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宗萬（1924.5～2004.8），男，江都區人，中國中醫科學院資深研究員。大學學歷，畢業于中國藥科大學。曾任生藥室主任、研究員、碩士生導師，北京中醫藥大學名譽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藥學會理事兼藥學史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等。英語可熟練閱讀及寫作，多次赴日本、伊朗、馬耳他、菲律賓等國家進行學術交流或考察。培養碩士研究生5名、師帶徒1名。謝宗萬，生藥學家和本草學家。他長期致力于中藥復雜品種的研究，將本草學、植物分類學與生藥學有機地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了獨特的學術風格；他潛心于中藥品種理論的研究，創立了10個新論點，豐富和發展了中藥理論內容。
人物經歷
謝宗萬，字衍千，1924年5月15日出生于江蘇省泰州小紀鎮（現改隸江都區）。他的中學時代，正值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動蕩不安的生活中，斷斷續續地上完了高中課程。他除在學校學習外，寒暑假跟隨舅父學習古文，讀完了四書、《古文觀止》《左傳》及部分唐詩，為后來在工作中運用古漢語打下了牢固的基礎。1944年，高中畢業后，他輟學在家，一面自學，一面當家庭教師，以解決生活問題。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在江蘇省揚州中學當了一年職員。
1946年，謝宗萬考入中國藥科大學，選讀生藥專業，在耿以禮教授的指導下學習植物分類學。在畢業分配之際，他將兩年間采到的標本，全部獻給了學校。他雖然對生藥學感興趣，但對所學生藥都是外國藥（如顛茄、毛地黃、美遠志、歐龍膽、波希鼠、李皮等）甚為憾事。在校期間，由于得到生藥專家管光地、徐國鈞、趙守訓等老師的教導，他在生藥學理論知識和科研方法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50—1955年，謝宗萬在山東醫學院任教期間，曾多次帶學生到泰山區、嶗山區采集藥用植物標本，并對濟南市一年一度的藥市進行中藥品種調查。當時曾搞清了聞名山東省的白首烏是蘿藦科植物鵝絨藤屬 bungei Decne，紫花地丁有堇菜科的Vioka yedoensis Makino、豆科的Guekdenstaedtia mukti-fkora Bunge、罌粟科的Corydakis bungeana Turcz等多個復雜品種。他在山東工作時，還與劉德儀等合編《藥用植物及生藥學》，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為支援當時沈陽醫學院藥科（現沈陽藥科大學）的生藥教學，謝宗萬曾在1954年被借調到該校任教半年。
1955年，全國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謝宗萬被調回南京市，任華東藥學院（現中國藥科大學）講師，同年11月，全國第一個中國中醫科學院在北京成立，謝宗萬被調到北京，從此在中國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從事生藥學研究，當時，中國老一輩的生藥學家和本草學的奠基人趙黃教授就在生藥研究室任研究員，并不時地為室內年輕的科研人員講授本草學。
謝宗萬本來就對本草學感興趣，又得到趙教授的親自教誨，因而更加深入地鉆研本草學。1982年，謝宗萬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委員（1981—1987年），中國藥學會第16、17屆理事會理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進步獎評審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第二屆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醫藥行業評審委員會委員，衛生部藥典委員會委員，衛生部藥品審評委員會委員，中國藥學會藥學史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藥學會藥學史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本草》編委會副總編兼品種考證專業編委會主任委員，《中國中藥雜志》《中國藥學雜志》《中西醫結合雜志》等六種雜志及《中國藥學年鑒》編委會編委，《中國中醫藥年鑒》編委會顧問，光明中藥函授學院顧問、編委。
致力于復雜的中藥品種的研究 ，謝宗萬一貫擁護黨的中醫政策，熱愛祖國醫藥學事業。他把繼承、發揚、整理、提高的精神貫徹在生藥學研究工作中。使生藥學研究既符合中國國情，又突出中醫藥特色，并解決實際問題，從而為臨床、科研、教學和生產服務，這是他多年來堅持對復雜的中藥材品種研究以澄清中藥業存在的嚴重品種混亂的問題。在實際工作中，他既重視中醫藥理論的指導作用，又重視調查采集鑒定研究，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繼承與發揚相結合，特別著重把傳統的本草學與現代植物分類學和生藥學三者有機地緊密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他通過具體分析，在復雜的異物同名中藥中，考證出中國歷代傳統藥物的正品中藥，區別出地區習用品和其他錯用混用品，從而提出澄清混亂品種的意見和鑒別真偽的方法。《中藥材品種論述》一書即為其代表作。該書上冊載文100篇，約40萬字，1964年，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集中論述中藥材復雜（混亂）品種的專著，于1978年榮獲全國醫藥衛生科學大會科研成果獎。該書1985年又經他補充修訂，1990年，以嶄新的面貌重新出版（82萬字），中冊載文50篇（40萬字），1984年出版發行（第二版1992年修訂出版，80萬字）。
研究方向
謝宗萬不但重視實地調查和解決中藥混亂品種問題，他還十分關注中藥品種的理論研究。只有加強各個領域里的理論研究，才有可能較好地解決本領域的實踐問題，而傳統中藥學的理論，從來都是以藥性理論為核心，至于中藥品種方面是否有理論，前人未有論述。謝宗萬認為，中藥品種繁多，是中醫藥偉大寶庫的物質基礎，應該在研究中藥品種發展歷史的基礎上，在現代應用中藥的實踐中，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來補充和發展中藥理論，從而進一步指導實踐，解決有關復雜品種的問題。
他在總結歷代本草沿襲、變遷與發展的基礎上，比較深入地探討了中藥品種在不同歷史時期，長期延續或迅遭淘汰以及發生變遷的發展規律，從而創立了“藥材品種延續論”與“藥材品種變異論”這兩個有關藥材品種的新論點。其后，又陸續提出藥材“新興品種”優選論；藥材基原（品種）的單一性與有限多原論；解決中藥品種“異物同名”問題的關鍵在于“統一藥名”論；優良品種遺傳基因是形成“道地藥材”的內在因素論；解決偽劣、混亂品種問題的根本措施在于發展“道地藥材”論；品種相近、性效相近論；品種雖同，在一定條件影響下性效可變論；研究中藥品種，立足該國，放眼世界論等論點，為中藥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
《中藥品種理論研究》，1991年由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版。1992年2月12日，該項成果通過了技術鑒定。與會專家一致認為，謝宗萬首次提出的十個全新論點，全面地分析討論了中藥品種諸多問題的復雜性、形成的歷史原因及有關的規律性，并上升成為系統理論，是中醫藥學理論研究中的一項重要突破，對于中藥復雜品種的整理研究、中藥新品種、新資源的開發、道地藥材的發展、藥名的統一等均有重要指導意義。因此，可以說謝宗萬是中藥品種理論的創始人。
謝宗萬不但重視古人的經驗，也重視現代中藥師傅的經驗，特別是關于貴重藥材真偽、優劣的鑒別經驗。他主張從中汲取其精華，并從科學的角度給以總結提高。謝宗萬在中藥原植物定名方面也有他自己的獨到見解。他主張植物的命名應在國際命名法規許可的范圍內適當考慮 結合生產與醫療實際。但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他認為白蘇與紫蘇、川谷與薏苡、東北大活與白芷的學名都應有所區別，不宜過分強調所謂大種概念，應實事求是，該細分的就得細分，不宜統得過死。他堅決反對把歷來公認的兩個不同藥物的原植物用同一個學名來表示。種以下的單位適當應用是合宜的。
他在1989年《中藥材》雜志中發表的《多原性藥材取名的原則與方法議》一文，為統一藥材名稱和解決“異物同名”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建議。謝宗萬和所內其他同志一起合作編寫的一部大型的《全國中草藥名鑒》收藥1萬種以上，分《同物異名集》與《異物同名集》兩大部分，1991年底脫稿，全稿約600萬字，已交出版社出版。
貢獻
在70年代，由全國九省二市協作編寫的《全國中草藥匯編》上、下二冊（400余萬字）和《全國中草藥匯編彩色圖譜》（收彩圖1152幅）即由謝宗萬擔任主編。這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建國以來出版的第一部中草藥巨著，于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時獲科研成果集體獎。另外，由他本人擔任的“50種中藥材復雜品種的研究”，于1987年獲中國中醫科學院科研成果一等獎；由謝宗萬作為主要研究人員參加的“中藥秦皮藥材學的研究”，1989年，獲中醫藥管理局科技進步獎三等獎，“七五”攻關項目“常用中藥的品種整理與質量研究——茵陳蒿”，1991年獲中醫藥管理局科技進步獎二等獎，他又主編了Medicinal Plants in China（英文）一書，1989年由世界衛生組織出版，行銷世界60多個國家。此外，他還擔任過大型著作《中藥志》和《原色中國本草圖鑒》的編委，為該書的編審做了一定的工作。培養和造就新一代中藥科研人才，1978年，謝宗萬承擔了首批研究生的指導工作。他將自己多年來科研的寶貴經驗全部傾注于研究生的培養中。對于自己的學生，他首先通過直接交談與間接了解，對于他們的興趣、特長等做到胸中有數，以便因人施教，揚長避短。在研究課題的選擇時，他從不以個人的意志強加于學生，而是啟發學生的主動思維能力。他提倡學生要深入第一線調查研究，獲得第一手資料。在研究工作的每一步驟，從文獻收集、開題報告、實驗記錄至論文脫稿，他都嚴格把關。對學生的論文，他也是逐字推敲，認真修改。正是由于他教學有方，在他指導下完成的論文中，無論是秦皮、辛夷的生藥學研究，還是《本草品匯精要》《本草原始》的本草學研究，都有新的發現和創新，達到了較高的學術水平。他所指導的學生已迅速成長，成為科研、教學骨干。有的已成為國家、部級重點課題的負責人，并分別獲得過國家中醫藥科技進步獎及青年藥學工作者優秀論文等多種獎勵。這一切，都凝聚著謝宗萬的心血。
外部鏈接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