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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運動，又稱為“鐵路風潮”，是廣東、湖南省、湖北、四川省人民反對清政府出賣民辦的川漢、粵漢鐵路，開展的群眾性保路愛國運動。

1911年（宣統三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皇族內閣”，次日宣布“鐵路干線國有”政策，將已經商辦的鐵路收歸“國有”。后任命托忒克·端方出任督辦粵漢川鐵路大臣，命令湖南、四川兩省停收租股，并讓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與英法美德四國銀行團簽訂“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出賣粵漢、川漢鐵路修筑權及繼續投資的優先權。此舉徹底激起湘鄂川粵人民的反對。5月14日，長沙市各界群眾集會，堅持鐵路“完全商辦”，隨后鐵路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全省拒交租稅。同時湖北商民奮起抗爭，廣東鐵路股東反對清政府強占“粵路”，堅持“商辦”，并拒用官發紙幣，擠兌現銀。6月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以四川省咨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擔任正副會長，號召全川群眾起來“破約保路”，隨后各地保路同志會紛紛成立，參加者達數十萬人。1911年8月5日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后，原先的“文明爭路”逐漸轉向激烈抗爭，8月成都市全城罷市，后逐漸發展成全省抗糧抗捐，甚至向武裝暴動發展，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同志會的蒲殿俊、羅綸等人，封閉鐵路公司，開槍射殺請愿群眾，并于次日，清政府下令解散保路同志會。同盟會員龍鳴劍等人趁機組織“同志軍”發動武裝起義，后各路起義軍包圍成都，清政府便調集云貴湘鄂等省軍隊入川作戰。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王天杰等人宣布榮縣獨立，成立革命政權，建立反清根據地，四川省各地相繼響應，很快便形成了全川人民的反清大起義。

四川保路運動發展成大規模反清起義，不僅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清政府的統治，而且對全國各地產生巨大震動，鼓舞了革命派的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因湖北兵力空虛，直接導致辛亥革命的爆發，為當時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孫中山認為，如果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起義便會推遲一年半載。

事件背景

國際背景

1867年英美等國通過修改《天津條約》之際，企圖迫使清政府讓予修建鐵路的特權，后在中法戰爭期間，英美等國利用清政府急于謀和的時機，強迫清政府簽訂《越南條約》，并做出中國日后修筑鐵路，要向法國人商辦的承諾。19世紀末，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為攫取最大利潤，需要擴大商品市場、投資場所和原料供給地，從而加速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西方列強展開爭奪中國鐵路利權的活動，而且修筑鐵路也成為他們對華資本輸出的重要目標和掠奪中國的主要手段。

中日甲午戰爭后，西方列強大規模攫取中國鐵路權，1895年法國要求修建越南同登到中國龍州的鐵路，并得到清政府同意，成為外國侵占中國鐵路權的先例。此后英國獲得修筑緬甸到云南省的鐵路、俄羅斯帝國獲得中東鐵路的建筑管理權、德國獲得膠濟、膠沂鐵路的建筑權等。同時采用直接投資或者提供貸款，由外國監督等方法來搶奪國鐵集團的建筑權和經營權，展開對蘆漢（后稱京漢鐵路）、津鎮、粵漢、京奉等鐵路線路的競爭。

《辛丑條約》簽訂后，西方列強大量投資鐵路建設。此后比利時聯合俄法取得蘆漢鐵路修筑權、汴洛及京漢支路的鐵路權，英國取得津鎮、寧滬等5條鐵路的承辦權，日本包攬閩浙贛三省的鐵路權益及南滿漢鐵路、新奉鐵路等修筑權，美國獲得粵漢鐵路投資權等。通過這些方式，當時中國大部分鐵路的修筑和經營權都歸屬于西方列強。

國內背景

政治

19世紀80年代，清政府內部發生一場應否修筑鐵路的爭論，后因中法戰爭，使得清政府對鐵路的軍事作用有了進一步認識，于是清政府決定興辦鐵路，但對于如何興辦鐵路，清政府起初反對借用外資，但單純依靠官款修筑鐵路十分困難。中日甲午戰爭后，清政府進一步認識到鐵路的重要性，決定快速修筑津蘆鐵路和蘆漢鐵路，但因財政困難，決定實行官督商辦，不入洋股，后以張之洞為代表的官員主張利用外資修建鐵路，法國和俄羅斯積極索取鐵路權，這些都讓清政府意識到必須改變政策。1897年國鐵集團成立，由它主持全國鐵路的借款修筑，這是全國性官辦鐵路企業，標志清政府由不接納外資到大借洋債的轉變。

從19世紀末開始，西方列強激烈爭奪中國鐵路的建筑和借款特權，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后，中國的鐵路主權被遭到列強瘋狂掠奪，但鐵路主權的得失關系國家民族命運。隨著全國興起收回利權運動，各省堅持自辦鐵路成立鐵路公司，國內掀起籌建商辦鐵路公司、集股自修鐵路的熱潮，從1903年開始，八年間便成立十六家商辦鐵路公司，其中川漢鐵路公司便是最早建立的。各省鐵路公司根據本省經濟狀況，采取不同方式籌劃招集公司股本，浙江省、江蘇省和廣東省等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主要采用公開招股、自由認購的方式，其他省份除公開招股外，普遍采用米捐、鹽捐等辦法，它們的共同宗旨便是“自保利權”和“收回利權”。四川人民自川漢鐵路公司成立后，不僅要反對西方列強搶奪路權，還要反對清政府對公司的控制。經過四川省人民爭取鐵路商辦的斗爭，川漢鐵路公司由官辦改成官紳合辦，進而完成商辦。此外，粵漢鐵路贖回自辦和江浙民眾反對“借款筑路”，對中國堅持自辦鐵路，產生巨大影響。

在面對民族存亡的時刻，中國人民奮起挽回路權，展開贖回路權、撤廢草約和拒絕借款的斗爭，一次次挫敗西方列強的活動。粵漢鐵路最初由湖廣總督張之洞攬歸官辦，后與美國合興公司訂立《粵漢鐵路借款續約》，同時來華工程師態度驕橫、強占地基、毆傷工人等，徹底激起三省人民的公憤，于是醞釀收回路權自辦。后因美國和比利時私自分段修筑粵漢鐵路，湘鄂粵三省開展“廢約運動”，要求收回粵漢鐵路自辦，這場“收回利權”的愛國運動席卷全國。此后浙江省、江蘇省兩省為保衛滬甬鐵路的權益而對英國先展開“廢約運動”，后進行“拒款斗爭”，這場拒款運動到1908年暫時停歇，但斗爭余波一直持續到清朝滅亡。1908年因張之洞欲借外債修建粵漢鐵路，導致湖北咨議局聯合教育會等組織，開展拒借路款的運動，湖北湖南兩省人民的抵制行動最終演變成廢約拒款斗爭，迫使清政府不敢貿然簽訂湖廣鐵路借款合同，最終清政府不得不批準湖北設立公司商辦粵漢、川漢鐵路。

思想

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隨著外國列強的入侵，在清政府腐敗和農民起義的情況下，我國涌現出帶有資產階級改良性質的新思想，并且逐漸廣泛傳播。在維新派的努力下，廣大人民群眾逐步接觸到資產階級思想，探索救亡圖存的道路，雖然維新變法失敗，但開啟了民智，使得關心國家大事，探索救國真理的人增多。隨著“新政”的推行，四川省成立資政院、咨議局等機構，使得君主立憲思想在四川廣泛傳播，從而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他們在發動保路運動、組建保路同志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同盟會成立后，通過《民報》宣傳“三民主義”，大力宣傳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前，同盟會在各地進行革命宣傳，尤其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的影響更大，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通過新建陸軍、會黨宣傳革命思想，領導各地的反清武裝斗爭，使得反清革命獨立富強的思想不斷深入人心。保路運動前，四川同盟會員通過參加會黨，從而取得會黨的合法身份和便利的工作條件，這也為后期領導保路同志軍起義奠定了基礎。

事件經過

鐵路“國有”

1911年（宣統三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皇族內閣”，次日便宣布實行“鐵路干線國有”政策，規定此前各省分公司集股商辦的鐵路干線，全部由國家收回。同時于5月18日，清政府任命滿族貴族端方擔任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要他去強行接收湖南、湖北、廣東、四川4省的商辦鐵路公司。5月20日，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與英法美德四國銀行團于北京正式簽訂《湖廣鐵路借款合同》。借款金額為六百萬英鎊，利息五厘，以兩湖厘金鹽稅收入作擔保，同時粵漢鐵路聘用英國總工程師，川漢鐵路聘用美德總工程師，此外四國銀行享有兩湖境內粵漢、川漢鐵路的修筑權，以及在鐵路延長時繼續借款修筑的優先權。清政府為換取西方列強的借款，假借“國有”的名義，欲將商辦的川漢、粵漢兩條重要的鐵路干線投入西方列強控制之下，但此舉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對。

湘粵鄂保路

鐵路“國有”政策頒布后，湘、鄂、粵三省掀起群眾性的保路斗爭。1911年5月14日，長沙市群眾一萬余人集會，主張鐵路完全商辦，并以鐵路公司、咨議局為陣地，要求巡撫楊文鼎奏請清政府收回命令，上奏遭到申斥后，湖南省的工人和群眾便展開罷市罷課、拒交捐稅的斗爭。同時湖北省咨議局召開數千人大會，反對鐵路“國有”政策，大聲疾呼“流血爭路，路亡流血；路存國存，存路救國”的主張。宜昌到萬縣的鐵路本已動工修筑，清政府迫令停工，筑路工人和商人隨即聚集起來展開抗爭。廣東鐵路公司股東召開萬人大會，反對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反對清政府強占粵漢鐵路，堅持商辦，提出“萬眾一心，保持商辦之局”的主張，并致電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表明“鐵路國有，失信天下，粵路已議決一致反對”的態度，市民拒絕使用官發紙幣，同時擠兌現銀，抗議清政府取消商辦鐵路。但兩廣總督張鳴岐采取高壓政策鎮壓保路斗爭，粵路股東們前往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保路會繼續斗爭。

文明保路

繼湖南省、湖北、廣東省三省群眾展開保路斗爭，四川保路運動也迅速興起，但態度比較溫和。5月11日，川漢鐵路公司主席董事彭芬同咨議局議長蒲殿俊等人商議后，決定于成都市召開股東臨時大會，主張清政府將商辦公司歷年的用款和開工費用等一律承認，同時償還六成現金，搭用四成股票，并將宜昌市所存七百余萬兩現金等款項，均有特別股東大會自行辦理。5月16日，川漢鐵路總公司致電郵傳部，要求清政府維持川漢鐵路商辦，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也電請內閣代奏暫緩接收川路，但遭到清政府申斥。6月1日，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等人致電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明示不許川省股東保本退款，宣布所有公司股票，一律更換為國家鐵路股票，這意味著政府不僅要收回鐵路，還要侵奪股東款項。于是在6月16日，川漢鐵路公司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成立全省保路同志會，采用激進手段進行斗爭。

破約保路

1911年6月17日，四川鐵路公司召開大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并宣布同志會設立總務、文、講演和交涉四部，推舉立憲派首領咨議局議長蒲殿俊任會長，副議長羅綸擔任副會長。四川保路同志會成立后，發表《保路同志會宣言書》《講演部啟事》《致各府廳州縣有司啟》等文告，宣言保路同志會外爭國權、內爭民主的宗旨，號召全川群眾“破約保路”，通電全國，痛斥清政府的賣國政策，并派人到全省各地進行廣泛宣傳，通知各州縣成立分會。大量群眾加入保路同志會，不到半月時間，入會者便達到數萬人。全省各地響應，四川省各地成立六十多個保路同志會，其中包括女子保路同志會、重慶保路同志會和各州、縣、街道保路同志會等。

四川保路同志會還分派代表奔赴北京請愿，以及前往湖南省、湖北和廣東省等省聯絡協力爭路之事。后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因同情保路同志會而被撤職，朝廷下令趙爾豐赴任四川總督制止保路運動，同時盛宣懷、托忒克·端方收買川漢鐵路公司駐宜昌市總理李稷勛，讓其同意將存放在宜昌的川漢鐵路未用租股現金轉交清政府使用，當川漢鐵路總公司致電宜昌董事局運動款項回川時，遭到李稷勛置之不理。8月5日，川漢鐵路公司股東特別大會召開，會議選舉顏楷、張瀾擔任股東大會正副會長。會議開幕當天，李稷勛轉來端方的恫嚇電報，將四川保路運動誣蔑為非法，嚴懲領導保路斗爭的士紳。8月7日，代表們獲悉端方的電報后，決定不受威脅，并擬寫電文請四川總督趙爾豐轉端方，抗議他干涉股東會正常活動，后決定辭退李稷勛。

罷市抗捐

1911年8月24日，川漢鐵路公司股東特別大會臨時會議和保路同志會的大會先后召開，決定立即罷市罷課抗議。消息傳開后，成都市全市的店鋪全部關門，學校宣布罷課，原本繁華熱鬧的成都變得冷冷清清。接著罷市浪潮迅速波及全省，各地保路協會、股東會發動罷市、罷課斗爭。9月1日，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決議不納糧稅并通告全省，公開向清政府挑戰，使罷市罷課斗爭轉變為廣泛的抗捐抗糧斗爭。新任署理四川省總督趙爾豐，面對四川的罷市罷課抗捐抗糧斗爭，擔憂強行鎮壓會激起更強烈的反抗，便急忙召見鐵路公司負責人、地方紳士及保路同志會代表，強令開市、開課，卻效果全無，但清政府一面派遣托忒克·端方帶兵入川查辦，一面下旨申斥趙爾豐。

隨著抗捐抗糧的展開，四川某些地方發生武裝沖突。彭縣經征局、中江縣巡警局與經征局、灌縣巡警局與厘金局及茶務學堂均遭到破壞，同時群眾斗爭的高漲也促使一些清軍和警察也同情爭路運動。9月5日，川漢鐵路公司再次召開特別股東大會，有人在會場散布傳單《川人自保商書》，這份由同盟會朱國琛、楊允公、劉長述所作的傳單猛烈抨擊清朝政府，名為商榷自保，實為宣傳四川省獨立。《川人自保商榷書》的出現，鼓舞了四川人民的反清意志，也為欲鎮壓保路運動的趙爾豐找到了借口。于是趙爾豐召集心腹商討對策，加緊調兵遣將，加強省城的布防，欲以軍事手段解決保路運動。

“七一五”血案

1911年9月7日（宣統三年七月十五日），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借口《川人自保商榷書》中隱含獨立，決定以暴力手段處理保路運動，于是謊稱清政府有好消息傳來需要磋商，便邀請保路同志會、咨議局、國鐵集團負責人蒲殿俊、羅綸、顏楷、張瀾、鄧孝可等人前往總督府商議辦法，而羅綸等人一到總督府便被逮捕。接著趙爾豐下令搜查鐵路公司，封閉保路同志會、鐵路學堂和股東招待所，查封《西顧報》《啟智畫報》等與保路有關的報刊。

趙爾豐誘捕羅綸、蒲殿俊等人的消息傳出后，成都市全城震動。于是數萬群眾奔赴總督衙門請愿，要求釋放蒲殿俊、羅綸等人，趙爾豐下令開槍射殺手無寸鐵的請愿者，當場打死30多人，隨后他又派出巡防軍與放馬隊禁止街上民眾行走，開槍亂擊，造成數百人傷亡。這場“七一五”血案（又稱“成都血案”）迅速激化了四川省的階級矛盾，使得四川保路運動轉入了武裝斗爭階段。次日，清政府飭令解散各地保路同志會。

武裝斗爭

“成都血案”爆發后，趙爾豐發布戒嚴令，緊閉城門，加強防范，同時封鎖郵電交通，防止消息蔓延，同盟會員龍鳴劍城而出，然后奔赴城南農事試驗場，與同盟會員朱國琛、曹篤等人在農場工人的協助下，制作數百木片，書寫“趙爾豐先捕蒲、羅，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二十一個字，制作成“水電報”，投入錦江，隨著江水流向下游，使得消息迅速傳遍四川省西南部。消息傳開后，各地保路同志會改為保路同志軍向成都市發起進攻，成都附近的同志軍首先起義，在同盟會員秦載賡等人率領下，抵達成都東門外牛市口街道，后攻城失敗，退至仁壽縣。在“成都血案”發生后一二日間，成都附近便云集十余州縣的同志軍，各路同志軍將成都包圍。盛宣懷、托忒克·端方奏請借用英國兵輪運兵入川作戰，于是清廷下令急調貴州省、云南省、湖南省等省份派兵入川。

9月12日，周鴻勛率領清巡防軍第八營邛州起義，成為四川同志軍的勁旅。9月26日，侯寶齋率南路同志軍自成都南郊回師，與周鴻勛會師于新津區，后同志軍打毀新津城外新建陸軍營房，奪取軍械。新津為成都市西南門戶，同志軍占據新津后，威脅成都，趙爾豐派遣部將進攻新津，由此雙方展開了新津保衛戰。最終于10月13日同志軍因糧草軍械缺乏放棄新津，向外州縣轉移，新津保衛戰雖然失敗，但抗擊和牽制四川省清軍主力。此外大相嶺阻擊戰也失敗了，同志軍圍攻成都十幾天，由于各路同志軍缺乏統一指揮，作戰經驗不足，武器裝備又不足，攻打成都不利后，轉而分兵攻略各大州縣，保路運動迅速發展成全省范圍內的武裝起義。

榮縣起義

當榮縣同志軍出發圍攻成都時，同盟會員吳玉章返回榮縣展開革命工作，在王天杰、龍鳴劍離開榮縣后，吳玉章承擔后方工作。王天杰回師榮縣時，榮縣知縣等官員已經逃走，于是吳玉章提出推翻清政府縣政權，宣布獨立。9月25日，王天杰、吳玉章等人宣布榮縣起義，成為辛亥革命時期同盟會員建立的第一個縣政權。

榮縣獨立后，王天杰派遣胡御階率領由挖煤工人和船夫組成的同志軍返回威遠縣宣布獨立，范華防率領千余人直取井研城，同時調集同志軍圍攻全川財稅重鎮自貢市。11月26日，吳玉章發動內江革命黨人和廣大群眾，接受團練局，宣布獨立，成立內江軍政府，吳玉章擔任行政部長，吳庶咸出任軍政部長。四川省各州縣紛紛效法，推翻當地政府，自行推舉官員，獨立浪潮席卷全川。

結果與影響

四川保路運動發展到大規模武裝起義，對全國的震動是巨大的。保路運動爆發后，清政府派遣端方統率二千余鄂軍入川作戰，欲一舉平定四川保路風潮，革命黨人趁機發動武裝起義，保路運動促進了武昌起義的爆發。雖然在辛亥革命時期，由四川保路運動發展起來的革命運動，沒有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任務，但這場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和革命戰爭對全國革命運動起到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而四川保路運動作為武昌起義的導火索，不僅因為清政府調集鄂軍入川作戰，使得武昌空虛，為革命黨人創造了有利條件，更因為在保路運動的鼓舞下，革命黨人重新振奮革命精神。

辛亥革命后，四川同盟會積極響應，同盟會員李紹伊響應同志軍起義，率部攻取大竹縣城，同盟會員曾省齋于1911年11月21日攻取廣安州城，并宣布成立大漢蜀北軍政府。次日，同盟會于重慶建立蜀軍政府，并且蜀軍政府成立的第二日，便發表對內、對外宣言，得到川東南各州縣的擁護，紛紛宣布接受蜀軍政府的領導。11月27日，趙爾豐發布《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宣稱將四川全省事務，暫時交給四川咨議局議長蒲殿俊，設法自救。當天便于成都市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由蒲殿俊出任都督，但不得干預軍事。12月10日成都兵變后，又重新組建以尹昌衡為都督的四川省軍政府，在辛亥革命時期，四川出現了蜀軍政府和成都軍政府對峙的局面。最終兩大軍政府合并，但1912年7月15日胡景伊擔任四川總督后，也宣布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失敗。

事件評價

孫中山曾經指出，如果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要推遲一年半載。

朱德曾作《辛亥革命雜詠》，稱贊保路運動，“群眾爭修鐵路權，志同道合會全川。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華革命先。”

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林伯渠在悼念張瀾時，曾對保路運動有過評價，認為張瀾先生是可敬的愛國主義者，他在1911年參加四川省人民反對滿清政府借外債修筑川漢鐵路的斗爭，這次斗爭是辛亥革命前夕爆發的最大的群眾運動，它反映了當時全國人民的愛國和民主的迫切要求。

后世紀念

保路運動紀念碑

四川保路運動紀念碑位于成都人民公園，全碑通高為31.86米，碑身高15米，四面嵌有“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10字陰刻碑文，字徑0.66米，為清末四川著名書法家趙熙、顏楷、吳之英、張學潮分別用四種書體寫成，代表清末四川書法藝術的高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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