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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乃（1917年1月-2004年1月30日），湖南長沙人，原名黃一寰，后改為黃鼐，為書寫方便再改為黃乃，中國共產黨員，世界語學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漢語盲文的創造者，中國漢語盲文專家，盲文教育家，被譽為“中國盲文之父”，他還是中國民族革命先驅黃興之遺腹子。

20世紀30年代，黃乃留學日本，抗日戰爭爆發后回國并奔赴延安市，曾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研究室日本組組長，《解放日報》敵情副刊主編，新華通訊社國際部主任。1937年，黃乃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3月失明后，潛心研究盲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黃乃歷任教育部盲聾啞教育處處長，中國盲人福利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第一至第三屆副主席，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第一、二屆主席團副主席，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理事，第二至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52年提出了“新盲字方案”，1953年經教育部批準在全國推廣。此后對盲文的研究一直沒有停止，帶領一批熱心盲文的改革者，經過近20年的研究、實驗，1992年完成了“漢語雙拼盲文方案”的設計，1995年經國家5部委批準開始在全國推廣試行。但“雙拼盲文方案”后來相繼被“現行盲文方案”和《國家通用盲文方案》所取代。1999年，出版論文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漢語盲文》。

黃乃獲得國務院第一批頒發的有特殊貢獻的知識分子獎狀和政府特殊津貼。他也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享受此項殊榮的唯一一個殘疾人。黃乃是新中國殘疾人事業，尤其是盲人事業的重要奠基人，同時也是新中國漢語盲文的發明者。在新中國盲人福利保障、就業促進、盲文出版以及特殊教育等諸多領域，他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17年1月，黃乃出生于上海市，湖南長沙人，他的父親是中國民族革命先驅黃興。黃乃出生時，父親已經去世。他跟隨母親扶送父親的靈柩回到了家鄉長沙市，在長沙度過了他的童年。黃乃畢業于長沙楚怡小學，跳過兩次班，畢業時拿了第一名。那時候，黃乃眼睛就已經近視了，度數大概有500度，家里人出于對他視力的考慮，建議他不要長時間看書，但他實在喜愛閱讀，經常偷偷的看書。

讀完小學后，黃乃和母親一起來到南京。1934年，當黃乃正在讀高中二年級時，由于意外事故，他的右眼視網膜脫落，右眼從此失明。事情源于他在中學時期參加的一場球賽，比賽中他不幸被足球踢中右眼。事發后，他的二哥黃一中陪著他四處尋訪名醫進行治療，可惜最終還是未能挽回視力。家中的長輩得知此事后，心急如焚，憂慮不已。畢竟黃乃是黃興先生的遺腹子，黃家上下一直對他呵護備至、疼愛有加。不過，黃家人性格寬厚仁慈，并沒有因為這件事去責難那位闖禍的學生。因為這次意外，黃乃耽誤了一年多的學業。后來，當他在南京中學畢業時，他小學時的同班同學兼同鄉好友李銳，早已考入武漢大學水利專業開始學習了。

黃乃右眼失明后，回到長沙市休養，這期間他接觸了一些進步青年，參加了他們創辦的《文友》雜志的撰稿和編輯工作。此時的中國，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廣大仁人志士都在尋找國家民族之出路。1935年爆發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使黃乃深受鼓舞，1936年4月，為了尋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踏上了留學東海之路。

求學經歷

1936年，黃乃東渡日本留學，他原本日語基礎就不錯。在他就讀日本大學社會學專修科的時候，遇到了一位令他印象深刻的日本世界語教師，日本著名的左派領導人中桓虎兒郎。這位老師給他講授世界語，還給他介紹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新思想。在這位老師的影響下，黃乃刻苦地學習世界語，開始閱讀世界語進步書籍。3個月后，黃乃參加了進步留日學生舉辦的“現代問題座談會”，并加入了世界語進步團體“留日世界語協會”。

此時的黃乃思想很激進很活躍，他多次參加了東京舉辦的各種世界語進步活動，還結識了留日的中國世界語者劉仁和他的妻子日本著名的世界語女作家綠川英子。同年10月，他在東京特別支部的領導下，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聯盟，他負責兩個團體的領導工作。并積極地組織各種活動。1937年黃乃在日本大學社會學專修科學習世界語時參加了世界語者學會，并成為該組織的負責人之一。1936年，中國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終于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使日本政府加緊了侵略中國的準備。

1937年在日寇對華發動全面戰爭的前夕，日本國內出現了白色恐怖。進步刊物《東流》《詩歌》等遭到查封，負責人被抓。當時20歲的黃乃也因涉嫌左翼世界語進步活動，于6月21日被日本警視廳逮捕，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遇牢獄之災。黃乃被日本當局抓捕的消息，驚動了日本各界。就在日本進步人士和世界語者設法營救黃乃的同時，他父親黃興生前的友人前田九二四郎出面保釋，3周后黃乃才被釋放。黃乃晚年回憶起這次在日本被捕的事情時說：“從那以后，我就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不管我身上背著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對黨的信念從沒有動搖過。”

延安時期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以后，黃乃回到上海市，投身到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之中。同年11月，黃乃來到陜西省三原中學任教，并在這里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是黃乃一生的重要轉折點。1938年3月，因為工作需要，黃乃來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黃乃到了延安以后，他先后在延安抗大、馬列學院、中央宣傳部工作，后來調到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日本問題研究室工作。黃乃在日本問題研究室工作期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精通日語的他夜以繼日地翻譯日文報紙、雜志，從事對日本問題的研究工作。

黃乃與莊棟、徐敬五等一批青年世界語者聚集在延安，在黃土高原上推動中國世界語運動。他們用世界語進行抗日宣傳，創辦了《延安世界語者》，向全世界介紹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的真實情況，謳歌了抗日根據地的軍民英勇抗戰的事跡，揭露了日本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犯下的侵略罪行。在他們的努力下，1938年5月6日，成立了延安世界語協會，這是在紅色邊區成立的第一個世界語組織。當年一些在延安工作過的老同志說，青年時代的黃乃才華橫溢，他會日語、俄語、英語和世界語。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流傳有“十大公子”“十大才子”的排行榜，而黃乃均進入這兩項排名。

雙眼失明

解放戰爭期間，黃乃跟隨黨中央轉戰南北。他任勞任怨，不顧自己的眼疾，沒日沒夜地工作。1948年春天，黃乃隨中央到了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黃乃長期處于艱苦緊張的工作環境之中，常年伏案到深夜，僅有的一只高度近視的左眼視力也迅速下降。1949年進入北京時，左眼視網膜又脫落。1950年仲夏，在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安排下，他到蘇聯接受眼疾的治療，在莫斯科求治視網膜剝離癥，但為時太晚，因拖延太久，病情沉重，未能治愈，雙眼都失明了。

創制推廣盲文

在莫斯科住院期間，黃乃多次地聽到了蘇聯英雄保爾·柯察金雙目失明后堅強為黨工作的故事，鼓舞了他。一次，他有機會結識了莫斯科盲校的一位女教員，使他很快地掌握了盲文點字的摸讀和書寫方法。

1950年底，黃乃從莫斯科回到中國，帶回了兩套寫字工具：盲文寫字板、盲字筆及英文盲字字母控股。1952年春天，黃乃給《人民日報》寫了一封信，呼吁全社會都要重視和關心盲人事業，并四處游說，各方斡旋，同時還集中精力搞一套中國自己的盲文。經過不懈努力，他研究出了一套以普通話為基礎、北京語言為標準的現行拼音盲文新方案。他創辦了盲文刊物《盲文月刊》，得到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支持和肯定。

這套盲文方案剛剛推廣不久，黃乃就發現了這套盲字的缺陷。首先是標調問題，把“旗上大書”讀成“騎上大樹”就是黃乃在自己的閱讀實踐上鬧出的笑話，所以創制新盲字，首要解決的就是漢字的聲調問題。其次，現行盲字沒有妥善解決拼音文字和漢字之間的矛盾。于是黃乃大膽而決然地否定和顛覆了自己創制的現行盲字，到1975年五一節，一套后來被命名為“漢語雙拼盲字方案”的基本設計就顯出了雛形，其后不斷完善，并在一定范圍內進行了試驗。這個方案巧妙地將國際公認、最便利于盲人摸讀的盲文形式同漢語的民族特征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了內容與形式盡可能完美的統一。它最大限度、綜合平衡地實現了“詞形清晰、音義準確、少方少點、好學好用”四條設計標準。

1980年，黃乃舉家回到北京，身體狀況和心態都恢復了健康。他與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的吳亮、語言學家陳競雄教授，中國盲聾啞協會的李大芳同志一道探索與設計《漢語雙拼音盲字方案》。

為了推進漢語雙拼盲文，黃乃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盲人月刊》等有影響的媒體上陸續發表《請允許盲字改革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別再讓我們后代盲人“猜謎”了》《把我國的拼音盲字推向更高的發展水平》等等旗幟鮮明的文章，徹底顛覆自己1953年創制的現行盲文。

1984年除夕，黃乃為“漢語雙拼盲文”受到的阻力而苦惱，萬家團圓慶佳節的時刻，黃乃奮筆上書當時的國家領導人，他在信中這樣寫道：“文改會把非以漢語拼音方案為基礎的《漢語雙拼盲字》視為‘異端’，有人竟解釋為違法和違背國家方針的，喊叫盲字改革的方向是‘漢語拼音化’，其實，他們忘記了盲字改革的目的應為提高其使用價值，提倡其社會效能。這種明盲不分，從主觀愿望出發的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實在有損于盲人利益。”

黃乃歷經20年的研究與試驗，新設計的《漢語雙拼音盲文方案》，終于在1995年經國家五個部委批準，開始在全國推廣。

任職

1953年后，黃乃歷任教育部盲聾啞教育處首任處長、中國盲人福利會專職副主任、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副主任等職。1980年后任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副主席、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團副主席等職。

逝世

2004年1月30日，黃乃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個人生活

黃乃一生經歷過四次婚姻，前三次都因為各種原因被女方所背棄，幾乎使他精神崩潰，并一度患過精神分裂癥，但他終于從生活的陰影中走出來，最后不僅獲得了美滿的婚姻，而且事業上卓有成就。?

第一段婚姻

在延安，黃乃與向明結婚。向明性格活潑，又是黃乃的初戀，在延河邊曾留下他一生中許多珍貴的記憶，他深深地愛向明。向明在愛情上對黃乃的背棄，曾使黃乃痛不欲生。1947年10月，黃乃隨中央機關撤離延安市，轉移到山西林縣后甘泉村時，黃乃曾寫過一首詩《將失偶》，表達當時的心境：“雨急鳴深樹，風邪逐暮鴉；望穿書不至，何處可為家？”?

第二段婚姻

新中國建立之初，黃乃與他在延安敵工研究室工作的老同事莊濤建立了第二次婚姻，并生下兒子黃莊平。不久，莊濤調外交部工作。莊濤是個很有事業心的女人，工作十分忙碌，還拖著個吃奶的孩子，根本沒時間照顧黃乃，而黃乃也無力為她分勞，經過冷靜的思索，莊濤提出與黃乃分手，這次短暫的婚姻，對黃乃的打擊遠不如向明留給他的重大創傷。?

第三段婚姻

1953年，中國知名女記者彭子岡撰寫并發表了一篇長篇訪問記，詳細介紹了黃乃的相關事跡。該訪問記在《中國青年報》刊出后，引發廣泛關注，各大報紙紛紛轉載，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及各省電臺也對該訪問記進行了廣泛播送。一時間，黃乃的名字傳遍全國。未曾想，這件事引起了西南一座小山城里一位名叫蓉的廣播員的注意，她對黃乃心生好感，隨后給黃乃寫信表達敬仰之情。收到黃乃回信后，蓉再次來信，傾訴自己對首都北京的向往。不久后，蓉不顧家人的阻攔，跑到北京找到黃乃，堅決要嫁給他，二人迅速步入婚姻殿堂。黃乃曾說：“如今我的生活中多了一個人，或許就是你所說的忠實朋友吧。她能幫我驅散孤獨與寂寞，我也會助力她在政治上不斷成長進步。”然而，現實與期望相悖。這段看似平靜的生活僅維持了兩年多，蓉的態度便發生轉變，她開始在家中吵鬧，家庭氛圍變得緊張，這讓黃乃陷入狼狽境地，生活陷入低谷，身體也日漸消瘦。

后來，組織介入協調，滿足了蓉的要求，保送她進入大學深造。但進入大學后，蓉與同校一位班干部同學產生了感情糾葛。當時，蓉雖未與黃乃離婚，偶爾回家時還會與黃乃有親密舉動，而黃乃對待這段感情十分認真。后來蓉意外懷孕，于是黃乃的第三個兒子黃輿群出生。由于黃乃無力親自照顧嬰兒，黃輿群自幼便被送到四川省的一個小山城，由外祖母撫養。蓉與黃乃離婚后，跟隨那位同學離開。這段婚姻給黃乃帶來了極大困擾，對他在盲文改革方面的研究工作也造成了不小干擾，致使相關工作進度推遲，實在令人惋惜。

第四段婚姻

1961年春節，黃乃與安琳結婚。這是黃乃的第四次婚姻，也是他一生事業的重大轉換點。婚后的四十三年里，安琳不單是他忠實的妻子，給予他生活上很大的溫馨，而且是他事業的得力助手。?黃乃曾在他的專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漢語盲文》一書的自序中寫道：“我要衷心感謝與我同甘苦、共命運，朝夕相處已逾38年的妻子安琳同志，她不但從精神上不斷鼓舞我，而且還擔負了大部分念稿、選稿、修稿、謄稿、復印等等復雜任務。”

安琳，原名王玉玲，1918年在天津市出生，比黃乃小一歲，是地道的北方女性。她曾是河北省立女師學院師范部的學生，在求學期間積極投身“一·二九”學生運動，并在此過程中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安琳前往延安市進行學習和工作。1943年，她進入八路軍一二0師戰斗劇社。抗戰勝利后，她繼續在文化宣傳領域發光發熱。1953年，安琳調至文化部電影局，負責主編內刊《業務通訊》，之后又在北京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擔任導演、主編等職務，直至1982年離休。

在和黃乃步入婚姻殿堂之前，安琳有過一段不幸的婚姻經歷。與黃乃結婚后，二人育有一女，取名小妮子。如今，小妮子正在日本留學，她性格溫和、為人寬厚，頗有父親黃乃的風范，容貌也與黃乃十分相似。

主要成就

創制盲文

中國最早的盲文叫做“康熙帝盲文”（俗稱408），到了二十世紀初年，外國人為了對中國的盲人進行宗教宣傳，研制了一套以南京音為標準的“心目克明”的盲文，取代了“康熙盲文”。但是這套盲文僅僅起著漢字注音的作用，不分字詞，本身沒有一套能夠書寫祖國語言文字的科學的拼音文字規則和體系，也不直接反映作為語言基本要素的詞匯和語言的關系。面對這樣的現實，黃乃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只能靠自己不斷探索。

1953年，黃乃終于設計出一套以普通話為基礎、以北京音為標準、實行分詞連寫的拼音文字《新盲文方案〉，他成功了。黃乃的《新盲文方案》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好評，同年通過了國家批準，向全國普遍推廣。從此，中國的盲人有了統一的文字。全國實行統一的盲文又為盲文出版事業創造了條件。

黃乃因此被稱為“中國的布萊爾”“中國盲文之父”。《新盲文方案》實行不久，黃乃便開始了新的研究，對現行盲文進行改進。黃乃設計的現行盲文是參照布萊爾盲文設計制定的拼音文字，而中國的漢字本身卻是一種豐富而復雜的表意文字，具有大量的同音字、多音字，同時還存在一字多形、一形多詞的現象，再加上聲調在漢語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和作用，現行盲文雖然基本形成了分詞連寫法的規則，但是并沒有解決區分同音詞的問題。黃乃認為，現行盲文需進一步改革，以提高盲人獲取科學文化知識的準確性與效率，并更充分呈現漢語的語義內涵。

黃乃在已完成現行盲文方案的基礎上，提出進一步改革。盡管部分觀點認為改革意味著否定既有成果，他仍繼續推進，目標是提升盲人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效率，并改善其信息獲取條件。1975年，黃乃與扶良文一起提出了“帶調雙拼盲文”方案（即七五方案），這一方案不但繼承了現行盲文分詞連寫的特點，而且全面改革了拼音體系，根據漢語語音的民族特征安排了字母控股；在兩方音符以內解決全面標調的問題，使盲文具有“詞型清晰、音文準確、少點少方、好學好用”的特點。它不僅可以準確地掌握普通話，而且可以將古典文獻、文言文作品等翻譯成盲文。1975年以后，有關部門又召開了幾次學術討論會，對黃乃的盲文方案進行調整和修訂，使其更加科學、精密。黃乃的“七五方案”研究設計成功，開創了中國盲文事業發展的新階段。

黃乃歷經20年的研究與試驗，新設計的《漢語雙拼音盲文方案》，終于在1995年經國家五個部委批準，開始在全國推廣，被譽為“中國盲文之父”。中國盲文出版社以他創制的文字出版了幾千種盲文教材和讀物，給無數盲人帶來了光明。

盲文出版社

1953年，黃乃與張文秋等創建中國盲文出版社，該社首本盲文圖書《誰是最可愛的人》經毛澤東題字出版。中國盲文出版社是中國唯一為全國1700萬盲人提供各類文化產品的綜合性公益出版機構，是國家首批無障礙格式版服務機構、中國首次加入無障礙圖書聯合會全球圖書服務的被授權實體。自1953年12月開展工作以來，中國盲文出版社切實履行全國盲人文化、教育和科技資源中心職責，形成了包括盲文讀物、有聲讀物、大字圖書、口述影像作品、數字資源等多形態無障礙格式產品體系，自主研制了盲文電腦、盲文點顯器、智能聽書機等系列盲用信息化產品，以及滿足盲人學習、生活、文化休閑等需求的各類用品用具，盲人公共文化服務覆蓋到縣級城市，彰顯國家公益性出版和人道主義傳播基地效能，是展示中國人權形象、體現社會文明程度和公共服務水平的重要窗口。

用世界語宣傳中國

黃乃留學日本，自學世界語。1938年5月6日，黃乃與莊棟、徐敬五等一批青年世界語者成立了延安市世界語協會，這是在紅色邊區成立的第一個世界語組織。他們用世界語進行抗日宣傳，創辦了《延安世界語者》，向全世界介紹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的真實情況，謳歌了抗日根據地的軍民英勇抗戰的事跡，揭露了日本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犯下的侵略罪行。他與其他的世界語者翻譯出版了毛澤東的《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

雙眼失明后，黃乃用盲文世界語與國外的盲人世界語者通信，并收集各國的盲文字母控股。他又與國際盲人世界語協會和國際世界語協會聯系，結識了國際盲人世界語協會副主席羅拉博士。在初步掌握盲文世界語后，黃乃又接著向盲文世界語寫作高地進軍———他開始用盲文世界語創作，向國外的盲文世界語刊物投稿，介紹新中國的建設和古老的中華文化，填補了中國盲人學習盲文世界語的空白。

社會任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黃乃歷任教育部盲聾啞教育處首任處長、中國盲人福利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第一至第三屆副主席，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第一、二屆主席團副主席，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理事，第二至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主要作品

1999年，黃乃出版論文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漢語盲文》。

所獲榮譽

1991年，黃乃獲得國務院第一批頒發的有特殊貢獻的知識分子獎狀和政府特殊津貼。他也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享受此項殊榮的唯一一個殘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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