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是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提出的哲學命題，笛卡爾認為：所有的事物都可以遭到懷疑，但是“有一個我”這件事沒有辦法懷疑，因為懷疑這個行為能發生的前提就是有一個能進行懷疑的主體存在。
“我思故我在”的一詞的出現，起源于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笛卡爾，他建立了哲學中的確定性的原則的方法——普遍懷疑法，通過這一方法提出了“我思故我在”這一哲學或者稱作“形而上學第一原則”，同時也是笛卡爾哲學的第一原理。
“我思故我在”這一哲學命題具有認識論和形而上的意義。這一命題充分發揮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和生命的重要性，為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對于反對封建神學、啟蒙新興資產階級的理性主義、啟蒙思潮和一般哲學主體性原則有著重要意義。勒內·笛卡爾的哲學命題明確了思維和存在的關系，也為后來的唯理論奠定了基礎，他堅持認為理性的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人類擺脫神學束縛的工具。
誕生背景
歷史背景
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航海貿易的發展，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水平，逐漸形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文藝復興大力發揚人文主義精神，肯定人的地位，反對封建思想，思想家們注重發展科學，將自然作為認識的對象，17世紀的笛卡爾自己創立了解析幾何、將伽利略·伽利萊的運動相對論大力發展、發展了宇宙演化論，進而導致自然科學的發展樹立了理性的權威，也為近代哲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材料，笛卡爾通過對自然科學的研究為近代哲學的發展奠定基礎，建立了哲學中的確定性的原則的方法——普遍懷疑法，用普遍懷疑的方法提出了“我思故我在”這一哲學或形而上學第一原則，同時也是笛卡爾哲學的第一原理。
哲學背景
近代時期，社會生活出現兩個特點，一是教會威信的衰落，二是科學威信的上升。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發生于14至17世紀，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文藝復興是摧毀了經院哲學體系，西歐各國開始重新研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而笛卡爾正是受到亞里士多德哲學的影響，開始思索運用懷疑的方法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哲學命題，開啟近代哲學。
原文與出處
“我思故我在”出現在笛卡爾的著作《談談方法》中：“我發現，“我想，所以我是”這條真理十分確實、十分可靠的，懷疑派的任何一條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發生動搖，所以我毫不猶豫地予以采納，作為我所尋求的那種哲學的第一條原理。”
“我思故我在”出現在勒內·笛卡爾的著作《哲學原理》中：“我們既然這樣地排斥了稍可懷疑的一切事物，甚至想象它們是虛妄的，那么我們的確很容易假設，既沒有雅威，也沒有蒼天；也沒有物體；也很容易假設我們自己甚至沒有手沒有腳，最后沒有身體。不過我們在懷疑這些事物的屬實性時，我們卻不能同樣假設我們是不存在的。因為要想象一種有意思的東西是不存在的，那是一種矛盾。因此我思故我在的這種知識，乃是一個有條有理進行推理的人所體會到的首先的、最確定的認識。”
因此，無論勒內·笛卡爾懷疑到哪里，他終于不得不宣告說：“我懷疑，我思想，因此我存在（dubito，cogito，ergo sum）。”
正如笛卡爾在頁邊注中解釋；“當我們懷疑時，我們不能懷疑自己的存在。”
笛卡爾的作品《理性之光對真理的探求》中描述：“可是我曾說服我自己相信世界上什么都沒有，沒有天，沒有地，沒有精神，也沒有物體；難道我不是也曾說服我相信連我也不存在嗎？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曾說服我自己相信什么東西，或者僅僅是我想到過什么東西，那么毫無疑問我是存在的。即有我，我存在這個命題，當我說出它來，或者在心里想到它的時候，這個命題必然是真的。可是我還不大清楚，這個確實知道我存在的我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后我必須小心從事，不能冒冒失失地把別的什么東西當成我，同時也不要在我認為比我以前所有的一切認識都更可靠、更明顯的這個認識上弄錯了。就是為了這個原故，所以在我有上述這些想法之前，我要先弄清楚從前我認為自己是什么，并且我要把凡是可以被我剛才講的那些理由所沖擊到的東西，完全從我舊的見解中去除掉，讓剩下來的東西恰好是完全可靠和確定無疑的。那么我以前的認為呢？毫無疑問，我想過我是一個人。可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我是說一個有理性的動物嗎？當然不是；因為在這以后，我必須追問什么是動物，什么是有理性的，這樣一來我們就將要陷入無窮無盡的問題上了，而把時間浪費在這些上面實在無意義。”
內容
“我思故我在”即“我思想因而我存在”，其中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包含兩部分內容：“我思”和“我在”。“我思”中的“我”不是指我的肉體，而是思維包括懷疑、意愿、情感、想象以及人能直接意識到的任何精神活力，是指一個思想的主體。他解釋說：“我只是一個思想的東西，是一個心靈、一個理智或一個理性。”當我的身體不完全時，我依然可以思考，因而我的精神、靈魂是和肉體是完全不同、完全分離開來的。“我思”中的我是超越形體的我，因為我完全可以在沒有形體時做一些活動，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沒有思想。思想是“我”的一種本質屬性，“我”只要一旦停止思想，自身也就不存在了。而“我思故我在”哲學真意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他認為理性本身含有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含義，它是建立在自我意識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必須受到自我明證性的批判審視。
在第二次沉思開始時，勒內·笛卡爾已經到達了他認為的終極懷疑水平——他的論點來自于一個欺騙性的雅威的存在——他檢驗了他的信仰，看是否有誰在懷疑中幸存下來。他相信自己的存在，因此他發現不可能懷疑自己的存在。即使存在一個欺騙的上帝（或邪惡的惡魔），人們對自己存在的信念也是可靠的，因為只有當一個人存在時才能被欺騙。笛卡兒建立第一真理的目的是為了證明他的標準的能力，即自明命題的直接清晰度和獨特性，盡管采用了一種普遍懷疑的方法，但仍能建立真實和合理的命題。由于這一論證，勒內·笛卡爾認為科學和數學是合理的，因為它們的建議是建立在同樣直接的清晰性、獨特性和自明性之上的。因此，笛卡兒思想的獨創性，并不在于表達“我思”——這是我們將看到的其他前人所完成的壯舉——而是在于利用“我思”來證明最基本的認識論原則，即科學和數學是靠清晰、獨特和自明來證明的。
翻譯
“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 suis.”(法文)；“Ego cogito，ergo sum”(拉丁文)；“I think，therefore I am.”(英文)，中國舊譯為“我思故我在。”將法文的“je suis”翻譯為“我存在”，再將現代漢語的“我存在”翻譯為古代漢語的“我在”。但是這個“在”字讀者一般理解為“在場”或者“死亡”的意思，而將“suis（sum）”翻譯為“是個東西或是個個體。”譯文所表達的意思不完全符合作者的原意。
溯源與流變
溯源
世人普遍認為“我思故我在”是出自笛卡爾，但是他并非第一個提出則這個觀點的人，在亞里士多德的作品《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對這一概念做了詳細的解釋：“如果幸福在于生活或實現活動，并且一個好人的實現活動如開始就說過的自身就是善的和令人愉快的；如果一物之屬于我們自身是令人愉悅的；如果我們更能夠沉思鄰人而不是我們自身，更能沉思鄰人的而不是我們自身的實踐，因而好人以沉思他的好人朋友的實踐為愉悅，那么享得福祉的人就需要這樣的朋友。因為，他需要沉思好的和屬于他自身的實踐，而他的好人朋友的實踐就是這樣的實踐。”
和“我思故我在”相似的是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古羅馬帝國時期天主教的思想家）“我懷疑故我在”，他認為，即使懷疑論者否認感知內容的外在實在，或將其置而不論，但他們仍然不能懷疑感覺本身的內在存在。在我懷疑的同時，我作為懷疑者不能懷疑我自身的存在。
流變
缸中之腦
在哲學中，缸中腦(Brain in a vit，簡稱BIV)是一種用于各種思想實驗的場景，旨在提取人類對知識、現實、真理、心靈、意識和意義等概念的某些特征。關于“缸中之腦”的最早思想實驗源于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哲學家），他基于研究核彈頭散發出的一種放射性物質為什么只對人腦有危害，丹尼爾的猜想是為了展開對身心本質的探究。20世紀70年代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哲學家）在他的作品《理性、真理與歷史》中提出的“缸中之腦”思想在于研究批判形而上學，并非是對身心問題的質疑或者探究反懷疑主義。在普特南的作品《理性、真理與歷史》時，普特南已經發現了科學實在論的很多問題，例如它將客觀世界與人的心靈、意識截然二分，不可能實現的上帝視角等等，并在對科學實在論的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內在實在論。而內在實在論改變了指稱理論的部分觀點，普特南以缸中之腦思想實驗問題，論證科學實在論的自我矛盾之處他在。它概述了這樣一種場景:一個瘋狂的科學家、機器或其他實體可能會把一個人的大腦從身體中取出，將其懸浮在一個維持生命的液體中，并通過電線將其神經元連接到一臺超級計算機上，該超級計算機將為其提供與大腦正常接收的電脈沖相同的電脈沖。根據這樣的故事，計算機將會模擬現實(包括對大腦自身輸出的適當反應)，而“無實體”的大腦將繼續擁有完全正常的意識體驗，比如一個有實體大腦的人的意識體驗，而這些意識體驗與現實世界中的物體或事件無關。
缸中大腦的場景最簡單的用途是作為哲學懷疑主義和唯我論的論據。一個簡單的版本是這樣的:由于缸中的大腦發出和接收的脈沖與它在顱骨中的脈沖完全相同，并且由于這是它與環境相互作用的唯一方式，因此不可能判斷。從那個大腦的角度來看，它是在頭骨里還是在大桶里。然而，在第一種情況下，這個人的大部分信念可能是正確的;在后一種情況下，他們的信念是錯誤的。既然論證說，如果一個人不能知道自己是否是缸中的大腦，那么他就不能知道自己的大部分信仰是否可能是完全錯誤的。既然原則上不可能排除自己是缸中之腦的可能性，那么就沒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一個人所相信的任何事情;持懷疑態度的論證則認為人肯定不可能知道它們，從而引發了對知識定義的質疑。其他哲學家利用感覺及其與意義的關系來質疑大桶里的大腦是否真的被欺騙了，從而提出了關于知覺、形而上學和語言哲學的更廣泛的問題。
缸中腦是印度瑪雅幻覺、柏拉圖洞穴寓言、莊子“莊子夢見自己是一只蝴蝶”以及勒內·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錄》中惡魔的當代版本。
關聯概念
唯理論
笛卡爾的哲學以普遍懷疑為基礎，經過對身邊產生懷疑，從而得出“我思故我在”這一哲學原理，由此確立了自我意識的絕對優先性，通過對精神實體中的各種思想觀念進行分析，從而創立了唯理論。笛卡爾將思想觀念大致分為三類：天賦觀念、外界觀念、被創造出來的觀念。在《第一哲學沉思集》中，笛卡爾對第一思想觀念和第二思想觀念進行分析，大力推崇天賦觀念，將天賦觀念視為知識體系的基點，由此演繹出其他的理性觀念。而外界觀念笛卡爾認為它的本質從“天賦觀念”中演繹分化出去的，并且抑制這種觀念在認識中的作用。
身心二元論
笛卡爾在提出“我思故我在”哲學命題之后，又提出“我究竟是什么”的問題，他認為：“我可以設想我沒有形體、沒有我所在的世界、沒有我立身的地點，卻不能因此設想我不是。相反，正是根據我想懷疑其他事物的真實性的這一點，可以推出我是。另一方面，只要我停止了思想，盡管我想象過的其他一切事物都是真的，我也沒有理由相信我是過。因此我認識了我是一個本體，它的全部本質或本性只是思想。它之所以是，并不需要地點，并不依賴任何物質性的東西。所以這個我，這個使我成其為我的靈魂，是與形體完全不同的，甚至比形體容易認識，即使形體并不是，它還仍然是它。”勒內·笛卡爾運用普遍懷疑法，完成了身心二元論的證明，即我思一個純思維的存在。
相關著作
《談談方法》
《談談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是法國著名哲學家、物理學家、數學家笛卡爾的著作之一，文章以談論的方式論述了他的方法論的思想、道德規則和形而上學理論等。文章的第四部分當中，笛卡爾論述了他的哲學原理“我思故我在”，這也是他形而上學的基礎命題，在此基礎命題得出結論：“我”是一個在思維的本體。
《哲學原理》
《哲學原理》是勒內·笛卡爾的著作之一，全書共分為四章，這本書中，笛卡爾的基本出發點和第一條原則就是主張對一切事物都采取懷疑的態度，他懷疑一切感性經驗，因為感官會出錯。他認為即使我們懷疑一切，卻不能懷疑我們是在懷疑這一切，不能懷疑自己的存在。最終得出了第一哲學原則“我思故我在”，它是認識的出發點且毫不動搖。
《第一哲學沉思集》
《第一哲學沉思集》是笛卡爾的著作之一，以普遍懷疑為研究的起點，他認為只是“我在懷疑一切”這點是無可懷疑的。我在懷疑，所以我存在；如果我在懷疑，而我自己不存在，這是一個矛盾，因此得出結論“有我，我存在”這個命題的真實的，而我的本性是思維的東西，故“我思故我在”這是一個事實。“我思故我在”是笛卡爾在普遍懷疑的基礎上得到的一個確實性命題，從這個命題可以推出其他事物的知識，其它事物的認識依賴于它而它不依賴于其它事物的知識。笛卡爾將“我思故我在”作為哲學的第一原則。
評價與爭議
海德格爾對“我思故我在”的批判
馬丁·海德格爾（德語：Martin Heidegger，德國哲學家）在著作《存在與時間》中對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哲學進行批判。
“我思故我在”使“我”成為一個特殊的主體，這具有怎樣的哲學意蘊呢？在勒內·笛卡爾之前，任何存在者、任何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主體，但現在“我”成為特殊的主體，主體這個概念的外延被限制 在人身上，其它存在者則作為他物與“我”這個主體相對，因而成為“對象”，成為“客體”。而“對 象”、“客體”這一詞在此之前所表示的是在純粹想象中出現在某人面前的東西。在海德格爾看來，“主體”與“客體”的這種意義變化不是單純的語言用法問題，它實質上反映了對存在者的存在的闡釋的變化，反映了“此在的根本變化”。作為“我思”的“我”從此成為所有確定性和真理建立于其上的基礎，“我”從此成為人的突出的本質的定義，“我思”、“主體”成了判定存在者的存在的法庭，人因此在其它存在者面前取得了優先地位。海德格爾在分析從中世紀到勒內·笛卡爾時代的變化時指出：“決定的東西并不是人從迄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達到了自身，而是整個人的本質發生了變化，因為人成為了主體。”
海德格爾將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命題放在“存在的遺忘”的大背景中進行剖析的。在對“世界”本體論的批判中，海德格爾已經看到數學認識的方式對笛卡爾的存在觀念的影響，在對“我思故我在”的剖析中，海德格爾則深入挖掘了“數學的東西”的形而上學意義，揭示出笛卡爾的懷疑的方法、笛卡爾對自明性、確定性的追求以及“我”作為特殊主體的確立的形而上學根源。通過將“我思故我在”與“數學的東西”結合起來所進行的分析，海德格爾揭明：第一，勒內·笛卡爾把“我”設定為固定不變的、持續存留的東西，設定為“總已現成的事物”，“我”作為“能思之物”。在存在者狀態下被設立為實體，這就是笛卡爾所理解的“我”的實質。第二，盡管笛卡爾在“我思故我在”中將“我在”設定為與“我思”一樣源始，但這種基本傳統形而上學的對“我在”的闡釋根本未觸及“我在”的本真內涵。笛卡爾實質上也就沒有規定、討論“我在”，更未能領悟到“我在”的意義就在于“我在一世界之中”即“在世”，因而笛卡爾也就遺忘了存在。第三，“我”被突出出來，“于是，自我就成了與眾不同的主體，于是，人的本性也就首次進入了自我意義上的主觀性的領域了。“我思故我在”實際上是整個傳統形而上學的根本命題，通過對這一命題的剖析，海德格爾清理出了這一命題因而也是整個勒內·笛卡爾哲學的本體論基礎，從而在解構傳統形而上學的征程中邁出了另一個重要的步伐。
評價
康德在他的著作《純粹理性批判》中評論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題：“我不能像笛卡爾所認為的那樣從我思中推導出我的存在（因為設果如此，那么就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所有思維著的東西都存在）”，反之“我的思維與我的存在是同一的。被誤認為作笛卡爾之推理的我思故我在實際上是同語反復，因為我思直接陳述我在。”康德正是沿用笛卡爾的“我思”思想路線，提出了先驗自我的概念理論，最終完成了他的先驗認識理論。
局限性
笛卡爾的第一原則“我思故我在”它是建立在笛卡爾所謂“自明的”原則之上，笛卡爾說：“如果我為此而在這里說過，‘我思故我在’這個命題是在所有命題中展示給一個有序的哲思者的第一性的和最缺然的命題，那么我并不想因此而否認這一點，即：人們必須首先知道什么是‘思維’，什么是‘存在’，什么是‘確然’。”又說：“誰要是不首先知道思維是什么和存在是什么，誰就不能肯定他是否在思維，是否存在。”自明性的觀念被笛卡爾視為“天賦觀念”，而這些自明性的觀念導致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哲學命題不成其為第一原則。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