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是由元代僧人釋慶吉祥等編著的佛學典著，旨在勘校北傳《大藏經》在藏傳與漢傳過程中產生的異同。《大藏經》是佛教最基本的典籍，由于翻譯過程中對經意的不同理解以及文字表述的局限，各版本之間存在差異。至元為孛兒只斤·忽必烈年號，法寶指佛教經藏，勘同即為勘校異同。
基本介紹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簡稱《至元錄》，十卷，元代釋慶吉祥等撰。至元年間，元世祖因發現西僧經教與漢僧經教在音韻上有異，遂命兩土名德對辯，以求決斷。此事始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經過三年的努力，完成了這部巨著。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對漢文藏經和藏文藏經的異同進行勘校，因此題名為“勘同總錄”。
內容簡介
本書卷首列有慶吉祥為首的編修、執筆、校勘、校證、譯語、證義、證明諸人的銜名，共二十九人。慶吉祥等十五人系漢僧，其中演吉祥本名定演，事跡見趙孟頫所撰的《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融大師演公塔銘》。元廷官吏五人中，迦魯拿答思和安藏在《新元史》中有傳。
本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總敘，標示本書的緣起和大綱，又分四科：第一是“總標年代，括人法之弘綱”，記錄自后劉莊永平十年到元至元二十二年二十二個朝代譯出三藏的部數和卷數。第二是“別約歲時，分記錄之殊異”，列載東漢到元五個階段中譯人和傳譯經典的數字。第三是“略明乘藏，顯古錄之梯航”，著錄《開元》《貞元》《祥符》《景》《弘法》等錄所記的經律論部卷數目。第四是“廣列名題，彰今目之倫序”，標明本書的分類和部卷數目。第二部分是本書的正文，文前有一段說明：從有翻譯以來經律論等的卷目、年代、譯人事跡等在《開元》等錄中，已有記載，對于這一方面即不再詳述，而只按類分載各經。
本書的分類是按契經（經）、調伏（律）、對法（論）三藏，每藏又分菩薩和聲聞二乘，末尾有圣賢傳記錄。在菩薩契經藏中分顯教大乘經和密教大乘經二類。顯教大乘經中又分《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諸大乘經六部；密教大乘經中又分秘密陀羅尼和儀軌二部。在菩薩對法藏中分大乘釋經論和大乘集義論二類。圣賢傳記也分梵本翻譯集傳和東土（指漢地）圣賢集傳二類。這種分類法，大致是依據《開元釋教錄》。如關于菩薩契經藏以《般若》部居首，小乘契經藏以《阿含》居首，及圣賢傳記所包括的內容等的說明都是照《開元錄》原文錄。只是把密教和顯教分列，則是本書所獨具。自唐宋以來，密部教典翻譯日多，附列在顯教經籍中已不易包容，同時，藏傳佛教在元代極為朝廷所重視，把密教和顯教并列，正反映出密教在當時佛教中的地位。也有可能，顯密并列是受藏文藏經目類歸類的影響。例如現存的古錄登迦目錄，在大乘經、小乘經而外，另列“秘密呾特羅”一大類。后來的藏文經錄，一般也是分為經部和續部，因而為《至元錄》所采用。
本書的組成是以《開元釋教錄》所載為骨干，再以《貞元》《祥符》《景祐》《弘法》等錄所載補充，故引用《開元錄》經目所占比重量大，約近四分之一。本書是以藏文大藏經目錄，對勘漢文經藏，凡是有漢譯本同時也有藏譯本的，很多將梵語原名用漢文音譯注在經名之下。作者在《般若》部的梵名下發凡起例說：“今此總錄，于題目內間有一二所以安梵名者，自來三藏但以梵文譯為華言，所以不存梵名。間有存者，于五義中亦有具一二義故不翻者也。今因與蕃相對，隨彼蕃云有無記錄，有者著之，無者仍舊。或有的對，或約蕃義，不可一準也。義學高德善二音者，請勿疑矣。”這是因為藏文翻譯的經典，卷首大都保留著梵文原名的音譯之故。漢文與藏文譯本有不同之處，則勘其同異，加以注明。如《大般若經》第一會下加注：“此會經與蕃本《十萬頌般若》對同。”小注，“此會比西蕃本多‘常啼’、‘囑累’、‘法涌’三品，其蕃本卻在第五會中”。又在同經第五下加注：“此會經與蕃本《八千頌般若》對同。”小注“此會比蕃本少‘常啼’、‘法涌’、‘囑累’、‘慈氏所問’四品，前三品卻在前第一會中‘慈氏所問品’全闕”(均見卷一)。又如《大集會正法經》下注：“此經與蕃本相對，彼經稍少”(見卷二)。《華手經》下注：“亦名《攝諸善根經》，此名與西蕃本同”(卷三)。這些校勘，對于研究漢藏教典是很好的資料。
在校勘過程中，也提出一些問題，如《大方等大集經》下注說，“梵語云，此《大集經》一十一分，四十八品，品局當部，分及支派。今勘本經總有八品三分，于三分中曲分二十八品，共成三十六品。云四十八，未詳所以”(卷二)。這還有待于后人的研究。至于某些藏文譯本有疑問的經，如《仁王護國般若經》(見卷一)、《觀虛空藏菩薩經》(見卷二)、《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卷六)，都注明“蕃疑，析辨入藏”等字樣。
本書著重在漢藏對勘，著錄的典籍方面，唐以前同于《開元》《貞元》二錄，宋代同于《祥符》《景祐》二錄，所增補的不多。著錄遼朝、元代的譯述，僅只慈賢、思孝、非濁、八思拔、安藏等數人。但是本書所征引的《祥符錄》《景祐錄》，現只存殘本，《弘法入藏錄》久已失傳，從本書中還可以了解三錄的內容。
本書在對勘漢文藏文方面，雖大力進行，但存在一些疏漏的地方。第一，同本異譯的經，因為立名不同，有的則注“蕃本有”，有的則注“蕃本闕”，而表現出自相矛盾。如《大寶積經》第十二《菩薩藏會》，注云“與蕃本同”(卷一)，《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雖注明與上經同本，但卻說“蕃本闕”(卷四)；又如《大乘日子王所問經》，注明與《優填王經》同本(卷四)，《優填王經》即《大寶積經》第二十九《優陀延王會》，注云“此會與蕃本同”(卷一)，而《大乘日子王所問經》卻注“蕃本闕”(卷四)。第二，有些同本異譯的經，沒有勘出，因而在加注藏文本有無上也不一致。有如《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與《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注云“同本異譯，蕃本闕”(卷三)，而《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則注云“與蕃本同”(卷四)，不知此三經原系同本異譯。又如《善法方便陀羅尼經》與《金剛秘密善門陀羅尼經》《護命法門神咒經》，注云“同本異譯，蕃本闕”(卷五)，又如《延壽妙門陀羅尼經》則注云“與蕃本同”(卷六)，不知此四經原系同本異譯。第三，有的經不是同本，誤作同本，如《妙法圣念處經》下注“與《大寶積經》第四十三《普明菩薩會》同本”(卷四)，實際是錯誤的。
第四，在對勘藏文本時，常常依據書名判別有無，而實際不然。如《阿毗達摩集論》《雜集論》，皆注“蕃本缺”(卷八)，而實際皆有藏文本。又如《觀所緣論護法釋》，注“蕃本同”(卷九)，而實際缺藏文本。這類例子很多。第五，在梵名經題上，也間有錯誤。如《大寶積經》第二十九《優陀延王會》，梵題作“阿亞 烏答亞拿 哇忒薩 阿啰扎 拿麻 八哩 哇哩 八哩巴哩赤”(卷一)，后半應作“八哩巴哩赤拿麻巴哩哇哩怛”。《優填王經》與上經同本，梵題作“阿唎亞 烏達牙拿 哇忒薩 阿啰扎 拿麻八哩瓦八哩巴哩赤 啰答”(卷一)，后半也應作“八哩巴哩赤拿麻八哩瓦啰答”。又如《大方廣佛華嚴經》，梵題作“怛 阿瓦怛薩甘 拿麻麻訶布嚕亞 大乘和尚那 蘇怛啰”(卷二)，摩訶下脫vai字之音譯。另外有的梵題和漢譯經名配合錯誤：如《大寶積經》第十五《文殊師利授記會》，注云“蕃本闕”，然第四十六會《文殊說般若會》的梵題“阿唎亞 曼殊師利 哺怛 乞室怛啰 孤拿 尾喻訶 拿麻 摩訶衍那 蘇怛唎”(卷一)，正是第十五會的梵名，而不是第四十六會的梵題。
又如《般舟三昧經》與《拔陂菩薩經》《大方等大集賢護經》是同本異譯，注說“蕃云對同，未見其本”(卷二)，所以沒有梵名，但是《大方等檀特陀羅尼經》的梵題“阿唎亞 缽拿 帝烏都巴拿哺怛三穆迦 阿瓦思滴怛 三麻帝拿麻 麻訶衍拿 蘇怛啰”(卷五)，就是《般舟三昧經》的梵名，與《大方等檀特陀羅尼經》則毫無關系，都是對勘誤解所致。最后第六，在譯人方面，也間有錯誤，如《文殊師利一百八名梵贊》作施護譯，《圣觀自在菩薩梵贊》作法賢譯(卷十)，但在《祥符錄》卷七上都作法天譯。此外，誤題、漏注或重復之處尚多。
漢藏佛典的對勘，本是艱巨的事業，在當時政府的主持下，集合了許多漢藏有名的專家來工作，經過三年的時間，完成了這部巨著，對于佛教經典目錄的整理研究，有其一定的作用。本書保存下來的經論梵名譯音，可供語言音韻學家作參考，所勘藏文經典的有無，也是研究古代藏族佛教有價值的資料。后世在經典分類上，以密教獨立為部，如明寂曉的《釋教匯目義門》，藕益智旭的《閱藏知津》，都是受本書的影響。
本書在清代乾隆(1736～1795)，工布查布著藏文本《漢土佛教史》曾抄譯本錄為其最后一部分。又1883年日本南條文雄英譯《大明三藏圣教目錄》，也曾利用本錄，注出各書的梵語原名。由此可見本錄應用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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