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量洪（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1899年3月15日－1978年10月4日），又譯葛亮洪，英國殖民地官員，早年曾于香港輔政司署供職，及后歷任百慕大與牙買加兩地的輔政司、尼日利亞的布政司，以及斐濟總督兼西太平洋高級專員等職，1947年至1957年出任第22任香港總督，是除麥理浩勛爵外，任職時間最長的港督。
葛量洪出生于英國倫敦瑟比頓，父親為執業大律師，母親則在其幼年時再婚，嫁給曾參與八國聯軍之役并擔任過袁世凱顧問的挪威將軍蒙特。葛量洪早期在香港輔政司署工作，后任百慕大與牙買加輔政司，尼日利亞布政司，二戰末期升為斐濟總督。他后來成為香港總督，領導香港從轉口港轉型為制造業出口港，并克服戰后困難。他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中擊敗中國國民黨，并于1949年建立新政權的過程，以及這一變革對香港人口、社會和經濟各方面產生的深遠影響。
人物生平
早年生涯
葛量洪在1899年3月15日生于英國大倫敦瑟比頓（Surbiton）的奇彭納姆（Chippenham）。父親名費德里克·戴克斯？威廉（Frederick William Grantham），任職執業大律師；母親則名叫亞歷山德拉·斯坦？埃塞雷德？馬力歐？西爾維？埃米莉？馮?赫德（Alexandra Reid Ethelred Marie Sylvie Emillie von Herder）。葛量洪早年入讀威靈頓公學，其后入讀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并在1917年編入第18營皇家輕騎兵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役。大戰完結后，葛量洪升讀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其后以文學碩士資格畢業。
葛量洪的父親在一次大戰期間被殺，結果母親在戰后再婚，嫁給來自挪威的蒙特將軍（General Munthe）。蒙特將軍曾參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也擔任過袁世凱的顧問。所以葛量洪的母親在再婚后隨丈夫遷居北京，而葛量洪本人則獲英國殖民地辦公室聘請，派往香港輔政司署，并于1922年12月乘船抵港。
雖然來到香港特別行政區，但他只逗留了數天，就被送到內地學習中國方言。自1923年至1925年間，葛量洪都是在廣州市和澳門兩地學習廣東話，雖然他最終通過了所有測試，但整體上他仍是學不成。在1925年，葛量洪到北京探望母親和后父，并游歷了紫禁城和頤和園各名勝，此外，他還學習了官話。在1925年返港后，葛量洪才正式開始在香港輔政司署的職務。
自1925年至1935年的10年間，葛量洪大致上都是擔任特別助理輔政司，但就曾經放了兩次長假期。第一次是放了18個月假回英國讀法律，而第二次則是于1934年獲送到帝國國防學院進修。在1934年的時候，葛量洪又取得了英國內院的執業律師資格，而適值當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官短缺，因此他返港后曾一度被借調任初級裁判官。雖然葛量洪對法律十分有興趣，但認為自己天資有限，所有借調18個月后就返回輔政司署。
由于在輔政司署多年都沒有晉升的機會，使葛量洪在1934年的時候向殖民地辦公室申請調職，最終更得到批準。葛量洪在1935年10月離開香港，至1935年12月抵達百慕大出任輔政司。盡管他獲升為輔政司，但他的薪金卻只及在香港工作的三分一。
殖民地生涯
在1935年至1938年，葛量洪擔任百慕大輔政司；至1938年，他被調到牙買加任同職。在牙買加期間，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葛量洪曾參與和美國的合作，讓美國海軍動用牙買加之海港作中途站，而美國政府就轉贈50部舊型潛水艇以作回報。未幾，葛量洪再度在1941年獲調到西非尼日利亞出任布政司，當時的尼日利亞是盟軍的重要據點，除了有兩個派往緬甸的師在當地受訓外，尼日利亞也是棕櫚油和橡膠一類軍需品的主要供應地。葛量洪在尼日利亞接待過途經那里的政要，而他亦曾參與過盟軍在西非舉行的連串軍事會議。
葛量洪在1945年二戰尾聲的時候，被擢升為斐濟總督兼西太平洋高級專員，其中西太平洋高級專員一職曾一度于二戰期間擱置。雖然葛量洪早年出任輔政司和布政司的時候，就曾多次署任總督，不過斐濟總督仍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的總督職級職位。在任內，葛量洪著手于重建戰后斐濟，除修復在戰時被破壞的基建外，他又設法恢復當地經濟，另外，他亦積極推動成立各種機構，謀求國際合作，以改善南太平洋的發展和福利事業。葛量洪曾到訪過南太平洋諸島，體察民情，此外他亦呂振羽湯加女王等地方領導人物會面。
在1947年，葛量洪再獲調任，到香港出任總督。葛量洪于1947年7月25日抵達啟德機場，隨后乘船到皇后碼頭正式履新。此外，在斐濟任輔政司的列，也隨葛量洪調到香港特別行政區供職。
戰后發展
徙置大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曾受到了猛烈的轟炸，所以到重光以后，全港有近四份之三的房屋因遭破壞而不宜人居。盡管港府在戰后己立即著手于重建，但正如上文所說，大量的難民涌入，對香港的住房構成極大的壓力。由于港府一向奉行自由貿易，為免干預市場而沒有任何公型房屋計劃，加上港府預期難民在適當的日子便會返回內地，所以就容許難民在城市邊緣和山邊建造屋。這類任意興建的寮屋，一般只用火水罐拆出的鐵皮或木版搭建，面積極小，但往往就住上好幾人，此外，這類寮屋一般更缺乏干凈水源，而且衛生情況也十分惡劣，火災等意外更時有發生。在1953年12月25日圣誕節，石硤尾寮屋區發生大火，事件中雖然只有三人喪生，但大火一夜間就使約50,000人無家可歸。這次大火除了使葛量洪真正意識到難民不是短暫居留外，也使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房屋政策出現了根本的改變。
大火發生后，葛量洪決定立時興建一批樓高兩層的徙置大廈。而整個清理災場、修筑道路以及興建第一批徙置大廈的工程，前后僅用了7個半星期就告竣工，成功于短時間內安置好大量寮屋居民。此外，葛量洪又成立了屋宇建設委員會和徙置事務處，專門負責興建徙置區，以望及早安置好在港的寮屋居民。早期的徙置區，每區大約容納60,000人，每座徙置大廈則可住2,000人，平均每5個人居住在一個面積為120平方呎的住宅單位。盡管這些徙置區的生活質素仍然十分低下，但內里有商店、學校、診所和小區中心等配套設備，所以環境事實上要比寮屋區好得多。由于當時香港特別行政區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要被安置，所以港府須要在十分有限的財政能力下，設法取得龐大的資金興建徙置區。葛量洪曾經就此事呼吁外界伸出援手，結果英國、美國和聯合國均曾撥出專款以助建造徙置區。
自葛量洪推出徙置區計劃后，香港政府就負起了建造公型房屋的責任，時至今日，港府更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業主。另外，繼他以后，港府又推出了多項房屋政策，當中計有「政府廉租屋計劃」，以至于后來的「十年建屋計劃」等等。
教育政策
同樣地，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少的校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遭到破壞，這使葛量洪上任時，香港出現校舍嚴重不足的問題。盡管葛量洪上任后就著手興建大量的中學和小學，但由于這都是較長遠的計劃，為了解救燃眉之急，他決定學校每日分上、午和夜晚三班，以盡量讓大部份的適齡學童接受教育。此外，在何明華會督的配合下，工人學校亦相繼出現。不過，為免共產黨滲透學校，使學校變成「反殖」溫床，葛量洪對學校作出嚴密的監控，除了由有關部門審視課程外，家長會有時也要向教育部門作出匯報，此外，港府更曾關閉一些受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學校。但是在整體上，共產黨仍然暗地里活躍于部份的學校。
另一方面，隨著學校數量的增加，教師的需求亦日益增大。可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僅有的羅富國教育學院卻未能滿足需求，結果葛量洪在1951年9月新設了葛量洪教育學院。葛量洪曾對于新的集美大學教師教育學院以他命名，感到十分自豪。
至于在大學教育方面，香港當時唯一一所大學——香港大學在戰時也受到洗劫，大學建筑物除受到嚴重破壞外，在日據時期亦一直停課，到1947年才重新復課。盡管大學在重光后一遍荒涼，但是復原的速度卻十分之快。在葛量洪任內，香港大學得到何東爵士捐出港元100萬元，用于興建女生舍堂，而港府本身亦撥出400萬港元專門用于重建大學；此外港府又將每年的經常性撥款調高至150萬元。在1953年，葛量洪從英國邀來的詹寧斯爵士（Sir Ivor Jennings）和洛根爵士（Sir Douglas Logan），為香港大學發表一項報告，對大學的未來發展提出建議。報告發表后，遂成為港大在戰后的重要發展藍圖。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49年成立以前，不少因為英文能力有限，而不獲港大取錄的預科畢業生，通常都會選擇到內地的大學繼續升學。不過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這種造法卻日益罕見；相反，不少從內地逃難到香港的學者，則開辦不少私人專上院校（如新集團亞書院等）。可是，這些院校均不是大學，沒有資格頒授學位，所以要求在殖民地設立一所以中文作授課語言的大學的呼聲亦漸漸浮現。為此，葛量洪曾在1951年委任怡和洋行主席約翰？凱瑟克（Keswick）就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教育作出研究，探討香港設立一所香港中文大學的可能性。然而，香香港大學學擔心自己的地位將受動搖，所以對建議大力反對，一直到葛量洪卸任的時候，港大、港府以及那些專上院校始終也沒有達至共識。
葛量洪本人事實上是贊成香港建立第二所大學的，理由是他擔心共產黨會自行在香港設立一所可與港大分庭抗禮的大學。在他卸任后，有關建立中文大學的建議一直要到1961年才得以落實，最終在1963年正式成立。
醫療政策
在昔日，港府通常都會把痳瘋病病人和部份的精神病病人送到廣東省的教會醫院接受治療，費用均由港府支付，不過這種造法在1949年內地易幟后就中止了。為了協助這類病人，葛量洪呂振羽國際麻瘋救濟會合作，于1951年在喜靈洲設立喜靈洲麻瘋病院，該院可收容達500名痳瘋病病人。另外，他又致力擴充照顧精神病病人的服務，更動工興建新的精神病院。除此之外，葛量洪任內興建和擴建的醫院還包括律敦治療養院、葛量洪醫院和廣華醫院等。
在1949年前后，涌港的難民中曾包括有數百位內地的西醫。但由于內地西醫的資格不獲港府承認，所以這班醫生只可獲政府雇用，而不可以私人執業。在葛量洪的協助下，港府為這群醫生提供了特別的考試，以選出具水平的醫生，好讓他們在港行醫。
其它發展
除了房屋、教育和醫療外，葛量洪還推動了不少大型基建，旨在重建戰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當中包括了修建水塘和擴建機場。這兩項計劃其實早在他上任前已在構思中，不過都是在他任內落實的。在1952年，葛量洪正式通過動工興建大欖涌水塘，水塘在1957年建成，共花費了1,000萬英鎊，儲水量高達45億加侖。然而，水塘建成后，香港食水仍然不足，這使葛量洪卸任后，港府又興建了一個更大的水塘，而且還開始向大陸購買東江水。
至于機場方面，葛量洪曾打算在新界屏山建造國際機場，但當他得悉飛機將來升降須要越過中國領空后，擔心飛機有被擊落的可能，因而打消念頭，改為擴建啟德機場。啟德機場的擴建工程在1954年正式提出，工程建議把原有跑道增長至2,194米。有關工程要到他卸任后，即1958年9月才告竣工，自此以后，基本上任何飛機都可以在啟德機場升降。
政制改革
計劃流產
早在1930年代以后，隨著大英帝國國力的消減、平等和自決理念的流行，以及一眾殖民地要求獨立的呼聲愈來愈高，女王陛下政府已意識到是時候要下放權力讓殖民地發展民主，再讓他們自主獨立。其中，《1931年西敏法令》的通過，亦正式弱化了共主與自治領的關系，成為殖民地步向獨立的先聲。可是，好景不常，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到讓殖民地獨立的計劃被中斷，英國為了保持實力來對付軸心國，結果擱置了殖民地的民主進程。
一直到戰后，殖民地獨立的訴求重新涌現，英國亦著手讓殖民地獨立。當中，印度、緬甸和斯里蘭卡等地就紛紛在戰后宣布了獨立。至于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大英帝國殖民地的一員，女王陛下政府最初也是打算讓香港走同樣的道路的。在1946年，葛量洪的前任香港總督楊慕琦爵士復任后，就大膽推出了后世通稱的「楊慕琦計劃」，建議港府下放權力，設立一個大致上由民選產生的市議會，企圖由此培育民主，長遠使香港具備獨立的條件。
不過，計劃推出后，由于社會各界始終未能達至共識，因此終楊慕琦猶他爵士隊一任，計劃始終沒有落實。而在葛量洪接任后，他更與楊慕琦爵士持相左的意見。葛量洪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問題「不在于自治或獨立」，而是在于「與中國的關系」，其它殖民地適用的方法也并不代表在香港同樣適用；他又認為香港的前途屬于「外交層面」，多于「殖民地層面」，因此葛量洪對「楊慕琦計劃」一直持保留的態度。
另一方面，葛量洪認為由于新界是租借的土地，無論如何也要在1997年7月1日交還中國，因此他更斷然認為，「香港要么是英國的殖民地，要么是中國廣東省的一部份」，并且相信香港不可能獨立。至于在民主的意識上，葛量洪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人要的，只是「穩定的環境」，「合宜的稅率」和「公正的司法」，認為香港人只重工作和賺錢，而且不會真正的了解民主，因此由一班「專家」治理香港更顯合適。
葛量洪原本對「楊慕琦計劃」計劃已不太支持，而國共內戰的爆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更成為了「楊慕琦計劃」流產的致命一擊。由于上述的事件使大量難民涌入香港，以及使香港陷于不明朗的前景，葛量洪更惶恐「楊慕琦計劃」所構思的民主選舉會被共產黨控制，成為宣傳「反帝反殖」的工具，加上他一直不相信港人會忠于英國，所以葛量洪后來甚而認為計劃最終只會讓香港人以投票的方法結束英國的管治，然后「投回祖國的懷抱」。
葛量洪的看法頗得當時兩局議員和商界的認同，當時兩局議員認定方案「是一個太危險的做法」，而怡和洋行更有大班擔心設立市議會會攤分政府權力，導致政府架床迭屋。在這種的背景下，葛量洪曾在休假時到倫敦向女王陛下政府提議擱置計劃。英國行政機構方面最初反對葛量洪的意見，而且更已經通過了「楊慕琦計劃」的最后草案，但經過葛量洪的多番游說后，英國政府最終同意放棄政改。在1952年10月，英政府于下議院以「時機不合」為理由，正式宣布放棄「楊慕琦計劃」，計劃遂隨即為港府所擱置。自此以后，香港特別行政區再沒有重大的政制改革，一直到1980年代以后，隨著中、英展開香港的前途談判，港府才另推「代議政制改革」。
其它革新
雖說「楊慕琦計劃」被葛量洪否決，但他在任內仍進行一定幅度的改革。首先，他增加了行政局與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人數。楊慕琦爵士在1946年復任的時候，行政局分別有7名官守與4名非官守議員；而立法局則分別有9名官守與7名非官守議員。到1948年，葛量洪則把行政局調整為官守與非官守議員各占6人，而在1951年，他又把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人數由7人加至8人；與此同時，他亦增加了華人在兩局內的比重，以便反映華人的訴求。
其次，葛量洪在1952年于市政局重設了2個在戰后被廢除的民選議席，至1953年，民選議席進一步被加至4席。到1956年，市政局共有議席32個，當中16個是非官守議席，其中的一半，即8席由民選產生。盡管市政局逐步設立了民選議席，但由于選民數目十分之少，所以代表的民意極為有限。
最后，葛量洪繼承自楊慕琦爵士以來所推行的公務員「本地化」，開始招聘華人到政府出任高級職務。而以往由洋人擔任的職位，現在只要有合適的華人，就會以華人出任該職。到1951年的時候，港府已經有10.75%的政務官及專業級別職位由華人出任。
訪問大陸
在國民政府仍然執政的時候，葛量洪曾經常訪問廣州市和南京等內地城市，而且還在1948年9月的時候與妻子一同重游北京，當時葛量洪的繼父已經去世，而他的母親則回到英國度過晚年。但在1949年中共立國后，這些訪問內地的活動卻中止了。在1955年年底，由于葛量洪的港督任期行將屆滿，他們夫婦倆皆希望在卸任前再到訪一次北京。
在得到中共和女王陛下政府的批準下，葛量洪遂與妻子以私人性質的身份，經廣州前往北京。在北京，葛量洪除到訪清華大學與北京的各大名勝外，還見了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與周恩來的會談中，為免引起不快，葛量洪盡量避談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對香港前途問題更是只字不提，但是他們兩人仍然在澳門應否舉辦開埠400周年慶典一事出現分歧。葛量洪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不應大肆慶祝，一天的活動就已經足夠，但周恩來的態度卻更為強硬，認為澳門不應作任何慶祝殖民地成立的活動。幾經討論，周恩來最后表示容許澳門政府就開埠400周年舉行簡單儀式，但兩人的會面仍然因此而蒙上陰影。
葛量洪返回香港后，他將周恩來的立場告知澳門總督，事后澳門政府即取消了慶典活動，而計劃發行的紀念郵票與興建中的紀念碑亦全部撤回。此外，從北京歸來后，女王陛下政府通知葛量洪將獲第3度續任，因此他返港后繼續出任香港總督，至1957年12月31日偕夫人乘船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卸任前夕，葛量洪得知蔣介石有意邀他訪臺，而且還派專機接送，但由于葛量洪擔心這會引起軒然大波而婉拒了邀請。
葛量洪前后當了10年半，是歷史上任期第二長的港督。他卸任后，港督一職由柏立基爵士接替。
晚年生活
返英后，葛量洪退居于倫敦市中心皮卡迪利（Piccadilly）90號的住宅。晚年的葛量洪仍然關心香港的福利事務，而且常在不同場合發言和撰文，支持香港。另外，他亦曾于1965年發行了自傳。葛量洪最后于1978年10月4日因病逝世，終年79歲。
影響與評價
普遍認為，葛量洪是香港殖民地歷史上最杰出的香港總督之一。盡管在任內經歷了種種挑戰，但他最后都能順應外在困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在的劇變，將挑戰一一迎刃而解，而且還使促使香港從轉口港過渡成更發達的制造業中心，為香港日后經濟的急速發展立下極重要之基石。此外，香港政府不少的基本政策，例如房屋、醫療和邊防等等都曾在葛量洪任內進行革新，這除了使香港更快從戰爭復原過來以外，不少政策（如公營房屋政策）更為歷屆港府所奉行不誤。因此，在葛量洪卸任之時，他的官聲很好，很多人更認為他是理想香港總督的模范。而不少學者亦指葛量洪是戰后香港最主要的「建筑師」之一，而他的施政更為香港立下了決定性的貢獻。
另一方面，葛量洪對中共所采取的務實態度，促使英國在1949年以后得以繼續管治香港特別行政區，而中國大陸也同樣停止鼓動國內民眾發起收回香港的風潮。經過葛量洪的努力下，中國大陸更暫時放棄向英方談論香港前途問題，這結果為香港帶來了相對穩定的環境，使香港經濟能夠在戰后穩步發展。可是，葛量洪任內擱置「楊慕琦計劃」，并限制香港進行大幅度的政治改革；于是一直至1980年代以前，歷屆港府也未有作任何重大政治改革，這遂成為香港人政治意識薄弱的一大原因。
在他身故后，香港立法局曾特別于1979年10月11日的會議上為他默哀一分鐘，而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更認為葛量洪「是偉大的管治者、擁有偉大的人格，和最偉大的港督」。
家庭關系
在1925年，葛量洪于游歷北京的時候結識了來自舊金山的女子慕蓮（Maurine Samson），兩人結識后不久，即決定結婚，婚禮在1925年10月28日于香港特別行政區舉行，并且由時任輔政司施勛爵士為新娘送駕。但有趣的是，由于施勛爵士在等待新娘梳理時睡著了，結果最后遲了出發，還使婚禮儀式延遲舉行。此外，葛量洪與妻子葛慕蓮成婚后還曾租用了時任香港總督司徒拔爵士的游艇，到長洲渡蜜月。
葛量洪與葛慕蓮在婚后依然恩愛如昔，葛量洪亦曾自言，自己最快樂的回憶，莫過于「妻子在夏夜的月光滋潤下，在港督府后花園中踱步」。葛量洪與葛慕蓮長相廝守，一直到她在1970年去世為止。在1972年，葛量洪復另與瑪格麗特？艾琳？拉姆利夫人（Mrs Margaret Eileen Lumley，c.1921年—）結婚，拉姆利夫人是谷物商人查爾斯?S?賴特（Charles S. Wright）的女兒。在葛量洪逝世前生病的日子，他都是由拉姆利夫人所照顧的。
葛量洪在兩段婚姻中都沒生有任何孩子，他死后，其遺產在1979年2月9日進行估值，所得結果為320,097英鎊。
葛量洪回憶錄
葛量洪是少數發行回憶錄的香港總督。在1965年3月，他委托了香港大學出版社發行回憶錄，書名為《Via Ports -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該書以英文寫成，共205頁，只發行了1,500本，并由國泰出版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印刷。葛量洪的回憶錄除了詳細地交代自己的公職生涯外，也仔細寫下自己對中國的看法。另外，他亦對英國殖民地辦公室作了率直不諱的評價。
此書發行多年后，至1980年代香港展開前途談判時，始再為人所注視。在1984年9月，此書被曾景安譯成中文，書名則為《葛量洪回憶錄》，由廣角鏡出版社發行，索書號是ISBN 9622260691。
獲得榮譽
榮銜
C.M.G. （1941年）
kcmG. （1945年）
蘇黎世草蜢足球俱樂部重癥肌無力 （1951年）
榮譽學位
·榮譽法律博士（香港大學，1952年）·榮譽院士（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
以他命名的事物
·葛量洪獎學基金，1955年成立，為紀念葛量洪任香港總督而設，下設有「葛量洪杰出學生獎」。
·大苞山茶（Camellia granthamiana），于1955年10月為農林署一名華籍職員在大帽山大城石澗所首次發現的稀有茶花品種。在1985年，香港郵政署發行一套名為《香港花卉》的郵票，其中葛量洪茶花出現在6毫郵票之上。
·亞歷山大爵士號（Sir Alexander）與慕蓮夫人號（Lady Maurine），1954年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廣九鐵路的柴油機車。
·慕蓮夫人號（Lady Maurine），為葛量洪在任香港總督時購置的游艇，除供官員視察離島之用外，每有港督上任履新，慕蓮夫人號更會在啟德機場接載港督，到皇后碼頭登岸。
·據葛量洪的自傳所述，本港曾有一所新建的精神病院，建議以他命名，但為葛量洪所婉拒。
參考資料 >
國民政府為何錯失收回香港的歷史機遇.澎湃新聞.2024-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