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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崗起義，又稱廣州起義、廣州三·二九起義，是1911年4月27日(農歷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發生在廣州，由孫中山、黃興、趙聲等革命者組織領導的旨在推翻清代統治的武裝起義，因起義失敗后72具烈士遺骸被葬于黃花崗而得名。

清朝末年，列強瓜分中國的局勢不斷加劇，戊戌變法失敗，義和團運動被剿滅等事件的發生，使許多中國人對清政府失望，武力革命思潮開始在中國廣為流傳。為推翻清政府統治，孫中山于1905年8月在日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隨后革命黨人在兩廣、云南省等地先后發動了數次武裝起義，但因種種原因均告失敗。孫中山考慮到在第二次廣州市起義（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后，革命黨在新軍中的力量仍有所保留，于是號召革命黨人堅持斗爭，并提出在廣州再次發動起義。1910年11月，孫中山召集黃興、趙聲、胡漢民等革命黨人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開會議，決定再次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次年初，同盟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專門組織了領導起義的統籌部，以協調港粵黨人，部署起義，之后在廣州設立38處秘密據點。同盟會決定以廣州新軍為起義主力，又從會內選拔出骨干隊伍為先鋒，并發動民軍響應起義。此外，同盟會還吸納了大批的海外華僑、留學生和境內會黨等。

統籌部原定4月13日發動起義，后因清吏防范嚴密、槍械運輸困難等原因起義日期一再變動，至4月27日發動時只有黃興一路攻打兩廣總督署。黃興擔任總指揮，在越華路小東營五號設立起義總指揮部。1911年4月27日下午5時30分，黃興率130余名敢死隊員直撲兩廣總督署，發動了中國同盟會的第十次武裝起義廣州起義。撤出總督署后與清軍發生激烈巷戰，因兵單力薄，堅持一晝夜后失敗。黃興負傷逃脫，林覺民、方聲洞等人遇難，同盟會成員潘達微收殮72具烈士遺骸，營葬于紅花崗（后更名為黃花崗）。

黃花崗起義是同盟會領導的第十次反清起義，是武昌起義前同盟會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武裝起義，也是革命黨人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被革命黨人認為“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雖然起義失敗了，但孫中山仍然給予了高度贊譽，認為：“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并壽。”

事件背景

清朝末年，經歷了中日甲午戰爭和義和團運動的沖擊，列強瓜分中國的局勢不斷加劇。維新派“戊戌變法”被扼殺，義和團運動的被剿滅，使許多中國人對清政府失望，武力革命思潮開始在中國廣為流傳。

1894年11月，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創立興中會，在草擬的公開的興中會章程中，號召中外愛國志士團結起來，振興中華，挽救危局。次年1月，孫中山與鄧蔭南赴香港特別行政區組織反清武裝起義，之后決定于當年重陽節（陽歷10月26日）在廣州市起義，用三千精兵分路奪取廣州作為根據地，并從此北伐，以推翻清朝統治。起義當天，孫中山突然接到（起義策劃者之一）楊衢云要求延期兩天起事的電報，隨后走漏風聲，第一次廣州起義（乙未廣州起義）尚未發動便遭到清兵鎮壓。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制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宗旨，隨后革命黨人先后在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云南省等地發動了數次武裝起義，不過，因種種原因均以失敗告終。

1908年，同盟會會員倪映典加入廣州新軍，并在新軍中發展革命力量，許多新軍士兵被發展為革命黨。1910年2月，倪映典組織加入革命黨的廣州新軍發動起義（第二次廣州起義）。起義后爆發后，革命軍遭到清軍鎮壓，倪映典被清水師提督李準誘殺，起義失敗。

起義雖然失敗了，但是起義中廣州新軍第二標因未參與起義得以保留，因此革命黨人在新軍中的力量仍有所保留。孫中山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后，號召革命黨人堅持斗爭，致函香港特別行政區革命黨人，提出再在廣州市發動一次起義，即第三次廣州起義。

事件經過

起義準備

1910年11月，孫中山召集黃興、趙聲、胡漢民等革命黨人在馬來半島的檳島召開會議，決定再次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會后，孫中山派趙聲往香港聯絡廣州新軍；派黃興、胡漢民、鄧澤如等分赴南洋各埠募款。由于孫中山被各地殖民當局禁止入境，就只能檳島活動。12月，南洋英殖民當局又限令他出境，孫中山便于當月6日離開檳島。次年1月19日，孫中山抵達美國。在他的影響下，各地華僑積極認捐，維多利、都朗度、滿地可各致公堂甚至將樓房向銀行抵押，借款相助。至３月下旬，同盟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總部共收到海外匯款十五萬余元。

次年初，同盟會在香港專門組織了領導起義的統籌部，地點位于香港跑馬地三十五號。同盟會擬以統籌部為總樞紐，以協調港粵黨人，部署起義。眾人選舉黃興為部長，趙聲為副部長。待起義發起時，則以趙聲為總指揮。統籌部下分設八課，即調度、儲備、交通、秘書、編輯、出納、調查、總務課。此外，另設實行部于擺花街，專責炸彈制造及進行行刺諸事務，由方聲洞、李應生負責。

總機關成立后，各課分別派人進入廣州市，設立38處秘密據點。4月3日，省城內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體聯絡就緒，統籌部召開發難會議，議決以4月13日為期，趙聲為總司令，黃興為副司令，分十路進攻。

統籌部計劃在日本采購武器和彈藥主，經香港再轉運至廣州。由于此次起義策劃規模甚大，境外革命黨人、留學生和境內會黨成員等都會參加，需要購置的武器數量較多，統籌部便采用各種隱蔽手段進行分批購置、運輸。

武裝集結

同盟會決定將廣州新軍作為起義主力，又從會內選拔了一批500人（后改為800人）的骨干隊伍為先鋒，并發動民軍響應起義。同時，許多華僑都加入了起義隊伍，如緬甸同盟會組織了一批黨員如李雁南、雷瑞庭、黃伯忠等十余人，回到廣州參加起義。其他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安南等地都有華僑志士回國參加起義。此外，同盟會還吸納了大批的留學生和境內會黨成員來參與起義。

突生變故

4月，發生了同盟會成員溫生才刺殺廣州將軍孚琦事件，吳鏡自香港運炸彈至廣州時，不幸被捕，清吏因此加強了警戒，武器運輸愈發困難。此外，在日本啟運的一批槍械，又被周來蘇驚惶失措地丟在海里。而且，就在黃興進入廣州市之時，擔負運輸槍械任務的黨人陳鏡波原系李準密探，剛向清吏告密，于是，由頭發船運進的械彈均被清兵截獲。這些突發事件的出現使得武器不能及時到位，革命黨人又打聽到龍王廟于23日晚和24日晨的突然增兵狀況，多數人便提議延期起義。但姚雨平表示臨陣反復改期，起義必然失敗，于是黃興同意放棄起義，下令各部立即解散，決定以個人之力拼死刺殺水師提督李準，以謝海外同胞的捐款。

4月26日上午，遣散指令發出后，多數革命黨人撤出廣州市。這時，四川省藉黨人林文（時爽）、喻培倫在激勵黃興的過程中，告知其四五天之前巡警局已發布搜查戶口的密令，即使解散撤離也將被捕獲，黃興便決定讓三四十人共同冒險直接襲擊兩廣總督署。與此同時，陳炯明、姚雨平向黃興報告了順德第三營的同志碰巧被清廷用船調歸停泊于廣州天字碼頭的最新動向，黃興認為可以乘此機會內外呼應攻取廣州，陳炯明也表示其部下愿意聽命即速參加起義。

于是，黃興立即派李文甫到香港向統籌部請示，將起義時間定在27日。隨后，黃興將起義軍分為四路：第一路由黃興親自率領，直接進攻兩廣總督署；第二路由姚雨平率領進攻小北門占領飛來廟，并迎接巡防營和新建陸軍入城；第三路由陳炯明率領以攻打巡警教練所；第四路由胡毅生率領守大南門。約定27日下午五點半同時發動進攻。

由于電報直到26日夜間才到香港，時間過于緊迫，使得多數黨人和武器無法按時抵達廣州市，香港統籌部便緊急致電廣州推遲起義時間，但黃興堅持按原定時間起義。而陳炯明遵從香港統籌部于28日起義的指示，并將其告知胡毅生、姚雨平等人。于是，最終只有黃興一路在27日起義，陳炯明、胡毅生、姚雨平均未予以配合。

起義經過

1911年4月27日（農歷3月29日）下午5時30分，起義總指揮黃興帶領130余位革命黨人，自小東營5號出發開始起義，直撲兩廣總督署。何克夫、劉梅卿等競吹螺號。很快，順德區樂從墟的千余民軍，也紛紛舉旗響應起義。

起義軍到達督署后，前隊人馬立即攻擊總督署衛隊，雙方發生了激烈對攻槍戰。不久，處于后隊的徐維揚所率隊員也趕到督署，與駐守衛兵激戰。在正門口西轅門、東轅門革命黨人的夾擊之下，總督署的大門被革命黨人攻破，隨后黃興等黨人已經在衙內搜捕兩廣總督張鳴岐，但并未尋到，總督張鳴岐逃走，起義軍隨后焚毀總督署。

退出總督署后，黃興隊伍不敢停留，急速出大南門，以期接應駐扎在廣州市城門之新調巡防營。黃興部行至東轅門外時，與水師提督李準的親兵大隊相遇，林文等人被射殺，黃興被打斷右手中食二指第一節，仍以斷指繼續射擊，最終負傷逃脫。隨后黃興將隊伍分為三路：川、閩、南洋黨人往攻督練公所；徐維揚率數十人攻小北門；黃興自率方聲洞、朱執信等出大南門，接應防營。

川、閩、南洋黨人隊伍在攻督練公所的途中遇見清兵，于是繞路攻龍王廟。其中，革命黨人喻培倫胸前掛著滿滿的一筐炸彈，一直戰到彈盡被清軍逮捕。

往小北門的徐維揚隊伍也很快就遭遇清軍，徐維揚將所部分為兩隊迎敵。一隊由徐滿凌率領，且戰且走，和攻督署退下的李德山等相遇。最后退入源盛米店，以米袋作壘，頑強作戰一日夜，擊斃清軍多名。張鳴岐應對不了，便下令放火燒街，徐滿凌等便跳墻突圍。李德山以槍刀連殺數敵后胸部中彈，與徐滿凌等一起被捕。其他大部分人因被火網封住而犧牲。與此同時，徐維揚率另一隊在司后街與清軍激戰，清軍退至保水師行臺，徐維揚等繞路環攻，隨后清軍援兵趕到，徐維揚只能突圍退卻，后在高唐火車站被捕。

黃興一路行至雙門底，與溫帶雄所率計劃進攻水師行臺的巡防營相遇，雙方不及辨識，即開槍混戰。黃興所部被打散，黃興獨自避入一家洋貨店。在店中伙計的幫助下，黃興易裝改服，走出大南門，進入同志徐宗漢所在的河南機關，于4月30日返回香港特別行政區。

事件結果

黃花崗起義失敗后，起義指揮者黃興負傷撤回香港，喻培倫、方聲洞、林覺民等革命志士犧牲，犧牲的中國同盟會會員有名可考者86人。為震懾民眾，清政府統治者命人將大量革命者拋尸廣州督署附近，于5月1日讓廣州地方善堂組織處置掩埋尸體，清理街道。同盟會成員潘達微得知這一情況后，積極出面活動各界，收殮72具烈士遺骸，營葬于廣州紅花崗，潘達微將紅花崗改名為黃花崗，這次起義因此被稱為黃花崗起義。

七十二烈士名單如下：喻培倫、林文、宋玉琳、方聲洞、饒國樑[liáng]、林覺民、李文甫、林尹民、陳文褒、李德山、陳與燊、羅仲霍、龐雄、陳可鈞、饒輔廷、陳更新、馮超驤、李雁南、劉元棟、劉六符、李炳輝、李文楷、李晚、郭繼枚、余東雄、黃鶴鳴、杜鳳書、徐培添、徐進炲、徐廣滔、徐臨端、徐禮明、曾日全、江繼復、徐熠[yì]成、徐日培、徐容九、徐滿凌、徐茂燎、徐佩旒、徐廉輝、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應安、韋統鈴、韋統淮、韋樹模、韋榮初、林盛初、秦炳、周華、陳春、馬侶、勞培、游壽、石德寬、程良、林修明、周增、羅紳、陳潮、黃忠炳、王燦登、卓秋元、胡應昇、魏金龍、陳清疇、陳發炎、羅乃琳、林西惠、張學齡。

事件爭議

起義爆發時黃興所率領的選鋒人數

關于黃興所率領的選鋒人數，中國歷史學家黎東方在《細說民國創立》一書中說是130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喜所等在《黃興的軍事理論與實踐》一書中說是一百二三十人，基本相差不大，而原中華書局總編輯李侃在《中國近代史》第四版中說是200人。

起義失敗的原因

關于起義的失敗，中國歷史學家包村在《黃花崗起義》一書中認為:“由于起義的領導者看不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不發動群眾參加革命斗爭，因而就使這次起義成為少數人的軍事冒險，終于遭到失敗。”中國歷史學家章開沅在《辛亥革命史》一書說：“黃花崗起義盡管看起來籌備的比較周密……實為黃興等100余名熱度可沸的選鋒隊的軍事冒險”。但是，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金沖及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一書中則認為:“這是在情況發生陡然變化，原來的全盤計劃突遭破壞，幾乎明知將遭失敗而決心以一死以報國人的悲壯的決定，不能簡單地斥之為少數人的軍事冒險行動。”中國歷史學家張靜認為起義失敗約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財力缺乏累及準備工作;第二，形勢多變影響時機把握;第三，協同不力導致響應未果。

影響與評價

黃花崗起義是同盟會領導的第十次反清起義，是武昌起義前同盟會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武裝起義，也是革命黨人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被革命黨人認為“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

雖然起義失敗了，但孫中山仍然給予了高度贊譽，認為“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云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革命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所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并壽。”中國歷史學家李新也認為該起義激發了各地革命黨人和人民群眾的革命精神。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憲文認為它給清王朝統治以極大震撼，打擊并動搖了清政府的統治基礎。同盟會在總結失敗教訓后，將反清斗爭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后世紀念

廣州市黃花崗公園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是辛亥革命史跡的象征之一，中華民國建立后，對七十二烈士墓專事修繕，初建園區。隨后廣東省政府開始著手對黃花崗墓園進行拓展修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建成后，常年舉辦大型公祭活動，孫中山先生也于1912年親臨墓前緬懷烈士，并在歷次公祭活動中寫下5篇祭文。1949年以后，省市政協在每年3月29日都組織大型公祭活動緬懷英烈，沿續至今已傳承百年。

“浩氣長存”牌坊

黃花崗公園正門矗立著莊嚴雄偉的三間四柱大牌坊，牌坊高達13.29米，隱喻“廣州三·二九起義”的日期，上面鐫刻著孫中山先生親手寫下的“浩氣長存”四個大字。牌坊后面的主墓道一直延伸到七十二烈士墓。主墓道中間為默橋，這是一座石制拱橋，橋面是凹凸不平的臺階，當人們走上橋時自然垂首緩行，對前方的七十二烈士墓形成恭敬哀悼的姿態。

紀功坊

紀功坊是黃花崗公園的標志性建筑之一，由144塊巨大的長方體石頭組成，正反各72塊，一是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二是銘記當年捐款修建黃花崗公園的華人團體和個人。紀功坊上還矗立著自由女神像。

革命紀念日

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會及國民黨為紀念黃花崗起義，將其認定為重要的革命紀念日。1925年3月25日，國民黨中央改變以往農歷三月二十九日紀念黃花崗起義的做法，改公歷3月29日為“黃花崗烈士殉國紀念日”。1930年7月10日，國民黨中央將其改稱為“革命先烈紀念日”，意味著它正式由一黨的紀念日上升為國家法定紀念日，民間將其統稱為“黃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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