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浩（1882—1968年），字贊侯，浙江余姚人（原屬慈溪沿江鄉）。早年肄業于京師大學堂，后考中舉人。曾在清政府鹽政、稅務機構任職。民國成立后任臨時政府鹽務署科長、廳長、次年為國家稅務籌備處委員。1916 年任北洋政府財政次長兼鹽務署署長，次年為代理財長，6月兼中國銀行總裁。1919年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1919年徐樹錚創邊業銀行于北京，李任總經理。1920年直皖戰爭中皖系大敗，名列安福系禍首之一，被通緝。1924年段祺瑞復出，再任，財長兼鹽務署督辦。1925年任關稅特別會議委員會委員。1933年天津大中銀行改組，任總經理。1934年因全國經濟重心南移，遷大中總管理處至上海市。1936年四明銀行改組為官商合辦銀行，任商股董事。抗戰爆發后避走香港特別行政區，1941年12月遭日軍拘禁。1942年2月返滬，發起設立阜通銀行，任董事長。1943年日偽改組四明銀行，李任董事長、兼中國通商、交通銀行董事。1944年任偽上海市市政咨詢委員會主任委員《新聞報》社長曾任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68年1月28日去世。
早年經歷
李思浩，字贊侯，慈溪市人，1882年（清光緒八年）生。祖上經商，積有財產，有棉田2萬余畝。其祖上臨終遺言，田產不得變賣，逐年收入留作栽培后輩，獵取功名之用。李思浩自幼聰慧好學，少時即以神童名聞鄉里。20歲（1901年）時負北京，入京師大學堂師范館，接觸到新式知識。但他牢記祖上叮囑，仍圖走傳統的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功名之路。1903年，李思浩回浙江杭州應鄉試，中第103名舉人，總算不負祖上獵取功名之厚望。次年又去開封市，參加甲辰會試（北京試場已毀于八國聯軍庚子之役），竟名落孫山（亦有稱中進士）。此時已屆清政府行新政、廢科舉、辦新學前夕，李思浩通過科舉再向上博取功名的路徑已斷，于是不得不再返北京，出資向清政府捐得主事，分發在北京戶部，同時繼續在京師大學堂學習。1906年，李思浩出任度支部編考核，開始接觸鹽務，從此與財政、鹽務與金融結下了不解之緣。
1907年，清政府將戶部改為度支部。后因鹽務繁忙，該部專設鹽務籌備處，李思浩為籌備委員之一。1910年，李思浩任度支部考核司司長兼鹽政處處長，1911年任稅務司司長。在此期間，李思浩主要負責鹽政事宜，曾赴浙江省、兩廣等地調查鹽務，提出整頓鹽務新法，先后受到度支部尚書愛新覺羅·載澤、陳堯甫等人的賞識。
民國創立后，官制初定，改度支部為財政部，下設鹽務署，署內分設總務、場產、運銷三廳。署長張弧，李思浩先任鹽稅科科長，后任場產廳廳長。鹽產不僅關系國計民生，而且鹽稅為穩定的大宗財政收入，鹽政一向受各方關注。1913年，北京政府向列強接洽善后大借款，以鹽稅為主要擔保之一，從此全國鹽政受到列強的控制。1914年4月，根據北京政府與外國銀行團的協定，在財政部之下成立鹽務稽核所，總辦為英國人丁恩，實際控制了中國鹽政的有關重要事宜。鹽務署的一切款項收支，事事須經總辦核批，處處仰其鼻息。鹽稅收入除按期撥付到期的善后借款本息外，余款大部存入匯豐銀行，名為鹽余，作為其它內外債務的擔保，但仍有一部分撥解到財政部，作為員司薪給及行政經費之用。此時張弧和李思浩合議，向丁恩力爭取將各地應撥還的1914年4月前的歷年鹽稅欠款另行入帳，列入“鹽務另款”，由鹽務署自行支配，不受鹽務稽核所的控制。鹽余與鹽務另款合計每月收入可達數百萬元，成為北京政府一筆穩定的收入，在當時北京政府財政相當困難的情況下，這筆收入對北京政府的意義不言而喻，而負責鹽務的李思浩也因此成了北京政府的“財神爺”之一。
1915年，袁世凱圖謀改行帝制，遭到社會各界的反對。鹽務署長張弧連續接到多封恐嚇信，警告他不得再為袁世凱效力，張因膽小而辭職，鹽務署署長遂由李思浩升任，同時仍兼任場產廳廳長。從此，鹽余及鹽務另款基本為李思浩所掌握，他除將此款的一部分上交財政部外，將其中的相當一部分用于報效各時期的當政者。因此，先后擔任北京政府總統的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等人，都不斷給李思浩捎來便條，“情商”提用款項，李思浩由此成為當政者眼中的紅人。袁世凱當政末期，將李思浩名列中書門下，以鹽運使資格備用。
1916年3月，袁世凱在討袁護國戰爭風起云涌的壓力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旋即在6月病死。其后，黎元洪接任大總統，并由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組織內閣。經段的親信徐樹錚的推薦介紹，李思浩出任財政次長兼鹽務署署長，得到段祺瑞的欣賞，逐漸成為段所倚重的干將。在段祺瑞周圍集合而成的軍閥派系，稱為皖系，李思浩既為段所信賴，當然也就成了皖系集團的中堅人物之一。皖系一手操縱的安福俱樂部成立后，李思浩又成為安福系的財政后臺。由于李思浩掌握了鹽余與“鹽務另款”這個錢袋，為皖系所倚重，因此在皖系倒臺前，雖然北京政府的內閣成員不斷變動，財政總長一再易人，而他的財政次長地位卻極為穩固，始終連任，不曾換人，成為政壇不倒翁。
政治生涯
1917年4月，財政總長陳錦濤因涉瀆職業嫌疑被免職查辦，李思浩一度以次長身份代理財政部部務。同年6月，徐恩元因在中國銀行總裁任上未處理好各方關系，被迫去職，李思浩又兼任了中國銀行總裁。然而好景不長，他在中國銀行總裁的位子上坐了不及一個月，情況還未熟悉，便趕上了7月1日“辮帥”張勛擁愛新覺羅·溥儀丁巳復辟之舉。慌亂之中，李思浩微服出京，躲避動亂。不旋踵，段祺瑞組織“討逆軍”，在馬廠誓師，討伐張勛，李思浩為之奔前跑后，積極籌措各項軍事費用。7月12日，張勛失敗，被逐出北京，段祺瑞再次上臺執政，李思浩繼續擔任財政次長。1919年11月，靳云鵬組織內閣，李思浩出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手握財政大權，可謂呼風喚雨，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高峰。
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皖系戰敗，段祺瑞被迫下臺，直奉兩系共掌北京政權。直系等隨即操縱北京政府，下令通緝皖系骨干分子李思浩、徐樹錚、段芝貴等10人，被共稱為“安福十大禍首”。李思浩消息靈通，先于24日逃入東交民巷，避居于俄華道勝銀行的高級職員宿舍。李思浩只擔任了不到一年的財政總長，而他為逃避通緝，在東交民巷一住就是3年多，無法自由活動。直到1923年，經北洋政府元老王士珍等人的疏通，大總統黎元洪取消通緝令，李思浩始離開北京去天津市閑居。不久又應浙江省督軍、直皖戰后皖系碩果僅存的大將盧永祥之邀，去杭州市居住，并被盧永祥奉為上賓。1924年9月，盧永祥與直系軍閥的大將、江蘇省督軍齊燮元開戰，是謂江浙戰爭。結果盧永祥戰敗，李思浩隨盧逃出杭州，蟄居于上海租界。
結算金佛朗案
1924年10月，直系與奉系軍閥在北方發生了第二次戰爭。由于直系大將馮玉祥臨陣倒戈，直系戰敗，曹錕辭去大總統職務。11月間，段祺瑞在張作霖和馮玉祥的支持下重新出山，在北京組織臨時執政府，自任執政，重新搭起了北京政府的班子。段祺瑞起用老部下李思浩，擔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但此時段祺瑞所代表的皖系實力已大為削弱，今非昔比，而各地軍閥割地稱雄，各省稅收多被截留，中央所得甚少，“鹽務另款”來源也告斷絕，北京政府財政陷入絕境。即使京之內的稅賦收入，也都被劃歸奉、馮兩軍充作軍費，臨時執政府的日常開支、軍警餉金，均籌措無著，只能靠告貸度日。此時外債因幾無可作抵押之物，無處可借；內債因無償還信譽，本國銀行又都袖手旁觀。在這種情況下，段祺瑞飲鴆止渴，甘冒天下之大不，責令李思浩限期辦理結算金佛郎案。
金佛郎案的由來是，根據《辛丑條約》，中國須賠償法國白銀7088萬兩，通過關銀與佛郎（太平洋法郎）之折算，連本帶利共58016萬佛郎。因為佛郎實行金本位制，而金銀比價經常變化，故每年中國以白銀時價折合金佛郎交付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因為通貨膨脹，佛郎貶值，其實際價值僅及其紙面含金量的1/3。為了確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失，1922年，法國提出將庚子賠款之未付部分退還中國，用于償還中法實業銀行基金，發展中法教育事業，代償中國政府應繳中法實業銀行未清股本，及清結中國政府欠中法實業銀行各款，但所有這些用款，均以金佛郎計算。所謂“金佛郎”，是指實行金本位的紙幣。當時中國銀幣1元值8佛郎有余，而如果以其含金量牌價換算，則只值2佛郎70生丁左右。如果按照法方要求，以金佛郎付款，中國將要損失6500萬元之多。這樣，名義上是法國向中國退還庚子賠款，實際是為了法國的利益，將佛郎貶值的損失轉嫁于中國，中國不僅未得好處，反要向法國付出一大筆錢。
法國提出以金佛郎結算庚子賠款的要求后，北京政府據理駁回。此后，法國方面在這個問題上一直糾纏不休，緊逼不舍，并以東方匯理銀行扣留鹽余和拒絕參加關稅會議相威脅，逼迫北京政府讓步。中國方面的一些高官顯貴，特別是王克敏等人，與中法實業銀行利害關系密切，他們也希望在用庚款償還該行各款項時，照所謂金佛郎支付，以獲取更多利益，故慫北京政府滿足法方要求。在內外雙方的壓力下，北京政府曾在1923年2月，決定同意以金佛郎結算法方退還之庚款。然而消息傳出后，輿論大嘩，各界一致抨擊此決定為賣國行為，該案在國會被擱置，懸而難決。1923年10月，曹錕通過賄選，成為北京政府總統，法國聯合各列強遞交照會，聲明如中國不承認金佛郎，則法國對中國政府整理外債、增加關稅等問題將不予支持。曹本想通過與法國的談判，秘密承認法國的要求。但礙于各界的強烈反對，他不敢貿然行事。12月，北京政府再次向法國聲明不承認金佛郎。
對于金佛郎案，段祺瑞在臺下時也曾通電反對。但此時段的臨時執政府財政枯竭，張作霖、馮玉祥催索軍費，急如燃眉，段祺瑞只好不擇手段，以圖先渡過難關再說。在段的指示下，李思浩復就此事與法方再度商議。在法方壓力下，中法于1925年4月20日成立協定，規定法國庚款退還時以美元匯率折合中國貨幣計算，而法國則以金佛郎折合為美元，中國實際上還是承認了法國提出的以金佛郎結算的要求，并將為此損失關銀6200多萬兩，但臨時執政府也可由此換得扣在總稅務司安格聯手中的關余、鹽余2360多萬元，作為救急之用。李思浩此舉雖為代人受過，但激起社會各界的反對是不可避免的，有傳聞他已受馮玉祥部下的嚴密監視，并將對其采取行動。李思浩預感處境危，遂于1925年11月再度逃入東交民巷，租得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的空屋兩幢暫居。1926年4月，馮玉祥的軍隊在與奉軍的作戰中失利，退出北京，李思浩遂由奉系備專車送至天津市，從此在天津開始了他長期的寓公生涯。
晚年境遇
李思浩到天津后，退出政壇，終日閑居，不問世事。其間中國政壇風云變幻，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中國國民黨成為中國政治舞臺的當權者。1931年冬，蔣介石因九一八事件和國民黨內部派系分裂，一度辭職下野，回到家鄉奉化區。此時，蔣介石與宋子文一度發生矛盾，宋離職去廣東，并表示要辭去財政部長職務。蔣介石則通過虞洽卿，請李思浩往。李在征得段祺瑞的同意后，南下到達上海市，由虞陪同赴奉化見蔣。蔣表示擬以財政部長相委，然時過境遷，此時的李思浩早已失去當年的實力，在天津市賦閑多年，與政事也早隔膜了，蔣的表示或許只不過是一種姿態而已。李思浩心知肚明，表示愿意在財政上盡力相助，但財政部長一職仍建議宋子文留任。宋在廣東省聞訊后，急忙趕到南京，從此不再提及辭職一事。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勢力深入華北。為了避免日本利用北洋政府元老從事分裂活動，1933年2月，蔣介石派錢新之北上天津，接段祺瑞南下。錢找到李思浩，由錢、李共同陪同段祺瑞到達上海市，由國民政府每月撥給段生活費，直到1936年11月段在上海病逝為止。對李思浩、曾云、段宏業等段派人物10人，亦每人每月致送津貼1000元。直到抗戰時期，李思浩托人帶信給重慶市當局請免后，他的津貼始告取消。
1935年，日本對華北的侵略更為擴大，華北局勢更加緊張，李思浩得到蔣介石的電召去洛陽市，被任命為冀察政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并兼下屬之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著其當即北上赴任。蔣介石的意圖是利用李思浩與日方的關系，盡可能有所緩沖，以爭取時間。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平市郊外的盧溝橋發起挑釁，攻擊中國軍隊，中國守軍奮起抵抗，抗日戰爭爆發。此時，日本軍方力圖留住李思浩，利用他為日本侵華效力，而李思浩則決心脫出樊籠，毅然離開北平，至天津市住下后，再搭輪船到上海市。但李思浩到上海后，上海大部地區也已淪陷，只余租界地域成為日軍暫時無法染指的“孤島”。日方繼續派人威脅利誘，迫李思浩出任偽職，而當時上海暗殺之風甚熾，李亦被列入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監視名單之中。李思浩深感自己危若釜中游魚，只得避走香港特別行政區。他在香港經常和杜月笙、錢新之交往，并曾同去武漢見蔣介石。蔣委他為中央賑濟委員會第九救濟區（轄區為閩、粵、桂、港、澳等地）賑務委員，李遂重返香港居住。軍統首領戴笠曾多次過港，每次都與李思浩見面，某次李對戴戲言：過去在天津市、上海多蒙你們關心，成為注意對象，現在可以從監視名單中勾去了吧。戴笑答：“我們早是一家人了，還提作甚。”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淪陷，李思浩被日軍拘押到上海市，再次成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監視的對象。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曾多次找李談話，企圖拉其下水。后由于日方內部對李的看法不一，且汪偽政權早已開張，也不愿李再插足進來，因此他始終未曾正式下水出任負實際責任的偽職，但在經濟上曾得到汪偽政權的津貼，并擔任了一些掛名職務，如偽交通銀行常務董事、中國通商銀行董事、上海四明商業儲備銀行董事長、《新聞報》董事長等，每月領取多少不等的干薪。
抗戰勝利后，李思浩因與蔣介石、戴笠等人關系較為密切，而且未在偽政權中負過實際責任，所以不曾遇到肅奸的麻煩。此后他因年邁體衰，不再從事社會政治活動。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后李思浩擔任過上海市政協委員。
1968年1月28日，李思浩因病在上海去世，終年86歲。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