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紅袍（拉丁學名：Armeniaca mume var. rubriflora）：字面詮釋是大紅色的衣袍。一般用于紅色植物的比喻和代稱，最著名的是茶葉大紅袍，產于福建武夷巖，是茶中品質最優異者。另外有與大紅袍同名的豆科“扁皂角樹”；余杭區等地的主栽柑橘品種；京劇傳統劇目；甘肅省東鄉族自治縣名牌花椒；霹靂布袋戲虛擬人物等。
基本簡介
傳聞中 正“大紅袍”母樹。
“大紅袍”自古是萬茶之尊，是巖茶的代名詞。但因為歷史久遠，戰亂頻仍，文獻流失，“大紅袍”的身世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樣，仍然停留在民間說法和神話傳奇的層面，成了一個千古之謎，招引著人們去苦苦探尋和考證。
筆者花費大量的時間，查閱了許多相關的歷史文獻，采訪了多位權威茶人，掌握了第一手資料，按圖索驥地把點滴的歷史碎片加以精心拼接，對各種民間說法和神話傳說予以一一求證和排除，終于得以基本還原出“大紅袍”的本來面目，以飧世人。
四種大紅袍傳說誰對誰錯——
“狀元報恩說”最合情理
在對于“大紅袍”傳說的眾說紛紜中，幾種影響較大的說法歸納起來無非“狀元報恩說”、“皇后治病說”、“縣丞祭茶說”、“猴子采摘說”、“縣長命名說”等幾個腳本。
腳本一：“皇后治病說”
“皇后治病說”純屬無稽之談。歷史上離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市，依當時的信息和交通條件，從皇后“突然得病”，到找到“大紅袍”治好病，起碼要花費幾個月時間，遠水解不了近渴，這個說法顯然不符合一般的邏輯。
腳本二：“縣丞祭茶說”
“縣丞祭茶說”也十分牽強。武夷山市雖然自古有祭茶的習俗，但縣丞作為七品小官穿大紅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嚴格的著裝禮制。
腳本三：“猴子采茶說”
“大紅袍”雖然生長在巖壁上，但不至于高不可攀，早在3000多年前，武夷山的山民們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幾百米高的懸崖上，何況那區區的幾十米巖壁。無疑，“猴子采茶說”嚴重藐視了武夷山人的智慧。
腳本四：“狀元報恩說”
這是幾個腳本中最令人信服的，說的是明初舉子趕考途經武夷山，中暑昏厥路邊，被天心寺僧人所救，以茶入藥為其治療。舉子病愈后高中狀元，回天心寺報恩，方丈說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而是茶葉，囑其以紅袍披蓋茶樹，以表謝恩。“大紅袍”故事從此不脛而走。靖難之變后，朱棣為追殺朱允炆，派胡遍訪寺院宮觀，胡瀠到武夷山時入駐天心寺，愛喝茶的胡瀠聽了“大紅袍”的故事，便請旨敕封，封天心寺為天心永樂禪寺，并正式冊封天心寺茶為“大紅袍”。
印證理由一：紅袍含義
大紅袍，顧名思義就是紅色的袍服。在中國服飾的發展史上，衣著大紅色的袍服主要見于明朝。明朝洪武時期確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在公服穿著上，明朝廷明確規定“一至四品著緋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綠袍。”其中“緋”就是指大紅色。因此，明以后紅袍漸漸成為清廉高官的代名詞。
可見，“大紅袍”是明代清官的指代。可以推測：“大紅袍”茶出現于明代，并與當時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的聯系。
這一推測與“狀元報恩說”比較接近。
印證理由二：存世時間
“縣長命名說”中有“大紅袍，民國三十二年，吳石仙題”的摩崖石刻，因此有人推測“大紅袍”得名于1943年，但在成書于1921年的《蔣叔南游記》（蔣希召著）第一集《武夷山游記》中寫道：“如大紅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游亦十數兩耳。”可見，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市便有“大紅袍”茶了。
清代道光，著名學者鄭光祖撰寫的百科全書《一斑祿·雜述》（1839年）卷四里說：“……若閩地產‘紅袍’建旗，五十年來盛行于世”。“建”，即指建寧府（武夷山當時隸屬建寧府）；
“旗”，指的是茶（古代新采茶芽狀似旗、槍，古人常以“旗”、“槍”指代茶葉），按照“五十年來盛行于世”推算，“大紅袍”在清初就已經名揚天下了。這段文字的發現填補了清朝“大紅袍”文字記載的空白，把“大紅袍”有據可考的歷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
印證理由三：史料考究
近年來，隨著“大紅袍祖庭”——天心永樂禪寺佛教文化和寺院歷史的深入挖掘，為“狀元報恩說”、“大紅袍”始于明代增添了諸多佐證。1991年，天心永樂禪寺大雄寶殿重建時，工地挖出兩個明代的圣旨碑、一對石龍和三尊石雕佛像。從中可以斷定天心永樂禪寺受明代朝廷敕封。《明史·胡瀠傳》記載朱棣廣泛“頒御制諸書”敕封寺院宮觀，受封的寺院宮觀大都冠以“永樂”字號。
上文也記載了胡瀠“十七年（公元1419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在佛教古籍《瑞巖實錄·詩偈》（清釋元賢著）中更有胡源潔的《夜宿天心》詩：
云浮山際掩禪院，月涌天心透客居。
幽徑不寒林影下，紅袍味里夜可無？
這首詩描述了作者胡瀠夜宿天心寺，徹夜品飲“大紅袍”的情形。可見在當時，尚在明初的時候，天心寺的茶就已經冠上了“大紅袍”之名。這些事實與“狀元報恩說”幾乎吻合。
印證理由四：圣旨敕封
圣旨是古代最高規格的文書，頒發給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圣旨碑，一般是作為門坊等建筑的構件，或單獨立在顯眼的地方，告訴人們這里曾經受過皇帝的敕封或嘉獎。但天心永樂禪寺為什么有兩個幾乎一樣的圣旨碑呢？另一個是否是“狀元報恩說”所指的朝廷對“大紅袍”的敕封呢？
據天心永樂禪寺住持澤道法師說，“狀元報恩說”原記載于《天心寺志》，后來寺志失傳于民國戰火，便由天心永樂禪寺僧人口頭代代相傳下來。“狀元報恩說”和其他版本的傳說相比，更具有歷史性、文化性、邏輯性、書面性，可見其確實出自正規的文獻，而且口頭相傳的時間跨度不會太長。因為故事情節、時間、人物、事件與以上考證的史實相符，并無走樣。綜合“狀元報恩說”和上述考證結果，“大紅袍”是否受過敕封便不得而知了。
至此，上百年來眾說紛紜的“大紅袍”的身世終于真相大白。
大紅袍母樹的真假之爭
現存“大紅袍母樹”不一定是真母樹
隨著“大紅袍”知名度的不斷提高，母樹“大紅袍”的真假之爭也愈演愈烈。“大紅袍”的指代，實際上經過了從某樅茶樹（狀元紅袍所披蓋的茶樹）的名稱——某品種茶樹（武夷山四大名樅之一“大紅袍”）的名稱——某類別（巖茶）茶葉的總稱的轉變。所以，在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場合，“大紅袍”所指代的含義也就不同。如果不知道這個道理，就容易產生混淆，產生真假之爭。
說法一：
根據《武夷山的茶與風景》（陳舜年等著，吳覺農作序）一書《上篇·茶》明確記載了大紅袍有正副之分。“寺僧因游人任意采摘，不肯以真品示人”之句可以這么解讀：為了保護“正大紅袍”茶樹，僧人故意在“副大紅袍”茶樹附近刻上“大紅袍”三字，以轉移游人的視線。因為“副大紅袍”長在較高的地方，游人不易采摘。僧人這樣刻意地“掉包”，實屬無奈之舉。但此舉既可以保護“正大紅袍”茶樹，無意中也大大提高了“副大紅袍”茶樹的名氣，延續了“大紅袍”的品種和品牌。
說法二：
關于“正大紅袍”的說法和年近百歲、解放前就著手研究巖茶的茶業泰斗張天福老人所說的如出一轍。他和筆者回憶說：原來的“大紅袍”茶樹在距離現在“大紅袍”不遠的地方，就在一個大巖壁下的路邊，樹樅有將近一米，上面有水滴從數丈高的巖壁上滴下，終年不干，正好滴在茶樹上，茶葉非常茂盛，可是在50年代就死了。
說法三：
民間有一種說法，說的是人們把“正大紅袍”改稱為“大紅梅”，以混淆是非，起到更好的保護作用。據1951年擔任“大紅袍花椒”母樹所在地天心村土地改革小組組長，已經80高齡的傅志美老人的回憶，確有其事。他說：1951年土改時“大紅袍”仍為天心寺所有。但因為其歷史悠久，名氣太大，具有很高的保護價值，如果繼續由僧人管理，怕力度不夠。后來縣里專門為此開了協調會，決定把“大紅袍”茶山劃歸農場管理。在“大紅袍”附近還有一樅大茶樹叫做“大紅梅”，后來不知道什么時候枯死了。
說法四：
另外，《中國名茶志·福建卷》的巖茶文章中記載：現今九龍窠之“大紅袍”，據林馥泉一九四一年調查認為系名叢“奇丹”之誤。并得寺僧信任，看到了一株真本“大紅袍”在九龍窠的巖腳下，樹根終年有水從巖壁涓涓流下，樹干滿生苔蘚植物，樹及衰老。曾作記載：樹高135厘米，主干八根……
以上不管哪種說法所提到的真“大紅袍母樹”，其實都不是現存的“大紅袍母樹”。但作為武夷茶四大名樅之一，“大紅袍”實際上是茶葉品種的名稱，也稱為“奇丹”。《蔣叔南游記》第一集《武夷山游記》中寫道：“如大紅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游亦十數兩耳。”可見，“大紅袍母樹”并非只長在一處。當代茶人吳覺農、林馥泉等人也提到武夷山北斗巖、馬頭巖等地也有“大紅袍”的品種茶。所以，現存的“母樹大紅袍”雖然不一定是最初傳說中的“大紅袍”，但可以肯定的是：現存的“大紅袍”茶樹是原生態的“母樹大紅袍”之一。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