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鑒》是明代醫家杜文（字汝和，號理所）所撰寫的醫學著作，共二卷。該書成書于明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卷一主要是總論，首先論述了寒熱溫平四賦，隨后論藥二百四十四種，包括用藥分根梢、解藥毒法、用藥之法、引經藥性、十八反藥性、十九畏藥性、五郁主病、六氣主病、病機賦、脈病機要、運氣訣要、論升麻(原變種)北柴胡等二十三個專條。卷二則以歌訣形式闡述了藥物氣味、陰陽、升降、歸經、炮制、功能、配伍及臨床應用，主要關注藥物的效能與應用闡發。現存明萬歷二十六年刻本，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鉛印本。《藥鑒》論藥簡要易誦，對藥物配伍頗多闡發，對后世醫家有重要影響。
作品簡介
1.對藥性理論的發揮 縱覽古今本草文獻，藥性理論很少單獨成書，其內容主要集中于本草著作中，是本草學研究的重要方面。本書較全面地總結了藥性理論研究，既有對前人的繼承亦有自己的心得發揮。關于“寒熱溫平四賦”。據《中藥藥性論》考證，古代本草文獻出現過12種提法，《藥鑒》的提法為“寒熱溫平四賦”，如此提法還見于《珍珠囊補遺藥性賦》《本草擇要綱目》《本草便讀》《本草經解》，其中只有李杲的《珍珠囊補遺藥性賦》成書比《藥鑒》早，且杜氏在文中明確指出“寒熱溫平四賦，增補東垣未盡之意。”可見對李東垣“四氣”理論的繼承與發展。關于“用藥分根梢”，運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取類法相”，來說明“根梢各治，尤勿混淆”。其源自張元素用藥心法中的“藥用根梢身法”，體現了“天人合一”的中醫思想，使用藥更趨合理。關于“解藥毒法”，書中詳細論述了服附子、大黃、麻黃中毒后的表現及處理對策，是對古代醫家的寶貴臨床經驗的總結。關于“藥性陰陽論”，其以《黃帝內經》陰陽學說為基礎來闡釋藥物的陰陽屬性，并指導臨床用藥。關于“引經報使”，易水派創始人張元素，首創“引經報使”之說，并列舉了十二經引經報使藥。其弟子李杲在其基礎上作“東垣報使”歌謠。杜氏關于“引經藥性”的論述與“東垣報使”歌謠極為相似。杜氏肯定張元素的“引經報使”，并將其實踐于自己的臨床。關于“十八反”，有學者指出，《藥鑒》的十八反歌訣是從《寶慶本草折衷》演變而來的。只是《藥鑒》歌訣中又多出了紫參、烏喙、蜜臘、蔥根、云母、石決明。關于“十九畏”。有學者等對中藥十九畏進行古今文獻考證指出，“十九畏”之說最早見于明代劉純的《醫經小學》(1388年)，其一開始就是以歌訣的形式存在。并指出，“十九畏”只是“十九畏歌訣”的簡稱，“十九畏歌訣”不是依據前代對“相畏”藥物的記載編成的，而可能是劉純個人經驗的反映。杜氏《藥鑒》將“十九畏”總結為“十九畏藥性”，并略去了與炮制相關的最后兩句。關于“孕婦禁忌藥性”，杜氏所載錄的孕婦服藥禁歌，并非作者首創，李杲的《珍珠囊補遺藥性賦》亦見。關于“六陳”，“六陳”字樣，據一些學者考證，最早出現在《新修本草》狼毒條下。關于六陳歌訣，大致總結有四個版本，所含六藥除枳實枳殼及陳皮橘皮或有異外，其余均為麻黃、茱萸、半夏、狼毒。《藥鑒》與其他六陳歌訣對比，指出了六陳并非無限制儲存，“隔年陳”，“麻黃三載始堪行”，“大黃不過三年力不全”。可見《藥鑒》對六陳藥性做了進一步的補充說明。
2.對藥物性效的詮釋 杜氏關于137味中藥分述中，有學者總結為：首先詳解藥物的氣(寒熱溫平)、味(辛甘淡苦酸咸)、性(升降浮沉)、能(宣通補瀉)，突出各自的藥性特點，再本于陰陽、表里、氣血、歸經、君臣佐使之法，指導臨床用藥。杜氏對藥物性效的詮釋注重與中醫基礎理論相結合，例如“半夏”條下“半夏性熱味辛，所以燥濕也，辛益金，金克木，以救脾土”。此外，杜氏非常重視藥物的炮制，在“黃連”條下“蓋黃連得姜汁制，則和其寒而性輕折，以引至熱處，而使之馴化，正經所謂熱因寒用是也；欲上頭目口瘡之類，酒炒為佳；欲瀉肝膽之火，豬膽蒸之為妙，取其入下部而瀉之也；欲解痘瘡之毒，桔梗、麻黃炒之，取其達表而解之也。實火同樸硝，陰虛火旺用醋，痰火用姜汁，伏火用鹽湯，米傷食瀉者，壁土炒之，赤眼暴發者，人乳浸之”，如此多元化的炮制方法，非常值得我們現在臨床探討。
3.對藥物配伍的總結 杜氏對藥性理論的精研，使其臨床用藥見解獨到，尤其體現在藥物配伍應用方面，初步統計《藥鑒》一書中出現的藥物配伍共有約230處，非常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在“論升麻(原變種)、北柴胡、檳榔、木香四味同用功效”時指出：“升麻、柴胡，自能升清氣而上行，檳榔、木香，自能逐濁氣而下降，能使直腸脫垂舉而后重除，自可同劑而成功矣。”說明久泄、脫肛者，當升清氣之藥與降濁氣之藥配伍使用。在“當歸”條下，言：“再入芍藥、木香少許，則生肝血以養心血。”杜氏通過生肝血以達到補心血的目的，體現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即五行學說“虛則補其母”的治療原則。杜氏藥物配伍中很多是根據藥物歸經來選擇的。例如，“當歸”條下，“同諸血藥入以薏苡、牛膝，而治血不榮筋”；“升麻(原變種)”條下“與蔥白同用，則能引之以散手陽明之風邪；與石膏同用，則能引之以止足陽明之頭痛”等等。
4.對臨床審病治病的指導 《藥鑒》雖以藥言書名，但除歸納本草的藥性、功能、配伍外，亦將前代醫家經驗結合自己臨床實踐歸納予以闡釋。序言:“首察病原，以補東垣之缺；次辨藥力，以佐張仲景之偏；論證則有標本及經絡，申性則有陰陽以及反畏；至運氣方脈，糜不精研，而常用藥味，又次第序之，以便檢閱。”可見杜氏不僅精于對藥物的研究，而且重視醫道，強調治療疾病，當識病、識方、識藥。杜氏重視《黃帝內經》五運六氣學說，闡釋了“五郁主病”、“六氣主病”及“運氣訣要”，指出：“百病根源，運氣為先。”承仲景之說，而作“脈病機要”，且歸納總結“病機賦”及“病癥標本論”。關于遣方用藥，杜氏肯定東垣之說，歸納總結出“取方之法”、“論各經補瀉及專主瀉火之藥”及“用藥之法”，這些既是杜氏寶貴的臨床經驗，更值得我們學習與發揚。
序言
或謂持鑒以索貌者，不能得其理，而按方以索病者，亦不能神其變通，甚矣，方書之不可盡信也。嗟夫，方亦何負于人哉。唯藥不嘗試，方不經驗，漫立局以幸中者之過也。乃是編也者，首察病原，以補東垣之缺，次辨藥力，以佐張仲景之偏；論證則由標本以及經絡，審性則由陰陽以及反畏；至運氣方脈，靡不精研，而常用藥味，又次第序之，以便檢閱，誠古今之明鑒也。考古尋方之士，得是書而存之，則療病不必指掌，審藥不必大觀，無素問而達生，無叔和而知脈，他如心法如辨疑，諸家方術，悉注腳耳，當令隨叩隨應隨效，而斯人之不病于夭札者，信有賴也。若目為群書而弁髦焉，是舍鑒而求之妍也，有是哉。
《藥鑒》成書于1598年，為明代名醫杜文所著。杜氏崇尚東垣學說，注意本草研究，辨證用藥精要。所著《藥鑒》一書，既選錄前人治病經驗，又總結自己用藥心得，內容較為豐富，對臨床有一定指導意義。
杜氏在《藥鑒》中指出：“根梢各治，切勿混淆。生苗向上者為根，氣脈上行。入土垂下者為梢，氣脈下行。中截為身，氣脈中守。”將藥物的四時生長特點與辨證用藥相結合，從而確立最佳用藥部位。上焦病者用根，中焦病者用身，下焦病者用梢，根升梢降中守不移，符合中醫“比類取象”理論，使用藥更趨合理。
杜氏認為藥物“熟則升，生則降”。以芩、連、知、柏為例，治療頭面及手指皮膚病患時，要略用酒炒，能借酒力使藥氣上升。而治咽以下胸以上病患時，要略用酒浸。治臍以下病患時則生用。認為藥之生熟得當，能切中要害，充分發揮藥物功效。如附子、麻黃加工熟制后，毒副作用得以消除，正其身而去其劣，使藥到病除而又無后患。
古代醫藥文獻中，早期的“毒藥”通常是藥物的總稱。后世醫藥著作中所稱的“毒”則是指一定毒性和副作用的藥物。“毒藥”用之不當，可導致中毒。杜氏曰：“服附子后，身目紅者，乃附毒之過，急用蘿卜搗汁一大碗，入黃連、甘草各五錢，犀角(現禁用，可用其他藥物代替)二錢，煎至八分飲之，其毒即解。如解之遲，必然血從七孔中出，決死何待。”將古代附子中毒的癥狀、因果關系、解毒藥物及使用方法，盡述其中。對大黃、麻黃服用后所產生的毒副作用，也有分析介紹。這是古代醫家的寶貴經驗。
升降學說是中醫獨特的理論，不管是研究中藥藥理學，還是探討中醫病理，掌握升降學說的要領，對指導臨床制方與用藥有很好的實際意義。杜氏在《論升麻柴胡木香檳榔四味同用功效》中曰：“病在上膈，法當用木香、檳榔以降之；病在下膈，法當用升麻(原變種)、北柴胡以提之。然或泄瀉直腸脫垂后重，疼不可忍，是乃氣下陷也，法當舉之以升麻、柴胡，和之以木香，攻之以檳榔。”認為升麻、柴胡、木香、檳榔四味同用，對久泄脫肛患者，須于升陽舉陷中佐入少量清泄導滯之品。升清氣以上行，逐濁氣而下降，能使脫肛舉而后重除。人體升清降濁功能失常所產生的病證相當廣泛，杜氏在臨床上將上述四藥有機地結合運用，以治療升降失常病證，見解獨到。杜氏豐富的用藥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作者
杜文燮，朝代：明，年份：公元1368-1644年。宛城（今安徽宣城）人。
參考資料 >