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帝君陰文》又稱《文昌帝君丹桂籍》（簡稱《陰騭文》或《丹桂籍》），是托名文昌帝君而作的勸善書，道教重要的勸善典籍之一。
《文昌帝君陰騭文》約成書于元代。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于延禧三年(1316年)將梓潼帝君加封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這以后才開始把梓潼帝君稱為文昌帝君，因此該篇的創作不早于元代。開篇即是“帝君曰……”，這種創作手法是道教的習慣用法，即道士隱身背后，假托道教某位神來說法。此書成于《太上感應篇》之后，有各種手抄本、刊刻本，清代道士將其收入《道藏輯要》集，另外《昭代叢書別集》《三益集》均有收錄。
通篇教人們止惡修善，不僅是在行為上要斷惡修善，更要在心地上，在暗室屋漏當中要懂得規范自己，不可以產生惡的念頭。《陰騭文》等道教善書的出現標志著道教勸善書的正式形成。隨著道教一步一步向更加世俗化和民間化的方向深入，道教善書也得到更大的發展和普及。由于其提供的行善方法簡便易行，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社會各階層人士，為各自不同的目的加入。
時代背景
文昌是古代星名，《史記·天官書》說：“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隋書·天文志》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府也，主集計天道。”兩部史書所提到的斗魁是北王卜七星的前面四顆星，因其形狀而名之魁星。斗魁背上屬大熊座的六顆星叫文昌，屬紫微垣，又名“文曲星”。在中國古代神話中，這顆星被神化為主宰功名、祿位的神。在宋元時期，這顆神星逐漸與地上的梓潼神結為一體。梓潼帝君于是成為天上的大神，上帝命他掌管文昌府及人問祿籍。這個新的神祇，仍司科舉利祿，一名文昌神，又名梓潼神。元延初重新以科舉取士，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敕封文昌神為文昌帝君，使得文昌信仰得到持久。歷代帝王的追封，文人士大夫的膜拜，讓作為主管天下科舉文運的文昌神對社會各個層面產生了巨大影響，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文昌文化。文昌文化以道教“升仙”教義為基礎，以道教方術、祭儀為手段，傳達宗教化的“道”的信仰，同時借助佛教“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的思想，宣傳儒家的“孝”、“忠”、“善”等倫理觀念，重視引導人們的現實行為。
《文昌帝君陰騭文》是道教勸善書之一種。以通俗形式勸人行善積陰德，久久必將得到神靈賜福。《文昌帝君陰騭文》與《太上感應篇》同為勸善書，《感應篇》以反面懲罰為主，《陰騭文》以正面勸誘宣化為主。
原文
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
未嘗虐民酷吏
救人之難
濟人之急
憫人之孤
容人之過
廣行陰騭，上格蒼穹
人能如我存心
天必賜汝以福
于是訓于人曰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救蟻中狀元之選
埋蛇享宰相之榮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
利物利人
修善修福
正直代天行化
慈祥為國救民
忠主
孝親
敬兄
信友
或奉真朝斗
或拜佛念經
報答四恩
廣行三教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
矜孤恤寡
敬老憐貧
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
施棺免尸骸之暴露
家富提攜親戚
歲饑賑濟鄰朋
斗稱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奴婢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印造經文
創修寺院
舍藥材以拯疾苦
施茶水以解渴煩
或買物放生
或持齋而戒殺
舉步常看蟲蟻
禁火莫燒山林
點夜燈以照人行
造河船以濟人渡
勿登山而網鳥綱
勿臨水而毒魚蝦
勿宰耕牛
勿棄字紙
勿謀人之財產
勿妒人之技能
勿淫人之妻女
勿唆人之爭訟
勿壞人之名利
勿破人之婚姻
勿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勿恃富豪而欺貧困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于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于眉睫
常須隱惡揚善
不可口是心非
剪礙道之荊榛，除當途之瓦石
修數百年崎嶇之路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垂訓以格人非
捐以成人美
作事須循天理
出言要順人心
見先哲于羹墻
慎獨知于衾影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
近報則在自己
遠報則在兒孫
百福駢臻，千云祥集，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譯文
張亞子說：我第十七世轉生為人，現士大夫身，從未虐待百姓和下屬。時常救助別人渡過難關，在他人陷入危機時出手相助，憐憫孤兒，包容他人的過失，廣行陰功，上感天心。如果有人能像我一樣存心，上天必定會賜給他福德。于是就告誡世人說：漢朝時的于公，審理案件公正合理，大家對他的判決絲毫沒有怨言。他蓋房子時，修了一座能容納四匹馬并排通行的大門。有人問為何修這么寬的門，他說自己做官時從未冤枉好人，因此子孫必定有興旺發達的，現在建寬敞些，省得以后擴建。后來他兒子于定國果然官至丞相，孫子于永也官至御史大夫，并封侯傳世。五代十國時的竇禹鈞，三十多歲時還沒有兒子。有一次他夢見故去的祖父對他說：“你命里不僅沒有兒子，還很短命，要趕快多積陰德挽回。”此后他努力為善，救濟貧弱，廣積功德。數年后連生五子，他們長大后都做了官，竇禹鈞也活到了八十二歲。
宋朝的宋郊、宋祁是兩兄弟。曾有僧人為他們看相，說弟弟會考中狀元，而哥哥的功名比他還高。一天下暴雨，哥哥宋郊看到院子里的蟻穴被大雨沖毀，于是編了竹蔑，救起落水的螞蟻。等考試結果出來后，宋祁第一，宋郊第三。此時獻章太后主政,她認為弟弟排在哥哥之前，有違綱常倫理，于是就升宋郊為狀元。楚國人孫叔敖，有一次出游，遇到一條兩頭蛇，他就把它殺死并掩埋了。回家后，孫叔敖哭著對母親說：“我聽人說，誰要是見到了兩頭蛇就會死，我已經見到，估計活不久了。”母親問他蛇在哪里，孫叔敖說：“我擔心其他人看見也會遭遇不測，就把蛇殺死埋了起來。”母親對他說：“兩頭蛇毒性很強，所以人們才傳說遇到的人都會死，你如今把蛇殺了，不會遭遇不測的。我聽說，積累陰德的人必定有善報.你以后肯定能做大事！”后來孫叔敖果然做了楚國的宰相。
因此，想要廣種福田，就得心存善念，時刻想著方便別人，積累種種陰德。利益他人，多做善事，勤修福德。用正直的德行教化世人，以慈祥之心服務國家，救護民眾。應平等待人，寬宏大量。忠于君主，孝敬雙親。敬愛兄長，誠信待友。夫妻之間要和睦相處，對子孫要嚴加教育。不得對師長傲慢無禮，不可褻瀆圣賢之言。可以敬奉神仙，朝禮北斗，也可以拜佛念經。要努力報答天地之恩、父母之恩、國家之恩、師友之恩，廣行儒釋道三教圣賢的教化。闡揚真理以教化奸詐頑劣的人，宣講經史來啟發愚昧無知的人。救急就像挽救快干死的魚一樣，救危就像挽救被網住的鳥一樣。
應同情孤兒，撫恤寡婦；尊敬老人，憐憫貧窮。推崇善人，舉薦賢能，對人要寬恕，于己要反省。籌措衣服、食物，周濟無家可歸、饑寒交迫的人；施舍棺材，避免尸骸暴露在外。修造叢葬之所，創辦啟蒙的義塾。家道殷實應當提攜親戚，遇到饑荒要賑濟親朋。做生意秤頭要公平，不能賣東西就少秤，買東西就多秤。對待下人要寬宏大量。要多捐印經書，修建寺廟。施舍醫藥拯救病人的痛苦，布施茶水解除行人的焦渴煩躁。晚上在路旁點燈為行人照明，修造舟船，方便人渡河往來。可以買些動物來放生，或者吃齋持戒，斷除殺生。走路時應常常留意，不要踩到螞蟻等小蟲，嚴禁縱火燒毀山林。
切莫在山上設網捕捉飛鳥，也不可在河流湖泊中毒殺魚蝦。不得宰殺耕牛，不得隨意丟棄有字的紙。不得圖謀別人的財產，不得妒忌他人的才能，不得與別人的妻女亂搞，不得挑唆他人爭斗訴訟，不得破壞別人的名聲和利益，不得拆散他人的婚姻。不得因個人私仇而使人兄弟不和，不得因蠅頭小利使人父子成仇。不得倚仗權勢而欺辱善良的人，不得憑借富貴而壓迫貧窮困苦的人。
做人要守本分，謙恭謹慎，要遵守規矩和法度。同宗族的人要互相親睦,有冤仇要互相消解。要親近善良的人，這樣有助于提升德行，有益身心。要遠離壞人，如此才能杜絕隱藏的禍患。要時常隱匿別人的過錯，宣揚他人的善行,不能口是心非。要把有益的言論牢記于心，不要有超出禮法的言論。要剪除阻礙道路的荊棘，消除路上的瓦石；修整幾百年來崎嶇不平的道路，建造供千萬人往來的橋梁。應當留下嘉言訓誡，供后人鑒別是非善惡，捐贈錢財以成人之美。做事須遵循天理，說話要合乎人心。心里要經常裝著圣賢，私下做事也要光明正大，問心無愧。如果能做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永遠不會遭遇意外災禍，經常有善神護佑。所作所為，短期報在自己身上，長遠會報在子孫身上。如此，則會聚攏眾多的福德和百千種吉祥。這些都是從陰德中來。
主旨思想
思想主張
“陰騭”就是“暗中提拔”。文昌君就是文曲星，是讀書人的偶像。在《陰騭文》中，“陰騭”具有天人感應之含義，要求自己多積陰德陰功，就是說行善做好事不要到處張揚，只是悄悄地去做。即使在個人獨處而別人不知曉的情況下，也不做壞事，以此為條件，洞察一切的文昌帝君就會暗暗保佑你，賜給你福祿壽。文昌帝君主要是勸導世間人，廣行陰德，做善事。
·《陰騭文》高唱三教合一的調子。文中要求人們“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經”、“廣行三教”、“印造經文，創修寺院”，《陰騭文》增加了“無棄字紙”等與讀書人有關的內容。此外， 《陰騭文》提到的“陰騭”或“陰德”的思想在后來的道教善書中十分普遍，影響大。如“道高自有龍虎伏，德重感動鬼神歡。自古陰騭能延壽，善不求人天自憐”，在民間的影響也十分巨大。如明清特別流行“一命、二運、三風水、四陰德”的觀念。對很多人來說，行善的目的就是累積陰德，以求改變命運和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從這個角度看善書，就不難明白，為什么明清時期的士人會那么熱心于刊印和宣講善書，甚至身體力行。《陰騭文》宣揚的“陰騭”思想對后世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影響很大。人們在勸人行善時，總是叫人“積陰德”，為子孫后代著想。如果你“缺德”就會引起天怒人怨，不得善終，還會為子孫后代留下道德債務。
《陰騭文》等道教善書的出現標志著道教勸善書的正式形成。隨著道教一步一步向更加世俗化和民間化的方向深入，道教善書也得到更大的發展和普及。由于其提供的行善方法簡便易行，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社會各階層人士，為各自不同的目的加入。
創作手法
《文昌帝君陰騭文》通篇都是教人們止惡修善，不僅是在行為上要斷惡修善，排除空洞理論說教，結合歷史上真人真事，進行教化規勸。如“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為國救民”“施棺槨免尸骸之暴露”“施茶水以解渴煩”等，講的是真人真事。仙學肯定不是佛教，仙學與儒教無甚關系，仙學比較道家、道教亦有不同。佛教學說，不適宜衰弱的國家， 《陰騭文》等類善書，制造出一種極馴良極柔弱之生靈。所以，“為此世界，為此人生，自然以修道學仙為最高尚。”或可藉此發達國家思想，團結民族精神。“你若要救國，請你先研究仙學”，“再去實行修煉”。
相關文物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十二月十五曰刻。石在陜西西安。高57厘米，寬58厘米。劉紹宗行書。
愛新覺羅·旻寧二十四年（1844年）勒石。現存于方山縣大武鎮大武村。形制為長方形，大理石質。石刻高32、寬48厘米。石刻為王繼賢所臨道教典籍《文昌帝君陰騭文》。刻文楷書，陰陽兩面，每面刻3段18行，滿行16字。文字稍有剝落，保存基本完好。
文昌帝君陰騭文存古陽鎮白素村文昌祠，碑青石質，圓首方跌。碑高120、寬60、厚7厘米。碑文楷書。全文13行，滿行35字。
爭議內容
成書時間
《文昌帝君陰騭文》以文昌帝君降筆（即扶）的名義編而成。成書年代不詳。一說不晚于十六世紀末。
社會影響
兩宋時期慈善活動之普及與盛行，與《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等道教早期勸善書之流行，有緊密之聯系。及至明清，諸種勸善書風靡，其源亦應溯于此，可見其影響之長久。
《陰鷙文》有很強的倫理性特征，強調人們要在更廣泛、更全面的意義上完善自我、完善他人、完善社會。《陰鷺文》流傳到民間，其思想、說教對一般民眾和士大夫的社會生活也產生了深遠影響。《陰騭文》所蘊含的倫理思想可以豐富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內容，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還有助于道教界加強自身道風建設，踐行“人間道教”，發揚“正直行化，利物利人”的濟世度人精神，甚至于對民俗與國民心理氣質的研究都有裨益。
《陰鷺文》將善惡報應思想引入人們的曰常行為當中，尤其是人們如何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當中，倡導要積陰功，指出善待萬物，不但使自己可以得福，而且還可以讓子孫受益。《陰騭文》雖然篇幅短小，通俗易懂，但蘊含著豐富的倫理思想，對于指導當前道教界及信眾如何發揚“正直行化，利物利人”的普度精神，如何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提出了明確的價值規范。挖掘、研究、詮釋《陰騭文》的倫理思想對于和諧世界的建構，中國夢的實現以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和生態建設依然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利于凈化人心，促進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的優化與和諧，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天地萬物的普遍和諧。
參考資料 >
道教經典 |《文昌帝君陰騭文》全文及注釋. 平谷龍王廟.2024-01-19
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廣州華嚴寺.2024-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