是的性格。有一次，一位老師告訴筆者：“鐘兆琳在很小的時候，他父親就教育他要開發(fā)大西北，所以他從小就立下了開發(fā)大西北的宏愿。”筆者將這段話寫入給他整理的材料中，他看后告訴筆者：“不是這么回事，我父親有肺病，在江浙一帶潮濕的地方，他的病總不好，后來有一次，他和邵力子先生去西北，在西北干燥的氣候里，我父親的肺病就減輕不少。所以他曾對我講：“我的病適合到西北去，你們將來和我到西北吧！”文化人革命中他被編到“學習班”受“全面專政”，造反派要他“老老實實低頭認罪”，鐘兆琳教授竟一本正經地對造反派講：“我知道這次運動我會成為重點，但是不應把我的肋骨打斷，毛主席沒有讓你們武斗我嘛！你們不該逼供信嘛”。一時，連造反派也哭笑不得。

鐘兆琳教授在生活上長期艱苦樸素，勤儉節(jié)約，從不輕易浪費任何一點東西，幾十年來，一貫如此，并以此教育家庭子女。直至如今，他的子女都已年過50，但沒有一個有煙酒習慣，所有子女皆喜愛勞動，勤儉節(jié)約。鐘兆琳在生活上要求自己非常嚴格，但對于公益事業(yè)，卻經常慷慨解囊，從30年代前后至今，他一直堅持這樣做。鐘兆琳是中國電機學會終身榮譽會員、中國電工技術學會榮譽會員、獲陜西省科學技術協(xié)會榮譽證書和陜西省電工技術學會榮譽證書。

個人榮譽

30年代，鐘教授指導并參與研制出我國第一臺交流發(fā)電機和電動機，促成了我國第一家民族電機制造廠。成功地設計了分列芯式電流互感器、頻率表、同步指示器等儀器儀表。長期擔任教學工作，其啟發(fā)式教學方法深受學生們歡迎，從事教育60余載，學子遍布海內外，為我國教育事業(yè)作出重要貢獻。

鐘兆琳教授還是中國電機學會終身榮譽會員、中國電工技術學會榮譽會員，曾經榮獲陜西省科學技術協(xié)會榮譽證書和陜西省電工技術學會榮譽證書。

人物評價

你（鐘兆琳）是一個天才教師（You are a teacher by nature）。——鐘兆琳的導師卡樂比托夫評

鐘兆琳教授傾其一生為中國電機事業(yè)、為西安交通大學教育事業(yè)鞠躬盡瘁，離世前，依然不忘奉獻余熱，將自己的積蓄獻給學校。“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鐘兆琳教授一生執(zhí)著于教育事業(yè)、不計個人得失、無私奉獻的精神，永彰于西安交通大學校園；他身上體現(xiàn)出來的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治學嚴謹、誨人不倦、淡泊人生、艱苦樸素的優(yōu)良作風，深深地感染著每一個人，是大家學習的楷模與典范。——西安交通大學教育基金會評

先父（鐘兆琳）奉獻了一生，高風亮節(jié)，為后代樹立了光輝的榜樣。——鐘兆琳次子鐘萬勰評

鐘兆琳長期擔任教學工作，其啟發(fā)式教學方法深受學生們歡迎，從事教育60余載，為中國教育事業(yè)作出了重要貢獻。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從青年時代的護師護校運動，到年屆花甲扎根黃土地、初心不改，他用一生的時間，書寫了與國家、與西安交通大學的不解情緣。——科普中國網評

鐘兆琳的一生經歷了中華民族從救亡圖存到強國富民的過程。他將個人命運融入到時代洪流中，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祖國的科教事業(yè)，真正詮釋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以‘聽黨指揮跟黨走’為精髓，與黨和國家、與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西遷精神。他在國家和民族最需之際，放棄了在其他國家的優(yōu)越生活和工作條件，開創(chuàng)了中國電機工業(yè)，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國家的教育，科學事業(yè)和交大的發(fā)展。——西安交通大學評

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鐘兆琳先生早已成為不可磨滅的交大印記，照耀著后輩繼往而開來。——西安交通大學崇實書院評

鐘兆琳一生所系，是民族的振興和西部的教育事業(yè)。他秉承的“重基礎，強實踐，服務國家重大需求”理念，一直傳承于西安交通大學的教學和科研實踐，激勵著莘莘學子們踐行西遷精神，鼓舞他們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業(yè)。——《中國科學家》評

鐘兆琳先生執(zhí)教60余載，一直是學生眼中思維敏捷、講課深入淺出、妙趣橫生、注重實踐的“天才教授”。他嚴謹、系統(tǒng)、扎實、重視實驗的教學風格影響著一代代西安交通大學師生，幾十年來，為中國電氣行業(yè)培養(yǎng)了一批又一批專業(yè)基礎扎實、引領行業(yè)發(fā)展的杰出的人才，為西安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學科的進一步發(fā)展和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央廣網評

鐘兆琳為中國民族工業(yè)的振興做出了重要貢獻。——上海交通大學校史博物館評

鐘兆琳用其一生的身體力行，完美詮釋了家國情懷和西遷精神的實質與內涵。——文匯網評

“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人文蕓萃的錦繡江南水鄉(xiāng)，養(yǎng)育了德高行正、才華橫溢的一代名流鐘兆琳。——李志杰，房立民《鐘兆琳傳 “中國電機之父”》評

德高望重，輝映照人。——西安交通大學原校長徐通模評

鐘兆琳的一生，是為中國電機工程學教育事業(yè)作出杰出貢獻的一生，他不僅為祖國建設培養(yǎng)了大批科技人才，而且是中國電機制造工業(yè)的拓荒者和奠基人，為推動中國近代科技發(fā)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他的一生，是松柏挺拔、傲骨嶙嶙、光明磊落、淡泊人生、追求真理、追求進步、堅持說真話、不作違心之論的正氣凜然的一生，不愧為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典范，九三社員的楷模。——九三學社西安交通大學委員會評

鐘兆琳的一生是為中國電機工程教育事業(yè)作出杰出貢獻的一生，無論在學術上還是精神上都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富貴財富。——時任西安交通大學電氣學院黨委書記彭宗仁評

電氣先驅，學界楷模。——西安交通大學原黨委書記王建華評

愛國愛校，剛正不阿，道德楷模；關愛學生，平易近人，師生永鍥。——西安交通大學原校長鄭南寧評

嚴謹治學，培育英才，誨人不倦，譽享中華。——中國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學電氣工程學院原院長邱愛慈評

科學救國赤子心，驅動電機第一人。大樹西遷綠高原，神州處處有后昆。——鐘兆琳長子鐘萬勱評

在鐘兆琳身上體現(xiàn)出來的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民族氣節(jié)，光明磊落，淡泊人生，正氣凜然的高貴品質；治學嚴謹，誨人不倦，正直坦率，艱苦樸素的優(yōu)良作風，是我們學習的楷模與典范。尤其是他幾十年如一日，執(zhí)著于教育事業(yè)，一生實事求是，追求真理，敢講真話的大無畏精神，在當今社會更是彌足珍貴，讓人敬佩不已。——《中國紀檢監(jiān)察報》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