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直過民族”是在特定歷史階段產生的，是中國歷史進程中一個特殊概念和稱謂，是指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沒有經過民主改革洗禮，直接從原始社會末期跨越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多個社會形態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少數民族。
直過民族主要分布在邊疆地區，以云南省最多，包括獨龍族、基諾族、怒、佤、德昂、布朗族、景頗族、傈僳族和部分拉、哈尼族、瑤等民族。具有社會發育程度低、生產水平低下、階級分化不明顯、保留著濃厚的原始宗教文化等特點。
2019年上半年，云南宣布基諾族、德昂族、獨龍族三個“直過民族”實現“整族脫貧”。
族名詞源
直過民族是從卡爾·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直接過渡”一詞衍生而來的，其表現都是社會形態跨越發展。
歷史沿革
“直接過渡”政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發展實際以及邊疆民族歷史相結合的產物。1953年初，中共保山地委對以潞西三臺山為中心的地區，開展了對包括德昂族、傈僳族在內的景頗族聚居區的社會調查，首次提出應以團結、生產為指針發展生產力，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意見；7月，云南省“邊委”派民族學家馬曜等人兩次到潞西遮放西山景頗族聚居區，根據實地調查情況提出對此類地區不進行土地改革，采取多種適應民族發展實際的特殊政策和多樣靈活的方式，促進本民族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發展。1954年，云南省向中央匯報民族地區“直過區”方案，得到充分肯定。
20世紀50年代初，中央政府把一些還處在原始社會末期發展階段、人口數量較少的民族認定為直過民族，期望通過黨和政府實施特殊的經濟、社會、干部等扶持政策，使其一步跨越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制等社會發展形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在國家扶持和自身努力下，直過民族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快速發展，正在逐步實現與其他民族的均衡發展。時過境遷，直過民族已經漸漸成為一個歷史概念，這些人口較少的民族已經融入現代化生活。
人口
2020年統計顯示，全省少數民族人口1574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33.4%，有25個世居少數民族，15個特有民族，16個跨境民族，8個人口較少的民族，其中有獨龍族、基諾族、德昂、拉枯、布朗族、怒、景頗族、佤、傈僳族等9個民族是解放初期由原始社會末期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民族（簡稱“直過民族”），主要聚居在13個州市、58個縣市區、271個鄉鎮、1179個行政村，總人口234萬人。
“直過民族”哈尼族是云南省少數民族中人口第二多的民族，主要分布在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普洱市等地。西雙版納州的“直過民族”哈尼族占當地總人口的20%，與其他地區的哈尼族相比占比最高，經濟最落后；而在西雙版納州哈尼族人口中勐臘縣哈尼族最多，且都集中分布在中緬邊境線上。
分布
分布區域
直過民族所居住的區域被相應劃定為“民族直過區”，簡稱“直過區”。直過民族主要分布在邊疆地區，以云南省最多，包括獨龍族、基諾族、怒、佤、德昂、布朗族、景頗族、傈僳族和部分拉祜、哈尼族、瑤等民族。除云南省外，還有內蒙古自治區、黑龍江省的鄂溫克族、鄂倫春族、赫哲族，西藏自治區的珞巴族，海南省的部分黎族，以及一些尚未被識別歸并的民族群體也屬于這個范疇。
分布環境
云南的直過民族大部分居住在邊境沿線，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居住地域山高谷深、交通不便、社會發展遲滯性和隔離性突出、生產生活粗放、主動融入社會發展主流意愿低等特點，主要分布于保山市、麗江市、普洱市、臨滄市、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德宏、怒江、迪慶的58個縣（區）的271個鄉（鎮）1179個行政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直過民族的社會發展形態基本還處于原始社會末期向私有制轉化的低級階段，盛行土地和生產資料為氏族公有，沿襲游耕游牧、刀耕火種、廣種薄收、采集狩獵、刻木記事的生產生活方式，采用原始平均分配原則，具有社會發育程度低、生產水平低下、階級分化不明顯、保留著濃厚的原始宗教文化等特點。此外，“直過區”還存在著一些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壓迫、民族糾紛等矛盾，中國國民黨殘余和境外敵對勢力也不斷利用民族矛盾和宗教問題挑起事端，引起了一些極端性事件，從而構成了邊疆直過民族社會形態變革的起點。
宗教信仰
原始信仰崇拜
云南省“直過民族”的宗教信仰多種多樣，概括起來主要有原始宗教和人為宗教，尤其是原始宗教歷史悠久，流傳廣泛。受其他民族和國外宗教勢力的影響，一些“直過民族”接受人為宗教。布朗族、德昂族受傣族影響，接受了南傳佛教并逐步發展為全民信仰小乘佛教的民族。其絕大多數的村寨都有自己的佛寺、佛爺和小和尚。
宗教信仰
傈僳族、獨龍族、怒族等民族在美英傳教士的影響下，先后接受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居住在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的大部分怒族因受藏傳佛教影響，信仰喇嘛教。
語言文字
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等原因，“直過民族”地區許多群眾還無法用普通話進行基本的溝通交流。“直過民族”群眾多數生活在偏遠山區或邊境沿線，長期與世隔絕，經濟社會發展滯后，教育程度低，貧困程度極深，許多群眾都說自己地區的方言，無法用普通話與外界進行基本的溝通交流。
基于云南省“直過民族”地區獨特的地理位置、社會生態及民族文化，必須因地制宜，建立與其他各地區有所區別的普法宣傳教育機制。而這也必然面臨著特有的問題。一是云南“直過民族”地區民族受教育程度偏低，導致平均文化素質不夠高、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掌握水平較低。二是云南“直過民族”地區法治宣傳教育人才相對匱乏，再加上同時熟練掌握民族語言文字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人才不足，不利于普法宣傳隊伍與當地人民群眾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
云南省“直過民族”大多沒有自己的文字，其豐富的民族文學，完全靠口頭創作、口頭流傳，形成了豐富多樣、璀璨奪目的口承文學寶庫。其內容主要包括神話、故事、傳說、詩歌等。
民族文化
云南“直過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傳統節日。這些傳統節日五彩繽紛，內容形式別具一格。春節、元宵節、清明節、中秋節等節日帶有共同性，尤其春節最普遍，幾乎每個“直過民族”都過這一節日，只是在時間上有所不同。
發展現狀
直過民族多數居住在高山深谷，長期處在封閉狀態，社會發育程度低，生產生活方式粗放，市場意識、積累意識、擴大再生產意識淡薄，內生動力不足，發展能力弱，貧困程度深，脫貧難度大，致貧返貧風險大。因此，要在直過區最終實現脫貧攻堅行動的最終勝利，不僅要“富口袋”更要“富腦袋”，必須完成從物質扶貧向物質、精神扶貧齊步走的扶貧方式的轉變，以及從保障式扶貧向開發式扶貧的扶貧目標的轉變，改變“直過民族”安貧樂道、故步自封的現狀，引導其樹立“寧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觀念，擺脫思想貧困和精神貧困，不斷增強群眾的內生動力，以實現知貧、脫貧、防返貧，志富、智富、再致富的發展過程。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族群內部的社會結構隨著時代發展而發生變化，族群精英和民眾的分化決定了其所承擔的功能不同，并由此發揮著不同的內生動力驅動作用。
2014年，云南省“直過民族”聚居區建檔立卡農戶和貧困人口有18.73萬戶、66.75萬人，貧困發生率高達28.6%，高于全省15.4個百分點，占當年云南省貧困人口總數的11.60%。根據能力貧困概念的基本內涵，把因病因殘、缺技術、缺勞力、自身發展力不足、因學、因災致貧等6種致貧因素作為能力貧困，2014年云南“直過民族”聚居區建檔立卡貧困戶的能力貧困的比重高達55.09%，其中，缺技術技能、自我發展動力不足和缺勞力是能力貧困的主要方面，比重達到42.2%。2017年末，云南省“直過民族”聚居區貧困人口減少了18萬人，但是其占云南省貧困人口總數的比重卻提高了14.63%。其中“直過民族”貧困人口較集中的6個州市②的主要致貧因素中，能力貧困高達72.92%，比2014年提高了18.45個百分點；主要集中在缺技術、因病因殘、缺勞力3個方面，占比達到61.76%，缺技術、因病因殘的比重分別提高了10.37個百分點和10.51個百分點。隨著脫貧攻堅的推進，云南省貧困人口快速減少，更加集中在“直過民族”聚居區，其主要致貧因素越來越集中在能力貧困，尤其是缺技術和因病因殘致貧比重較高。
參考資料 >
這3個“直過民族”，整族脫貧！.央廣網.2023-11-17
云南“直過民族”地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難點與建議.云南網.2023-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