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淵源(1894－1984) ，祖籍福建南安，生于印度尼西亞，為著名華人僑領、社會活動家、著名新聞工作者。一生從事新聞出版事業，支持印尼華裔柯全壽創立“養生院”，長期擔任印尼《新報》的社長，積極籌款支援祖國抗日。支持新中國，曾任華僑團結促進會和中華僑團總會（簡稱“中華僑總”）主席，對促進中印尼之間的邦交，以及加深當地華僑、華人和印尼人民之間的理解和友誼，做了大量很有意義的工作。晚年移居加拿大，仍不忘故土，骨灰安葬在北京。應摯友李光前、李成義父子一再要求撰寫印度尼西亞華僑史之請，撰有英文自傳稿“洪淵源自傳”。
人物簡介
洪淵源（1894－1984），1894年5月25日出生于萬隆市一個土生華人小商家庭，祖籍福建南安(早在他曾祖父時代，洪家就移居印尼的爪哇島了)，為印尼著名僑領、社會活動家、著名新聞工作者，亦為印尼“養生院”的重要創建者及支持者之一。他曾長期擔任印尼《新報》的社長，是“新報”集團（該集團堅持要消除土生華人和新客華人之間的隔閡，要加強團結，要華人形成一個整體，保留中國文化傳統。為了中國的獨立和富強，其成員表現了十分可貴的熱忱，這從他們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態度及支持，即可看出）的重要成員。
由于受家庭經濟條件和環境的限制，使洪淵源未能得到很多正規的學校教育。據他的自傳所述，他接受的啟蒙教育是“雜亂無章”的。7歲時，他進入一所私立馬來文學校，接著受學于華文私塾，囫圇吞棗地讀了點《三字經》和《論語》等儒家經典。大約在1905年前后，他成為萬隆中華會館學校最早的學生之一。小學畢業后第二年，即1909年，他進入南京暨南學堂繼續學業。后來成為著名僑領的李光前，當時正在該校讀初中三，他對這位年幼的洪淵源頗為關心，他們的友誼一直維持到晚年。
湖北武昌起義爆發后，南京暨南學堂關閉，他被迫回到印度尼西亞，開始獨立謀生。坎坷的生活道路，沒有使他頹喪，卻鍛煉了他的意志和毅力。此后，他一方面在尖美士、茂物等地從事教學工作；另一方面，他刻苦學習，終于成為一名能夠用印尼語、英語和荷蘭語寫作的出色的新聞工作者。他那不怕困難的堅強性格和克勤克儉的生活作風，體現了廣大海外華人在艱苦的環境中披荊斬棘的創業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
雖然是出生在印尼的華裔，但是，他十分熱愛自己的祖國，支持中國的獨立和富強，亦積極支持印尼民族獨立運動。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任雅加達“中華僑團總會”（簡稱“僑總”）主席。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中印尼兩國建立正常邦交及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以及為接待和保衛周恩來總理安全、圓滿地參加亞非會議，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作為一名著名的新聞工作者，他一生的許多事業和《新報》這一著名報業有著密切的關系。
晚年，他移居加拿大。其摯友李光前及其子李成義，曾一再希望洪老撰寫一部印度尼西亞華僑史，但是，受資料限制，他沒能這樣做。他憑記憶，不顧年邁體弱，以驚人的毅力，六易寒暑，寫下了自己的經歷，終于20世紀80年代初完成了《洪淵源自傳》。
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印度尼西亞的華人已開始辦報。20世紀50年代為華人報業全盛時期，那時全印尼的華文日報約有20家左右。其中，歷史較長而影響最大的，則莫過于《新報》了。
《新報》于1910年10月在雅加達（今雅加達）創辦，初為馬來文周刊，1911年改為日報，1921年2月又增辦華文版，至1960年初停辦。在《新報》擔任社長達32年之久的，是能熟練地用漢語、馬來語、英語和荷蘭語寫作的華僑老報人洪淵源先生。
隨著時間的流逝，過去的印度尼西亞華文報刊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1968年創刊的《印度尼西亞日報》，一半為印尼文，一半為華文，這算是目前印尼唯一的華文報紙了。盡管如此，早年華僑報界同仁的業跡，是不會被后人所遺忘的。
回國趣事
《新報》弘揚中華文化，反對強權和壓迫，具有濃厚的中華民族色彩，這與洪淵源的生活經歷有著密切的關系。
1894年5月25日，祖籍中國福建省南安縣的洪淵源出生在印尼爪哇島的萬隆市。父親洪松美，母親陳翠娘，夫妻兩人開了一家雜貨店，以此營生。青少年時期，洪淵源曾兩次回國，這期間遇到的兩件事情，令他終生難忘。
第一次是回國求學
洪松美夫婦所開的雜貨店，從自制果汁、可可豆、木薯干到荷蘭雪茄、法國香水、英國餅干，什么都賣，不過獲利甚微。那時一罐瑞士煉乳賣25仙（約10美分），賣掉一打煉乳，只能賺到10%的利潤和一個空木箱。盡管如此，但他們對子女的教育卻十分重視。
在不滿7歲的時候，洪淵源即被父母送到當地的一所馬來文學校讀書，繼而轉到一所華文私塾。在那里，他先后讀過《三字經》、《論語》，學習過荷蘭語、英語。1909年，在獲得雅加達中華學校頒發的小學畢業證書后，他被送回國內，在南京市的暨南學堂繼續求學。
暨南學堂，即今日暨南大學的前身，1906年創辦于南京，這是清朝政府為了爭取僑心、維系僑情而設立的一所新學校。校內設有高小、初中，畢業后，再升入法政、商業、陸軍等高等學堂。初期招收的學生，大多為印度尼西亞的華僑子弟。在暨南學堂，洪淵源被編在初中班，他讀過植物學、動物界、古代史、《左傳》等課程，并自學了初等代數，英文版的《現代歐洲》等。由于刻苦努力，他進步很快。然而還未到畢業，辛亥革命就爆發了。1911年底，暨南學堂停辦。這樣，洪淵源便乘火車到了上海市，他在那里想繼續尋找讀書的機會。
那時的上海，似乎白人才是中國人敬畏的主人，而中國人卻象被征服的殖民地的人民。那時，中國人還留著辮子，白人都嘲笑它是“豬尾巴”。一些窮苦的市民做錯了一點事，外國警察往往把他們的辮子系在一起加以侮辱。有一天，天氣格外好，洪淵源便和幾位朋友出去玩，他們沿著黃浦江步行，來到英國租界的一個公園時，看見大門的黃銅牌上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據洪淵源記述，他們徑直進了公園，看門的印度人表示歡迎他們，也沒有人阻擋他們在公園里到處走，看來他們一定是被當作外國人了。盡管這個公園位于英租界，但是，中國人因此產生的憤怒，決不會僅僅是對著英國人的。
在中國的土地上，卻沒有中國人的地位，這塊銅牌深深地刺傷了洪淵源的自尊心。在上海，由于錢花光了，洪淵源不便久留，于是他乘上法國郵船，取道香港特別行政區、西貢區，返回印度尼西亞。
第二次回國，是陪友人旅行
回到印尼后，洪淵源在尖美士鎮以及茂物等地的中華學校教書。1918年初夏，茂物中華會館副主席李明福先生要到上海市洽談生意，由于他身體不好，邀人作陪，于是洪淵源便有了第二次故國之行。
洪淵源陪同李先生從印尼乘船，經新加坡先到香港。他們住在頭等艙內，與一位英國的上尉軍醫交上了朋友，彼此海闊天空地閑聊，混得很熟。船開到香港時，李明福先生由于突發心臟病，死在船上。無奈，洪淵源只得留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處理李先生的后事。在香港的殯儀館里，他又見到了那位英國上尉軍醫。
當洪淵源來到殯儀館時，大門開著一條縫，從門縫中，他看到了可怕的情景。一個白人軍官正拿著一根長鞭子向左右抽打著站在門邊的中國人，連婦女也不能幸免。鞭子的揮舞聲夾雜著男男女女的慘叫聲，令人毛骨悚然。而這個白人軍官，便是洪淵源在船上認識的那位軍醫。
洪淵源的祖父、父親以及他本人都是出生在印度尼西亞的華僑，祖國這個觀念對他們來說，已經漸漸淡漠了，然而這兩次故國之行，卻在他的腦海里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為什么外國人在上海灘掛起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為什么白人軍醫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用鞭子像打牲口那樣抽打自己的同胞？這是因為中國貧窮落后。一個民族要振興，首先要振興精神。從此，洪淵源立志辦報，要用自己手中的筆去喚醒民眾。
工作歷程
洪淵源最初與《新報》發生關系，是他在茂物中華會館工作時，為了打發日子，為該報翻譯一些文章。1920年初，他離開茂物到萬隆，任萬隆中華會館的副秘書。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常從雅加達到萬隆商討業務的 《新報》社長朱茂山先生。朱茂山也是一位出生在印度尼西亞的華僑，他受荷蘭語教育，但主要靠自學成才，能熟練地運用英文、華文和馬來文。這位曾作為《新報》記者在中國工作過的報人對洪淵源十分賞識。 1921年初，他聘請洪淵源到《新報》工作。
洪淵源在《新報》先任編輯。一年后，即被提拔為副總編輯，繼而任副社長。1925年底，朱茂山先生病逝后，30歲剛出頭的洪淵源便在股東特別會議上被任命為社長。
在海外辦報，除了人才之外，資金往往關系到報紙的生死存亡。那時候，印尼的經濟在急劇衰退，由于人們的購買力減弱，商品供過于求。店主抱怨銷售額減少，旅館老板叫嚷沒有客人。一位旅客剛下火車，他帶的四件行李馬上被四輛出租汽車分別裝上了車，可見競爭的激烈。報界亦如此。《新報》既有馬來文版，又有華文版，由于訂戶銳減，加之客商沒有更多的錢刊登廣告，因而財政發生了很大困難。為了擺脫困境，洪淵源一方面改進版面，增加有關中國的新聞報道和評論國際事務的譯文以及漫畫、可讀性強的文章，來吸引更多的讀者，另一方面以身作則，減薪節流。
《新報》的股東會議決定，社長的月薪為1000盾，但洪淵源就任社長后，開始每月只領取500盾。股東會議多次決定給洪淵源加薪，可他都堅持說，只有增加了全體員工的薪金，才能增加自己的薪金。所以，直至1942年1月日軍南侵時，洪淵源在擔任社長的16年中，月薪從未超過650盾。
洪淵源嚴以律己，但他對部屬的生活卻異常關心。《新報》規定，凡在報社工作五年以上的員工，其薪金均可免稅。1925年洪淵源任社長后，第二年即決定，每年都給報社員工提高薪金，而不用他們提出要求。報社還提倡團結互助精神，雇員的親屬如有人病逝，社長及其他同仁就會捐款幫助他支付喪葬費，如果遇到結婚等喜慶的事情，也會得到一份大家贈送的厚禮。此外，30年代中期，《新報》還實行老年福利計劃，即報社每年從獲得的純利中按一定比例提出一筆儲備金，員工退休時，只要已在報社工作滿五年，即可獲得一筆養老金。如果員工工作不滿五年就去世，則將他應得的錢給他的遺產繼承人，但因嚴重過失而被解職的員工，則不能獲得這筆儲備金。
正是由于洪淵源這種有效的管理方法，才使得《新報》員工團結、奮發，度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
文化革新
《新報》的革新
辦報是為了給別人看的，要爭取眾多的讀者，不能靠投機取巧，必須在報紙的內容和報社的設備上下一番苦功夫。
《新報》的革新，最初是從內容上著手的，即每天至少發表一篇社論或重要文章。為了達到這個要求，洪淵源除了要求副總編輯每周寫3至4篇有關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重點文章外，他自己每周至少寫兩篇有關國際事務的文章。每天發表一篇社論，這是過去印尼的任何一家報紙都沒有這樣做過的。
此外，《新報》在印尼的報界中還創造了四個第一。
為了適應不同層次讀者的需要，洪淵源聘請了一位自學成才的青年畫家，這位青年畫家根據編輯部的意圖，每周畫出兩組名叫“浮夸人”的連環漫畫。“浮夸人”講的是一位裝腔作勢的年輕人及其母親、兩個弟弟和一群笨蛋的滑稽故事，許多人一打開報紙看到它，就會開懷大笑，因而大受歡迎。在長達15年里，洪淵源經常幫助那位青年構思漫畫。在報上發表自己繪制的連環漫畫，在印度尼西亞的報界中，《新報》是第一家。
早在1920年的印尼博覽會上，就已經有鑄排機展出了，但由于費用高昂，無人問津。1926年，《新報》的財政好轉后，為了提高效率和減少排字工人的勞動強度，洪淵源即派人買入了一臺鑄排機。《新報》是印尼第一家使用鑄排機的日報。
《新報》自創刊以來，一直使用舊式的平版機印刷。用這種機器印刷報紙太慢，致使許多讀者不能及時看到報紙。洪淵源決定買入半輪轉機來代替舊式的平版機。在印尼，荷蘭文日報已使用這種新式機器多年，但在華文和印尼文報紙中，《新報》卻是頭一家。
現代報紙不僅信息量大，而且刊登大量圖片，講求圖文并茂。為了改變《新報》在設備方面的落后狀況，洪淵源沒有花高薪從荷蘭請技術行家，而是自己學習制版技術，從倫敦進口制版的全套設備和化學藥品，并在當地培養技術人才，建立了制版車間。此后，《新報》兩種文版的報紙都能及時刊登新聞圖片，星期六還出版畫刊附頁，并能制作彩色印版。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新報》是印度尼西亞唯一擁有自己制版車間的華文報紙。
文化斗爭
1925年，洪淵源仗義執言，與地方法院打過兩場官司。
20年代，世界上一些地方流傳“黃禍論”，認為中國人是一股禍水。顯然，這是西歐殖民主義者制造出來的一種謬論。《新報》總編輯郭恒節先生前往柏林辦事的時候，寫了一篇題為“白禍”的文章，批駁“黃禍論”，指出白種人在世界上搞殖民主義，他們奴役和掠奪紅種人、黑種人、黃種人，才是真正的禍水。洪淵源把這篇文章登在《新報》上，地方法院指責他違反新聞法，要判處他10個月的監禁。
另外，1925年間，由于雅加達不斷發現瘋狗，地方當局頒布了一項法令，規定如果警察在室外發現沒有嘴套的狗，可以就地射殺。一天早晨，一名荷蘭人警察發現道旁有一只沒有帶嘴套的狗，他向狗開槍時沒有命中，卻把一名印度尼西亞小販打死了，而這名警察只被監禁兩個月了事。洪淵源在報上刊登了這條消息并發表評論，認為警察本不該在顧客聚集的地方開槍，并進而指出，兩個月的監禁太輕了，假如那位警察是印尼人，而被打死的是荷蘭人，那么被告會受到同樣的處罰嗎？這篇評論也被認為觸犯了新聞法，地方法院判處洪淵源9個月的監禁。
洪淵源沒有屈服地方法院的壓力，他聘請律師據理力爭，最后印尼高級法院不得不判他無罪。
印尼曾是荷蘭的殖民地，因而在報刊上常常見到“荷屬東印度”和“支那”這樣帶侮辱性的字眼。《新報》不隨波逐流，首先使用“印度尼西亞”代替“荷屬東印度”，用“中華”代替“支那”，在南洋一帶產生很大的反響。《新報》始終站在印尼人民一邊，為反對荷蘭的殖民統治做了許多宣傳工作。
一天下午，一位名叫蘇普拉特曼的印尼青年來到了洪淵源的辦公室，他把由他作詞作曲的《大印度尼西亞》給洪淵源看，并用小提琴演奏曲子，輕聲地把歌曲唱了一遍。1928年11月10日，洪淵源以突出的篇幅，把這首歌曲刊登在《新報》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由于《大印度尼西亞》表達了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心聲，所以印尼獨立后，便把這首歌定為國歌。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后，海外的華僑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1938年10月10日，來自南洋45個商埠的160多位代表聚會新加坡，發起成立了以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為主席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洪淵源作為印尼華僑的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回印尼之后，洪淵源積極開展募捐活動，支持祖國的抗日斗爭。抗戰期間，印尼華僑匯寄中國的捐款達400多萬盾，其中將近一半是由《新報》募集的。為此，1942年5月，日本憲兵逮捕了洪淵源，把他關押了三年半之久。
1945年秋，當洪淵源從雅加達以西的西冷監獄獲釋回到首都的家中時，大量的藏書、名畫早已不翼而飛。特別令他惋惜的是，放在保險箱里的一塊三英寸高的緬甸寶石也不見了。1910年中國東北發生鼠疫，馬來西亞的華人醫生伍連德先生因消滅鼠疫有功，慈禧把這塊價值連城的寶石賞賜給了他。（按：伍連德轉贈寶石給洪淵源，在洪淵源自傳中有記述，不過和慈禧太后死于1908年有出入，疑為著者記述之誤）1937年，伍連德返回馬來西亞行醫后，又把這塊寶石轉送給了洪淵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洪淵源不僅參加《新報》的復刊工作，而且還擔任椰城中華僑團總會主席等職。1955年4月27日，亞非會議閉幕后，當周恩來總理從萬隆返回雅加達時，椰城中華僑團總會舉行盛大的集會歡迎周總理和他率領的中國代表團，代表華僑致詞的就是洪淵源。
1959年，洪淵源退休，從而結束了他擔任《新報》社長（按：1925年，洪淵源接替病逝的朱茂山，擔任社長）長達34年的生涯。但是，他沒有安享晚年清福。除了擔任了“養生院”主席職務之外，他同時又應《新報》邀任該報董事會主席。1960－1965年間，他還擔任由《新報》脫胎而出的《忠誠報》社社長。在經歷了1965年“九。三0事件”后的“可怕歲月”，他面臨再次被捕（按：1951年8月，在蘇基曼內閣為迎合美國、爭取美援而實施的對國內民主人士的大逮捕中，洪淵源曾被捕過，后以無罪釋放）的危險，這位已達七十高齡的老人被迫于1968年12月4日離開印尼，乘飛機經香港、日本到達加拿大的溫哥華和多倫多（在此之前，其大兒子洪天籟，已于1967年移居加拿大的多倫多）。從此，才結束了他經歷的可怕的歲月，過著和平寧靜的生活。不過，他并不適應那里的生活。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洪淵源花費6年的時間，打壞了兩部手提式打字機，用英文于1980年或1981年初完成了一部長達數十萬言的長篇回憶錄，這就是1989年由梁英明先生（印尼歸僑居，北京大學教授）翻譯、中國華僑出版公司出版的《洪淵源自傳》。1984年，洪淵源病逝于加拿大的多倫多，享年90歲。據其長子洪天籟在《回憶我的父親》的記述，他“心始終在中國”，“生前唯一的愿望，是將他的骨灰存放在中國”。1985年，在北京舉行了洪淵源骨灰安葬儀式。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